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文本研究问题分析论文

导语：马克思文本研究问题分析论文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内容提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一个正确把握马克思文本的思想内容的问题。正确理解马克思文本的思想内容，对于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大意义。在进行马克思文本研究时，需要认真清理几个前提性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文本研究/解释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434(2003)06-0001-05

正确把握马克思文本的思想内容，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前提之一。马克思文本研究在中国尚属于新兴的研究领域，但它却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极力推崇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它使人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的生长点。笔者拟就在从事此项研究中所想到的几个问题谈点个人看法，以求教于方家同仁。

问题一：为什么现在需要大力开展马克思文本研究?

根据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保罗·利科的理解，所谓文本就是通过书写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马克思的思想是通过马克思的文本来理解的。但什么是马克思的文本，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确定无疑、无需反思的简单问题。一定的文本的存在，对于读者当然是确定的，但文本所表达的内容具有什么样的思想性质，却并不是对于所有读者都是一样确定无疑的，因此，马克思的文本肯定是大有文章可做的。由此可见，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学界出现的“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热，从理论上说，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作为解释学所积极提倡的一种研究方法，文本(text)研究所极力强调的是解读文本，努力做到对文本的正确理解和避免误读。马克思文本研究是西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开展的一项研究工作，但对于中国来说，这项研究才刚刚起步不久，而且从事这项研究的原因也是较为复杂与特殊的。

第一，公允地说，在中国，倡导读马克思原著并不是现在的首创，我们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经大力号召大家读马克思原著。但是，由于当时的重点只是强调带着问题去读，力求在读中做到活学活用，因此，尽管这种“读”也是解读文本的一种形式，但它却带有较大的局限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谈不上对马克思文本的正确理解，其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是极其明显的。而正是以往的这种“读”的局限性，使得我们看到目前大力开展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必要性。在今天，这项研究的必要性之一就在于，力求在开展马克思文本研究的过程中，纠正以往在解读马克思文本中出现的问题。但是，我们也不必纠缠过去的问题不放，让过去的问题捆住了我们的手脚。对于过去的问题，我们可以在深入开展马克思文本研究中加以纠正。这个过程既是一个“张扬”正确理解的过程，也是一个“纠正”以往错误理解的过程。

第二，我国学界最初一些人提出应当“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主要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的著作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他们开展重新研究马克思文本的工作就是为了得到本来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于是，随之而来的是，根据马克思文本中的不同内容，一些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道主义，或“超越”的实践哲学；而另一些人则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有些人甚至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人类学，等等。很显然，目前对马克思文本的理解是杂乱的，甚至有些结论是迥然相异的，但是它们的存在却促使我们看到了在今天深入开展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第三，对于中国来说，马克思文本研究之所以必要，还在于这是由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与传播特点所决定的。马克思思想的主要特点是：第一点，马克思思想有一个逐渐形成、发展与完善(甚至改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值得我们从文本上不断地反复推敲；第二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发展与完善是与恩格斯在思想上的帮助分不开的，对此，我们需要在不断的区分中弄清事情的真相；第三点，对于中国来说，马克思思想是经过“中转站”(先是日本、欧洲，后是苏联)传播过来的，由此我们实际上所获得的是“打了折扣”的真相。因此，正是基于马克思思想的这些特点，在中国，马克思文本研究有着其特殊的重要意义。我们只有通过文本研究，才能真正做到正本清源。

第四，从当前的国际环境来看，马克思文本研究之所以必要，在于这是回应一些挑战的重要手段。在马克思主义创立的一百五十多年间，马克思主义受到了来自许多方面的挑战。过去这种声音主要来自西方世界，而自苏东欧解体之后，这种声音主要出现在俄罗斯等国。应当说，目前在俄罗斯等国出现的对马克思挑战的声音具有更大危险性，因为这是从熟知马克思思想体系的人们的内部发出的反面声音，这些人深知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问题所在。在俄罗斯，1992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反对与赞成》，1999年又出版了《马克思与现代哲学》，这些著作都是直接针对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我们只有深入开展马克思文本研究，才能积极回应其中的挑战。

第五，从目的的角度来看，马克思文本研究之所以必要，就在于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这一提法使我们看到了与时代保持同步发展这一硬道理。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断地与时俱进才有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发展，与时俱进解决的是生存与死亡的问题，即适者生存的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如何才能与时俱进呢?其实，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主要依据除了在时代中寻找之外，还应该在马克思文本中去寻找。马克思主义必须是一脉相承的，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并不会在与时俱进中变得面目全非，这同时也表明我们必须注重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去寻找其与时俱进的重要依据，而不是打着马克思主义应该与时俱进的旗号而把一些非马克思的东西(甚至是反马克思的东西)硬塞到马克思主义之中，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丧失其本质，失去其本来面貌，丢掉其科学性。

问题二：中国学者以中国的话语形式与语境能够正确解读马克思文本吗?

应当说，倡导开展马克思文本研究，无论是主观愿望还是实际意义，都是无可厚非的。这里的问题是，我们以中国的话语形式与语境能够正确地解读马克思文本吗?马克思文本研究难道只是我们的一种良好愿望吗?

作为解释学的先驱，施莱尔马赫曾经对正确地理解文本提出了较为苛刻的条件。他认为，在语言方面必须做到：(1)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条件来理解文本的意义(历史性原则)；(2)在与周围其他语词构成的意义整体中，也就是在一定的语境中去理解每个语词的意义(整体性原则)。而在精神方面，他所提出的条件是：理解者必须走出自己的内心世界，进入作者(创作时)的精神境地，即回到作者的思想源头，才能重新体验或再现作者的原意。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被称为客观主义解释学，他所强调的是解释的客观性。而以他所提出的条件，我们要想正确地解读马克思文本是有相当大的难度，并且这种难度是我们无法克服的，因为无论从话语形式还是从语境角度来看，中国学者都不具有正确理解马克思文本的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效果历史意识作具体说明时，作为现代解释学的代表人物的伽达默尔曾经明确说道：“效果历史意识首先是对诠释学处境的意识。”“处境这一概念的特征正在于：我们并不处于这处境的对面，因而也就无从对处境有任何客观性的认识。我们总是处于这种处境中，我们总是发现自己已经处于某个处境里，因而要想阐明这种处境，乃是一项绝不可能彻底完成的任务。这一点也适合于诠释学处境，也就是说，适合于我们发现自己总是与我们所要理解的流传物处于相关联的这样一种处境。对这种处境的阐释，也就是说，进行效果历史的反思，并不是可以完成的，但这种不可完成性不是由于缺乏反思，而是在于我们自身作为历史存在的本质。”[1](P387)正是从伽达默尔的有关论述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他的现代解释学对施莱尔马赫的传统解释学的巨大修正，而且也看到了中国学者正确理解马克思文本的可能性与优势所在。伽达默尔所提出的效果历史意识展示了一种开放性的逻辑结构，他极力强调的是，我们总是处于某种处境中去实现对文本的理解的，而这种理解实际上就是在过去与现在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因此，尽管中国学者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不具有话语形式与语境方面的优势；但是，中国学者却拥有另一种优势，这种优势就是中国现在所在进行的这场蓬蓬勃勃的社会主义实践。对社会主义的科学预见是马克思文本的主要内容，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与我们所要理解的流传物(对于我们来说，即是马克思文本，引者注)相关联的这样一种处境”[1](P387)。这个“处境”是一种价值连城的“馈赠”，是以十几亿的中国人所开展的社会主义实践作为基础的，它使中国学者有了在理论与实践的对比中正确理解马克思文本的可能性。西方学者之所以十分关注来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声音，就在于他们缺乏中国学者的这种处境优势，这种优势甚至可以帮助中国学者弥补话语形式与语境方面的不足。当然，可能性是一回事，现实性又是另一回事。虽然从现代解释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学者已经拥有了正确解读马克思文本的优势，但是，要把这种优势变成现实的存在，尚需要中国学者的共同努力。

问题三：怎样开展马克思文本研究?

现代解释学意义上的马克思文本研究在中国尚属刚刚起步的事业，而在西方，这项研究已经存在了很长的时间。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阿尔都塞、哈贝马斯等)和一些当代西方学者(如德里达等)在这项研究中所取得的一些成果，但是，在中国我们更应该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展开研究。

第一，绝不能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文本。长期以来，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文本的现象在我国较为严重，与此相关的事例俯拾即是。例如，在哲学领域，我们有照搬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四章二节的传统；在经济领域，我们曾经照搬前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作为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开创性人物之一，阿尔都塞的断裂说和依据症候阅读法给近几十年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他曾经深有感触地说，一方面斯大林体系的教条主义，另一方面苏共二十大以来的非斯大林化，两次冲击把我们推到了理论的死胡同，而为了从中脱离出来，我们就必须探索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力图按照马克思的思想而思想。阿尔都塞还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并没有随教条主义的结束而过时，相反它们仍然作为我们的问题而存在。在阿尔都塞看来，教条主义的结束使我们面对以下的现实：马克思通过创立他的历史理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但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因此，首先的任务是要我们直接阅读经典著作作好阅读方法前提的批判。阿尔都塞明确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经济学与社会主义、历史研究等等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当年强大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阿尔都塞还主张，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2](P1-63)。从这些论述中，我们看到只要我们尽力杜绝教条式的理解马克思文本，那么我们就既不会因为教条主义而被推入到理论的死胡同，也不会因为教条主义没有结束而无法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2](P1-63)。

第二，胡乱地、毫无根据地把自己的思想附加到马克思身上的文本研究，是绝对不可取的。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进程来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附加现象”。也就是说，许多研究者常常把自己的思想附加到马克思身上，从而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曲解。其实，人们现在之所以总在质疑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就因为其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附加现象”。我们知道，伽达默尔曾经把海德格尔的“理解前结构”称为先人之见或偏见，认为它们是任何理解的出发点或前提。他明确说道：“一切诠释学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正是这种前理解规定了什么可以作为统一的意义被实现，并从而规定了对完全性的先把握的应用。”[1](P378)正因为理解和解释的前结构或前理解对理解和解释的影响是在所难免的，所以，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出现“附加现象”也是难以避免的。不过，“附加现象”的难以避免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胡乱地、毫无根据地将自己的思想附加到马克思文本研究，致使这种研究结果不仅不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进程产生帮助，反而会起到极坏的影响。

第三，历史地研究马克思文本，而不能断章取义。尽管施莱尔马赫的客观主义解释学在整体上受到了伽达默尔的质疑，但是，他的“历史性原则”并没有被否定。正因为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条件来理解文本的意义(历史性原则)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我们一定要努力做到历史地研究马克思文本。客观地说，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那段历史毕竟是西方世界的历史，为此，想要超越地域、文化与历史所带来的距离而把握马克思文本的本来意义，肯定是十分困难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放弃按照历史来研究马克思文本的原则。如果我们放弃这个原则，那么，只意味着那种断章取义地研究马克思文本的做法可以大行其道。在历史性原则上的任何退让，都有可能给那种断章取义的做法大开方便之门。

第四，马克思文本研究应与研究马克思文本相结合。从广义上看，文本研究所包括的内容较为广泛，它不仅包括对文本本身的考证研究(传统意义上的文本学)，而且包括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与解释。而就此而论，文本研究与研究文本之间构成的是包容关系。也就是说，研究文本构成文本研究的内容，人们谈论文本研究时是不能将研究文本排斥在外的，而且人们甚至可以说文本研究中最见功夫的是版本考证。不过，倘若从狭义上看，文本研究实际上与研究文本之间并不构成包容关系。从狭义上说，所谓研究文本的研究对象是文本本身，这种研究是带有文本考证性质的，版本考证是属于它的研究内容之一；而所谓文本研究则专指一种解释性与理解性的活动，这种研究的研究对象是文本的意义。当人们以“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为主旨展开研究时，这种研究是狭义上的文本研究，因为它所真正关注的并不是文本本身，而是文本的意义，它所希望的是理解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当然，应当看到，尽管文本研究与研究文本存在着区别，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不可否认的联系，这种联系使它们之间形成了互补关系。很显然，马克思文本研究并不可能是凭空进行的，它的根据仍然是文本。正因如此，研究马克思文本所获得的成果对于马克思文本研究是十分重要的。研究文本过程中所获得的成果，可以帮助人们更加深入而科学地把握文本的意义。倘若忽视了这些成果，可能会对文本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产生一定的影响。目前国内学术界正在热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MEGA2)，其实这种热炒所真正表明的是，人们已经较为清醒地认识到借鉴研究文本的成果，对于深化文本研究是极其重要的。当然事不遂人愿，MEGA2在西方目前只出了54卷，原计划出版114卷，而且它被译为中文尚需要一段过程，因此，MEGA2真正能为我们所用尚需要一段时间。

第五，与“问题视域”联系起来进行马克思文本研究。在对处境的进一步解释中，伽达默尔鲜明地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1](P388)在这里，伽达默尔不仅明确地提出了“问题视域”概念，而且还强调只有取得某种问题视域，才能理解文本的意义。

既然问题视域如此重要，那么，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就不应该忽视它的存在，而应该在争取赢得问题视域的基础上理解文本的意义。客观地说，解释者只有带着自己的问题视域进入到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中，才能在与马克思文本的问题对话中达到“视域融合”，在两个视域的遭遇、交融与沟通中发现并揭示马克思文本的新的意义。过去我们读马克思原著所提倡的方法就是带着问题去读，但其读出来的结果却有将马克思思想歪曲化、庸俗化的倾向，而现在我们则强调“问题视域”的重要性，这之间有区别吗?其实“问题”与“问题视域”是有区别的：“问题”是实在性的，而“问题视域”则是看视的区域，它包括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问题，是由文本的“问题视域”与解释者的“问题视域”两方面组成的。在具体性问题的引导下解读马克思文本，势必会使解读的结果过于针对性，而使理论丧失其一般性的意义；但是围绕“问题视域”所谈论的解读马克思文本，这种解读是以与文本的问题对话作为其存在形式的，其结果是达到“视域融合”，实现对文本意义的新的解答。由于中国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有着太多的新问题等待着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以解决与回答，例如劳动价值问题、全球化问题等等，因此，就当前而言，与“问题视域”联系起来进行马克思文本研究，是极其重要的。马克思创立其文本时所拥有的问题视域与我们目前所拥有的问题视域，显然是有所区别的；但是，通过在问题对话中实现“视域融合”，我们便有可能在揭示马克思文本意义的同时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问题四：如何深入开展马克思哲学文本的研究?

马克思哲学文本是马克思文本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很显然，深入开展马克思哲学文本的研究从方法论上讲有其特殊性。

目前，与经济学等领域有所不同的是，在开展马克思哲学文本研究的过程中，人们首先会遇到那些长期以来已经形成的较为固定的思想模式，这些模式的存在使得人们在马克思哲学文本研究中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当然，也正因为这种困难的存在，在我国学界出现了多种研究思路并存的局面，例如，哲学体系重建模式、对话比较派研究范式以及语境回归派等等。客观地说，哲学体系重建模式是与传统的固定的思想模式直接对抗的结果，它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在对抗中取代；对话比较派研究范式与语境回归派所选择的路径则是在回避中生存。因此，这三种思路都具有其可取之处，但又都不尽如人意。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问题视阈”在解读文本过程中的重要性，因此，要使马克思哲学文本研究真正深入下去，我们仍然需要重视问题视域的特殊意义。这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围绕哲学所特有的问题视域而展开文本解读作为深入开展马克思哲学文本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应该说，马克思对哲学所作出的解释，是由他所拥有的哲学问题视域所决定的；因此，我们绝不能脱离他所拥有的哲学问题视域来理解他的哲学的性质。当然，人们之所以对马克思哲学的性质有多种理解，也是与他的哲学问题视域分不开的。马克思生前未能留下完整的专门的哲学著作，因此，人们只有从他的哲学问题视阈中去寻找他对哲学的理解以及对他的哲学定性。“回到马克思”的作者带着自己的哲学问题视阈而深入到政治经济学领域这个马克思所拥有的特殊的哲学问题视阈中，从而将马克思哲学解读为(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重读马克思”的作者带着自己的哲学问题视阈深入到关于实践问题的理解这个马克思所拥有的特殊的哲学问题视阈中，从而将马克思哲学解读为实践唯物主义……这些多种多样的解读结论的出现，只能说明马克思的哲学问题视阈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正是这种多元化的哲学问题视阈，造成了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的多样性。由此可见，对于马克思哲学解读结论的多样性，我们一定要统一到马克思的哲学问题视阈的多样性上来，而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顺我们的思路。

每个问题视阈所能看到的问题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说，包括在每个问题视阈中的问题都是有所不同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注意到以下两点：第一，处于某个特定的问题视阈的人们不要过于热切地企盼处于其他问题视阈的人们也能看到自己所看到的问题，甚至得出与自己相同的结论。第二，处于一定问题视阈的人们尊重持有其他问题视阈的人们的问题。当前，哲学界存在的体系之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因为许多人没有认识到这些症结的存在。由于主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人与主张实践唯物主义体系的人所处的问题视阈是不同的，因此，他们所看到的问题是不同的，他们得出的结论也是不同的。倘若他们互相不承认对方的特殊的问题视阈的存在意义，甚至对于对方没有看到自己所能看到的问题感到不可思议，那么，最终只会出现互不相让，甚至两败俱伤的局面。这种状态显然是不利于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的深入解读的。

收稿日期：2003-06-11

【参考文献】

[1]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2][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