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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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学界大都以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的思想和著作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起源。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很多，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界定的区别也很多，徐崇温、杜章智、王雨辰、陈学明、张一兵等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分别做了不同的理解，但是有一点是公认的，那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特点——对“人”的关怀，即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从流派分类的角度来划分西方马克思主义，我国学界大都采用徐崇温的观点把它分成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个大类。具体说来，人本主义又包括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把“人”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当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人”的首要地位，具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与我国当前强调的“以人为本”也是有密切相关的，以及与管理学中重视的“人本管理”也有联系，反观当前社会现实，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人”的关系，以及当前怎样看待“人”进行研究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全世界的共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人把握为自我创造、自我生成的活动，将人的本质界定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即人作为“类存在”意义上的劳动的存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则摒弃了以抽象的人道主义和人类学概念理解人的本质的做法，将人的现实性归结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人的存在的社会性。20世纪50年代以前，西方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分立为青年、老年马克思的做法（即早期马克思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而后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退化）正是基于对这个研究而得出的，而马克思的人学思想统一于人道主义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主流观点。大多数西方学者明确反对“两个马克思”论，认为“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思想实质上是一致的。本文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统一的人道观点出发阐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观点。

1923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明确提出把人的地位中心化，就此开启了把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的浪潮。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重要原因是反对第二国际把马克思主义机械化为经济决定论，他们认为历史的发展不是机械化的经济决定论，而必须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所起的作用——人是历史的主体。他们认为现实的总体性，就是历史运动中主体与客体的直接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就是研究社会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辩证法，即主客体辩证法。而“人本身作为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基础，作为历史辩证法的基础的同一的主体——客体，是以决定性的方式参与辩证过程的”[1]279。人类历史过程中最真实的存在是人的客观活动本身，即社会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如果“没有这一因素，辩证方法就不再是革命的方法”[1]50。在主客体运动的历史过程中，卢卡奇认为只有大工业的产物无产阶级才能做到把自身作为主体的同时，把客体也作为同一整体的一个方面来认识，从而实现主客体的统一。他认为马克思第一次用历史唯物主义真正地说明和揭示了历史的本质，第一次真正地发现了历史的主体，即无产阶级。卢卡奇认为：“每个社会的力量按其本质是一种精神力量，只有认识能够使我们从中解放出来。”[1]350据此，他把无产阶级革命归结为一种意识活动，认为“只有无产阶级的意识才能指出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出路”[1]136，因而也就把意识形态斗争提高到了革命的首要位置。存在主义代表人物梅劳·庞蒂认为，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者只看到外部的客观因素，而低估了无产阶级意识的主观作用。这种观点体现了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人学来源于黑格尔的主观辩证法，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但同时过分强调了人的意识的能动作用，以至于陷入一种“意识决定论”的主观唯心主义当中，忽视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法兰克福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弗洛姆认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的哲学误解为经济决定论式的唯物主义。这种经济决定论式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马克思所反对的19世纪资产阶级的机械论的唯物主义，而不接近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然而“马克思的目的在于人的精神解放，在于人从经济决定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在于恢复人的完整性，使他有能力达到与他人和大自然的统一与和谐。”[2]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绝不是简单地认同经济决定论，将所谓的客观规律说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更不是试图将人性泯灭在历史物质的总体运动中，总而言之，马克思从不否认人之精神存在的重要价值，恰恰相反，马克思追求的正是人的解放。马尔库赛在对待斯大林主义的问题上，也说明了他把马克思的人学理解为人道主义。他在《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一文中说：“最近《手稿》被用来证明‘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以对抗官僚极权的苏联模式；这些手稿有力地推动了反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的斗争。”[3]弗洛姆认为马克思把人性理解为人的本能和欲望。弗洛姆的目的是在突显人的自然存在，而贬低马克思的人的社会存在本质。马尔库赛认为，马克思把感性作为人的本质规定，马克思人学的根本变革在于感性这个本质规定上，他说:“也许正是在感性(作为对象化)这个概念上，在人的本质规定这个中心问题上，马克思完成了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革命理论的决定性转变。”马尔库赛最终把马克思的人性思想归结到了一点:人的自由和全面性的实现，在马克思那里是人的感性需要、情欲和本能的实现。西马理论家们都从马克思学说的社会批判方面中获取了最初动力，都以批判作为人本主义立场的原点。他们力图使自己所关心的对象是现实中具体的、个人化的实际存在。

二

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从各个方面构建不同的主体观，卢卡奇人的总体性、马尔库塞的多向度的人、弗洛姆的健全的人以及列斐伏尔总体的人都把人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他们不大一样的理论背景又为他们提供了不同的救赎之途。比如卢卡奇的浪漫主义，霍克海默的理论批判性，萨特的哲学确证，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弗洛姆的技术人道化，还有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改造。不过，他们的相同处在于，都把革命从街头挪进了书斋，企图通过心灵革命和思想改造来变革社会，从中体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行动取向和现实的巨大压力。

在当前物欲横流的社会，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到底是不是手段？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都赞同“人”是目的，因为我们最终是为了人，很多学者都从人的角度出发，认为人不应该是手段，人不可以作为手段，笔者认为在当前社会下，人不仅是目的，而且应该是手段，而且大部分时候是作为手段而存在的。只要生活在社会中，自我与他人就必然互为目的和手段。对此，马克思曾作了辩证的阐释：“(1)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2)每个人只有作为自我目的（自为的存在）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手段（为他的存在）；(3)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己当作自我目的才能成为手段。”[5]可见，人本身就是手段与目的的统一。如果把手段和目的割裂开来，仅仅把人当作目的，其实无异于否定了实践的必要性和社会存在的可能性。

无论是人本主义还是管理中的“人本管理”，目前大部分学者都过分地强调了人，并且在现实中又没有对人给予实际的关怀，只停留在理论上面，笔者同意人最终是我们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目的，但是在目前社会现实中人肯定不可避免地作为一种手段而存在，不仅是别人的手段，也是自己的手段，况且目前社会生产力还不发达，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目前所强调的人更多地应该从关注人的现实生活出发，如果连人的基本生活都满足不了，何谈“人本”？我们要敢于承认人除了是作为目的存在于这个社会的，也是作为手段而存在于社会生活当中的，当然这个手段我们不能理解为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物化”或者“异化”，这个手段应该是合理的，而且应该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为了人类社会的往前进一步发展，我们必须合理很好的“利用”这个“手段”，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充分发挥人的作用，以期向人的全面发展而努力。

参考文献：

[1]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