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理性与交往实践观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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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理性与交往实践观概述

(一)交往合理性是交往行为理论的理论旨趣

交往行为理论是当代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构建的社会批判理论,它是在普遍语用学和理想话语环境的前提性建构下,在“生活世界”实现毫无强制、毫无压力的“谅解”和“一致”,以改善或避免“生活世界”殖民化,实现交往的合理性。这种交往合理性的提出,其目的是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社会结构理论(这里的社会结构是指整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其它各种社会关系),并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在批判的同时提出建构性的“处方”,哈贝马斯试图用劳动和相互关系代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用系统和生活世界代替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哈贝马斯认为由启蒙带来的理性在完成科技进步的使命后,逐步侵入私人空间,使人越来越机械化、程序化,理性已成为控制和操纵人的工具理性。但他没有像后现代主义哲学家那样对理性进行无情的消解,而是在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的视域内,在交往范式的基础上,构筑以交往理性为旨趣的交往行为理论。

(二)交往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科学的存在之思。因而,面对全球性发展的总趋势,交往实践问题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当代视域的主题。

所谓马克思主义当代视域,既指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由一系列理论、原则和意识指向构成的独特的世界观,也指这一世界观在当代的发展。就前者而言,其内容十分广博,正如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一书中所指出的:“马克思在对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基础上对后工业社会某些特征的‘惊人的预测’;在批判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基础上对‘否定性辩证法’的弘扬,在对异化社会批判的基础上进而对属人世界的阐述;对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和‘全球化’的分析;对于整个历史、思维辩证法的揭示;对于人类自由王国之旅的操劳过度等等。但是,贯穿这一切的核心观念,不是别的,正是交往实践观”。

马克思从一开始就认为交往是一个总体性概念,是一个系统,其中包含物质交往、精神交往和语言交往三个层次。物质交往,不仅指经济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商贸等活动,而且包括战争、迁徙和外交等,是含义广泛的实践概念。其实质就是集全部社会物质生活含义在内的交往实践,是多极主体间的物质交换过程,是通过改造共同的中介客体而进行的“互换其活动”的过程。交往实践是精神交往、语言交往的基础、“底板”。在当代价值取向多元化、利益分配多样化的现实社会,将马克思理论中的交往实践融合进和谐社会的构建,成为现实需求。

(三)交往行为理论与交往实践观的差异

与哈贝马斯仅从事“话语转型”、“话语思维革命”不同,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首先是改造、变革现存社会的武器。话语革命不过是实践改造历史活动的一部分。在这里,二者的目标和着眼点大相径庭。在后现代哲学认为是其“话语异化”、“逻辑中心主义”统治的地方,马克思看到的是交往社会中人与物的异化。前者最后要建立“交往合理性”,认为这是对话的条件;后者要达到的是交往合理的社会。前者的理论基础是普遍语用学,是批判的解释学,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不过是语用学的派生物;后者则是在改造社会、变革历史的实践中实现交往。前者仅追求的是思维方式上的交往合理,不顾及社会中人与人实际的生存交往;而交往实践观却关注当下,注视现实中人的生存及生产中的交往意义。

马克思对交往实践的性质和功能作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形成了交往实践观。马克思首先认为,交往实践具有客观性、社会交往性、系统性、反身性、历史性等等。交往实践观的方法论功能在于:它是促使世界普遍联系,生产力得以传播、保存、积累与发展的基本条件,是使历史成为世界历史、全球一体化的基本动力,交往实践构成历史发展的基本内容。异化社会即“以物的崇拜为主导的普遍交换社会”是交往实践的异化,而扬弃异化、回归属人性是重构结构合理的交往实践。共产主义就是这种交往形式的产物。马克思晚年进一步指出:由于世界交往结构的不平衡性及其相互影响,全球实现这一理想目标的过程是多元的。可见,马克思通过交往实践观建立了宏大社会历史视域,超越了现代资产阶级的“实证主义眼光”而直达当代。

交往理论在当代的历史汇合

在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立场上审视哈贝马斯对社会结构的“重构”,可以发现,这种重构消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为诊治“病理性”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开的“处方”,而将现实社会中主体的失落、人的物化简单归结到“理想的话语环境”的缺失上,这种重构只能是幻想。但可以肯定的是,哈贝马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做了有益的尝试,他强化了交往在社会理论中的作用,深化了批判理论的广度和深度,从语言学维度丰富了马克思的交往思想。只有既强调工具理性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也重视交往所蕴含的时代特性,才能实现人自身的全面解放。

(一)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在当前求同存异的背景下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更佳途径。哈贝马斯对西方社会面临的社会困惑没有指出可行的出路和可采用的措施,而将其推向理想的、只存在于言语中的“生活世界”。将社会中主体的失落、人的物化等简单归结到交往的“理想的话语环境”的缺失上,将对传统理性的分裂和现代性的缺失维系在人与人之间无拘无束的对话以达到“谅解”和一致,这对于西方社会中人的科学技术的异化是杯水车薪,这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回避和改良。

可以肯定的是,哈贝马斯在批判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方面所采取的新视角,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实际交往和沟通,这一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不从深层挖掘孕育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矛盾的原因,而停留在交往的合理性层面上,说明哈贝马斯将社会问题表面化、乌托邦化。

(二)将马克思实践学说深入到交往层面

以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为参照,在现代哲学语境下,寻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现代西方哲学的内在贯通点,加强两者之间的对话,有助于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哈贝马斯对现代西方社会交往困境的深刻洞见和理性分析,为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功能,提供了极具启发意义的思想材料。他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研究中,提出理论的不足,尤其加强“生活世界”的交往理论在其实践交往中的份量,这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在各方面都有较大变化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对研究和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将西方哲学的精华融进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题中之义。

(三)关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条件的考察

“重建”式研究策略是哈贝马斯从历史哲学到交往理论转向的关键。正如他所说的,“重建意味着把一个理论分开,然后在某种新的形式中,再将其整合在一起,以便更充分地实现它为自己确定的目标。”哈贝马斯提出的所谓“重建”,体现了他对眼前社会的所谓“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等不合理现象的忧虑,但这种“重建”,实质是补充而已。就像哈贝马斯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所谓的重构既不是复原,也不是复兴,而是“对有生命力的理论的一种正常态度”。在这里明显体现了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继承和创新。

第一,哈贝马斯坚持理性主义,既承认存在绝对的真理,也承认历史的线性进步,这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继承。他从现代语境出发,从语言学维度对马克思的社会规范理论作了深化,在以普遍语用学为基础的交往中寻求合理性,这是在语言学转向下理性与历史的有机结合,也是哈贝马斯对马克思强调实践的创新性运用。

第二,哈贝马斯继承了马克思的社会本位思想,关注人的生存状况及现实社会的合理性,始终将人已经在其中的社会境域的变化作为其关注的焦点。为普世大众谋求更为合理的生存空间,是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出发点。其交往理论的提出就是在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下,结合历史变化而在语言学维度搭建人的安身立命之地。

第三,哈贝马斯继承了马克思理论的批判性。他沿革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但他已不像马克思那样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否定性批判,而是由经济的批判转入文化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试图从制度的批判转入元批判。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转向体现了在现代语境下由异化、物化的批判深入到文化批判,深化了批判理论的广度和深度。

内容摘要: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继承了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理性主义的特点,寻求社会的评价尺度和客观标准;沿革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本位思想,关注人的生存条件,将人始终放在交往理论的核心,考察的是马克思笔下的“现实的个人”;继承了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尤其是在现代语境下对人的异化的批判转向了文化批判,这是对马克思批判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在求同存异的现代,研究交往理性的现代意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交往行为理论交往理性交往实践观

面对全球一体化,面对不同的利益主体,各阶层、各主体间加强交往是当下的必然选择;同时,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发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国学者必须解决的时代课题。在哲学范式转化之际,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行为理论在上述两个方面提供了有利的视角。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M].人民出版社,1995

2.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M].重庆出版社,1994

3.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重庆出版社,1989

4.郑召利.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5.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商务印书馆,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