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我国化历史条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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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成立的，因此从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就将马克思主义确定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而1945年中国共产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说，“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1]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从党成立也开始了，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特定概念和历史使命提出则是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这离党成立已经过去了近20年。既然中国共产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将其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为什么还要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而且是在共产党成立近20年后才正式提出这一概念呢？

1、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依据

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第一，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是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而任何事物都各有其特点，而且是千差万别的，这就要求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生搬硬套。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则，而这些原则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2］。第二，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世界观、方法论和行动的指南，只有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创造新的理论，才能解决实际问题，正如恩格斯说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同志也说过：“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3]而不能当作教义；第三，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必须与时俱进。这是因为客观实际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就不断强调，对他们的理论、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4]“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5]以上这些都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

2、党成立后“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依据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基本背景就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道路。而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这样重大而基本的问题上，在共产党内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两种不同的态度带来了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不同结局。尤其是在“本世纪20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曾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6]正是有了这些经验、教训，共产党人才从切身的感受中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极端重要性。正如所说：“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7]

3、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长期探索和思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作了理论铺垫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虽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才提出的，但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却是共产党人一直思考的问题。

早在1921年，张太雷就指出：要“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和方法正确地运用于各国具体特点的基础之上”。[8］恽代英也说：“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情形，以决定中国的办法”。[9]大革命失败之初，曾经主持过中央工作的瞿秋白更明确地指出：“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10]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后，中国共产党又开始了探寻不同于俄国革命的发展道路。1930年，发表了我党历史上第一篇反对教条主义的文献《反对本本主义》，强烈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需要的，但是绝不能搞本本主义，中国的问题，要靠中国的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不要动不动就那本本来，吓唬老百姓。”在瓦窑堡会议上，他又尖锐地批评了党内关门主义不会把马列主义“活泼地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中去”，而把马列主义变成死的教条。[11]193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告全党同志书特别强调：由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与变化多端性”，“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原则必须使之具体化，成为具体行动的指南针”，中国共产党能否做到这一点，“将决定此次大革命能否胜利的命运”。[12]

以上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的提出，经过了一个长期的酝酿过程，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多年探索和思考的产物，这时提出只是水到渠成的事。4、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际条件

从二大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加入了共产国际，因此，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进行工作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是有帮助的，但也有缺点，那就是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的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而我们党的早期领导人又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因此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后来在季米特洛夫负责共产国际时期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作出了改变共产国际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决定。要求共产国际要“把活动重点转移到制定世界工人运动的基本政治、策略路线”上来，而“将日常领导集中于各国支部本身”。在决定任何问题时，都要“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而且一般要避免直接干涉各党内部组织事务；“要避免机械地把一个国家的经验套用到另一个国家”；各国党要“善于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问题的武器”，学会把马列主义的方法应用到各国的“具体环境中去，应用到具体条件中去”，“避免用一成不变的方法和笼统公式去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共产国际的决定和关于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与别国经验的论述对中国共产党人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了一个催生的作用，也可以说是一个组织保障。那以后，我们党的一些领导人开始大声疾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如，遵义会议后，在党内负总责的无数次地强调要正确对待革命理论、共产国际决议和外国经验问题。“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与公式，而是行动的指南。”要使干部学会马列主义的生动的革命精神，“能够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具体的环境，并从这种分析中得出一定的行动方针”。“任何一国革命的经验，都不能机械的搬运到别一国来。”[13]1937年6月，在党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号召少些马列主义的“耀眼词句”，多些马列主义的“真正内容”。还提出反对“党八股”问题等。[14]

5、六届六中全会前，党内的一场争论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直接推力

遵义会议后，我党在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引领革命事业不断前进，尤其是抗战爆发后，我党在为首的中央领导下，制定了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政策。但是，1937年底，以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名义回国的王明，在党的十二月会议上，以传达国际指示和斯大林新政策为名，作主要报告，否定党的洛川会议以来执行的正确抗战路线和政策，点名批评刘少奇和不点名地批评的一些正确观点和政策，甚至企图以不正当手段夺取中央的领导权。而“与会者多数对王明传达的新政策，产生盲目信赖，并以他的观点总结统一战线工作的得失，作自我批评”[15]196这表明，党内相当一部分同志还没有真正解决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国际决议的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否维护的领导地位和洛川会议以来执行的正确抗战路线，其实质就是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而这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16]正是在粉碎了王明的夺权阴谋，捍卫了党的政治路线的这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概念和任务。并通过这件事，使党的许多高级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基本上达成了一致意见。

注释：

[1]《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952页。

[2]《理论动态2008年3月20，1773期

[3]《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263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8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676页。

[6]《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P47

[7]《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8]张太雷.关于殖民地问题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提纲（草案）[A].张太雷文集(续)[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32.

［9］恽代英.列宁与新经济政策[A].恽代英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上）：480.

[10]瞿秋白.瞿秋白文集自序[A].瞿秋白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10.

[1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0）：618-619.

[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C]（.11）：202.

[13][114]文集[C].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2）P188、189

[15][16]黄允升.开辟革命道路的理论创新[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P196、P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