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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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分析论文

一、邓小平法律思想

邓小平法律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1.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的确立。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围绕有法可依的问题,邓小平指出,立法“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在立法的步骤上,邓小平认为,“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

2.“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两手抓”思想的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而搞好经济建设必然需要法制的保障,对此邓小平总结出“两手抓”的思想。1986年1月17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对法制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作用,邓小平是高瞻远瞩的,他认为,“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不但对外开放政策肯定要失败,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也肯定要失败。有了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就可以沿着正确的方向走。”对待死刑问题,他坚决主张,“死刑不能废除,有些罪犯就是要判处死刑。”

3.“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原则的确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告诫全党,“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对于违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以后他又多次指出,党一定要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为落实这一原则,他特别提出要着力解决多年来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他指出,“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这一原则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义建设的逐步深入,其内涵和外延不断得到了拓展。

4.“一国两制”构想的法律化。“一国两制”是和平解决香港、台湾和澳门问题的最佳政策,在“一国两制”构想法律化的过程中,邓小平的思想始终起着方向性和指导性的作用。1987年在会见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邓小平就指出,“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够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在基本法的制定上,他明确主张,基本法不宜太细,要从实际出发来制定基本法,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不能完全西化,照搬西方的一套。1990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一国两制”的构想第一次被法律化。

二、法律思想

1.依法治国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确立。1996年2月在中共中央举办的法制讲座上首次提出要“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3月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规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治国方针;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把依法治国确定为治国的基本方略,并把“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改成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报告中还对“依法治国”的内涵作了一个准确的概括;1999年宪法修订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明确写进了宪法。依法治国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确立,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尤其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从此迈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2.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德法并举思想的提出。2001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于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他作了准确的阐述,“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德法并举思想的提出,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式,丰富了治国方略的内涵。

3.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二者相统一思想的形成。1989年9月在答记者问时指出,“我们绝不能以党代政,也绝不能以党代法……我想我们一定要遵循法治的方针。”以后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法律,也要领导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所有的党组织、党员尤其是负责干部的言行,都不得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在要求党组织和党员遵守法律的同时,也认为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他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到,“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正如他在1998年2月党的十五届二中全会上所强调的,“坚持党的领导同坚持依法治国是完全一致的”。

4.依法治军方针的确立。1991年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的贯彻依法治军的方针。”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把依法治军作为军队建设的指导方针提出来。1997年通过的《国防法》正式把依法治军的方针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1999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解放军代表团会议上,对如何坚持依法治军的方针,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他要求,全军同志“更加自觉地贯彻依法治军的方针,把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纳入法制的轨道,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他认为,“依法治军,必须坚决维护军事法律法规和条令条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还指出,“搞好依法治军,首先要提高全军各级领导干部依法办事的能力。”

三、法律思想

1.人本法律观的确立。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一经提出,迅速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以它为指导,自然也就形成了以人为本的法律观,即人本法律观。人本法律观强调“尊重与保障人权”,2004年宪法修正案增加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2007年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把“人权事业健康发展”作为“过去五年的工作”加以总结。人本法律观强调法律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2005年我们党提出了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目标。人本法律观强调用“以人为本”的理念统领法制工作,2006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就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坚持不懈地把安全生产工作抓细抓实抓好”,“要加强安全生产法制建设”。2.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全面落实。2003年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就指出,“必须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坚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切实把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依法治国落实在立法上,就是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治国落实在党政关系上,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就是要“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就是要“加大查办案件工作力度,着力解决重点领域的腐败问题。”依法治国落实在执法和司法上,就是要“推进依法行政,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依法治国落实在法治理念上,就是要大力“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是要“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就是要全社会都“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3.“一国两制”方针法律化的推进。2007年7月1日,在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一国两制”作了新的诠释,他说:“‘一国’是‘两制’的前提,没有‘一国’就没有‘两制’。‘一国’和‘两制’不能相互割裂,更不能相互对立。‘一国’就是要维护中央依法享有的权力,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安全。‘两制’就是要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权,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关于基本法的贯彻落实问题,不止一次地强调要“坚持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为遏制“台独”分裂势力,2005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为了推进两岸经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在2008年12月31日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两岸可以为此签订综合性经济合作协议,建立具有两岸特色的经济合作机制,以最大限度实现优势互补、互惠互利。”

摘要:当代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中国化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阶段性,当代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成果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邓小平法律思想、法律思想和法律思想。

关键词:当代;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成果

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阶段性,我们可以把当代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已经产生出来的成果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邓小平法律思想、法律思想和法律思想。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文选: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论国防和军队建设[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

[4]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5]付子堂.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6]重要讲话[EB/OL].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