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性格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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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20世纪的近半个世纪中，李达通过自己的再阐释再创造，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中国特色的性格。他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精神，所主张的以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国情来探寻中国出路的致思趋向，所凸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继承人类认识史积极成果的方法论原则，在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必将仍然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辉，启示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世纪中与时俱进，继往开来。

【英文摘要】Inthenearlyhalfofthetwentiethcentury,LIDabyhisexplainingandcreating,advancedthedevelopmentofMarxistphilosophyinChinaandgavetheMarxistphilosophytothetraitswiththeChinesenationalfeatures.ThepracticespiritofMarxistphilosophy,theresearchtendencyofcombiningMarxismintoChinesenationalconditionsforprobingintothewayoftheChinesedevelopment,andthemethodologicalprinciplesthatMarxistphilosophymustcarryontheactiveachievementsinthehistoryofthehumanknowledge,whichhestressed,willstillradiatewitheternallightandinspiretheChineseMarxistphilosophytocarryforwardthecauseandforgeaheadintothefutureinthenewcentury.

【关键词】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武汉大学/LIDa/Marxistphilosophy/WuhanUniversity

【正文】

[中图分类号]B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81X(2003)06-0696-08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通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阐释而实现的。这种阐释，如果不是一种本本主义的照抄照搬，而是一种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深入解读，那么就往往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本含义的说明，而且还要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某种新的内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阐释本身也就是一种创造。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这种创造性的阐释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是十分重要的。李达就是这样一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再阐释再创造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20世纪的近半个世纪中，他通过自己的再阐释再创造，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中国特色的性格。今值他长期担任校长的武汉大学110周年华诞，也正值他所参与开启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进入新的世纪，面临新的发展。追思先哲，展望未来，感慨万千!谨以此文作为对这位老校长和哲学前辈的一个纪念，以期在新世纪中承继他的思想资源，推进他的未竟事业。

一、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论”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曾提出不同的看法。在首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那里，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文献了解的限制，他们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唯物史观，并从科学意义上来理解唯物史观，认为唯物史观是具有实证性的历史哲学(李的看法)或社会科学(陈的看法)，是认识和改造中国的最正确的科学方法，而不包括形而上学的内容。在科学与玄学论战中，陈独秀就曾明确指出：唯物史观“不是指本体论宇宙论的玄学，即所谓形而上的哲学”[1](第2页)。20年代中期，瞿秋白开始在中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首先提出哲学最根本的任务不只是思考社会历史，更在于“求宇宙根底”，即形成“一整个儿的宇宙观”[2](第310页)，从而力主从宇宙观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研究宇宙观的形式率先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研究。但瞿秋白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宇宙观，带有强烈的自然本体论倾向和科学化实证化特征。他主张用现代自然科学成果去证明哲学的本体，提出：“归根到底，‘存在’的根本，始终是电子组成的物质”[3](第7页)，忽视了人的活动、实践的意义。这实际上是把科学与哲学杂糅在一起，难以深入说明本体论问题。至30年代，李达、艾思奇吸取当时苏联等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文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作了深入的探讨，凸显了实践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意义和位置。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一书中，把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划分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部分。在这三部分中，本体论是最根本的；同时本体论又与认识论、方法论相联系。他强调，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与以往的唯物主义之根本不同，在于看重实践对认识、理论的决定作用，“实践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理论之核心”[4](第44页)。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一书中，则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定为“实践的唯物论”[5](第60页)。在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述中，用“实践的唯物论”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李达是开先河者。“实践的唯物论”之提出，不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加了一个新的称谓，而实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作了新的阐释。

李达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为“实践的唯物论”，首先就在于“唯物辩证法，是惟一的科学的世界观”[5](第10页)，而这个世界观是以实践为其基石的。所谓惟一的科学的世界观，是指唯物辩证法包括了历史观和自然观，是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与自然观的统一，既包括了对于人类历史的认识，又包括了对于自然界的认识，不能把唯物辩证法仅看做是一种自然观，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看做是一种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世界本体的思考，就体现在历史观和自然观之中。所谓以实践为其基石，是指不论从历史看还是从逻辑看，即不论是从唯物辩证法的形成看还是从唯物辩证法的理论看，实践都具有最根本的意义。而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与自然观统一的基础也就是社会的实践。

从唯物辩证法的形成看，李达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首先是从政治生活实践进入唯物辩证法的。他说：“创始者们之哲学的实践的活动，首先是从社会的--历史的领域，即政治的--实践的领域中开始的。我们可以说，创始者们首先阐明了历史领域中的辩证法，其次由历史的辩证法进到自然辩证法，而在社会的实践上统一两者以创出科学的世界观的唯物辩证法。在这种处所，我们可以理解新哲学的新生命、新内容和新的历史使命”[5](第56页)。他指出，马克思从《莱茵报》时代成为唯物主义者起，就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应用辩证的方法研究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及各种历史事实，特别是关于当时法国的劳动运动与英国的宪章运动，发现了法律关系与国家形态是以社会的经济构造为基础的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这一思想的更深刻更具体的开展，是在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中，通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体现出来。从这部手稿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得力于三个方面的研究工作：一是历史、特别是法国革命史的研究，二是经济学的研究，三是法国劳动运动与法国社会主义的研究。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展开了他们的唯物辩证法的大纲，使唯物辩证法这一新世界观得以确立，以后便开始对社会的辩证法和自然的辩证法加以展开。展开社会辩证法的代表著作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展开自然辩证法的代表著作则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样一来，就使唯物辩证法的内容趋于丰富，提高到高级的阶段。

从唯物辩证法的理论看，李达指出，唯物辩证法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强调和凸显了实践在哲学中的位置。他对实践的内涵作了深入分析，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具有两层意义：一是作为唯物史观的范畴，这是与劳动、与历史联系在一起的感性的现实的人类活动；一是作为哲学认识论的范畴，这就是作为认识的出发点和源泉及作为认识的规准的实践。从本体论意义上看，李达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实践概念，使唯物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他说，黑格尔辩证法最伟大的特色，是对人类的劳动、活动、实践的意义的重视。但黑格尔是唯心论者，只把劳动当作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去理解。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中这个生动的实践的概念，拿来放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展开出来，引入于唯物论之中，给唯物论以新的内容、新的性质，这样一来，就超出了以往的唯心论和以往的唯物论。与以往的唯心论不同，马克思所讲的实践不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因此马克思没有像以往的唯心论者那样，把人类仅看作是一种自我意识；与以往的唯物论不同，马克思所讲的唯物论不只是一种自然本体论，因此马克思没有像以往的唯物论者那样，把人类转化为生物学的范畴。因而，“马克思基于劳动--实践的意义之正确理解，所以超出旧唯物论的界限，建立了实践的唯物论”[5](第57页)。“实践的唯物论，由于把实践的契机导入于唯物论，使从来的哲学的内容起了本质的变革”[5](第60-61页)。从认识论意义上看，李达认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使认识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这种变革的意义在于，由于马克思把实践概念引入了认识论，因而唯物而辩证地解决了旧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困境。他说：“从来形而上学唯物论的认识论，只知道认识是客观实在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却不能理解认识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实践的契机。因此，这种旧唯物论，不知道实践是认识的发展的原动力，所以不能说明认识的发展、认识的相对性与绝对的客观的真理的关系，即不能理解认识发展的辩证法。至于实践的唯物论，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发展的杠杆，解释为历史上发展的物质的生产及社会斗争，并主张实践是认识的源泉、认识发展的契机和真理性的规准，阐明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因而克服了旧唯物论的缺陷。所以实践唯物论的认识论，实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5](第61页)。这就是说，只有实践概念的引入，才使唯物主义认识论真正获得了认识的基础与辩证的性质，获得了一种历史性的飞跃。因此，实践概念把马克思的认识论与旧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区别开来。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与认识论意义上的实践相比，李达更看重后者、强调后者、凸显后者。在《社会学大纲》中，主要是强调和凸显作为哲学认识论的实践范畴。按照李达对实践概念的理解：“唯物辩证法，当作哲学的科学看，原是认识论，它的更进的具体化，是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与自然观”[5](第61页)。

李达对于唯物辩证法的这种理解，有其重要的意义。首先，这种理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把握，克服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李达自己在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理解为唯物史观的局限性，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自己的本体论，这就是唯物辩证法；也克服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瞿秋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归结为一种具体科学结论的局限性，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并不就是具体科学，而是对科学成果实行普遍化的最高级的概括的结果，这个概括的基础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其次，这种理解复原了马克思哲学形成的历史道路，指出了马克思是通过政治生活实践，是通过对于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研究而创立自己的哲学的。这一看法不同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主要看做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看法，正如李达所说：“唯物辩证法的生成，不仅是费尔巴哈唯物论与黑格尔辩证法之批判的摄取，还概括了新的丰富的内容”[5](第56页)。这一看法也不同于稍后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所以叫作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6](第424页)。与这两种理解相比，李达的看法更接近马克思哲学形成的本来的历史。在这一点上，李达可以说达到了20世纪30年代对于马克思哲学的理解所能达到的高度。

李达以“实践的唯物论”规定唯物辩证法，一方面强调和凸显了实践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位置，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的根本区别，这标志着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更准确的把握；另一方面又突出地从认识论意义上来理解实践概念，来理解唯物辩证法，这又表现出一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化、方法论化的倾向。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在历史上起过相当积极的作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斗争的旗帜和实践的指南。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奋点由本体论转向“实践论”。“实践论”的提出，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作为本体论的“实践的唯物论”改造成为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实践论”。而这种改造，可以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逻辑发展所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中国化。因此，强调“实践的唯物论”而重视作为认识论的实践，是李达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贡献。

二、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考察目前中国的出路”

李达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论”时，突出地从认识论意义上来理解实践概念，来理解唯物辩证法，而其落脚点，就在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考察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这是李达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性格的一种基本理解。在1929年出版的《社会之基础知识》一书中，李达就明确地提出“考察目前中国的出路”[7](第558页)问题。而在1939年所作《社会学大纲·第四版序》中，李达用一段富有激情的文字写道：“中国社会已经踏进了伟大的飞跃的时代，我无数同胞都正在壮烈的牺牲着，英勇的斗争着，用自己的血和肉，推动着这个大飞跃的实现，创造着这个大时代的历史。这真是有史以来空前的大奇迹!可是，战士们为要有效的进行斗争的工作，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就必须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把精神武装起来，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新生的社会现象，去解决实践中所遭遇的新问题，借以指导我们的实践。这一部《社会学大纲》是确能帮助我们建立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并锻炼知识的和行动的方法的。因此，我特把这书推荐于战士们之前”[5](第7页)。在他看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决不能离开认识中国与改造中国，离开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来谈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传播，也就是为了帮助先进的中国人掌握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的有效方法。

在李达看来，这种对中国的认识与改造，决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来规范中国的实际情况和革命运动，而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革命运动相结合。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李达很早就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关系问题。早在1923年，李达就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学说之在中国，已是由介绍的时期而进到实行的时期了；但“中国无产阶级对于目前的政治运动，究应怎样决定，这一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并未为中国共产党筹画”；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若按照目前中国国情，参照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替波兰瑞士德国共产党设下的计画，也可以定出一个政策来”[7](第21页)。这就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有一个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问题，不能离开中国国情来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由此来看当时正在进行中的国共两党的合作，他指出：“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推倒军阀政治的主张，在马克思学说上也是有基础的”；但是有两点需要注意：“一，中国国民党似乎是一个社会民主的党派，有资本家、知识分子及劳动者的三种党员，共产党至好是影响他们向左倾。将来民主革命成熟时，共产党至好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去。不然，共产党应该单独的严整无产阶级的阵。二，共产党应注重‘组织无产者成为一阶级’的工作，时时要保持独立的存在，免受他党所影响”[7](第212页)。在这里，李达还思考了一个颇有远见的问题：“假使中国无产阶级能够掌握政权，该采用什么政策”[7](第212页)?他的回答是：“我觉得一个国家的政策，总要根据当时产业的状况和文化的程度来决定，有产阶级的国家是这样，无产阶级的国家也是这样”[7](第212页)。如对于《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的十项措施，李达就认为，根据马克思所说，这些措施只有在最进步的各国才能采用，而且只有最进步的各国无产阶级执政时才能采用；而在落后的中国，情况就不相同，“假使中国无产阶级能够掌握政权，当然可以利用政治的权力把私的资本主义促进到国家资本主义去。那么，将来采用的政策当然可以根据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则来决定了”[7](第214-215页)。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由高潮而进入低潮。当时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紧迫而重大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中国社会性质，并由此出发探寻中国革命的道路。李达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以极大的精力对这一重大问题进行了探讨，作出了自己的思考与回答。他于1929年出版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就是这一探讨的结果。在这部书中，李达认为，要对中国社会作出正确的了解，从而对中国革命的道路作出正确的选择，必须要对中国近代的经济变动、特别对中国近代的产业革命作深入的了解。他指出：“要晓得现代的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只有从经济里去探求。现代中国的社会，已经踏入了产业革命的过程，渐渐脱去封建的衣裳，穿上近代社会的外套了，一切政治和社会的变动，都是随着产业革命进行的。……我们可以说中国革命的过程和产业革命的过程，确有因果的关联，我们要获得中国社会改造的理论，惟有在中国产业革命的过程中去探求，这是我所以要编这个《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的小册子的动机”[7](第388-390页)。李达通过对大量统计资料的分析指出，中国自近代以来虽已开始产业革命，但中国的产业革命与欧洲的产业革命就其原因与内容来说颇不相同。大体上说，欧洲的产业革命是自力的，是因自力的充实由国内而逐渐展开以及于世界；中国的产业革命则是外力的，是因外力的压迫由世界而渗入国内。这就使得中国的产业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社会的新生产力，不仅受到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阻碍，而且受到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限制而绝少发展的余地，从而使得中国产业革命和经济发展步履维艰。中国革命，即是要打破这种经济的混乱和政治的混乱，求得中国产业革命和经济发展的新的出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中国产业发展的两大障碍，也是中国革命的两大对象。这也就是说，中国革命的发生，从经济根源上看，实际上是中国产业革命的结果，是在中国发展新的生产力的需要。在这里，李达一方面从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视域来看待中国产业革命，另一方面又强调要“考虑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殊性”[7](第488页)，这部书的最后一节即以此为标题。他说：“我们要注意的，中国社会是个半殖民地的社会，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先进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不同的特征，同样，半殖民地的社会问题的内容，和先进国的社会问题，也具有不同的特性”[7](第489页)。据此，他反对把中国现代社会问题简单化，只归结为产业劳动者问题和农民问题，而认为中国现代社会问题涉及到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生存，具有相当的复杂性，不仅有产业劳动者问题、农民问题，而且还包括手工工人问题、商业店伙问题和失业者问题。后面的三项问题，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本不是大的社会问题，但由于产业革命的发生所造成的农业的崩坏、手工业的没落、商业资本的发展、工业资本的形成，使得这些问题成为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就使得这些社会力量也有参加中国革命的要求，中国革命实是有广大民众参加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人民大革命。李达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革命的目的是在于解决大多数人民的生活问题，而解决大多数人民的生活问题的方法，就在于发展产业”[7](第488页)。“要发展中国产业，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树立民众的政权，发展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7](第495页)。

由此出发，李达还进一步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作了分析。他指出：中国革命所要打倒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大敌人，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是民族革命的性质；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是民主革命的性质。他在《社会之基础知识》一书中，对于这两种性质的革命及其前途作了说明：“我们知道，中国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在世界帝国主义将要没落的今日，已成为向来所拥抱着的一切世界经济的矛盾之清算者和新局面的打开者了。但中国一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时又是半封建的社会。所以为求中国的生存而实行的中国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质，后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必然的归趋，必到达于社会革命，而与世界社会进化的潮流相汇合”[7](第558页)。在他看来，同时进行这双重的革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也就是目前中国的出路。

总之，李达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即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联系中来探寻中国的出路。他在这种探寻中，认识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以及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殊性，注重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对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作了相当深入、相当具体的思考。这是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项重要贡献。李达所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中国特色的性格，予以了重视和肯定。在读《社会学大纲》时，就写下了这样的批注：“找出法则、指示实践、变革社会--这是本书的根本论纲”[8](第209-210页)。显然，是很赞赏、很认同这一性格的。也正是这一性格，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的其他思潮有了最显著的区别，并对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人类认识史的综合”

在《社会学大纲》中，李达开篇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唯物辩证法，是惟一的科学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是摄取了人类认识的全部历史的成果而积极的创造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在研究唯物辩证法的一般原理之时，必须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说明唯物辩证法的孕育、诞生及其发展的过程，指出这个哲学实是人类认识史的总计、总和与结论”[5](第10页)。李达的这一命题，导源于列宁的《哲学笔记》。列宁指出，哲学史涉及到各门科学的历史、儿童智力发展的历史、动物智力发展的历史、语言的历史，“简单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9](第302页)。但很明显，李达在这里又没有简单地搬用列宁的论断，把唯物辩证法直接说成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而是指出唯物辩证法是“人类认识史的总计、总和与结论”，是“人类认识史的综合”[5](第9页)。李达的这种表达，可以说更为确切，不致引起歧义。这一点，曾引起的注意。在读《社会学大纲》时，他在“人类认识史的综合”下面划了两道线，以表示重视；而在李达的这一命题旁边，他批注道：“用历史主义看唯物辩证法的发生发展过程”[8](第210页)，不仅表示了赞同，而且明快深刻地揭示了李达这一命题的实质。可以说，用历史主义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生发展，坚持这一方法论原则，正是李达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很大特点。

正是这样，在《社会学大纲》中，李达提出了“唯物辩证法的前史”这一概念，认为：“当作哲学看，唯物辩证法与一切先行的哲学有很深的关系，因而一切先行哲学的历史，都是唯物辩证法的前史”[5](第69页)。在书中，他以显著的篇幅论述了从原始思维到黑格尔的“唯物辩证法的前史”。在这里，他强调了一个观点：“唯物辩证法是把人类的知识史--特别是哲学史--中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当作遗产继承下来并使其发展的东西”[5](第69页)。他所说的“一切积极成果”，不仅包括了历史上的唯物论的积极成果，而且也包括了历史上的唯心论的积极成果。也就是说：“唯物辩证法克服了从来的含有辩证法契机的观念论与形而上学的唯物论，同时又批判的摄取了这两个对立的哲学中的积极的成果”[5](第69页)。特别是对于历史上的唯心论，李达强调不能作简单的否定。他说：“辩证唯物论，并不是形而上的否定一切从来的哲学历史，并不是单纯的粗笨的否认一切观念论的存在，而只是在辩证法的意义上去扬弃一切观念论。”也就是说，“辩证唯物论，要在观念论的神秘的外套中，寻找合理的、贵重的东西，把它继承下来，并在唯物论的基础上改造它”[5](第82页)。例如，对于苏格拉底，他指出：“苏格拉底在认识论上，在一般哲学问题的解释上，是观念论者。他把到达于思惟而在思惟中存在的普遍，作为个别的感性现象的基础。他主张认识的目的，就是探求这个普遍。因此，苏格拉底在观念论的认识论上，提起了普遍与个别的辩证法的问题，虽然他不曾解决了这个问题”[5](第20页)。又如，对于黑格尔，他指出：“黑格尔哲学，在观念论的体系中，包括了从来的人类史及思想史的成果即辩证法。黑格尔的观念论的辩证法，是唯物论的辩证法之直接的先导”[5](第40-41页)。按此方法，李达对于西方哲学史上的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成就进行了清理，从中剥离出那些对唯物辩证法的形成与发展有积极意义的内容，揭示这些内容在唯物辩证法的形成与发展中的意义与作用，从而对唯物辩证法作了历史主义的理解与阐释。

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所论述的“唯物辩证法的前史”，是沿着西方哲学发展的线索展开的，没有涉及到中国哲学的历史开展。今天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哲学的历史开展就在李达的视域之外。他后来就说过：“就哲学方面来说，中国的辩证法唯物论哲学思潮，并不是从继承与改造自己哲学的遗产而来，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来的；但为了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运动在中国深入发展下去，就有必要认真地清算我国古代的哲学遗产”[10](第3页)。而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在写作《社会学大纲》的同时，积极支持和指导吕振羽开展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完成《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并于1937年出版。吕著指出：“人类的意识形态，虽属受着存在所规定，但在这拘限内，意识形态自身也是活生生的能动的发展的。因而此一时期的人类意识形态，本质上是受此一时期的社会存在所规定的，但过去物质的精神的生产成果，也能给它影响作用。而况新的因素，都是从旧的母胎中产生出来的呢”[11](第5页)。这一思想，与李达清理西方哲学史的方法论原则是一致的，成为吕著探讨中国思想史的基本方法。吕著从商周时代的巫教神学和八卦哲学，一直讲到黄宗羲、王夫之、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市民阶级政治思想，对以哲学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思想史作了认真的清理，对其中的合理因素予以了积极的发掘。如对于孔子的“仁”的思想，吕著指出：“孔子哲学的‘仁’，实质上虽是观念论的；但也包含着一些积极的因素。例如：反侵略的爱国思想(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忠恕(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操守(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可以久处约，长处乐)，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我反省，不重复错误(吾日三省吾身。不迁怒，不贰过)，不固执成见(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坚强(刚、毅、木、讷近仁)，智(知者不惑)，勇(勇者不惧、临难不苟、见危受命)……”[11](第63-64页)。这种对孔子的论析，从方法论上看，与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对苏格拉底、黑格尔的论析，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晚年，李达积极支持了两湖地区的王夫之哲学研究，促成了1962年“纪念王船山逝世二百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举行，并亲赴长沙出席了学术讨论会。在会议的开幕词中，他不仅肯定了王夫之思想的价值，而且还指出了王夫之对现代中国思想世界的影响。他说：“我们比较年长的一辈，在少年时期，读过他的史论以及《黄书》等著作的，对于他的一些爱国主义的思想都有比较深刻的印象”。“从清末到五四，据我所知，至少在湖南地区船山哲学思想的研究，对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在摸索一条继承优秀传统和开辟文化革命相结合的正确途径上，曾发生过良好的思想影响”[10](第2页)。

李达对于历史上哲学思想的考察，采用的是“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框架。但由于他坚持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反对对历史上的唯心论作简单的否定，因此他对哲学史没有作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军对战”的理解。这与20世纪40年代苏联日丹诺夫所提出的哲学史定义大不相同。日丹诺夫认为：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这就对历史上的唯心论作了简单的否定，不是用历史主义看待唯物辩证法的发生发展过程。但即使在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对中国哲学界产生很大影响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李达也仍然坚持《社会学大纲》中提出的基本观点。他于60年代前期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一书，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哲学遗产关系上的右的倾向与“左”的倾向进行了批判，指出：“‘左’的倾向，即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哲学中积极成果的任何联系，把两千多年来极其丰富的哲学遗产当作一堆无用的垃圾，不分清红皂白地全盘抛弃，一概骂倒。这种观点表面上似乎特别‘彻底’，特别‘革命’；实际上，它割断了认识的历史，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成了凭空创造出来的东西，说成了‘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偏狭顽固的学说’。这是一种粗鄙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12](第76-77页)。

值得指出的是，李达还把这一方法论原则贯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身。在他看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也要坚持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原则，而不能背离这一原则。进至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当时“左”倾错误的影响，出现了把思想绝对化封闭化的倾向，认为只需读著作，而无须读马克思、列宁的著作。李达明确地不赞同这种做法，他说：“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发展，你不讲马克思、列宁的东西，怎么讲得清楚思想?总有个来龙去脉嘛!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人类认识史的总计、总和与结论”[13](第267页)。正是这样，在他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中，用一篇的显著篇幅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综合”[12](第71页)，仍然主张唯物辩证法有自己的前史，仍然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史的积极成果的批判的总结，而坚持把思想放在整个唯物辩证法发展中来讲。

可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人类认识史的综合”，是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以贯之的理解。他不赞同离开这一理解来谈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理解的关键，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开放的哲学形态，反对割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类全部思想成果的联系，也反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对某一思想成果作绝对化封闭化的理解。惟有如此，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富有生命活力，而不会因离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而成为僵死的教条和狭隘的学说。

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阐释，就其具体内容来说，由于时代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推进，在今天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如对于“实践的唯物论”，我们会更重视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理解，而不是着重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理解。又如对于“唯物辩证法的前史”，我们正在试图更新理解和阐释的框架，而不仅以“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框架来作理解和阐释。但他所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特色的性格，就其基本精神来说，却是具有长时效性的。他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精神，所主张的以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国情来探寻中国出路的致思趋向，所凸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继承人类认识史积极成果的方法论原则，在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必将仍然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辉，启示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世纪中与时俱进、继往开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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