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性与马克思主义发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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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这一科学论断是对一百六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与民族性、时代性和人民性之间的内在联系，也为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一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必然具有世界性，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和意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是否排斥其民族性？马克思主义用于指导全世界不同国家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时，是否需要民族化？时至今日，仍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提法，认为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民族主义的。然而，历史事实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性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只有同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实际相结合，使其打上民族性的烙印，使其有各自的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方能彰显其强大的生命力。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才能真正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创立马克思主义之初，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绝对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一种生动的、应该能够被灵活运用的行动指导。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中论述共产主义运动时就反对对共产主义进行教条化解释，“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2]

在指导各国的具体实践活动时，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充分尊重考虑到了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特殊性。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谈到了如何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卡夫丁峡谷”问题，认为俄国的特殊国情“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3]。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俄国作为唯一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至今的欧洲国家，具有明显的特殊性，认为不能“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明确指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4]的看法是对他本人的误解，并对这种机械理解他的理论的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经典作家在理论和实践上也坚持了尊重民族性这一特点。列宁主义的提出和完善就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民族性相融合的特点。比如，列宁在论述国际主义时指出，“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支持（用宣传、声援和物质来支持）无一例外的所有国家的同样的斗争、同样的路线，而且只支持这种斗争、这种路线。”[5]这一论断科学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国际性）与特殊性（民族性）的统一。所以他强调：“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6]这就要求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使之能够与本国、本民族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苏维埃俄国建立之初，列宁主张应该直接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应用到本国经济建设之中，提出按照共产主义原则来建设新社会。然而，实践证明这种不尊重各国实际的做法不会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所以列宁很快就指出：试图“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7]的现实证明他们是错的。因此，苏维埃政府很快就根据本国特点调整了经济政策并取得了成功。经过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列宁得出了鲜明的结论，即：“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除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8]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这一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理解和机械搬用曾经严重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生机和活力。王明从莫斯科留学回国之后，在不了解国情的条件下，片面地把苏维埃俄国的革命经验照搬到国内，结果导致了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则提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9]。随着革命的深入开展，这一论断逐渐成为了全党的共识，这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的认识趋于成熟和自觉。

新时期，我们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相结合，扎根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土壤，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0]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之中。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就是这样一些富有中华民族特色、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之精华的理论范式。

二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要保持旺盛的创造力，就必须使自己能够不断概括把握时代的内容，集中反映时代的本质特征，从而体现着时代精神的精华。

理论总是应时代之要求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形态也不例外。恩格斯认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1]。如何面对社会历史变迁所带来的挑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即只能在特定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相应的革命措施“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12]。

列宁同样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某种僵死的、一成不变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13]。列宁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国家学说和建党学说时，充分考虑到了时代的特征和历史发展的要求。经过深思熟虑，他提出，“只有……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14]针对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密切结合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社会主义革命能够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

如果把马克思的政治理论与列宁的政治理论进行对比，能够更清晰地看出二者之间的时代区分。比如，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但列宁却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能够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之所以会有上述差别，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和列宁所处的时代不同——马克思所处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实力相对比较均衡，所以社会主义革命需要在几个国家同时发生才能够取得胜利，列宁所处的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比较悬殊，所以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一个力量相对比较薄弱的环节取得胜利。毫无疑问，列宁对社会主义革命新论断地提出恰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顺应了时代潮流，研究了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科学论断。十月革命的实践也证明列宁的论断的正确性。

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苏共领导人也把时代要求作为制定战略计划的重要考虑因素。斯大林指出：“党的战略不是什么永恒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它随着历史的转变和历史的变动而改变。这种改变表现在：对每一个历史转变都制定出一个与其相适应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在从一个转变到另一个转变的整个时期内都起作用。”[15]客观而言，苏联的迅速崛起与苏联共产党注重时代需要和历史发展有着直接关系。然而，在20世纪后半叶，苏联领导人忽视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发展时代问题，在高估本国社会主义的成熟程度的基础上，提出了超越阶段和时代的目标和任务。上个世纪50-60年代，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竟然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开始追求“一大二公”，否定商品经济，造成了很多难以克服的矛盾和难以解决的问题，导致社会主义在苏联发展过程中遇到了更大的困难直至崩溃。

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情况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认识到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正是基于这一正确判断，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中所面临的新课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确定了“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策略。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也指出：“离开本国实际和时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要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原则与我国实践条件相结合，要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对我国革命与建设的有效指导。

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敏锐把握了时代特征，准确反映了时代要求，在理论特征上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2006年4月21日，同志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中谈到科学发展观时说，“科学发展的理念，是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毋庸讳言，正是把握住了时代脉搏，我们党才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保持了旺盛的创造力，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经济连续30年高速增长的世界奇迹，加速了中华民族的崛起和腾飞。三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革命的生力军，作为代表人民群众的政党，必须以“人民性”作为自己的实践指向。是否承认和尊重人民的历史地位，是否始终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否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科学阐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同时，也揭开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之谜。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6]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特征在其创始人早期的著作中多有表述。从中学毕业论文《青年选择职业的考虑》为“公众谋福利”的考虑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概念的解释，都说明马克思已开始对“人的解放”尤其劳动人民的解放的关注。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早期的文章中，也充满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认为被国家“剥夺了面包的人变成了也被剥夺了道德观念的人”[17]。随着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成熟，人民群众已经逐渐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共产党宣言》直接号召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在解除自己锁链的同时维护自己的利益并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特点具有一种开放性，即它把农民阶级也包括在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之内，认为由于有了农民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18]。

列宁特别强调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并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列宁认为，对于领导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19]。在他看来，“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20]。因此，为了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创造性，苏维埃俄国让群众参与管理，开展了自上而下的群众性监督活动，充分体现了苏维埃政府的人民性特征。正是苏共的这些政策措施，极大激发了人民的积极性，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感召力，很快苏联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强国。然而在列宁斯大林之后不久，苏共的领导人逐步违反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党的领导人严重脱离群众，干群关系紧张，官僚主义严重，不能及时把握民心民意，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严重损害了共产党员在群众中的形象，导致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虽然苏联解体的原因非常复杂，但作为执政党的苏联共产党没有体现人民性，失去了民心无疑是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之一。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21]，并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视为党取得革命成功的一大法宝。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并以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总是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造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邓小平一再倡导，要始终尊重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尊重群众首创精神。他曾说过，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事求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核心就是，通过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最终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明确把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判断一个政党是否先进的根本标准。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十七大报告则这一基本原则具体化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以及保障和发展人民群众的经济权益、政治权益、文化权益和社会权益等各项权益的具体措施和各项工作中。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始终把大力发展经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放在突出的位置，这些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历史是一面镜子。一百六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说明，民族性、时代性和人民性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规定，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生命力之源。脱离民族性、时代性和人民性，马克思主义发展就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马克思主义就会变得虚无缥缈毫无生气。如今,我们党正信心百倍地带领我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充满希望的征程中，只要我们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深深扎根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牢牢把握时展的要求，不断地推进党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之花就一定会在中华大地这片广袤的沃土上盛开不败。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10-2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7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41-3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4]《列宁选集》第3卷，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5]《列宁选集》第1卷，274-2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6]《列宁选集》第4卷，5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7]《选集》第2卷，2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8]《选集》第2卷，7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9]《邓小平文选》第3卷，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48-2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12]《列宁选集》第2卷，2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

[13]《列宁全集》第26卷，1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

[14]《斯大林全集》第5卷，1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5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18]《列宁全集》第42卷，3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19]《列宁全集》第33卷，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20]《选集》第3卷，10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