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生命力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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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马克思主义是充满无限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具有与时俱进的本质和发展要求，最重要的是依据三个基本要素：一是性，二是实践性，三是科学。这三个要素，在邓小平中得以充分展示。这是邓小平理论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深远时代价值的最重要原因。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时代性/实践性/科学方法

【正文】

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雄辩地说明，马克思主义所以具有与时俱进的强大生命力和发展要求，最重要的是依据三个基本要素：一是时代性，二是实践性，三是科学方法。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集中体现在其时代性、实践性、科学方法三个基本方面。深刻而全面地把握这三个方面，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是深透揭示和把握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邓小平理论的地位和时代价值的关键。

时代性：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基本前提

从根本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依据不同的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不同时代条件下主义运动的特殊，由此形成不同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条基本。依据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矛盾和欧洲工人运动的特点趋势，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被社会主义制度代替的社会发展规律，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突出地表现在他密切关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情况、新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地、研究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验、新规律，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在他那个时代被不断地补充进新的内涵，获得新的活力，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发展阶段——列宁主义阶段。处于帝国主义战争大面积爆发和无产阶级革命深入发展的时代，致力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深入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和发展途径，并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创立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中国风格的思想，在中国这块大地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总之，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和不同历史阶段的新发展，生动活泼地创造着和延续着马克思主义的生命。

然而由于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僵化观念和体制的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特性遭受严重制约。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所以会出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长达20年“左”的错误这样的曲折，原因固然有众多方面，其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关乎全局的原因，就是脱离已经变化了的时代特点和各国的具体实际，抽象地谈论、搬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理论原则或具体结论，严重地扭曲、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从而导致关于社会主义的理念期待与现实状况之间的强烈反差，导致企图超越现实条件加快社会主义过渡进程，导致一系列急于求成的建设路线和政策，乃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上，陷入了迷惘和困惑。

严重的教训启示人们：要永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发挥马克思主义对于现实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作用，必须面向新的时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深入研究现实社会主义面临的新情况和呈现出的新特点。邓小平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面向新时代回答新问题的伟大科学成果，因而它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在当代世界最重要也是最典型的体现。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世界格局逐渐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新革命和高科技的广泛给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其巨大的，以至向传统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理论提出了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二是世界性战争失去了全面爆发的客观条件，和平与发展逐步代替战争与革命而成为时代的主潮流，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三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内在危机的反省和对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经验某种程度的借鉴，实施了若干改革与调整措施，使资本主义制度在具体运作中出现了与自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阶段许多不同的特点；四是50年代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逐步解体，传统的社会主义理念和实践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面对如此种种根本性全局性的新变化，如果固守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具体结论，则很难作出清晰的梳理和正确的判断，以致陷入迷惘和困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敢于直面新时代，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总结新的实践经验，以寻求社会主义新的生路。邓小平正是这样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着力解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面临的新课题，是邓小平以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一方面邓小平非常重视对冷战之后世界新格局的梳理和时代新主题的揭示，透过纷纭芜杂的国际事务现象，抓住世界格局新变化的本质，寻求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契机和基点。由此精辟地指出：当代世界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格局，给中国带来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不仅提供了加快发展的宝贵时间，而且扩大了对外开放的空间。考虑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问题，必须始终立足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另一方面邓小平非常重视从时代变化的高度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进行深刻的总结，从中透析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问题，梳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思路，并明确指出：搞社会主义，只能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不断总结人民群众把社会主义理想具体化的实践经验，来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上述两个方面——提炼时代主题，总结根本经验，一个是认真地“世情”，一个是深透地研究“国情”。，它所产生的伟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也就在既适应时代特征、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的起点和层面上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新的生命力。

世纪之交，世界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突出表现为一些局部地区战争频仍，西方国家对我国“西化”、“分化”图谋加剧。这种现象是否意味着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概括已经过时？这是在21世纪社会主义进程必须首先搞清楚的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能否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认识，不仅直接关系到我们对国际格局的总体判断，而且直接关系到我们能否坚定不移地贯彻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则和战略思想。假如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判断已经过时，那末作为和平与发展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也就失去了现实的时代价值。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邓小平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对世纪之交国际国内的复杂变化进行了精辟分析，作出了科学判断，深刻指出：“尽管天下仍很不太平，但在较长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多极化格局的最终形成是一个充满复杂斗争的长期过程，但这一历史方向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趋势已经和正在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1999年11月15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一重要论述，完全符合世纪之交国际格局的现状和21世纪世界变化的趋势。21世纪的时代主题所以仍然是和平与发展，取决于这样几个内在因素：其一，随着世界民主独立力量的发展，一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局面将不复存在，世界政治多极化格局将愈益凸现，并且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这是制约新的世界大战的最重要因素。人类在多极化格局中将赢得更多的和平环境和发展机遇。其二，随着世界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剧，追求发展特别是寻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将成为21世纪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人类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将面临着更多的发展机遇和发展课题。其三，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质的飞跃，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无可回避地必须调整现存的生产关系乃至政治上层建筑，否则难以生存。改革和调整将继续成为21世纪世界发展中的主潮流。人类在改革与调整潮流中将创造更多的相互开放、共同发展的机遇。总之，21世纪的世界，将是沿着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不断前进的世界。处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主义的一切重大战略问题，只能以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的集中体现——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则为指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生机勃勃向前发展的最根本保证。

实践性：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唯一源泉 

时代是实践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归根到底寓于它特有的实践性之中。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唯一源泉，是永葆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强大动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向来认为他们的学说的生命力，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生命力，存在于革命的社会实践之中。“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P.60）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科学命题，不仅深刻揭示了实践在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而且也蕴含着作为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规律高度理论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之所以充满无限生命力的深刻哲理。恩格斯更加明确地把“革命的实践”看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例如，关于社会主义运动的策略，恩格斯强调，共产党人应当“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真正的普遍的运动，接受运动的实际出发点”［2］（P.680）。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恩格斯指出：“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3］（P.676）总之，实践，尤其是工人阶级革命的社会实践，是科学社会主义存在、发展的根本形式，是马克思主义生机与活力的根本源头。离开实践这块沃土，科学社会主义之花就将枯萎；脱离具体的实践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就会把社会主义变成毫无价值的东西。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突出地表现在他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本质，密切关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情况、新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总结、研究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实践经验，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在他那个时代被不断地补充进新的内涵，获得新的活力。列宁把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始终决定作用提到这样的高度：“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因此，必须反对一切脱离实践的“冠冕堂皇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议论”［4］。列宁的这一重要思想，极其深刻地指明了生动活泼的社会实践对于科学地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地位和作用，为我们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张扬马克思主义生命力，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

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本质，曾经经历了长期的尖锐斗争。在从中国实际条件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实践中，得出这样的精辟结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5］（P.543）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些精辟之论，可以说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完整的逻辑表达。这一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特殊大地上发挥指导作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关键前提，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并初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重要保证。

可惜列宁和的这些光辉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包括中国社会主义运动中未能被恒久地坚持。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诸多曲折，归根到底无不是脱离各国具体的实际，抽象地谈论、搬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理论原则或具体结论，严重扭曲、抹杀马克思主义实践性本质的结果。

邓小平理论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生机勃勃地指导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归根到底正是在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本质。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上，邓小平一贯强调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老祖宗不能丢”；二是结合实际“搞清楚”。“老祖宗不能丢”，指的是不能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最重要的是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实际“搞清楚”，指的是必须结合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一切从实践出发，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继续推向前进。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只有根源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的这个重要思想，极其深刻地坚持和张扬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本质，把马克思主义生机勃勃地推向前进。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本质，研究和回答现实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问题，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现实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

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概念，由此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是邓小平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最重大贡献，是20世纪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最重要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既是邓小平理论体系中的最重要观点，又是形成邓小平理论整个科学体系的基石。按照邓小平和党的十五大的科学预测，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起码到21世纪中叶，我们都必须致力于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任务。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学说，既是邓小平理论的历史价值定位，又是邓小平理论的时代价值定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结束，邓小平理论就不会过时。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学说，邓小平理论不仅指导着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且对于解决21世纪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必将继续发挥根本性的指导作用。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精辟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中国，真要建设社会主义，那就只能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不能从这样那样的外国模式出发，不能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错误论点出发”。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邓小平理论系统揭示了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

——社会主义本质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论断，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所以能作出这样的科学概括，归根到底依据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是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公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神圣使命的实现，离不开一个基本的前提，这就是生产力的极大解放和发展。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约社会公平实现乃至社会全面进步的最大因素就是社会生产力还处在比较落后的水平上。离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离开全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社会公平就无从谈起，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则更是非常渺茫的事情。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而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的症结，又在于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脱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最基本前提，把在初级阶段很难实现的某些理论原则当成了现实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出发而形成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廓清了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不仅是我们在如何认识社会主义问题上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思想理论武器，而且是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坚持社会主义的最重要思想理论指南。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坚定科学社会主义信念。而要科学地回答这个根本问题，关键还是在于以邓小平理论作指导，真正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主义改革动力论。社会主义所以需要改革，归根到底是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还很不完善，还存在着种种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因素。正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出发，邓小平精辟指出，改革是解放和生产力的重要手段，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在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层面上赋予改革以深刻的、社会意义，是邓小平的最鲜明之处。党的十五大坚持邓小平的改革思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实际出发，对我国跨世纪改革事业作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其中最突出之处是把深化所有制领域的改革作为当前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作为实现经济体制改革新突破的“突破口”。作这样的认识和部署，根本依据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因而公有制经济不可能大而又公、纯而又纯，它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由于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因而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两个主要方面——公有资产占优势既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由于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因而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在实现经济体制改革一系列新的突破的同时，还必须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坚持邓小平理论和十五大精神，在确立21世纪初叶化建设必须以发展为主题的同时，明确指出必须把改革开放和进步作为加快发展的动力。如此种种重要观点，都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对邓小平改革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它是继续推进21世纪各项改革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从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应该搞市场经济，到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反映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上的重大理论飞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逐步形成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逐步确立，归根到底来源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认识和把握。由于是初级阶段，因而不可能一下子走上计划经济道路，经济市场化的发展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由于是社会主义，因而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上，同时加强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以克服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总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运作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主干上嫁接现代市场经济机制，这是一个伟大创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不仅仅是解决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效发展生产力的基本途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建构了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形态。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报告为指导，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加快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关键。

——社会主义全面发展论。邓小平理论在社会主义全面发展问题上的创造性贡献在于，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出发，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构成和实现途径，从而把全面发展由一种长远的价值目标转变为现实的建设实践。首先，邓小平理论指明，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是高度物质文明、高度精神文明、高度民主政治的有机统一，这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是社会生产力落后，这是制约社会全面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因此在初级阶段，尤其要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建设逐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的高度物质文明；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造成“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一种“联合体”［1］（P.294），这就要求在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人的素质建设和自由发展，建设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无论是物质文明建设还是精神文明建设，都必须要有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作为载体和保证，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追求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其次，邓小平理论从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揭示了实现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包括实行富民政策、通过发展提高人的素质、培育“四有”新人等，这样就把作为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核心内容的人的发展，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是更加走向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发展，必须更加坚持和实践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思想，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有效途径。

：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根本保证

一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有机统一并不断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方法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又是使马克思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根本保证。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还是真正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思想家，都无不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而反对一切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庸俗化、静止化、零散化的倾向。1895年3月11日，恩格斯去世前不到半年，他在致桑巴特的信中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6］（P.406）这不啻是恩格斯留给后人直至今人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政治遗言。列宁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重要意义：正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纳了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思想成果，并在革命的实践中加以检验，才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充满无限生命力和感召力的革命科学。

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史中出现的失误和曲折，重要原因之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偏离。一是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形成社会主义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尖锐矛盾；二是静止地对待社会主义，导致企图超越阶段很快建成社会主义的路线和政策；三是封闭地建设社会主义，割裂了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一般规律和趋势的联系；四是随意地阐释社会主义，把许多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强加到社会主义名下。以上种种，无不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论的反映。历史的经验启迪我们：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若干具体结论，是需要随着的变更而不断更新的；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原则，则是必须永远坚持的。科学方法论原则的动摇，会直接导致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左”右摇摆，甚至徘徊倒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捍卫、张扬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基点。

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创造性实践和印证。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面临严峻挑战，社会主义运动陷入暂时低潮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将马克思主义继续推向前进，创造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思维原则和科学方法。

——把一切从实际出发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逻辑起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选择，根本之点在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问题的关键是，“结合”的出发点选在哪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是的一贯主张，即使到了晚年，他仍然不断强调“结合”问题。可是为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未能做好“结合”的文章？关键问题就在于“结合”的出发点选错了，是从“本本”出发剪裁现实而不是从实际出发检验理论。由此可见“结合”的出发点何其重要！一切着眼于现实的实践，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此作为逻辑起点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领导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最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有机统一。邓小平一贯倡导的解放思想，其本质意义是对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开拓和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开辟。它所要解决的实质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破除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教条化、凝固化的倾向，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破除把社会主义理想化、纯洁化的倾向，坚持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从认识论意义上说，这样的解放思想，担负着两大历史性任务：其一，实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基本原理的普遍性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性相统一；其二，实现人们对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观愿望与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相统一。这也就是说，解放思想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主观与客观相一致。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在实际过程中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髓和真谛。

——全面科学的国情。不拘泥于书本上的公式和结论，不空洞地描绘社会主义的未来，一切从中国现实国情出发，脚踏实地地制定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方针政策，这是邓小平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鲜明的思维品格和方法原则。改革开放十几年中，邓小平不仅作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国情的精辟论述，而且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国情分析方法，主要特点是：1、历史地把握中国国情，从而回答和解决了在经济落后基础上能不能很快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2、辩证地把握中国国情，从而弘扬优长、消除弊短，选择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3、发展地把握中国国情，从而不断地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探索新规律，使改革与建设的具体方针政策不断适应变化着的实际。

——把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与实际利益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是邓小平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推进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体现。他在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始终坚持生产力标准的时候，几乎无不同时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人民群众实际利益的实现，强调要把“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放心不放心”作为衡量一切路线政策的根本标准。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在人民群众最大利益基础之上，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参与和支持。

——理清世界局势，把握发展机遇。把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放在世界发展的大视野中加以战略思考，从而由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来把握中国发展的大格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拓前进不可或缺的前提。邓小平通过对世界格局的梳理和时代主题的提炼，高屋建瓴地指出：必须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必须着眼国家利益，走向未来世界；必须适应国际竞争要求，提高综合国力。这种高瞻远瞩、统揽全局的科学方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严峻挑战之中阔步前进的重要保证。

邓小平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生动体现。不仅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一步拓展，具有长久性的指导价值；而且对于把马克思主义继续推向前进，永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具有普遍性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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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