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社会模式选择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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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的讲，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还存在巨大差距，社会还存在的诸多问题，很多人对社会主义心存怀疑。社会主义能成功吗？回顾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的社会发展，分析、比较各种社会发展模式，有助于我们获得科学的答案。一、马克思对新社会的设想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针对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提出的，通过分析当时的社会问题，探讨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概括起来说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的理论。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激烈的阶级对抗，看到了劳动人民悲惨的命运，但是共产主义并非从感情出发得出来的结论，而是建立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基本规律上。恩格斯认为，消灭剥削必需建立在生产力的一定阶段上，他说：“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下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欢迎这种生产方式。”这一点，我们从私营企业招工时的热闹场面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人们关注的是工资的多少，而不是受剥削的程度。当资本主义还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无法人为地消灭，但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出现了，对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破坏。而生产力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决定力量，在马克思看来，你可以压迫劳动人民，但不能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否则，掌握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和国家就可以消灭你。由此，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马克思认为，消灭经济危机的根本办法就是在全社会范围内搞计划经济，对社会各种资源进行统一调配。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计划经济有两个前提，一是全社会范围内实行公有制，只要生产资料由私人所有，这种社会计划就是不可能的；二是计划能力，没有有效的计划能力，对生产力的发展没有一个科学的把握，就只能是盲目计划，不但不能节约生产要素，反而会造成巨大浪费，在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计划能力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针对资本主义激烈的阶级矛盾，马恩提出了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按劳分配，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产品非常丰富的情况下，实行按需分配。按劳分配有两个基本模式，一是按劳动的投入分配，一是按劳动的效果分配。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应以按效分配为主，必竟与劳动劳动相比，劳动成果更为重要，劳动投入越少，劳动成果越大越好，生产力水平就越高。按劳分配还是从个人利益的角度，通过把个人利益和劳动的成果挂起钩来调动个人的劳动积极性，从某种角度看，这是个人主义的表现，是无剥削的个人主义，在生产力还没有高度发达的阶段必需如此。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相比是一大进步，它从根本上消灭了剥削，能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是劳动者而不是资本家。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思想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个人主义，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为了满足个人利益不惜损害他人利益，表现为道德的败坏。在马恩看来，与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相适应，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必须转变成集体主义，强调人们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性主动性，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矛盾情况下，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是以多党制与三权分立制度为形式的金钱政治。当时金钱政治的特征非常明显，如，个人财富达不到一定水平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英国19世纪初只有5%的成年人拥有选举权，选举中大量的权钱交易。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度是资产阶级内部互相竞争、倾轧的结果，相互扯皮，相互制约降低了决策效率。针对以金钱政治为特点的资本主义民主专政，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民主专政制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一是无产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的民主就是把选举权和罢免权掌握在人民手中，以避免人民代表侵占人民的权利，无产阶级的专政演变成少数人的独裁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国家对一切破坏劳动人民利益的势力和行为进行打击；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也就没有无产阶级的专政。针对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度，马克思提出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和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以民主选举为前提，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实现集中。这种制度的前提是真正的共产党人领导和大家利益的一致和团结。由于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基本一致的，大家是团结的，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因而能够采取一党制和一院制，建立在人民利益一致、团结协作基础上的民主集中制与三权分立相比更科学、更民主、更有效。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建设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之上。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是建立在感情上，而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在落后的国家由于没有发达的生产力做支撑，很难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但是，社会的发展并没有象马、恩设想的那样，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成向社会主义的飞跃，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变化曲曲折折。在列宁领导下，在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俄国建立的社会主义，1928年后形成了斯大林模式；在的领导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二十世纪最后十年，苏联东欧解体；十一届三中会会以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与之相对应，在经济危机和阶级反抗的双重压力下，资本主义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变革，罗斯夫新政对资本主义进行了重大调整，二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以此为基础进行了重大变革。二、列宁的社会主义实践及其演变胜利后，列宁在着手建立苏维埃政权，在经济上没收资本家和封建贵族的财产，实行公有制，在战时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实行配给制和余粮收集制。这种制度的弊端很快暴露出来，1921年春，列宁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1923年时，新经济政策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于是，列宁将新经济政策加以总结，对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形成了与十月革命之初完全不同的全新的构想。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有，第一，在农业政策上实行粮食税，允许农民在交纳规定数量的实物税后，自己处置自己手中的余粮，开放自由市场，允许自由贸易；第二，实行租让制，搞对外开放。把一部分国营的工矿企业、一部分土地森林等资源出租给外国资本家经营和开发，搞合资企业，引进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第三，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扩大地方流转，把发展商业视为搞活经济的中心环节；第四，发展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经济形式，包括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租让经济、租赁经济、合资经济、合作社经济、国营经济等多种经济形式。在政治，列宁上力图贯彻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的原则，但由于不符合当时俄国的实际情况，出现了许多困难和问题。简单概括起来讲就是两个方面，一是阶级斗争的残酷现实迫使共产党集中权力。那些代表资产阶级和富农利益的政党表面上承认苏维埃政权，并同布尔什维克达成合作协议，而骨子里却想的是夺权复辟。他们多次策划反革命阴谋，发动反苏维埃政权的叛乱，暗杀共产党人和苏维埃国家领导人，气焰十分嚣张。列宁本人就是被社会革命党人刺伤的，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乌里茨基也死于社会革命党人之手。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不得不取缔这些坚持反动立场的政党，逐步由多党制走向了一党制，由苏维埃代表制走上了政党代表制。内战爆发后，严酷的战争条件也要求建立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二是俄国劳动群众文化水平的落后成了民主管理中的严重障碍。在1919年3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上，列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用政党代表制取代人民管理制的必要性。他指出：“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1919年3月，《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页）后来，在同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的论战中，列宁更为明确的指出：“难道每个工人都知道如何管理国家吗？有实际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神话。”（《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俄共党团会议上的报告》，1921年1月，《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页）。“无产阶级专政不直接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只有吸收了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专政。”（《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0页）。这样，列宁关于实行人民自治的、直接民主制的实践，很快被实行间接民主制的政治体制所代替。与人民管理制向政党代表制相适应，国家权力重心逐渐由苏维埃转到了党的手里，从苏维埃高于各政党到将权力集中到无产阶级政党手里，并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以随机作出各种重大决策。1919年俄共八大提出，党应在“苏维埃中取得政治上绝对统治地位，并对苏维埃的全部工作进行实际的监督”。（《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三世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71页）在企业管理上，也从工人直接监督管理企业转向国家管理企业，企业的管理权完全交给了国家机关，包括企业领导直接由上级指派，由一长制取代过去的工厂委员会。苏维埃的选举制和罢免制转向党的委任制。同时，作为最高工人监督机关的全俄工人监督委员会的独立监督权和罢免权丧失了。这些转变表明，在俄国这样一个小农占优势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照搬马恩直接过渡的道路根本行不通，必须采取间接的、迂回的办法。这些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形成的东西形成以后，尽管在新经济改革过程中有所变化，但没有根本性的变革，到斯大林时期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发展起高度集中的个人集权制。三、斯大林模式及其扭曲斯大林当政后，建立了斯大林模式。一是全面建立公有制，在城市建立了企业公有制和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二是全面建立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三是实行按劳分配的模式。四是全面灌输集体主义思想，对思想进行严格的控制，思想上的是非，往往由党组织或党的领导人定论。五是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和个人专政。我国建国之初社会主义模式与此基本相似。在现实的扭曲下，这种模式与马恩设想的理想状态具有很大差别。斯大林模式的产生有复杂的外部原因。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曾寄希望于世界革命大面积爆发，由此使社会主义在一国先胜尔后引起多国革命胜利，世界革命将在短时期内完成。十月革命胜利后，革命风暴也确实席卷了欧洲一些国家。然而，欧洲革命很快便被资产阶级镇压下去。到1923年德国工人起义被镇压下去时，形势已十分明朗了，苏联已经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之中，社会主义的俄国已成为孤岛。在此情况下，斯大林及联共（布）中央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是随时准备应付外来侵略，巩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1925年1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对国际形势作了比较准确的估计，指出：“国际形势已经开始起根本的变化”、“战争的前提日益成熟”、“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为此，“必须准备应付一切”（《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3—15页）。1927年英苏断交和苏联驻波兰大使被刺，以及20年代末30年代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引起了局部战争的爆发，更使联共（布）认识到“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日益逼近了”，“我们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保障我们的国家以防止突然的事变”（《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68页）。战争危险的日益迫切，使苏维埃国家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要求苏联放弃常规的经济发展战略，而采用一种超常规的、在短时期见效快的、重速度的备战方针。可以说，斯大林模式形成以后，苏联取得了重大成就，1927到1937年，苏联工业每年以20%速度发展，1937年比1913年增长了7倍，同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工业产值比1913年每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3%。苏联通过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工业总产值从居于欧洲第四位，一跃成为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1953年与1913年比，苏联的国民收入增加了12.67倍，而美国只增加了2.03倍，英国只增加了0.71倍，法国只增加了0.54倍。但是这种制度的基础并不牢固，由于生产落后，物质匮乏，人们对物质利益的竞争依然激烈，很多人在实际行动中依然采取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你要求集体主义，我就喊集体主义搞个人主义，你实行公有制，我就在公有制下谋取个人利益。无论采取什么方式，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个人主义的产生发展。集体主义很难全面普及，个人主义不断的变换自己的形式，很多人打着集体利益的幌子搞个体利益的最大化。这不禁让我想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成功后，农民起义的领导人很快变成了新的地主，而没有成为农民的利益代表。社会很难逃脱生产力水平下的个人主义，仍然带有极深的农民起义的影子。苏联和我国都脱胎于比较落后的国家，都有比较长的封建传统，政治因而具有明显的个人专制的特点，斯大林和都具有明显的帝王色彩，个人喜好可以决定很多人的生死存亡。在和平时期，没有革命战争时期生死对党员干部的考验，又没有民主对党员干部的选择和淘汰，过分依靠干部的自觉性，效果很不理想。在个人主义横行的情况下，很多干部抱着个人主义的内心功利，对待权力、地位，不求名利变成了骗人鬼话，苏联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就形成了官僚阶层。公有制也随之逐渐演变成官僚所有制，“吃喝嫖毒全报销”就是这一现象的明显写照。随着公有制演变成官僚所有制，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也逐渐演变成了按权分配。看看前苏联的腐败，看一看我们国内存在的严重腐败现象，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现实。“权钱交易”、“我管的就是我的”，一系列思想都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要求的内容，却都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误导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建立在计划能力基础上，有多大计划能力你就计划多少，没有计划的干脆就别计划，别不懂装懂，盲目计划。但是许多干部为了维护个人利益，个人尊严，自己没有能力计划也不允许别人计划，也不允许市场调控。这些领导干部计划的不是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最大程度的发展生产力，而是在计划中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最大化。这样的计划经济早已脱离了社会主义计划的两个前提：集体主义和计划能力。四、俄罗斯的西方化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全盘接受西方国家推荐的药方，采取“休克疗法”，全面推行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俄罗斯政府给每个公民发放了面值10000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在商品严重短缺和生产急剧萎缩的情况下开放了价格。随后，俄罗斯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当年的通货膨胀率达2500%，到1995年，物价增长近一万倍，普通老百姓手中的凭证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堆废纸，而原来的管理者们则因为掌握大量实际资产，财富激增，完成了由原来官僚所有制到个人所有制的转变，全国一半以上的财富控制在别列佐夫斯基、波塔宁、古辛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阿文、弗里德曼和斯摩棱斯基七个经济寡头所操纵的六大财团手中。俄罗斯整个九十年代的政策说穿了就是制造混乱，使高级干部迅速凝聚个人资产的政策，据统计，俄罗斯70%的富翁都是前苏联的高级干部。与此相对应，官僚所有制下的按权分配演变成了按资分配。计划经济在一夜之间演变成了市场经济。在集体主义外衣下的个人主义可以公开亮相了，不用掩饰什么了。多党制建立了，三权分立建立了，金钱政治回来了。叶利钦时期，经济寡头们经常对俄罗斯的内政外交指手画脚，甚至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到政府的各个部门。莫斯科曾流传着这样一个政治笑话：“别列佐夫斯基在俄罗斯政府和总统办公厅开了个职业介绍所，谁要想进入俄罗斯政府当副总理、部长或到总统府当官，必须经过别列佐夫斯基的职业介绍所同意才行。”美国《福布斯》杂志称别列佐夫斯基是“克里姆林宫的教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力迅速下降，1990年至1998年，俄罗斯的经济下降百分之五十左右。苏联解体前的苏联GDP约为17652亿美元，俄罗斯占其中的10150亿美元，同期的美国约58033亿美元，到了1998年，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500亿美元，1999年更下降为1700亿美元，经过几年的恢复，2003年俄罗斯GDP也只有4652亿美元，而同期的美国达到108572亿美元，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如美国的军费多，不如韩国多，不如墨西哥多，成了经济上的二流国家。由原来与美国相对抗的超级大国变成了一个二流国家，真是可悲可叹。五、认识到了个人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威胁。在他看来，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实行了“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所有制模式后，思想上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集体主义思想（他对按劳分配采取比较排斥的态度，认为这是个人主义的重要表现）。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从个人利益角度出发，而不是从集体利益出发来处理问题，生产没有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一些领导干部（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从这个现实出发，提出了一系承认个人物质利益，允许个体私营经济、市场适当存在发展的政策，对此，痛心疾首，逐步形成了的观点：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政府、军队、文化领域，相当多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黑暗面，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认为，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狠批私字一闪念，斗资批修，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多种解决方式，可以树立起人民群众的大公无私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能充分发挥公有制的优势，更大的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抓革命、促生产”；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能保证政权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没有认识到，个人主义是现实生产力的必然产物，不能强行消灭，在他看来，思想政治工作无所不能，能改变人们在现实生产力基础上的选择。设想的时期的社会模式大致如下：在所有制上实行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所有制模式。在社会资源配置上采取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在分配模式上采取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在思想上采取集体主义，为了保证集体主义，提出了狠批私字一闪念的方式。在政治上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搞群众运动式的社会主义民主。受到的扭曲的主要包括：在个人崇拜前提下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一方面个人神化、个人专政、领导终身制、任命制等带有明显封建色彩的制度占统治地位；思想上多数人仍然没有摆脱个人主义，劳动者的积极性没能充分调动；平均分配也受到了按权分配的影响，但不很严重；计划经济由于没有计划能力的支撑，很大程度上属于盲目计划，反而造成人力、设备、资源的大量浪费；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所有制模式在个人主义的影响下变成了都管都不管的所有制，无人代表的公有制还不如私有制更能调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性。社会主义制度在现实的扭曲下已经不成样子。由于没有尊重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背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最终变成了政治闹剧，演出了一出出人间悲剧，加上从58年开始的一次左倾运动，共耽误了中国二十多年的发展。六、中国的改革开放十一届三中会会以后，我国进入了全面改革开放的新阶段，我们党决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决定改变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新的模式在建设过程中又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制约和扭曲。在所有制上，我们逐渐抛弃了那种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模式，逐渐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模式，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强调的是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充分发挥非公经济的作用，同时大力进行公有企业改革，激发公有企业活力；在社会资源配置模式上，逐渐放弃盲目计划，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把自己管不了管不好的放出来，同时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在分配模式上，强调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模式并存，权力在分配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按权分配广泛存在，形势比较严峻（吃喝风盛行，公款旅游盛行，等等）；在思想上，承认物质利益在调动积极性上的重要作用，强调个人、集体、国家利益相互协调，在集体主义外衣下，个人主义广泛存在，在各个层次占有重要地位；中的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被取消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被禁止了，个人崇拜被禁止了，领导职务终身制基本消除了，在农村等基层单位，直选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人民群众对干部的选举权、罢免权仍然非常有限，干部命运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的现象普遍存在，人大的选举罢免仍然是形式上的，家长制作风依然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与私有制并存的公有制受到了来自于权力和个人主义的扭曲，仍然带有明显的官僚所有制的特点。据报道仅机关的车费、招待费和出国培训考察费，全国已分别达到3000亿、2000亿和2500亿元，其中主要是被各级领导干部消费了。由此可见，我们离真正的社会主义还有相当长的距离，很多东西都是形具而实不至，还仅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脱离实际的假大空反而使很多人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虽然问题很多，但是，成绩仍然是主要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我们正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迅速前行。1978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GDP总值是3624亿元，2004年达到136515亿元，进出口总额1978年为206亿美元，2004年达到11547亿美元。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此发展下去，我们可能在30到50年的时间内在GDP总额上超过美国，再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整体经济水平和人均生活水平上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将在100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历程。这些数据充分说明我国当前的制度从整体上从方向上是正确的，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我们的问题还很多，但是，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基本制度，不能改变我们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不能改变四个基本原则，我们无法改变非公经济与现阶段生产力的相适应，无法改变按资分配对调动人们积极性的重要作用，无法消灭当前生产力条件下的个人主义，更不能改变我们的工作中心。我们可以反对官僚的腐败，可以反对个人主义，反对按权分配，反对官僚所有制，反对盲目计划，反对纯粹的市场调节，反对家长制作风，但绝不能破坏已经形成的社会稳定发展的机制，不能破坏稳定发展的势头，否则，只能是亲者痛，仇者快。任何阻碍我国民族复兴的行动都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七、当代美欧的社会发展模式1929年，欧美各国暴发了经济危机，危机持续了四年之久，造成的损失约2500亿美元，比一战的总损失还要多800多亿美元，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水平下降40%，倒退了30年，其中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55.6%，德国下降了40.6%，法国下降了36.2%，日本下降了32.9%，英国下降了23.8%。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失业工人超过3000万人，其中美国失业1320万人，占劳动人数的1/4，德国失业700多万人，接近全国工人的半数。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贸易总额只有242亿美元，比1929年下降2/3。很多商品，特别是农产品，价格猛跌，商品大量积压，人民却无力购买，而垄断资本主义家为了保持商品价格，维持他们的利润，不惜大量销毁商品。经济危机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危机，失业工人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在职工人开展罢工，反对资本家，反对政府，要防效苏联，发动革命。空前深刻和空前剧烈的经济危机，使人们认识到必需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资本主义模式，资产阶级政府如坐针毡，竭力寻找出路。在这种背景下，罗斯福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的改造。罗斯福新政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原有的社会发展模式做出的重大调整，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一是运用国家机器干预社会生产，缓解经济危机造成的破坏，如：建立国家银行，发展公共事业，一定程度的实行国家计划；二是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缓和阶级矛盾，征收高额的所得税、遗产税，建立社会福利保障体制。这些政策，在恩格斯所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已经指明，二战以后，西方各国普遍借鉴了美国经验，多数地方大同小异。从所有制上看，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从国家计划的角度出发，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和国家控制的企业，在西欧国家，在经过几次国有化浪潮后的70年代，国家投资达到社会总投资额的30%左右，国有企业总产值约占国民生产总值10%左右，经过80年代后的私有化，国有企业的投资和产值的比重又有明显下降。从社会资源的配置上看，从原来的绝对市场调节，演变为国家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在维护私有制的前提下，克服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从分配体制上看，原来单纯的按资分配，演变成了以按资分配为主体，二次分配(所得税、遗产税和社会福利保障体制)和三次分配(社会捐款)为补充的分配体制。从思想观念上看，由原来赤裸裸的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逐渐演变成带有公益色彩的个人主义，强调“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强调不损害他人利益，出现了大量的公益组织和公益思想。在政治上来看，金钱政治特征有所淡化，财富多少对选举人和被选举人资格的限制废除，性别歧视废除，民族歧视也逐渐弱化。福利国家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1960-1980）单位：%年份瑞典荷兰前西德英国加拿大新西兰瑞士美国澳大利亚日本

196010.811.718.11029.118.44.97.37.44.1

196513.217.119.011.79.09.66.87.97.65.5

197016.722.519.513.211.89.28.510.47.45.7

197521.229.627.115.615.411.813.614.512.79.3

198025.928.325.716.415.015.214.515.012.811.9

资料来源：OECD，转引自“EconomictheoryandtheWelfareStatebyNicholasBarr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June1992，P759这种较高的福利保障助长了一部分人的依赖思想，在一些社会保障优越的北欧国家尤为如此，在瑞典，由于病假补贴与照顾病孩的家长可享受高达90%以上的补贴，而获得的工资中必须缴纳高额税金，这就使泡病号人的损失微乎其微，自然滋长了请病假与缺勤现象，而社会的损失就比此要大的多，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声称有病或要照顾病孩的家长并没有真正这样做，而是去从事某些逃税的“地下经济”活动，赚更多的收入，还有极少数人从事贩毒犯罪活动，在瑞典每人平均出勤率只及78%，不少人要在企业里“怠工”这都与社会保障制度有必然的联系。另一方面这一制度也影响了资本家的投资积极性，社会保障金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它的增加使产品的成本提高，企业税负加重，利率下降，利润减少，这样一来，资本家投资的积极性就有所下降，影响了经济的增长。二战以来50多年里，发达国家生产力得到快速的发展，经济危机的破坏程度越来越小，由原来的衰退型演变为滞胀型，GDP的倒退幅度很小，甚至无倒退。阶级矛盾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两极分化程度有所缓和，基尼系数在0.30～0.40之间，大规模的劳资冲突迅速减少，基本没有武装冲突。城乡差别开始消失，农民所占比例很少，现有农民是农业工人或农场主，城乡生活水平的差距较小。脑力劳动开始成为主要的劳动方式，体力劳动迅速萎缩，蓝领工人迅速减小，脑体劳动差别的消失趋势也比较明显。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在公有制、按劳分配和社会计划下消灭三大差别，在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则体现为私有制、市场经济主导下的部分消灭。从量化的指标上看，在很多方面，他们都比我们更接近社会主义。从一百多年的社会发展模式中，我们发现：历史的发展自有其自身规律，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一个社会制度能不能战胜另一种社会制度。生产力水平也决定了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一个社会可以自称为什么制度，但是，有没有实现某种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这种制度，需要具体分析，实际分析。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是因为经济上的落后，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各个层面上，离真正的社会主义都有很大的差距。严格的讲，我们搞社会主义还不够格。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选择适合我们的政策，而不能机械化照搬某种制度，我们必须正视现实，正视生产力基础，正视我们的计划能力，正视个人主义程度与范围，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逐渐实现民族的复兴，才能建立与社会现实相适应的动态的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不是遥不可及的幻想，尽管最终历史的发展不可能和马恩所设想的社会完全一致，但是，无论承认与否，社会发展并没有背离他们预言的方向，这正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