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逻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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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党的十六大报告的一个鲜明的思想主题是“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不断地进行实践创新，无论是理论创新还是实践创新，关键都在于坚持与时俱进。在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中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与时俱进的建设步伐中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将成为今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旋律。从实践上看，与时俱进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从指导思想上看，与时俱进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作为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理论品质，与时俱进不仅体现为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而且内在地蕴含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发展逻辑中。

一、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时空定位

任何理论都有自己特有的真理边界和适用范围，有自己存在的理论时空，所以，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地域内，理论具有相对固定的内容和形式，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但是，当时间和空间发生变化的时候，一般的理论由于无法面对新的实践环境而从此就终结了自己的理论生命。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理论的不同之处并非是有超边界和超时空的功能，而是具备了与时俱进的品质。当社会实践在时间的变化中出现新情况和新问题时，马克思主义总能把这些新的矛盾统摄到自己的理论观照范围中来；当一个全新的环境需要新的理论指导时，马克思主义不是把现有的理论内容简单移植过来，或照抄照搬别处的成功经验，而是在认识具体的国家和民族特有的内外矛盾过程中创造新的理论质点。从这个意义上分析，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随着社会历史时间的变迁而改变其形式或内容，以适应时间的变化引起的社会实践的主客观条件、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情况的变化；其二，随着地域空间的变动而改变其形式或内容，以适应应用范围转移或扩大而面临的不同地缘特点，包括不同的民族文化风格、社会心理、生产力水平等等。需要说明的是，“与时俱进”中的“时”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时间范畴，而是一个时空范畴，它实际上指称的是“社会历史时空”，社会历史时间和社会实践空间的变迁都会推动马克思主义产生新的理论飞跃。

在社会历史时间的变迁中，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存在两种可能：第一，由于社会历史时间跨时代的跃迁，马克思主义改变针对上一个时代特点的具体结论，根据新时代的实践主题、矛盾状况、主客观条件提出新的思想。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根据欧洲革命形势得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时胜利论”，认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1](P86)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由于资本主义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其内部矛盾加剧，无产阶级革命就有了突破帝国主义阵营的最薄弱的环节而取得成功的契机，因此，列宁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2](P554)从“同时胜利论”到“一国胜利论”，突出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变迁而发展自身的品质。第二，由于时间的推移，事物的本质更深入、完全地暴露出来，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会发现原有的一些观点不完全正确甚至完全错误，这必然促使他们结合新的实践改进错误、发展真理。比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预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消灭了商品和货币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他说：“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3](P303)列宁最初也持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要求消灭货币的权力、资本的权力，消灭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4](P75)后来，在上述思想指导下的实践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列宁经过反思后提出了不少与这个观点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新思想，并制订了以发展商品生产为特征的“新经济政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两个向度：理论内涵的丰富和运用范围的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内容的增加、形式的多样化无疑是其不断发展的标志。另一方面，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性日渐为世人的实践所证实，理解、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多、地域越来越广大，这也是一种发展，而且这个方向的发展更符合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宗旨。但是，马克思主义运用范围的扩大不是简单的“传教”式的思想传播，而是一个和新地域的客观实际相结合的再创造过程，在新环境中的实践导致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比如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中国化)，创造出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的新思想，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丰富和发展。因此，明确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定位非常重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不但有时间限度，而且有空间范围，对欧洲适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一定适合亚洲，俄国革命创造出的方针和策略不一定对中国革命管用。马克思主义在空间扩张意义上的发展，需要的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的本土化和民族化的延伸，这种本土化和民族化的延伸是其内在生命扩展并逐渐掌握全人类的必经过程，它和随着社会历史时间发展的趋势一起构成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中的两翼。

二、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根本动力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逻辑主要体现为其内在的驱动力，它所固有的实践品质、批判品质和开放品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绝不会在某一时间和某一空间中停顿下来，而必然处于与时俱进的过程之中。

(一)实践品质：不断创造新的理论生命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唯一源泉，也是其永葆活力的关键所在。马克思从一开始便把他的哲学基础建立于实践之上，认为离开实践来谈论理论没有任何意义。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冷冰冰的理论教条，而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的活力只能蕴藏在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中。无产阶级的具体的、历史的实践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同时，这样的实践必然会不断产生新鲜的经验，促成新的理论创新成果的诞生，然后再以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无产阶级的实践进入新的阶段。所以，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内在品质，无论是从赖以产生的物质基础、理论价值的体现还是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都离不开实践。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批判资本主义的革命实践之中。没有《莱茵报》时期的社会调查和社会批判经历，马克思就不会有1841年开始的世界观的唯物主义转变；没有恩格斯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实证分析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对欧洲资本主义现状的深刻理论批判(揭露出神圣家庭的秘密)，历史的斯芬克斯之谜就不会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被破解。作为马克思天才的最伟大的两个发现之一的“剩余价值理论”，并非是坐在书房里苦思冥想的结果，而是经过对资本主义社会长期的调查研究和理论分析得出的。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之一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固然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合理延续，但更主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主张“武器的批判”并亲身参加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之后对无产阶级斗争经验的理论总结。

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无产阶级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养料。马克思主义诞生150多年来，它并没有停留在最初的理论状态中，今天我们所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比起150年前有了丰富得多的理论内容，当然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以贯之的。所以，马克思主义150多年的历史表现为不同历史阶段的理论形态一脉相承的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每一个划时代的成果都不是学者们进行纯粹的理论研究取得的，也不是某一个政治家充分发挥个人智慧创造出来的，而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实践和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所创造的。俄国工人阶级反抗沙皇专制主义统治及其军事帝国主义暴行的斗争实践孕育了“一国胜利论”的伟大理论突破；中国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催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思想阶段；而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促使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中国化，创造了邓小平理论；如今，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经验又在书写新一轮理论创新的历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三次理论突破。

(二)批判品质：不断促进理论的新陈代谢

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生成、发展的过程，也是它对现存事物和现存理论的批判过程。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不仅指向一切社会现象及其运动过程，指向一切其他思想理论，而且还指向自身。在方法论的层面上，马克思主义以其唯物辩证的特质，主张从事物的运动、发展、变化中把握事物的本质，主张对一切既定的东西进行无情的批判。马克思说：“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么我们便会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1](P416)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一开始就在两条线上展开：一是对客观世界进行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批判；二是针对自身的批判。在第一条线上，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理论态度和纯粹思辨的哲学观。马克思明确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1](P416)因为马克思主义对每一现存的形式都是从它的暂时性、从它的不断运动中去理解，就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所以，任何迷信经验和权威的做法都是和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相违背的。在第二条线上，马克思主义表现出其特有的自我批判精神。理论创新作为马克思主义获得发展的重要特征，它的一个最重要条件就是必须先进行自我批判。自我批判就是辩证的自我否定，就是在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克服发现的错误观点，找出不太完善的思想并加以补充，公开抛弃过时的结论，为总结出新的实践经验和理论上的提升创造条件。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归根到底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要求所决定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会把在特定历史时空中得出的具体结论看成是终极真理，从来不会把理论当成教条，相反，他们总能够根据时代的发展和条件的变化作出相应的理论调整，自觉地运用自我批判功能来对待已有的结论。这样，马克思主义永远不会终止于某一个具体的结论之中。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共产党宣言》的态度上，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品质。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但是，他们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和研究的深入，在后来的再版序言中不断地对其中一些地方加以说明、订正或补充。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文版序言中说：“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P248-249)1882年，马克思、恩格斯在俄文版序言中根据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新情况提出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观点，同时还分析了俄国存在的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的“俄国公社”的特殊国情，提出了在俄国能否从这种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的问题。在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把《共产党宣言》原文中“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论断订正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后来，1888年英文版序言又进一步表述为“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三)开放品质：不断吸取新的营养

马克思主义能在与实践结合中孕育新的理论生命、能进行自我批判实现新陈代谢，同时，在理论创新的质量上、在自我超越的高度上要保持时代前沿的位置，还得随时关注人类所创造的其他文明成果。古往今来，任何一种理论只要把自身当成终极真理，并用封闭的体系把自己包裹起来，就必然被时代所抛弃。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最鲜明特点之一就是其开放性，这个特点决定了它能用宽广的眼光审视世界历史的客观进程，用阔大的胸怀吸纳人类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也决定了它能始终站在历史的潮头，把握时代的脉搏，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是在吸取和改造几千年来人类思想文化发展过程中一切有价值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它能被全世界无产者和广大劳动人民所认可和接受，并赢得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而“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它“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5](P41)而且，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终止于对当时的“种种问题”的“简短回答”，并没有把自己体系化而走向终结，而是当成一个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当成追求远大目标的过程。因此，在它本身不断实现自我超越之时，也必然把人类在进一步实践中总结出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纳入批判视野之中，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法丰富自身。

作为开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对来自四面八方的精神文化食粮，从不盲目拒拆，但也不是一概照单全收。在坚持自己完整明确的科学世界观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有目的、有选择地消化、吸收自己所需要的营养。正如列宁所说：“无论在哲学上或经济学上，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所获得的成就，……并且要善于消除它们的反动倾向，善于贯彻自己的路线，同敌视我们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线作斗争。”[2](P235)即使是资产阶级的学术成果，马克思主义也“不是闭起眼睛不看”，“而是注意它，利用它，批判地对待它”。[6](P585)

三、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检验标尺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关节点是实现理论创新。当一个新的理论内容产生以后，怎样来判断它是否突破了前人、做到了与时俱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已是不争的共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新成果只有也只能经过实践的检验之后才能够认可它的真理性。但是，实践检验真理是一个过程：首先，一般来说，只有得到大多数人初步认可的观点才会用到实践之中去检验；其次，实践检验常常不能一次完成；第三，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实践只能是试验性的，它不会是大规模的正式实践。因此，一种新思想诞生后如果过分依赖实践的检验容易产生以下两种现象：一是借口需要检验而把新思想搁置一边，继续在原来的思路中打转；二是以检验为名贸然行事，把未曾证实的思想鲁莽地全面用于工作之中。前一种是保守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后一种是机会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在实际工作中，这两种思想都极其有害。要防止以上两种现象的产生，首先需要对新成果做出准确的价值判断。当人们在实践中根据新的经验得出新的理论概括后，自然会用已有的标准对新理论进行一番审视，以确定其是先进还是落后、是有益还是有弊，然后才会去试验。这里，关键是拿什么标尺来衡量?

一般说来，标尺应该是客观的，由于不同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风格和内容的社会实践，因而它还是具体的和历史的。对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很多人一直带着种种疑虑和不解，他们觉得，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不是和马克思、恩格斯当初设想的消灭了商品和货币的社会主义背道而驰吗?搞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创办“三资”企业不是向私有制的倒退吗?办经济特区不就是搞资本主义吗?等等。这些问题确实困扰了很大一部分人。作为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理论创新成果，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新思路是根据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在总结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核心价值目标是发展生产力。因此，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紧紧围绕着“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把经济改革同政治运动清晰地界划开来，从根本上抛弃了晚年用政治理念指导经济工作的思路，把工作重心集中到经济建设的大局上。但是，由于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用政治思维思考包括经济和文化问题的习惯，邓小平敢为天下先的改革思路不免会引起受“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禁锢多年的人的种种疑虑，从而引发激烈的争论。对于责难，对于姓“社”姓“资”的纠缠，邓小平抓住“生产力标准”不放，明确指出，“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7](P312)“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7](P314)同时，“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8](P372)试验证明是正确的，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能起到推动作用，就逐步扩大运用范围，直至成为基本的经济国策。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对判断理论创新成果的标准作了科学的总结，他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8](P372)符合“三个有利于”，就说明这样的理论突破了前人，达到了与时俱进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具体使命。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社会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政治解放；在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指导着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实现经济解放，逐步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由于现实社会主义一直处于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状态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还体现为指导社会主义国家取得“三个文明”建设的巨大进步、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论是何种情况下的指导，马克思主义都需要与实践的有机结合，通过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发展自己，用发展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在阶级社会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通过各个民族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来实现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任务的实现起着关键作用。那么，我们该如何判断无产阶级政党在执政实践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否符合世界历史发展潮流?是真马克思主义还是假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还没有人提出过。取得政权的各国共产党因其特殊的执政地位似乎不容别人对其权威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权产生丝毫怀疑，但是，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短期内相继败亡的惨剧把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何在、党如何推进理论创新、党如何把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好等等问题凸显了出来。回答这些问题的历史重任落到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身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历史和逻辑的交汇点上成为这一问题的最好答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三者从社会历史的物质动力、精神动力和历史主体三个层面重新定位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方位和历史责任，这既是一个衡量共产党执政行为的历史标准，而且是党在新的时空条件下奋斗的导向器。实际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回答人们的疑虑时为我们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确立了一个科学标尺：以先进生产力的物质文明建设标准、先进文化的精神文明建设标准以及人民利益的历史主体标准来衡量，一切思想观念的真假优劣、一切实践的成败得失都可以检验得清清楚楚。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列宁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5]列宁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6]列宁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