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知识规划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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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后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提出了文化霸权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空场”问题。但是从马克思主义解释史和传播史看，寻找新的规划基础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场”做法并不足奇，可以说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是围绕此展开的。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学者一直致力于两类马克思主义的“空场”：第一类是包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而被称谓“正统马克思主义”压抑了的普遍性，如萨特著名的“人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空场”这个口号，而走到极端则是法兰克福学派那样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弥赛亚救世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传统联系起来；第二类是马克思不曾在自己时代直接遭遇因此没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反映出来的现代问题，如哈维所言的“空间”问题，从这一点出发，马克思主义被“升级”为当代文化的面孔，哈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以及诸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是同质的。因此，可以说，拉克劳和墨菲在《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一书中的立场并没有超越这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

复杂的是，如果说第二国际以来的“修正主义”以必须适应于政治经济发展而“更新”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曲解、补充甚至否定立场的理由，那么在这种理由成为一种习惯的理论或学术姿态后，它背后的政治立场便发生了极大的偏转。如詹明信所言，“马克思主义，就像所有其他的文化现象，随其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注：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74页。)。这一论断在中文语境中的理解可能与其原始语境具有极大的不同，因为它在文化价值上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性，因此即使对于自由知识分子而言，马克思主义不构成政治言说的边界，它只是被自由地谈论和发挥的一种文化。正是这一原因使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性之未完成的政治规划被替换成知识规划，从知识规划角度来谈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替代也具有了合法性。拉克劳和墨菲正是在这一背景中自我圈定了一个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圈子，而由它溢出的则是“后马克思主义”知识学路向，即把一种可能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前提作为理论的中心视域。因此，我们看到在上述两类“空场”上，后马克思主义都告别了传统“补充”或“发展”的理论姿态，而变成了“发挥”(如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超越”(如生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或“哀悼”(如德里达之“幽灵”)等立场。而这正是他们偏爱suture(缝合)、articulate(接合、言说)这些词的原因。在他们看来，这些术语既能够表示一种通过“清晰地阐明”的语言行为而获得实践性的策略，从而弥补“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心主题在新的理论中的不足；又能够表达这样的含义，言说或实践产生作用的领域是由社会的不确定性、由每一种指符的不固定性决定的，是环境多元要素和能指的漂浮性相互作用的结果(注：拉克劳和墨菲：《文化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远流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28—142页。)。当然，这种理论立场既割裂了它自身与历史逻辑的联系，也在理论逻辑上否定了普遍性诉求(这个问题在齐泽克那里被清晰地意识到，并得到极大的纠正)。所以，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流变史来理解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的立场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我们无法理解他们所采取的与马克思主义保持切线关系(即既相关又不在其中)的理论姿态，因为那种“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只能是一种抽象的和学院的理论，它把马克思主义投入到远方的地平线上，使之成为永远不可能的一个亮点。而在这一点上，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学者喜欢用这样一些与时间相关的术语来描述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推迟”、“延宕”(德里达)、“姗姗来迟”(詹明信)等等。

二

无论采取了何种姿态以维持与马克思相关的形象，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都相去甚远。集中地说，他们在三个核心点上对马克思主义实行了内在的爆破：生产力、阶级和革命，而由此产生的则是生态、女性(种族、少数等)和民主主义的复杂结合体。正是在这里，它与后现代思潮具有了内在的亲缘性，不仅立场相互支持，而且许多重要的理论依据也都一致。因此，理解后马克思主义冲动在当代的强劲势头，必须在理论上注意“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对一种同质逻辑的判定，而是对包含在多元性之中自身又包含着多元性的话语的界划(注：虽然我倾向于采取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概念，但我们也将发现，近十年来，广义的理论上的“后”姿态却是西方左派学者的一种十分普遍的取向。例如1992年第二届世界马克思大会，其主题散裂和立场的多元甚至已经让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产生了沟通的困难，而在理论上完成描述和推动新的世界秩序形成任务过程中，在逻辑上“告别”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并不少见。参阅该次会议的论文集，AntonioCallarietc.(eds)MarxisminthePostrnodernAge:ConfrontingtheNewWorldOrder,NewYork,the

GuilfordPress,1995.)。

从基本背景看，后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本身就和社会历史事件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直接相关。因此，其政治策略与社会历史条件之间的关系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在这里，有必要一提的是1968年红五月运动对左派理论和政治实践的影响。可以肯定，如果说后马克思主义诸种理论立场都可以在逻辑上追溯到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践在内在20世纪西方社会思潮的变迁，那么，1968年的革命事件在把这些理论转变成一种政治姿态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最直接的意义上，1968年仅仅是一个断代标志，它是整个西方左派理论和实践的转型的起点。虽然到目前为止，对于它的研究可能都是分散和片面的，但将它作为一种新历史的标志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理论诉求(注：参阅杰姆逊：《60年代断代》，载王逢振编《六十年代》，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Fink,C.Gassert.P,andJunker.D,(eds)1968:theWorldTransformed.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8.)。在整个60年代的转型过程中，1968年作为一个突出的标志，在其中复杂地纠合了不同的政治情绪：在发达资本主义(第一世界)官僚制牢笼中的自由冲动；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现实社会主义(“第二集团”)异化的积极拯救需要；经过50年代政治蕴酿而在全球扩散的“第三世界”政治话语，这些政治情绪直接引发了新的理论。但是，运动本身的失败却再次证明霍克海默式的论见：发达资本主义越来越非革命化。西欧(特别是法国)共产党人的脆弱、萨特式人学的空洞、马尔库塞式总体的文化革命的不现实性，使左派理论家失去了宏大革命的兴趣。这在总体上催生了对总体革命的怀疑，而“新左派”浮现历史水面，并成为一种广泛的政治情绪。在其中由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等人充分阐发出来的日常生活逐步成为左派学生的兴趣所在，而第三世界和女性政治则作为一种他性政治流行起来。如果进一步考虑到由卡逊对农业化学的抗议、罗马俱乐部学者们的警世之言，生态政治的崛起也不难理解。或许这是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实际在其后承载左派理论姿态的重要原因。因为，无论是福柯、拉康、德里达的颠覆性研究，还是阿尔都塞以多元决定论对经济决定论的替换，都直接适应了反本质主义之左派理论诉求。而所谓后现代在利奥塔等人的鼓噪下像病毒一样传播，对左派来说，只是提供了更为广泛的基础。在这一意义上，墨菲和拉克劳在1985年公开出版的《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确实只是一个总结。正是因为他们两人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来操作激活了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这个没有被及时地充分地运用的重要理论，而以此为契机，他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则在经过葛兰西中介后被作为整个西方文化研究的左派人口。虽然把阿尔都塞或其他一种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的在理论上反本质主义和在政治立场上告别总体革命确实存在着困难，但是我们绝不能简单地从后现代主义这个透境来审理后马克思主义，因为它以更激进的形式掩盖了后者的这个事实：后马克思主义的多元性首先是针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在这一点上它与晚期马克思主义具有共同的旨趣。进一步，在此我们也清晰地理解20世纪90年代之后“后马克思主义”的复杂增殖。因为，确实如阿龙生等人所言，“后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在柏林墙倒塌和苏联垮台之后“哀悼”之后“新的开始”(注：Aronson.R.Aftermarxism.NewYork:theGuilfordPress,1995.)。不过，在这里，“新”可能要大大地打一个折扣，因为其对生产力的批判和对阶级政治的告别等重大立场都直接来自先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关于生产力批判，这个问题国内外学者已经有了广泛的研究。可以肯定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线索中，这个问题首先是由卢卡奇提出的。他在那本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圣经”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直接强调了，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已经成为奴役的力量，而资本主义文明的顶点则是对自然的统治(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而从30年代开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也实际地一步步把这一批判上升到对整个西方理性的批判，并在《启蒙的辩证法》中实际开启一种后人学的大门。更不要说，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更是后现代思潮的直接支撑点了(注：参阅张一兵：《无调式的辩证想象》，三联书店2001年版。)。在这一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无疑为后来的生态政治提供了深层的理论逻辑，资本主义生态问题只是在现实层面加强了这种需要。当然，把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话语结合起来确实是一种新做法，只是本文无法展开更为详细评论。总体上说，生态逻辑在后马克思主义话语中的显性地位，第一，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逻辑发展。第二，在当代契(迎)合着现实政治运动的需要。这两个特征又进一步带来了新的问题，对于资本主义分析积极意义自不必说，但值得注意的是，当代意识形态的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即在生态、少数、文化多元主义立场成为跨国公司扩张的工具时，后现代主义成为其组织变革的动力时，如何避免与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共谋的问题便凸现。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德里克对后殖民主义的批评是中肯的(注：参阅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关于阶级问题。诚然，在卢卡奇实际地开创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之际，他已经面临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消退的问题(第二国际社会人非革命化问题)，因此他的阶级意识问题的提出已经隐含了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无产阶级非无产阶级化的问题。在这其中，既有福利国家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克劳斯·奥菲等人的焦点问题)，也有所谓白领问题(米尔斯的焦点问题)以及无产阶级的心理异化问题(马尔库塞的焦点问题)等，但不管怎样，霍克海默在上个世纪40年代断言：“无产阶级的革命冲动，早就变成了社会框架内的现实主义行为。至少在人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已被溶合到社会中去了”，这确实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尴尬境遇(注：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正是在这种境遇中，既产生了马尔库塞的“新感性”和“文化大拒绝”理论，又产生了法国高兹的“告别无产阶级”理论。特别是后者，以适应于后工业社会理论的方式较为全面地抛弃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阶级观点，重新把马克思主义乌托邦化。因此，这些理论倾向在直接意义上代表了西方左派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基本认同点，正是通过这些认同点，他们转向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式批判，以激进多元民主的形式来描述马克思主义社会改革的方向。

从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势看，它们主张“告别革命”、声称女性主义等差异立场、强调生态政治等，但必须注意的是，不能因为有人声称这种立场，他就是后马克思主义立场。这样做是相当浅薄的。事实上，无论是在政治实践上还是理论逻辑上，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解放诉求与女性主义、第三世界或其他少数立场都可以兼容，问题在于理论家们对于一种理论的历史使命和出发点理解的差异。在这里，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便是勒伏弗尔及其理论影响，在他的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批判和空间生产的逻辑分析影响下，既产生了鲍德里亚的后马克思思潮，又融合进戴维·哈维的“人民的地理学”之晚期马克思主义立场，还影响了卡斯特的后马克思主义“网络社会学”，而他本人则终生抱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在上述差异中，鲍德里亚无疑把20世纪资本主义的断裂(质变)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并认为超出了马克思的分析，因此他重起炉灶；戴维·哈维认为资本主义变化是事实但并没有超出马克思的分析，因此他要完善历史唯物主义；卡斯特汲取了马克思的许多思想资源并一直保留了它们，但它经由阿兰·图尔纳和丹尼尔·贝尔修正了当代社会的分析范式并采取了与马克思主义对话的姿态。由此看出，这几种差异的理论立场只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逻辑上终结之后西方激进左派的不同理论动向。在其中，后马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受挫背景下转向寻求资本主义改良的左派思潮，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仅仅在于认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不合理性的批判，但事实上无一例外地在最基本的理论上拒斥了马克思主义，甚至以批判马克思来确立自己的理论。

三

在现象上，后马克思主义的公开兴起，诚如希姆所言，决定性地表示多元主义的历史浮出表面(注：Stuartsim,Post-Marxism:AnIntellectualHistory,London:Routledge,2000.P5.)。在这其中，贯穿着诸多重大因素，而最为重要的是无产阶级在社会和政治意义上的重要地位的逐步消失。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质看，如果从《共产党宣言》的直接结论出发，把它视为狭义的19世纪机器大工业时代的无产者的政治理论，这必将带来重大的问题。因为，那一种阶级状况无疑在马克思身后发生了重大变化。事实上，在劳动价值论问题上的复杂争论从侧面反映了当代的复杂性。虽然从理论上，我们可以借鉴大卫·哈维关于剩余价值的当代生产形式分析和斯克莱尔对跨国资本家和跨国无产阶级的全球社会学分析，从而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正确地解释当代的阶级变化，但无论如何从全球的角度看，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在形式上已经不能直接采取20世纪早期的政治革命形式，这也是一个事实。在这一意义上，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对城市社会运动、对少数和边缘群体争取自身权利的政治运动，对生态、对文化的关注并不是难以理解的。因为如吉布森—格雷汉姆所言，“要求马克思主义改革的东西正是那些改变不了的东西——这就是我所说的资本主义”(注：J·K·吉布森—格雷汉姆：《资本主义的终结》，陈冬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16页。)。这意味着后马克思主义不仅仅具有学术上的重要意义，相反，它与现实的社会历史动向是一致的。

但无论如何，在面对后马克思主义之际，也存在着一个方法论的理解问题。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当然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最重要理论任务之一，而如果在这一过程中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分析的基本前提和方法，只在批判形式上徒有虚名，我们是否能够把一种理论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换句话来说，把这样一种理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究竟具有何种意义?在这一点上，后马克思主义无疑在哲学上已经较为彻底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和方法论要求。正是这一原因，雷兹诺强调：“后马克思主义是激进多元政治、民主政治以及身份政治、社会分工政治的异质扩散和传播，而不是阶级、后结构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对宏大理论和社会规划的拒斥。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点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一个或更多主要特征的习惯性拒斥，这些特征包括：唯物史观，作为社会动力和方法的辩证法，作为人类社会的主要组织特征的阶级与生产方式，作为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宏大叙事的资本主义和阶级政治，以及可以产生超越主观立场的真知灼见的单一的科学分析的概念。”(注：P·雷诺兹：《后马克思主义是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的政治理论和实践吗?》，张明仓译，载《世界哲学》2002年第6期。)

反观马克思主义，尽管从外部对它的歪曲和从内部对它的超越这两种不同的理论冲动在其诞生后一直未曾中断，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人类思想史的一场革命，它的价值与意义却不曾因此而被削弱。事实上，按照20世纪知识学语言来说，那么多出类拔萃且德高望重的学者、政治家对马克思的群起而攻之，这个事实本身说明了它的潜在正确性。也即是说，贯穿于20世纪的争论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命力的事实性注释。更进一步，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不是一种个人话语，而是一种集体解放的智慧，无论是在理论生产意义上，还是在实践斗争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更新”或“升级”也都是一种必然。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重大争论并不见得就是坏事。但复杂的是，随着“后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出现，我们便面临一个学术难题：如果把那些旨在对马克思主义学术进行修正的理论派别按照学术惯例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或“某某马克思主义”，那么在马克思主义之后是否还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呢?这不仅是一个逻辑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正因为此，我们必须对某些新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持谨慎的态度，从逻辑上鉴别其马克思主义的底蕴，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洋为中用”，从而为我们理解自身历史条件的复杂性和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