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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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蒙昧的启蒙者到感悟的探索者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有了“物质武器”。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然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既不同于十月革命胜利前的俄国，也不同于当时发达的欧洲国家，在中国这种资本主义发展还很微弱，遭受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里，如何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一）启蒙者的蒙昧

陈独秀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就认为输入马克思主义是为了革命的需要，否则就是“把学说弄成了装饰品”，因此，他大声疾呼：我们生在这解放的时代，大家只有努力在实际的解放运动上做功夫，不要多在名词上说空话。由此可见，陈独秀从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就比较注重应用那种可贵的唯物主义态度和求实精神。

1922年，陈独秀在党的一大开幕式的讲话中也说：“青年人研究马克思，要防止脱离现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特别是在党的三大前后，陈独秀发表文章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处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下而不能发展。因此，当前最急需的是进行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国民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的这些观点，对于帮助党员提高认识，克服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倾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然而，作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启蒙者的陈独秀，尽管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并且提出了“国民革命”这一概念，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国革命的最初理论成果。但由于对中国国情缺乏深刻的了解和认识，脱离了工人农民的斗争实践，导致他不能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符合中国革命的正确战略策略，以致在大革命时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二）探索者的感悟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时起，就聚集了一批真正的求真务实的马克思主义者。积极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思考、实践着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在党成立的初期,在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探索者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瞿秋白。

瞿秋白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一贯主张并积极倡导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代表人物。瞿秋白1920～1923年间就赴苏俄系统地了解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俄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1925年4月他在《列宁主义概说》这篇文章中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正确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结合本国实践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启示。

在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中，思维最清晰、旗帜最鲜明的就是。

1925年，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的革命理论，科学地分析了当前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的社会状况，撰写了《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在文中明确地指出，在当前的时代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实现自己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的企图，是完全行不通的。他在比较了过去的革命和当时革命的不同历史背景后认为，两种革命的性质完全不同”，现时的中国革命不同于以前的了，现在革命的前途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也是在这个时候，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马克思主义巨著。文中他依据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的基本原理，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及其对待革命的态度作了全面系统而又深人细致的科学分析。

在这篇文章中，自始至终贯穿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从中国的社会实际出发，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原有的结论出发。为了准确地描绘出这种局面，不仅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乃至各个不同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作了阶级分析，而且用运动的、发展变化的观念分析了各阶级对待革命的不同态度，从而，明确阐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领导者、同盟军以及如何对待中产阶级等一系列政策和策略，为中国新民主义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于农民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重大问题，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所担负的核心任务。为此，撰写了《中国农民问题》和《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两篇重要文章，答复了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种种责难，他认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农民的实际地位决定的。的结论是：“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

这些探索与研究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为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石。这一时期关于中国革命的思想既是新民主主义革亨理论发展的逻辑起点，也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的逻辑观点。

二、跨越教条主义

（一）教条主义的樊篱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到了最艰苦的年代，革命形势转入低潮，然而中国革命的客观基础依然是深厚的，中国仍然需要进行一场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中国革命进入到了中国共产党独自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八七”会议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南昌、秋收、广州等起义，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然而，这时以瞿秋白为主要负责人的中共中央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地认为党应当汇合各种暴动发展成为总暴动，出现了“左”倾盲动的情绪。

这些错误的判断，不仅违背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分类的实际，而且也违背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的历史实际，均表明了瞿秋白在理论上并未搞清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至社会主义革命如何转变的问题，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与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联系与区别问题。正是这种指导思想上的错误，直接影响了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战略策略思想。瞿秋白作为继陈独秀之后的党的主要领导人，虽然有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但由于缺乏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认识工具，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进行系统的观察和研究，从而对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认识不够，以致犯了“左”倾盲动的错误。

（二）自由王国的跨越

为了解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这一从未触及过的重大科学问题，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智慧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樊篱和障碍，向着自由王国的彼岸跨越。

秋收起义后，于1927年率领党领导下的第一支工农武装向井冈山进军，不但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时总结井冈山的经验教训，在理论上把这一实践概括为“工农武装割据"。并于1928年1O月发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名论文。回答了当时革命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共产党能不能在农村站住脚。文章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斗争形势及主客观条件，指出小块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文章从理论高度提出以农村为中心，要求党把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从而标志着不同于“城市中心论”的新的战略思想——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

事实证明，提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论，就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情况出发的勇于创新的产物。鲜明地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口号，表明以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自觉地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体现着一种深邃的理论思维的觉醒。

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这一系列哲学思想的提出，不仅有力地抵制了流行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错误倾向，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焕发了人们理论思维方面的创造力，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更加明确地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总之，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既是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刻反思的必然结论，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质属性深刻认识的思想结晶。在他的理论思维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了两个方面的科学含义：一个方面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既要使马克思主义“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又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来实现。另一个方面是“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也就是“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就是要把中国革命中的丰富的实际经验升华为理论，充实、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三、从理想的迷茫到回归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党的幼年时期，遭受到了教条主义的严重阻碍，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知达到成熟的根本标志。然而，实践的道路是不平坦的，认知的深化也是曲折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开始之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经过再次的迷茫后，才又走上了胜利的坦途。

（一）理想的迷茫

随着中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个崭新的历史课题，那就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确实是一个崭新的历史课题。在当时看来，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向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显著特征是：单一的公有制形式，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苏联的这种社会主义模式，有利于集中和调动全国的经济政治力量，特别适应苏联当时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需要，为反法西斯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正是在这种体制下，苏联用短短十多年时间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用了50年甚至上百年时间才走完的路程。正因为此，提出“以俄为师”。

根据的提议，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其理论和实践应该说是充满了正确与错误的矛盾。这种严重失误表现在发动“”运动和大办上面。

“”运动正是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精神的产物。力主的“"，其初衷是想以超常规的方法发展经济实力，用各种战争经验处理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如在经济建设中忽视甚至排斥经济规律，过分相信人的因素，过分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经济建设时期忽视法律手段，热衷于依靠群众去运动，用发动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种经验主义的最终结果必然导致不顾客观条件的主观主义。

而力主的“化”，则是要用超常规的方式对生产关系进行变革，想通过人为地提高所有制公有化的程度，使中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正是这种理想主义的迷茫导致实际生活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泛滥，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的破坏。这种脱离国情、超越阶段、盲目的体制变动，大大妨碍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禁锢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力。

综观晚年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陷入困境，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归根结底是他在理论上存在着两个误区：一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阶级斗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的历史阶段相联系。而在社会主义时期扩大对阶级斗争的错误估量，最终酿成了“”十年动乱的灾难。

二是在某些方面把空想社会主义当做科学社会主义。试图寻找一条更快的发展道路，却每每陷入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空想之中；他试图马上消灭贫富差别，却不得不搁浅在“共同贫穷”的大漠之中；他试图通过一次次的政治运动来推动社会的大进步，结果却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念之中。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风雨历程，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到，的探索，不论其成功，还是失误，都代表着一个时代中华民族的思想水平，都是那个时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历史命运的真实写照。它留下的是一份值得我们继续探索和思考的从中可以吸取深刻经验和借鉴的思想财富。

（二）理性的回归

是最早在党内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而恰恰又是他本人在晚年探索中的失误，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来了又一次危机，使全党全国全社会深深陷于一种新的教条主义的樊篱之中，思想僵化，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猖獗，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了绝境。正是在这种危难时刻，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个伟大的身影，那就是邓小平。是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重新拉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而且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历史性飞跃。

在邓小平看来，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首先就要实事求是，反对本本主义。为了冲破“两个凡是”这种新教条主义的束缚，为思想正本清源，为全国人民冲破迷信、摆脱僵化、解放思想扫清障碍，为中国社会找出光明的出路，邓小平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大无畏精神，率先向“两个凡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旗帜鲜明地支持和指导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重新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知发生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逻辑起点。在此次会议主报告中，邓小平阐发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观点，那就是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坚持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为此，他极力呼吁全党来一次思想大解放，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推向前进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奠定了更加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伟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

在世纪之交的重要时期，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征途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知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但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且突出地提到要同时代的特征相结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他在解释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时说：“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光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趋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

进人21世纪，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要求中国共产党能够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保障国家的安全和稳定；要求中国共产党融会一切文化的优秀成果，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崭新的文明。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2l世纪的变迁和挑战，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知达到一个新高度的重要标志。2003年7月1日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创造性地运用它们分析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实际，为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更好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基础上，在借鉴国外发展经验与适应新时展要求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战略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新一代领导人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善于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地结合起来。也只有这样，才能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天地，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知上的重大突破。我们坚信，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知上已经有了八十多年的思想积淀，在今后的认知征途上，必将不断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