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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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几十年来，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提出的俄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设想(简称“跨越论”)，成为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长盛不衰的热点。只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歪曲的、教条式的理解，才能科学阐释“跨越论”的理论内涵，发挥其指导作用。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论卡夫丁峡谷

近几十年来，随着国际范围内“晚年马克思”研究热的兴起和人们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与教训的不断反思，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提出的俄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以下简称“跨越论”)，成为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点。从研究现状来看。深度和广度较之以前大大增强，取得的共识也在不断增多。然而，由于文本形式的特殊性、相关问题的复杂性，加之研究者在知识背景、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差异性，人们迄今在一些重要问题的理解上仍存在不少分歧。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的出现，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人们对“跨越论”的全面把握，避免理解上的片面性，但同时也给人们的理解增加了困难。影响人们对“跨越论”的科学性和现实意义的判断。因此，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指导下，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对有关文本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努力做到“四个分清”，对于科学阐释“跨越论”的理论内涵、正确发挥“跨越论”的实践指导作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跨越论”直接关涉的文献不多，但其思想内涵却十分丰富。其中一些思想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科学认识，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解决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东方社会残存的农村公社是古代公社的最新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民粹派将俄国农村公社神秘化、独特化的做法。马克思认为，从历史上看，农村公社并非为俄国独有，回顾一下遥远的过去，人们就会发现，西欧到处都有不同程度的古代类型的公社所有制。从当时的现实来看，在印度等东方国家也有类似的存在形态。那么，在世界历史条件下，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农村公社的历史方位呢?马克思认为，将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他借用地质变化规律来说明原始公社的演变：“地球的太古结构或原生结构是由一系列不同时期的沉积组成的。古代社会形态也是这样，表现为一系列不同的、标志着依次更迭的时代的阶段。俄国农村公社属于这一链条中最新的类型。”由于俄国农村公社具有较早类型原始公社所没有的历史特点，特别是它的所有制兼具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双重性质，因此，马克思指出：它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

上述思想表明，马克思晚年对人类社会原生形态及其历史残留有了新的认识。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曾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来表征人类社会的最早形态。在马克思的晚年思想中，他几乎没有再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这一概念用以表征人类社会发展最早阶段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概念是“原始社会”、“原生社会形态”。通过对原生社会形态及其历史演变轨迹的考察，马克思对当时在俄国、印度等东方落后国家存在的农业公社作了如下历史定位：从时间序列看，它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原生形态向次生形态的过渡物；从空间序列看，它是历史的“残迹”，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并存。这一思想构成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重要内容，为我们认识世界历史条件下各种古老的甚至原始的社会结构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2、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对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具有双重影响

马克思早先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就论述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对落后国家的二重性影响，认为资本在世界市场扩大化的进程中，将按照自己的生存逻辑不断地将落后民族纳入自己的体系，同时也不断消除其生产的自然状态。马克思晚年结合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对上述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在他看来，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将俄国的传统生产方式特别是它的农村公社推向崩溃的边缘；另一方面，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和交往发展的产物，世界市场又为俄国学习和掌握西方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提供了历史环境，为其准备了“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

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市场的扩大化，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今人所说的经济全球化。而当今的时代是世界市场进一步扩大的时代，当今的世界市场仍然是资本主义所主导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仍然是当前落后国家探索自己发展道路不可回避的历史条件。因此，许多中外学者在进行有关探讨时，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马克思，力图从他那里寻找宝贵的理论资源。美国学者罗伯特·萨缪尔森关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的著名表述，实际上得出了与马克思完全相同的判断。正如美国学者约翰·卡西迪所言：“‘全球化’是加世纪末每一个人都在谈论的时髦词语，但150年前马克思就预见到它的许多后果。”“现代经济学家们又碰到这些问题，他们有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步马克思的后尘。”由于经济全球化(世界市场扩大化)对落后国家具有双重影响，因此，坚持以积极的态度主动参与和利用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本国现代化发展进程，同时以审慎的态度防范风险，应对挑战，避免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是落后国家对待经济全球化的正确选择。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双重影响的分析，为我们观察和说明当代经济全球化问题提供了思想武器。

3、落后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马克思在1881年3月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将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在他看来，落后国家是否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阶段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由于俄国的国情明显不同于西欧各同，因此不能将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不加分析地套用在俄国。如果俄国能够发挥历史赋予的有利条件，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条道路“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对这个问题作了新的阐发。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针对“落后民族的国民经济必然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种说法究竟对不对”这个热点问题，列宁代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明确指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要求共产国际不仅应该指出而且还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落后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一思想具有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意义。跨越资本主义这条发展道路虽然具有特殊性，但是这种特殊性并不违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因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同时，在世界历史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这条发展道路虽属特殊但并非个别，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性。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等一批落后国家在二战后相继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跨越了资本主义发达阶段或充分发展阶段。

4、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

马克思的“跨越论”指出，俄国之所以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可以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列宁在领导苏俄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弥补苏俄建设社会主义先天不足的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办法，就在于向西方国家学习技术和管理经验。“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列宁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十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

可见，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贯思想，也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一原理作了新的阐发。他说，我们是在落后的条件F搞社会主义，“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跨越论”是针对俄国当时的社会发展实际提出来的，其中一些具体论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然而，在历史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如何看待“跨越论”的这些具体论断，需要我们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进行新的思考。此外，从俄国、中国等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实践来看，人们遇到了马克思、恩格斯所不曾设想和遇到的新问题。探索和解决这些新的问题，要求人们必须结合新的实际对“跨越论”加以丰富发展。在这方面，列宁、、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者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1、关于农村公社是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起点

在马克思看来，土地公有制赋予农村公社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因此，他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稿中指出，如果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农村公社“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马克思、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合写的序言当中，进一步将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视为俄国“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假如俄国当时能够抓住历史的机遇，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分析确有可能变为现实。然而，俄国当时并未能抓住机遇，它在19世纪末进一步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农村公社电进一步遭到破坏。到20世纪初期，虽然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时间不长，但是，俄国已经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和俄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条件下，列宁突破了马克思关于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起点的思想，将马克思关于俄国农村公社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的思考，转变为对落后的资本主义俄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发达阶段的思考，领导俄国人民夺取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出一条不发达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路。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跨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这无疑也突破了“跨越论”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起点条件的具体论断。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将农村公社(特别是它的土地公有制)当作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起点，是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刚刚起步、农村公社在俄国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所作的一种判断。俄国、中国分别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基础上取得革命胜利，走的是跨越式的社会发展道路，但是跨越的起点条件同“跨越论”的设想相比有了很大变化。

2、关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是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肯定俄国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但他们明确反对民粹派理论家特卡乔夫等人宣扬的“落后优势论”。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封闭、落后，单靠其自身力量是不能走向社会主义的。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第一个条件”。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还将这一条件概括为俄国革命“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这一思想实际上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胜利论”的特殊表现。

一战爆发后，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俄国被卷入帝国主义体系并成为当时矛盾的焦点。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发生的情况下，列宁提出了“一国胜利论”，并以此为指导，充分利用特殊的革命形势，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将俄国广大人民群众争取“和平、土地、面包”的斗争巧妙地引向了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表明列宁突破了马克思“跨越论”关于俄国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同时发生并互为补充的“共同胜利论”。中国等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进一步表明，这些国家的革命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有利的革命形势和革命条件基本成熟的情况下。即使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发生，只要有马克思主义政党正确而坚强的领导，这些落后国家的革命也是能够取得胜利的。就此而言，我们应该对马克思、恩格斯在“跨越论”中的有关具体论断作新的考量。

3、关于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后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在“跨越论”中指出，俄国一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它将进入共产主义新社会。但是，它怎样进入新社会，进入的新社会处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哪一个阶段，他们并没有具体论述。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有关论述和他们在“跨越论”中所规定的实现跨越的必要条件来判断，实现。跨越之后建立的新社会应该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规定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进入新社会的方式是“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很显然，无论是俄国还是中国都不具备这种条件。但是，社会主义各国过去对此认识不够清楚，长时期犯了超越社会历史阶段的错误。

我们党在认真总结经验、反思历史的基础上，依据我国社会生产力不发达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确立的实际，作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党的十三大召开以前，邓小平就多次强调指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党的十三大以此为立论基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了系统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表明：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作了科学定位，为我们党根据基本国情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为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设定了正确的路标；同时，也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确认识自己所处的历史阶段提供了参考。它解答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社会特殊跨越以后处于何种历史阶段的问题，以新的结论丰富和发展了“跨越论”。

4、关于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后面临的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制度的矛盾

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实现特殊的社会跨越后，面临着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制度不相称的矛盾，这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遇到但“跨越论”并没有明确论及的问题。当然，“跨越论”当中蕴含着解决这一矛盾的部分答案，即马克思一再强调的：俄国对外要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对内要实现对农业的现代化改造，换言之，就是要大力发展现代生产力。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逐渐有了深刻的认识，将“我们连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也没有建设完成”这一认识称作“痛苦的真理”。。列宁在这方面采取两方面的措施：一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将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根本任务放在首要地位。二是调整生产关系，改变直接过渡的做法，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

列宁之后，斯大林、等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在这方面作了进一步探索，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历史表明，发展生产力需要一个过程，不尊重经济发展规律的盲目赶超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人为地拔高生产关系，离开生产力盲目追求公有化程度，只能使矛盾加剧。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重新肯定了列宁的思路，并且结合新的实际作出了新的阐发。一方面，他把发展生产力提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本质特征的高度，强调“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他将改革当作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要求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近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邓小平的有关思想为破解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这一高难度的历史课题提供了可行的思路。

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在“跨越论”中提出，俄国革命是保存和发展农村公社从而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必要前提，“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但是，俄国革命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革命?它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又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后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分别结合俄国革命、中国革命的实际，对有关问题作了系统的回答。

恩格斯在晚年曾特别告诫向自己求教的俄国人，希望他们“不要生搬硬套马克思和他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跨越论”的历史条件相比，当今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实社会主义实践大不同于马克思的“跨越”设想。这就要求我们，决不可僵化地、一成不变地对待“跨越论”，而必须与变化着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

1、关于社会主义能否利用市场经济的问题

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般设想，社会主义是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这主要是根据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得出的结论，是有一定的历史前提和逻辑前提的。马克思晚年所研究的俄国等落后国家，并不具备这些前提。其一，它们没有充分发展的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多半处于前资本主义的自然经济或小商品经济阶段；其二，它们没有工业化的发达生产力，所拥有的多半是以手共劳动为特点的落后的农业社会生产力；其二，它们没有全国一体化的劳动社会化，存在着二元的甚至多元的社会经济结构。

那么，这些国家如果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将实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呢?马克思对此并无详尽的具体论述，只是大致地提出，俄国在实现了以铲除专制制度为目的的政治革命以后，对外要通过世界市场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对内要消除由于“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而导致的“孤立性”，要充分利用现代商品经济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股份公司等)”。这些思想虽不足以表明马克思提出了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而且应该利用市场机制的思想，但无论如何，那种将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理解为纯粹的产品经济社会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流行观点，至少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对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以后，能否利用市场经济的问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作了积极的探索。列宁之后，社会主义各国都曾进行过探索，但总的来说，排斥市场作用的计划经济理论一直占据主导地位。邓小平继承并发展了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有关思想，在领导我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冲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理论的禁区，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仅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将社会主义的制度和体制科学地区分开来，而且它还深刻阐明，对于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而言，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是可以跨越的，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则是不可跨越的。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的新的开创性贡献，是对“跨越论”的进一步突破和发展。

2、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与“跨越论”的关系问题

近年来，学界一些人士用“跨越论”来解析当代中网的历史发展，用本来实践。“直接验证”、“毫无关系”就是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直接验证”说从“跨越论”中寻章摘句地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寻找理论依据，据其逻辑。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思想(甚至包括后来的邓小平理论)是根据“跨越论”发展而来的，中国革命胜利是对马克思“跨越论”的直接验证。“毫无关系”说则完全依据“跨越论”的一些具体论断，并将其同中国革命的情况一一对照，并由此得出两者毫无关系的结论。

我们认为，中国革命道路既不是对马克思“跨越论”的直接的简单的验证，也不是与其绝对的毫无关系。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后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超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实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跨越。中国革命并没有验证马克思“跨越论”的具体内容，但是，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又体现了马克思“跨越论”内含的方法论原则，如认识社会形态发展特点的辩证思维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正是贯彻和体现了这些方法论原则，中国共产党人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总的来说，中国革命道路与“跨越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一种间接的联系，而不是直接的联系；是马克思主义原则方法上的联系，而不是具体内容上的联系。在此问题上，“直接验证说”强调两者之间的联系但将其夸大为直接联系，“毫无关系论”强调两者之间的区别而完全忽视两者之间的联系。实质上，这两种观点都离开了“跨越论”内含的科学方法论原则，都用“跨越论”的某些具体论断来衡量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归根到底是在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跨越论”。

在“跨越论”问题上，一些不正确的和错误的理解往往是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进行的。针对各种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对自己理论所作的错误理解，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样做会给自己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自己过多的侮辱。这种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往往具有很大的蒙骗性和危害性，亟待澄清。

1、所谓资本主义是落后国家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

近年来，有人依据对《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理解提出，资本主义是人类的必经之路，也是落后国家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这种观点其实并不新鲜，马克思当年曾经驳斥过这种强加给自己的错误观点。

针对米海洛夫斯基曲解《资本论》关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历史概述，并由此认为俄国必然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错误，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作了理论上的澄清。马克思指出，《资本论》有关章节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假如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反对脱离历史环境抽象地谈论社会发展道路，反对将自己的理论曲解为超历史的历史哲学，认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列宁后来引证马克思上述书信的有关内容，明确指出米海洛夫斯基歪曲了马克思。他说：“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论证过：俄国‘应当有’资本主义，‘因为’西欧已经有了资本主义……只有主观哲学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才会这样不了解马克思，竟然认为马克思准有某种一般哲学的理论；因此他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一个十分明确的解答：他是找错人了。”

总的来看，马克思在“跨越论”中既坚持了他早先创立的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他认为，某些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借助于外界的影响，可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俄国之所以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而不必亲历资本主义发展的苦难，就在于它有可能向已经经历资本主义的先进国家学习，把资本主义创造的积极成果拿过来为其所用。可见，在马克思的思想中，通过资本主义与跨越资本主义这两条途径的关系是：前者是普遍，后者是特殊：前者的实现是后者实现的前提，后者是在前者实现了的情况下的一种可能的结果。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历史的唯物主义与历史的辩证法，在这里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所谓资本主义是落后国家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的观点是对马克思的曲解。

2、所谓落后国家比发达国家更容易建成社会主义

一种观点认为，“跨越论”表明：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落后国家比发达国家具有优势，落后国家比发达国家更容易建成社会主义。这种观点看起来似乎对“跨越论”进行很高的评价，实质上对它作了民粹主义的解读，违背了“跨越论”的本意。

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表明了俄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表达过俄国比西方发达国家更容易建成社会主义的意思。相反，他们多次对民粹派带有浓厚空想色彩的“落后优势论”进行了批判。针对民粹派理论家所谓“俄国农民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俄国比西欧更接近社会主义”的说法，马克思在1870年2月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明确表示：“对于这种共产主义的黄金国，我从来不抱乐观的看法”。恩格斯1875年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对民粹派的错误观点作了进一步的理论批驳。他明确指出，特卡乔夫所谓俄国农民比西欧工人更接近于社会主义的断言，“完全是胡说八道”。列宁对民粹派的农民社会主义理论历来持批判态度，明确指出它是空想社会主义在俄国的一个变种，是一种社会主义乌托邦。列宁的“一国胜利论”指出俄国等落后国家在特定的革命形势下可以先于西欧发生革命，但是，他从未说过俄国比西欧更容易建成社会主义。相反，他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还强调：“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终胜利，即完全组织起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

由此可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当中，可以得出落后国家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但是，所谓“落后国家比发达国家更容易建成社会主义”则是强加给他们的不实之词。

3、所谓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

列宁的“一国胜利论”深化、突破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论”。十月革命的胜利表明，俄国跨越了资本主义发达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然而，从十月革命发生到现在，针对它的各种指责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有一种指责就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进行的，其理论依据就是俄国生产关系的变革缺乏必要的生产力基础。对于这种指责，无须我们作过多的解释，列宁早就给子了有力的驳斥。

十月革命发生以后，针对所谓“套中人”发出的俄国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不相称、无产阶级不应该夺取政权之类的指责，列宁指出：“‘相称’是永远不会有的，在自然界的发展中，也和在社会的发展中一样，这样的相称都是不可能有的，只有经过多次的尝试——其中每次单独的尝试都会是片面的，都会有某种不相称的毛病——才能从一切国家无产者的革命合作中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主义。”针对苏汉诺夫等人“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的言论，列宁认为，单从生产力方面去寻找俄国革命发生的原因而无视俄国特殊的革命形势，只看到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无视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并不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这些人“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列宁的这些回答，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我们反击有关指责的有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