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权力诠释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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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诠释学史家们通常忽略了马克思在诠释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其实，马克思不仅以自己的方式先于海德格尔完成了诠释学的本体论转折，而且克服了传统的诠释学所持的抽象的理论态度，真正地揭示出人的诠释活动得以展开的现实的权力磁场。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奠基于实践诠释学，只要我们考察的是人的真实的实践活动，就会发现，这一活动通常是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权力和话语的互动关系中展开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决定了实践诠释学的本质是权力诠释学。人们不是任意地、随心所欲地进入自己的理解和解释过程的，而是在统治阶级的、无所不在的权力的阴影下进入这一过程的。在马克思看来，统治者不仅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而且以自己的方式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这就为我们批判地解读不同时代的文本的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同时也启示我们，在革命过程中，夺取权力和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们的表明，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以直接的或间接的方式赋予当代思想界以重大的。

【关键词】态度/实践态度/诠释的错位/实践诠释学/权力诠释学

【正文】

在常人，甚至正统的诠释学史家的眼光中，马克思与诠释学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在当代学者，特别是詹姆逊等人的研究中，这种传统的眼光才被打破，人们开始思考马克思对诠释学理论的重大贡献。然而，即使像詹姆逊这样的学者，也未能真正把握马克思的诠释学的实质及其丰富的内涵。本文认为，马克思的诠释学实质上是一种权力诠释学，它滥觞于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思想，但又进一步强调，实践活动的最本质的维度是政治维度，而政治维度的核心则是无所不在的权力。如果我们不抽象地谈论人的理解活动和解释活动，就会发现，它们总是在政治意识（或无意识）和权力磁场的背景下展开的。由于马克思敏锐地领悟到这一点，所以他对资本主义及其文化理论的解读是无比深刻的。同时，他也启发我们，革命必然蕴含着新的政治权力和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确立。由此可见，马克思的诠释学才是真正现实的诠释学，它不是从抽象的、价值中立的理论态度出发去探索人的理解和解释活动，而是把实践活动，特别是政治活动（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的具体意向看做人的一切理解和解释活动的本质。事实上，马克思揭示了一切理解和解释活动的真正的秘密。当代哲学的发展趋向表明，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必将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并在诠释学发展史上获得无可争议的位置。

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的理论基础

上面提到的那种根深蒂固的见解，即认为马克思的哲学与诠释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见解，在相当程度上导源于人们对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书中的第十一条条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在于改变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的误读。粗心的人们以为，马克思并不重视“解释世界”，他关心的仅仅是“改变世界”。其实，这里存在着双重的误解。一方面，马克思在前半句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中使用的“只是”(nur)这个词表明，马克思并不反对哲学家们“解释世界”，他反对的是哲学家们“只是”满足于“解释世界”的那种纯粹的理论态度。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后半句话——“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不表明马克思不关注“解释世界”而只重视“改变世界”。不难发现，马克思的整句话的意图是：哲学家们不但应该从理论上解释世界，而且应该以实践的方式改变世界，马克思从来没有把“改变世界”与“解释世界”尖锐地对立起来。事实上，撇开“解释世界”，“改变世界”根本上就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要“改变世界”，就要预先设定“改变”的方向，而要设定“改变”的方向，就要先行地对世界本身做出合理的理解和解释。换言之，人是有目的的存在物，当人不能对世界做出新的理解和解释的时候，也就不可能有相应的改变世界的行动。由此看来，人们不应该轻易地从这段话中引申出马克思并不重视人的理解和解释活动的结论来。

我们对马克思的文本的解读越深入，就越会发现，马克思不但十分重视对人的理解和解释活动的研究，而且从自己的理论立场——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形成了一套崭新的诠释学的理论。我们不妨把马克思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称之为“实践诠释学”（注：参阅拙文《马克思实践诠释学初探》，载《俞吾金集》，黑龙江出版社1995年版，第536～554页；也可参阅拙著《实践诠释学：对马克思哲学和一般哲学理论的重新解读》，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而实践诠释学也正是其权力诠释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确定了如下的原则：

首先，应当从人的物质实践活动出发去理解和解释人的观念和文本。马克思在谈到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时指出：“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页。）这段重要的论述从正反两个不同的角度告诉我们，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不仅决定着观念和文本的内涵和实质，而且也决定着观念和文本的演化、更替和被扬弃的命运。决不可能存在与人们的物质实践活动相分离的、独立的观念和文本的运动。所以，尽管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家满口讲的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而实际上他们却是最大的保守主义者，因为他们永远停留在抽象的理论态度上，永远只满足于与现实的影子，而不是现实本身作斗争。

其次，即使是模糊的、荒谬的、神秘主义的观念和文本归根到底也导源于人的实践活动。马克思这样写道：“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与马克思同时代的、以布·鲍威尔、施蒂纳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之所以在宗教批判中迷失了方向，是因为他们的理论批判和诠释活动始终是在观念之间和文本之间展开的，他们从来没有注意过观念、文本与物质实践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页。）在马克思看来，一旦人们迷惑于观念和文本发展的“独立性的外观”，他们的全部理解、解释和诠释活动必然会误入歧途。

再次，确定人们的理解和解释活动是否正确的标准仍然是实践活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59页。）在马克思看来，人们关于理解和解释活动、关于观念和文本的任何争论，一旦离开了实践活动这一现实的标准，就成了无意义的事情。

正是实践诠释学的上述基本观点为权力诠释学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当我们的考察进一步深入的时候，就会发现，在任何存在着阶级利益冲突的社会中，统治阶级总是从整体上掌握着物质实践活动的领导权，从而也掌握着精神生产领域的领导权。而这种权力场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它渗透到人们的全部理解和解释活动中，在冥冥中决定着人们理解和解释活动的内涵、实质和界限。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理论的提出从根本上解构了语言、观念和文本的独立性和中立性的外观，使诠释学的发展走上了一条真正的现实性的道路。

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使用过“权力诠释学”的概念，但只要我们对马克思的文本的理解不拘泥于字面的话，就会发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确实存在着一种权力诠释学，它为我们解读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观念和文本提供了一把钥匙。

为了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我们有必要先弄清“权力”概念在马克思的语言中的含义。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国家还是权力都不是第一性的、基础性的东西，“那些决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物质生活，即他们的相互制约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是国家的现实基础，而且在一切还必须有分工和私有制的阶段上，都是完全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些现实的关系决不是国家政权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77～378页。）这就是说，马克思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出发来论证权力，特别是政治权力起作用的范围的。从这里也可看出，权力诠释学始终是以实践诠释学为基础的。正是人们的生存实践活动的状况决定着权力的分布和分配，从而也决定着权力诠释学的内涵和本质。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主要包含如下的内容：

第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马克思这样写道：“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的支配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页。）在这里，马克思通过自己的研究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真理，即在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也必定会在相应的精神生产资料的生产上占支配地位，而在一般情况下，正是这一点决定着这一历史时期人们的一切理解和解释活动的基本内容和方向。易言之，人们的理解和解释活动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在一个先定的权力的磁场中进行的。如果他们不具有占有物质生产资料和精神生产资料的权力或不认同这种权力，那么他们的理解和解释活动就不可能成为那个历史时期的主导性的活动，至多只具有依附性和边缘性的特征。

第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马克思举例谈到，在某一个国家里，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权，因而在那里统治是以分享的方式存在的。于是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人们甚至会把分权当作“永恒的真理”来谈论。这样一来，传统诠释学所主张的中立的理论态度的神话也就被解构了。实际上，马克思告诉我们，一切理解和解释活动本质上都是一种实践态度，都从属于一定的政治维度，或者说，一切诠释学都是政治诠释学（注：正如詹姆逊在谈到政治解释的优越性时所说的：“它不把政治视角想像为某种补充性的，也不把它想像为当今流行的其他方法——心理或神话批评的、文体的、伦理的、结构的方法——的选择性的辅助方法，而是把它理解为一切阅读和一切解释的绝对视界。”(SeeFridricJameson:PoliticalUnconscious,ComellUniversityPress1985，p.17.)）。一旦我们接受这样的观念，传统诠释学理论的抽象性便暴露无遗了。

第三，统治阶级通过权力调节着自己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马克思强调，构成统治阶级的个人，“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页。）。有时候，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同成员和不同权力之间也可能发生冲突，但一旦整个阶级的统治受到威胁，这种冲突的假象就会消失。统治阶级内部的大部分成员都会联合起来、一致对外，以维护本阶级的利益。马克思对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批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这样写道：“书报检查制度是为政府所垄断的批评。但是，当批评不是公开的而是秘密的，不是上的而是实践上的时候，当它不是超越党派而是本身变成一个党派的时候，当它不是带着理智的利刃而是带着任性的钝剪出现的时候，当它只想进行批评而不想受到批评的时候，当它由于自己的实现而否定了自己的时候，最后，当它如此缺乏批判能力，以致错误地把个人当作普遍智慧的化身，把权力的要求当作理性的要求，把墨渍当作太阳上的黑子，把书报检查官涂改时画的叉叉杠杠当作数学作图，而把耍弄拳脚当作强有力的论据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批评不是已失掉它的合乎理性的性质了吗？”（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72页。）统治阶级对思想的生产和分配最集中地反映在他们所制定的新闻检查制度中。他们通过手中的权力，排斥不同的见解，贯彻自己的意志，从而牢牢地维护着与本阶级的根本利益一致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第四，革命阶级为了使自己获得统治地位，必须夺取政权，确立自己的诠释权。马克思这样写道：“每一个力图取得自己统治的阶级，如果它的统治就像无产阶级的统治那样，预定要消灭整个旧的形态和一切统治，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8页。）革命阶级在其初期的行动中之所以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换言之，之所以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目的是为了动员更多的人们起来参与革命；而革命阶级之所以把夺取政权理解为最重要的使命之一，也正是为了使自己的全部诠释活动，乃至全部新的统治活动获得合法性。必须指出，正是马克思向我们揭示出这一任何其他的诠释学家都没有告诉过我们的、有趣的现象——诠释的错位，即一个阶级通常会把自己的利益诠释成适合于全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普遍利益。只有充分地认识到权力诠释学的语境及“诠释的错位”现象的存在，才能在诠释学的中真正地获得批判性的眼光。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的诠释活动与无所不在的权力之间的内在联系，即每一历史时期的、现实的诠释活动总是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的权力的阴影下展开的；还阐明了每个历史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的伟大真理，从而为一切真正批判的诠释活动的展开澄明了理论前提。

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以独特的视角展示出现实的诠释活动所无法规避的真理，而在正统的诠释学史上，这些真理却是蔽而不明的。在当今理论界，正统的诠释学已经获得巨大的影响，然而在正统的诠释学家那里，马克思仍然是一个讳莫如深的“他者”。在这种情况下，阐发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的当代意义就成了刻不容缓的事情。

其一，正是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使我们摆脱了正统诠释学的抽象的理论态度。众所周知，以施莱尔马赫、狄尔泰等人为代表的传统的诠释学主要把诠释活动理解为准确地解读文本的。自从海德格尔把诠释活动理解为“此在”在世的样式，传统的诠释理论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在海德格尔的基础上，伽达默尔进一步系统化了海德格尔的思想，从而使当代诠释学得以确立。然而，无论是传统的诠释学，还是当代的诠释学，本质上都是抽象的，因为它们没有揭示出现实的诠释活动得以展开的真实的境况和实际的界限。

这里所谓的“真实的境况”是指每一个历史时期统治阶级政治权力对一切诠释活动的渗透。正统的诠释学理论，不管是它的传统形式，还是当代形式，由于抽去了政治权力这一根本性的维度来探索诠释活动的基础，这一基础始终是不完整的、抽象的。虽然海德格尔把诠释活动理解为“此在”在世的样式，并进而把“此在”划分为“本真的此在”和“非本真的此在”，但这种划分不但没有澄明“此在”的政治维度，反而模糊了这一维度。海德格尔对纳粹的认同就是他的诠释活动的出发点模糊不清的一个明证（注：有趣的是，美国家罗蒂认为，“海德格尔是一个偶然的纳粹主义者”。在他看来，海氏之所以加入纳粹，乃是“政治上无知”的结果（参见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38～39页）。但另一些学者，如勒维特却表达了另一种见解。勒维特在谈到海氏时指出：“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忠诚就存在于他的哲学精髓之中。”（参见理查德·沃林《存在的政治》，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1页））。其实，按照马克思的看法，我们只能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权力和话语的互动关系中来理解一切诠释活动。撇开这种真实的、历史的境遇，诠释活动的基础和出发点就显得模糊不清了。

这里所谓的“实际的界限”是指一定历史时期的统治阶级对一切诠释活动的合法性界限的规定。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活跃于一切诠释活动中的理性不应当是漫无边际的，它的实际的边际亦即它的合法性，而所谓“合法性”，也就是对统治阶级的权力的认同，换一种说法，就是不危及统治阶级的统治。这样一来，任何诠释活动是否得到认可的一个潜在的、根本性的标志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它就是：合法的(legal)，还是非法的(illegal)？这里关系到的正是权力诠释学的核心。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一切现实的诠释学都是权力诠释学（注：我们往往发现这样的现象：在社会中，几乎任何一个机构在公布某一个与一些人的利益关系相关的文本时，总不会忘记写上这样一句话——“本文的解释权属于本机构”。这里关涉到的正是诠释的权力和合法性的，同时也泄露了如下的秘密，即一切诠释学本质上都是权力诠释学。）。这就启示我们，只有返回到马克思那里，诠释学的发展才能从抽象走向具体。

其二，正是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使我们确立了一种实质性的批判态度。由于一切诠释活动都是在政治权力的背景下展开的，所以在人们对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权力状况获得正确的认识之前，是不可能在文本解读中真正地确立起批判意识的。海德格尔虽然强调诠释者应当确立追寻存在的意义的视角，从而正确地进入诠释学活动，但只要诠释者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政治权力结构不甚了了，那么，不管他如何侈谈“存在的意义”，他都难以正确地进入诠释活动，也难以揭示出被诠释对象的实质。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如果人们不了解某一个国家在某个历史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地位这一背景，人们也就很难对当时流行的、关于分权理论的文本的来龙去脉和实质做出合理的诠释。

其三，正是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使我们认识到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一方面，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也必定会牢牢地把握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任何革命阶级为了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也必定会高度重视文化—意识形态领域里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等著作都蕴含着对马克思这一思想的敏锐的领悟。在某种意义上，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谁把握文化诠释权的问题，也就是谁具有合法性的问题，而这正是我们一进入权力诠释学的视域必定会遭遇到的问题。反之，也只有确立起批判的权力诠释学的标尺，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才会真正地显露出来。

总之，惟有马克思的奠基于实践诠释学的权力诠释学理论才为诠释学的发展铺就了一条真正通向现实生活的、批判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