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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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是近年来理论界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国内许多专家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文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历史进程、理论成果、基本经验、基本规律等问题进行简要综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综述

近年来国内许多专家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发表了大量论文，出版了许多专著。在这些专家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对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的归纳梳理，并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简要综述。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内涵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和核心。这个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理论界研究和关注的焦点。虽然学术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结合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依据是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论新阶段》及1943年《中共中央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虽然不同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要“结合”的对象理解不尽相同，但都可视为是“结合论”。如，陈家付教授认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相结合。

第二，过程论。它是在“结合论”基础上提出的，是结合论的引申，从相结合的过程、结果的角度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实际与马克思主义双向互动的过程。如雍涛教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对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关系的总体性概念，它包含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和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双向过程[1]，而且是一个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只要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只要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没有完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就没有完结[2]。

第三，三化论。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新鲜化的角度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问题。如张远新教授认为，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括为三层意思：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二是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三是把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其依据是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阐述。还有的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新鲜化。

第四，实质论。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认为“结合论”没有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所以提出了“实质论”。他们从实质上来定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袁辉初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和中国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化的有机统一[3]。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问题，笔者更倾向于过程论的观点。因为200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联合下发的《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级学科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基本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学科”，这说明权威部门已经认同过程论这一观点。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及提出问题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丁俊平教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在中国的开创与不断发展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近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内在要求，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客观需要[4]。张琳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欧洲民族土壤里滋生和发展起来的科学理论，之所以为近代以后的中国所接受和实现中国化，首先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本质要求，这奠定了“中国化”的逻辑前提；中国当时的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迫切需要一种崭新的理论武器，这是“中国化”的历史契机；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真理，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进步要素具有价值契合和学理上的相似性，使“中国化”获得了文化根据；通过俄国马克思主义这一中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很快得到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乃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5]。

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问题，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先提出的。但也有部分学者从其他角度进行分析来驳斥这一观点。如郭建宁教授认为，艾思奇在1938年4月写的《哲学现状和任务》中，从哲学的角度首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在艾思奇的影响下才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并给其赋予了新的内涵[6]。程中原认为，据《党的文献》可知，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组织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不过他的用语是“马列主义中国化。”[7]

综合以上观点，笔者更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是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来的，它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观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问题，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的提出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问题的研究。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问题的研究，学术界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认为把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力量和领导力量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科学性和客观性[8]；第二种观点认为，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上，在《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因此，应把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第三种观点认为井岗山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9]，应把井岗山道路的开辟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第四种观点认为“八七”会议拉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序幕，应把“八七”会议的召开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10]。

综合以上观点，笔者认为，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所以应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阶段问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见解。如，张焕金教授是根据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来划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石仲泉教授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程可以概括为三个历史时期。即：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中国的成立阶段、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历史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会以来的历史阶段[12]。还有的学者从理论形态理论创新的角度，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分为两大基本阶段：中国特色民主主义（即新民主主义）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现代社会主义）阶段[11]。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的研究。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基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有部分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进行了论述。

包心鉴教授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宝贵经验，也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强大动力和根本保证。

汪信砚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大致包括：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实际，坚持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竭动力；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成果，把世界性、时代性的内容与民族性的形式有机的结合起来，形成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条件；始终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坚持以实现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根本宗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保证[12]。

张焕金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贯主题；坚定信念，不丢“老祖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酝酿原则；立足国情，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条件；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特征；代表绝大多数群众利益，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本色[13]。

五、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的研究。

目前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的研究不同的学者选择的角度不同，有的学者从思想的形成来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有的学者结合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两大理论成果的形成过程来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有的学者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个历史进程的研究来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性，有的学者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有的学者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中探索其规律性。如汪信砚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规律是隐含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中的一个论题，因为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也就可以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规律。还有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进行了系统的概括：如，梅荣政概括出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十大规律性问题[14]。

目前，关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性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该项研究还未完全达成共识，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几条规律？哪些是基本规律，至今尚无统一的结论。

六、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不懈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丰富和发展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取得了极为宝贵的理论成果。对这些理论成果，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表述。

如，有的研究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三大理论成果，并以领袖人物名字或主要理论观点命名。如，王良虎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先后产生了三大理论成果，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个观点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前被学术界和理论界普遍认可。有的研究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了四次重大飞跃，产生了四大理论成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还有的研究者从中国社会的主要性质和需要解决的历史任务角度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括为两大理论成果。即中国特色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民主主义理论即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

虽然以上提法不同，但其具体内容均是党的四代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都是指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我比较认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分为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表述，我认为这一表述的概括性、包容性、科学性较强，较为准确。

七、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

除了以上问题的研究，一些研究者还对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的其他问题进行了研究，如有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国化问题进行了研究；有的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走向问题进行了研究；还有些研究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同时，还着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论贡献进行研究。

综上所述，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可谓欣欣向荣，成绩突出。但通过查看文献，我发现有些文献还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一是概念混淆的问题。有的作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混为一淡，有的作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混为一淡；二是目前谈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多，而研究如何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少，研究把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什么具体实际结合的更少。三是对比性文章少，孤立论述国内或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多，将中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相对比的少。

参考文献：

[1]雍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J].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5）：35-37.

[2]雍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J].思想研究，2000,（6）：97-101.

[3]袁辉初。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2）：124-129.

[4]丁俊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J].理论视野，2003,（6）：28-30.

[5]张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分析[J].理论学刊，2002,（4）：8-11.

[6]郭建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析[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7，（8）：5-11.

[7]荣又伟。党的领导人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述评[J].理论学习，2008,（10）：19-20.

[8]涂小雨，起点成果逻辑整合[J].社会主义研究，2008，（2）：14-17.

[9]陈胜华，王可珍。井岗山道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学术交流，2006,（9）：28-31.

[10]林华悌“。八七”会议拉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序幕———纪念八七会议召开80周年[J].党史文苑（学术版），2007,（3）：20-21.

[11]李恒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当代进程[J].岭南学刊，2008,（6）：16-23.

[12]汪信砚。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述评[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3）：81-90.

[13]张焕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与经验启示[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6）：50-54.

[14]梅荣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基本问题[J].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5）：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