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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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把人和自然的关系看作是一个复杂的对立统一的整体；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主要社会根源，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人类的一切活动才能按照人的本性和自然界的规律合理地加以调节。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应当成为解决当代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依据。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人/自然/社会

【正文】

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环境污染、气象异常、自然资源枯竭、物种灭绝、植被破坏、人口膨胀等等）的严重性和尖锐性已为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同，成为至关重要的世界性课题和重大国际会议所关注的焦点。各个国家、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在为此而殚精竭虑、献计献策。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博大精深，应当成为人们从根本上、战略上解决生态问题的重要思想依据。

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生态问题不像今天这样突出，也由于当时的特殊历史实践所限制，马恩不可能就生态问题进行专门的系统研究。然而，星散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政治哲学理论中的生态观点是具有前瞻性的，在很大程度上已超越了时代的局限。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对于启发当代人类解决生态危机的思路，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精当的见解和深刻的论述，为我们认识生态问题的性质、根源和出路，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和世界观指导。

马克思主义把人和自然的关系看作是一个复杂的对立统一的整体，对这一整体的把握构成他们生态哲学的主要内容。

马恩指出，人和自然的关系具有统一性和一致性。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结果，人类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是人和社会存在的物质条件。“人直接地是自然的存在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7页。），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5页。）。恩格斯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159页。）这就是说，人类和社会的生活归根到底是无所不包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和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组成部分。人类靠自然界而生活，故马克思把自然界比作人类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5页。）

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自然发展史。“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关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自然创造人，人又改变自然。人以其社会性活动影响和改变自然界。人类不断地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以维持其生命过程。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唯一有效手段是理性方式。人类应该明白，在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中，人类社会是一个引起生态系统变化强有力的因素，它比任何生物的活动对生态平衡的影响都大得多，深刻得多，比任何自然变化都更经常、更迅速地多方面干预着整个生态平衡。

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紧密相关的前提，人类必须与自然进行人道的交往，否则就会损害自己的无机身体，破坏自己生命的自然基础。但是，人和自然的现实统一，不是像动物那样直接生存在自然界中，而是以社会和自然之间特殊的联系形式——劳动作为基础。因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存在物……因此，正像人的对象不是直接呈现出来的自然对象一样，直接地客观地存在着的人的感觉，也不是人的感性、人的对象性。自然界，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不是直接地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应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9页。）人必须根据自己的需要，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让自然以适合于人的需要的方式提供给人。正是通过创造对象世界，改造物质世界的劳动，自然界才表现为人的劳动对象，表现为人类生活的对象。由此看来，整个人类的历史不过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形成过程，不过是自然界通过人的劳动而产生的过程。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界的人化”过程。

马克思预见了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的统一，认为任何人、任何民族都不能成为自然的所有者，而只能成为自然的“占有者”。因此，他们的使命是把自然完好地转移给自己的继承者，自觉地共同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并作为对自身负责的存在建立起新的历史。

自从人类产生以来，人类的生产活动和其他活动，做了很多有利于生态平衡的事，如栽培植物，驯养动物，植树造林，改良土壤，疏通河道等。但是，人类也做了不少破坏生态平衡的事。

在人类发展的初期，靠采集和狩猎生活，常常由于过度的采集和狩猎，消灭了一个地区的许多物种，破坏了自己的食物来源，被迫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遇到的生态问题和采取的解决办法。

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期，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产生了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解决了人类早期的环境问题。但是，农业的自发的发展，特别是刀耕火种的农业技术，破坏大片森林，很多地方环境恶化，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一些哺育了人类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的沃野变成了不毛之地。

可见，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投入社会生产中的自然资源日新月异，其消费量不断增加。这样人类干预自然的程度日益提高，对自然界施加的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影响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可能改善人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它可能导致环境恶化、退化和遭到破坏。例如，在一定时期提高土地肥沃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是破坏这种肥沃性的永久源泉的“进步”。人们为了开发土地取得生活财富，但同时又破坏了它，这反过来使人们不易取得生活财富。现代的人们将施用化肥看成是对土地的一种污染。

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深刻地总结了人类起源和发展过程中改造自然的经验教训，强调了自觉地、有计划地、合理地开发自然和进行生态控制的重要性。由于人类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没有了解自然系统的复杂的相互联系和生态平衡的客观要求，只是从自然最直接的利益出发去征服自然，因而人类征服自然的每一次胜利都导致了自然界迟到的冷酷无情的报复。他告诫人类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我们不要过份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的预期的结果，但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页。）人类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随着人们对自然界规律的知识的迅速发展，人反转来影响自然界的手段也增加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只有人才能在自然界打下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动植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他们居住地方的面貌和气候，他们甚至还如此地改变了动植物本身，使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死亡一起消失。”（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7页。）

马克思主义一直强调环境与发展要相互协调，认为人类的文明如果是自发地发展，留给自己的则是荒漠。如果人类的需要长期停留在物质享受上，就会产生恶性消费和恶性发展，从而破坏环境，也摧毁人类自身。恩格斯在论述人类干预自然界时指出：“这种事情发生得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会意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8页。）我们一定要牢记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语重心长的教诲，在征服、改造自然和发展文明的同时，更应善待自然，多一些厚道，少一些糟践。尼罗河中下游、幼发拉底河流域和黄河中游这三大世界文明发祥地的生态环境，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遭到厄运。可人们还是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灿烂文明津津乐道，却闭口不谈文明的代价；不愿承认南亚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因生态破坏而遭到的灭顶之灾。马恩的论述应当成为人们的清醒剂。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要适当，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千万不可盲目和无止境。

森林是地球之肺，是人类的摇篮，是生态和环境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可走出森林后的人类却不停地砍伐、毁坏森林。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就严厉地批评了人类自毁绿色家园的愚蠢行为：文明和产业的一般发展从古代起，就强烈地表现在对森林的破坏上，与这种破坏比较起来，他们在森林的保存和营造上所做的贡献，是微乎其微的。恩格斯在考察古代文明衰落的原因时，对人类破坏森林的行为痛心疾首：“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细心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内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且在雨季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草原上。”（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518页。）

目前，学术界有人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只解决了劳动过程展示的人和自然关系的主体方面，而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客体方面基本没有涉猎。言下之意是马克思主义没有生态理论。对此，笔者不能苟同。

马恩在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等人进行批判时，涉及、探讨了有关土壤、资源、农学、化学、生物、人口等非常广博的知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严格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观点。

马克思使用自然科学的术语来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保留了自然界中有机物质和无机物质的统一性和复杂联系的意义，同时又赋予摩莱肖特的“物质变换”这一概念以新的涵义：物质变换对于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来说，是通过劳动来实现的，而不仅仅是自然界自身内部的物质联系，它包含着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它的特征在于：人通过自己有目的地改造自然的社会活动来占有自然，使自然为人类生活提供必需的物质条件。由于物质变换的概念要比劳动概念的含义广泛得多，劳动过程只是物质变换过程的一个特殊部分，因此可以用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来定义劳动。而用物质变换来定义劳动，便意味着把劳动过程纳入到伟大的自然联系的网络中去。劳动是一种自然力（人的有机体）与另一种自然力（“无机的”自然）的统一，是主体的自然与客体的自然的统一，是遵守自然规律和改变自然形式的统一。没有劳动，则只有自然本身的物质变换，而不会有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当然就不会有人类的生活。因此，“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页。）另一方面，劳动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它的普遍性是从社会历史的发展中抽象出来的，它的具体形式是被每一个历史时代特定的社会经济形态所规定的。因而，哲学史上的自然和历史的抽象对立，就被自然和人类在历史过程中的具体统一所克服。马克思借助于对人类占有自然的劳动资料及其社会形式的分析，阐明了自然的历史变化与人类生产方式变革之间的本质联系，通过对劳动、分工、阶级分化、制度变革的历史过程的研究，揭示了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的历史形式，达到了对人和自然物质变换的历史过程的具体把握。

可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是丰富、深刻而又辩证的。

二、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主要社会根源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也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们在生产中不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经过这些社会联系和关系，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通过人与社会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生态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历史问题。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是一身二任的：一方面，人作为“剧中人”，不能不是环境的产物；另一方面，人又是“剧作者”，因而环境又是人改变的。

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即以物质生产为核心的人类实践决定和制约着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纵的方面来看，人和自然关系的动态发展，不断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横的方面来看，不同的气候和地理条件决定着人和自然关系的特殊性。同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过来又制约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人，是一定社会中的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页。）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以社会为中介的，因此，人与人之间不同的关系所组成的社会，对人同自然的关系就不能不起着强有力的制约作用。这种制约作用主要表现在：由人与人之间不同的关系所决定的生产目的、由生产目的所决定的生产模式、由生产模式所决定的技术发展模式等等，对人和自然的关系起决定性影响，以至于如果我们不改变一定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改变一定的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当人们第一次作为自然界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时，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社会的主人了。当人们第一次能够谈到自由时，也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相协调的生活。

迄今为止，人类同自然的关系已经历了“原始共生”和“人类对自然寄生”两个阶段。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人类生产的目的，是获得使用价值，人在这种状态下生产的东西不多于直接的需要，“需要的界限就是生产的界限”，“需要是生产的尺度”。于是，人和自然之间维持一种原始的共生关系。

相对于资本主义以前的所有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对待自然的态度是最为片面、最为短视、最为冷酷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不再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而是价值，价值积累的无止境的性质，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呈无限扩大的趋势，人对自然的作用以空前的规模在进行和发展着。不过，这种趋势本身对自然的破坏还仅仅作为一种可能性而存在。遗憾的是，人们没能把自然同“人化的自然”（人的劳动产品）看成是同样可贵的，而是过分看重后者、轻视前者，结果只能是顾此失彼，拾了芝麻丢了西瓜。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对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中，不仅看到了城乡之间的对立，而且觉察到了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营的工业和农业给人和自然都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认识到了这种开发自然的物质技术和生产工艺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反自然的本性。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2页。）“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9页。）资本主义工业技术的发展进步，使大量的废弃物排向环境，引起空气、水源、土壤、动植物的污染；自然净化能力下降，自然资源再生能力衰减，致使环境污染发展成为社会公害。“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视为自发的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393页。）

马克思指出：“自然力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只有借助机器才能占有，并且只有机器的主人才能占有。”（注：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第205页。）马克思还认为，只有占有资本——尤其是机器体系上的资本，资本家才能攫取未开发的自然资源和自然力这些“无偿的生产力”。可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和自然的关系就内容和实质来说，是资本同自然的关系，是资本对自然的占有。因此，形式上表现为人和自然关系恶化的生态危机，实质上，是资本同自然关系的恶化，是资本家对自然疯狂占用所引起的恶果。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造成了生产过程和自然过程相对立的生产模式。恩格斯指出：劳动加上自然界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可是，“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说来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总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4页。）于是，就形成了两对矛盾：一方面，自然是人类最可宝贵的财富，另一方面，它并不是作为资本为任何人所有，也就是说，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我们的”；一方面，它不作为商品而存在，不包含“价值”，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它却“增加了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商品量，因而减少了这个商品中每一相应部分的价值，从而劳动力的价值就减少了，……而剩余劳动则增加了。”（注：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第206页。）由于上述矛盾的存在，就造成了资本家对自然的无偿占有和恣意掠态，以至于这种占有和掠夺的后果，至多只占次要的考虑地位。

资本主义的生产的目的也导致了科学技术发展模式同自然的对立。马克思说：“自然科学本身（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的发展，也像与生产过程有关的一切知识的发展一样，它本身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家用作致富的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作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致富的手段。”（注：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第208页。）可见科学技术发展的一定模式是受一定的生产目的支配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是在作为“致富手段”这一模式下发展起来的，它的发展方向必然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相一致，而与自然的发展相对立。尽管在目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结果，已出现一批与自然发展相一致，或较少对抗性的生产技术，但是，它们的发展一旦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相违背，就只能在资本的利益面前让步。

生态问题虽然出现得很早，但却是在近代资本主义掠夺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消费）方式下愈演愈烈的，是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化的结果。因为这一普遍化把资本主义生产的逻辑扩大到了全球，从而使生态危机演变成了全球性的危机。在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也呼吁重视、解决生态问题；另一方面却采取转嫁危机的自私做法，将“洋垃圾”、工业废料、高耗能与高污染的夕阳工业转口给发展中国家，加剧了落后国家的生态问题。表明西方国家只有可能解决本国或局部的问题，而不可能解决整个全球生态问题。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阶级对立和人与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对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地认识到：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无止境地获取利润是人对自然破坏性开采、自然界动态平衡破坏、自我净化调节功能减弱的根本性原因。生态危机包含着社会危机。只有扬弃资本主义制度，只有把生态革命和社会革命相联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

三、社会主义与生态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要对生产的长远的自然后果和社会影响进行有利于人类的调节，“这还需要对我们所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160页。）这种变革所要追求的目标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927页。）为此目的，马克思提出了“使自然界真正复活”、“使人和自然的矛盾真正解决”的历史使命。恩格斯也提出了克服私有制社会中人与自然冲突和人与人冲突的任务，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人与人之间的和解。

马克思主义预言，在社会主义社会，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一样，都不再作为异己的力量与人类相对立，人类在对必然充分认识的基础上，进入自由王国。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将人类走向自然和谐之中的全面发展作为自己坚定不移的目标，从而预示了遏制资本主义追求超额利润所必然导致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展示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的前景。在马恩看来，在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下，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人对生活资料的忧虑，在这种制度下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相协调的生活。

马恩主张，要以良好的物质变换（改变其纯粹自发地形成的状态）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应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农业和工业的“更高级的综合”，以代替资本主义性质的物质变换形式。这种物质变换的新形式，在技术和工艺方面要克服人和自然之间的对抗，重视“节约能源”；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方面要克服城乡之间的对立；在社会关系方面，要促进全人类的解放和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我们应当牢记并理解马克思的伟大思想：“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共产主义就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一旦扬弃了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人类的一切活动才能按照人的本性和自然界的规律合理地加以调节，从而为合理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创造条件。

然而，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有自己的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在此阶段并不可能立即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人和自然关系的彻底转变。正如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由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一样，生态革命的完成也需要一个过程。首先，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直接继承下来的，不仅是它的生产力和技术，同时也包括它的生产模式和技术发展模式。其次，完成了社会主义转变的国家，大都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最迫切任务，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吃、穿、住、行问题。只有当生产力高度发展以后，才能逐步造就一种适合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生产和技术模式。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得不承受旧的生产和技术模式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具有生态问题。

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成就巨大，可目前面临着的生态问题却具有严重性和复杂性。

可喜的是，党和政府已认识到了生态问题的这种严重性和紧迫性，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将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了重要位置。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指导下，社会主义中国将有计划、分步骤地向一种全新的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自然之间和谐的关系过渡，直到实现科学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