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热的社会文化根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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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年来在国外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热”有其深刻的认识论根源，它是西方社会一些有识之士在认识上觉醒的体现，同时也是资本主义深刻的精神文化危机的结果，更是现代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

【关键词】认识论/马克思主义热/危机/社会转型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3)06-0090-03

人类对于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而对于一些深刻的和带有很强现实色彩的理论来说，这个过程则更为漫长。最近几十年西方人(尤其是非“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逐渐清晰进而至于谨慎的认同，就是认识论理论的绝佳范例，同时也是资本主义深刻的精神文化危机使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重新受到一定重视和理解，是人类社会的精神文化在经历反复后具有的进步的发展的性质的表现。

一、有识之士在认识上的觉醒

在漫长的认识史中，某种真理的获得往往需要经历复杂的曲折历程，并且还需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只有在艰苦的积累下和相当幸运的时机中，我们才会真正体会到那些事后看来似乎十分简单的道理，才会把握日渐显明的历史昭示。其实不仅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学者存在着一种“认识上的觉醒”过程，就连我们这些搞了很多年马克思主义的人也并非真正透彻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当然，要承认这一点无疑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但承认这一点乃是我们分析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近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热”的逻辑前提和参照。邓小平同志早就教导我们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P63)邓小平同志这番话不惟富有大无畏的气概和坦荡的胸襟——这是一个清醒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具备的品质，同时也体现了他高瞻远瞩的深刻洞察力。他的现实主义论断给我们分析国外“马克思主义热”提供了理论基调，即，认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过程，而当今国外“马克思主义热”正表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已从模糊逐渐走向清晰。

当然，国外“马克思主义热”的首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魅力。从认识上说，文化要发展，就得先继承，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和思想魅力就在于它批判性地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西方数千年的文明成果，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在19世纪70年代，整个德国理论界都把黑格尔视为一条“死狗”，黑格尔哲学成为了哲学史上的千古绝唱，人们认为黑格尔哲学固然美仑美奂、精致优雅、滴水不漏，但它却是纯粹思辨的产物，他们认为：“建立一个使人凄然落泪和奋然兴起的永垂不朽的哲学固然很好，但是一座建立在沙土和泥浆上的纪念物又有什么用处呢?”[2](P15)但是，马克思却在他彪炳千古的《资本论》中表达出一个伟大思想家的理论情怀和宽阔胸襟，他说：“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3](P24)马克思主义是西方乃至整个人类文明优秀的继承者，自然有其无穷的思想魅力，能在理论上吸引并征服从“冷战”思维中清醒过来的人。

同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还源自其创始人——马克思的个性特征和精神品质。西方人逐渐认识到这位充满慈爱之心和悲悯情怀的伟人所具有的高尚气节，为了使千千万万的普通人过上幸福的日子而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尘世中的幸福奉献出来。犹如20世纪科学史上一些科学家对刚刚诞生的“相对论”那颇具传奇色彩的认识过程一样，那些尚不理解相对论的科学家说：“我们虽然不懂相对论，但我们相信爱因斯坦，因此我们相信相对论肯定是对的”。20世纪后期的世界公民们也隐隐约约有了类似的看法，虽然他们暂时还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伟大的人格已经足以保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与可行性。哪怕他们不愿意从根本上认同共产主义，但他们却还是在终极意义上仍然认为“共产主义是最好的办法，只不过这种办法太好了而难以为人性所接受。”[4](P109)现代人已经被马克思的道德文章所折服。

而最能表明这种思想转变或觉醒的当数诺贝尔奖获得者、德国的文学家伯尔(HenrichB@①ll)。他在1961年这个动荡年代的前夜发出了颇具代表性的感想，他说：“一部进步史乃是一部忘恩负义史。后生者只是一味地捞取和享用好处，至于曾为好处所付出的代价连想也没去想。掺和在这种忘恩负义之中的还有愚蠢、无知以及理论家、知识分子通常所具有的蔑视。”[5](P60)伯尔所说的忘恩负义便是直接针对我们的时代对马克思的遗忘。关于马克思的历史作用，在伯尔看来，当代西方的“忘恩负义”体现在人们对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这样的词语已经不再有感激之情，但是他说：“须知：没有工人运动，没有社会主义者，没有它们的思想家，他的名字叫卡尔·马克思，当今六分之五的人口依然还生活在半奴隶制的阴郁的状态中；没有斗争，没有起义，没有罢工，这需要发动，需要引导，资本家是连半步也不会让的。”[5](P60)如果没有马克思，我们可能还要为8小时工作制、甚至在上班时间稍微坐一下的权利而斗争。或许我们今天已经在工作时数上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现代人也已经逐渐认识到了马克思的功劳。他们知道，以前的对抗态度无非是一种“愚蠢、无知”以及那些别有用心的理论家和知识分子“通常所具有的蔑视”。因此作为有识之士对马克思主义的逐渐精当理解的结果，并为庆祝《共产党宣言》出版150周年，在欧美马克思主义复兴热的影响下，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数百名学者于1998年5月云集巴黎，参加国际性研讨会，此后，还在世界各地采取多种形式举行纪念活动。在他们看来：“这本小册子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论述了建立在唯物史观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主张，号召全世界的无产者团结起来争取自身的解放，拨动了全世界亿万人的心弦，展示了从深层震撼历史发展的魅力。……这是一次重新认识该书现代意义的机会。”[6](P153-154)同时他们更是认为这是重新认识和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一次良机。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过去仇恨共产主义的人大多已经成熟，并且反过头来努力为苏联祝福。”[7](P212)这位学者的观点代表了西方学界一种总体上的思想倾向——认识上的觉醒。

二、对资本主义精神文化危机的反思

西方国家有识之士对马克思主义在认识上的觉醒是被资本主义现实中的深刻危机所触发，并逐渐认识到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时的深刻和睿智，进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热”。越来越多的学者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中去借贷理论成果，甚至公开卖弄起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和思想，争相以“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自我标榜。

在经历了长时间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喧哗与骚动”之后，许多反传统的急先锋从精疲力尽的“解构”游戏中“寻根”归来，厌恶了无聊的现实，而逐渐认识到当今西方的生存境遇，体会到深深的危机感和幻灭感，精神文化上的内在矛盾变得十分尖锐。于是人们不得不追问：“社会秩序既缺乏作为生命力之象征性表现的文化，又缺乏作为动机或聚合力量的道德因素，那么，靠什么才能够把社会粘结为一体呢?”[8](P132)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与来自现代社会本质的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相关，即，今天的社会结构(技术—经济体系)同文化之间有着明显的断裂。前者受制于一种由效益、功能理性和生产组织(它强调秩序，把人当作物件)之类术语表达的经济原则。后者则趋于靡费和混杂，深受反理性和反智情绪的影响，这种主宰性情绪将自我视为文化评价的试金石，并把自我感受当作是衡量经验的美学尺度。所以说：“事实上，正是资产阶级经济体系——更精确地说是自由市场——酿成了传统资产阶级价值体系的崩溃。”[8](P102)西方学者普遍相信，“我们正处在西方社会发展史的一座分水岭上：我们目击着资产阶级观念的终结——这些观念对人类行动和社会关系尤其是经济交换都有自己的看法，——过去的二百年中，资产阶级曾经靠着这些观念铸成了现代社会。”[8](P53)人们相信，现代人正伫立在一片空白荒地的边缘，仿佛如艾略特所说的“荒原”。现代主义的衰竭，无拘束自我的令人厌倦，以及政治言论的枯燥无味，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一个漫长时代行将结束。

实际上这些境况早已经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精辟地论述过，马克思的确是资本主义制度最优秀的“医生”或批判者。因此哪怕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与极右势力颇多瓜葛的学者也依然对马克思推崇备至。当海德格尔在其著名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谈到“无家可归状态”时，他把马克思同自己的老师胡塞尔和他的学生萨特的思想作了一种有趣的比较。海德格尔说：“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9](P383)美国解构主义创始人、“耶鲁”之首的保罗·德曼在《解构之图》中谈到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时责备那些害怕意识形态的人并没有真正读懂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许多客观公正的、平和公允的西方思想家已经逐渐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博大的胸怀、普渡众生的品质以及批判现实的勇气。在思想、政治、生态、环境等全球性危机面前，他们不胜感慨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敏锐的目光和深邃的现实洞察力。尤其难得的是，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荒芜贫瘠与黑暗疯狂的道路，而现代人(几乎随便什么理论家)却过早地熄灭了希望之火，在灾难的洪流面前呆若木鸡束手无策。比如处在期待中绝望与绝望中期待的海德格尔的思想便是如此，最后他干脆把一切交付给了上帝，他说：“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留给我们唯一的可能是，在思想与诗歌中为上帝之出现准备或者为在没落中上帝之不出现作准备；我们瞻望着不出现的上帝而没落。”[9](P1136)海德格尔这种“启示的无望”就来源于资本主义社会深刻的危机。面对这种情况，尼采“自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他意识到整个欧洲文化正朝着几个世纪积压下来的磨难和紧张而剧烈地骚动着奔向干涸尽头走进灾难的时候，他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做出了回应。

马克思早在150多年前就已经预测到了其后两个世纪的文化走向，他说：“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10](P254)马克思建立起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分析模式，他以冷峻的眼光来批判现实社会，而且直到今天这个伟大的模式仍然富有生机、充满活力。因此，现代思潮中的许多流派都不得不大量引用和借鉴马克思的思想，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当中去寻求问题或危机的真正解决。人们渐渐意识到，“在抛弃了传统宗教信仰或康德和黑格尔体系之后，在怎样寻求某种博大的、令人安慰的和有保障的体系以统一他们的价值和态度……这就是整个欧洲和亚洲知识分子相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根由。”[2](P13)同时这也是近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热”的根由。正是西方精神文化的“滚滚堕落”(伊格尔顿语)使得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重新走向了马克思主义。

三、社会转型的启示

当今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而这种转型的根却在19世纪中叶，因此人们在动荡的20世纪进行了许多自以为是的思想试验和政治试验之后，终于发现当年马克思的理论是最有道理的，于是纷纷重新评价自己思想历程的得失。这样的观点在20世纪可以直接追溯到存在主义大师萨特那里，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这就给许多人，包括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了现代性反思的理论背景。

一般而言，目前的社会转型又叫做“全球化”，但全球化的理论奠基却比它的实际运作早得多。全球化思想的最早提出者当属马克思。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Dirlik)指出：“全球化也许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过程，至少从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间算起。”[11](P9)从时间上来看，最宽泛意义上的全球化的上线可溯至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之时，中线便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而下线(即严格意义上的“全球化”)当以20世纪60-70年代又一轮高科技革命后的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出现为标志。具体到语言学的层面，便是以Globalization(全球化)一词的诞生为标志。但这种被人们炒作得十分热闹的“全球化”早在马克思的“世界公民”观念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形成“世界市场”等思想中予以精妙地阐述过。换句话说，全球化不是往别处去，而是走向马克思曾经描述过的境界。因此，今天人们在谈论全球化的时候，马克思的巨大身影是无法绕过去的。有的思想家干脆直接承认“昨是而今非”，比如荣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爵士在1969年就指出，不同凡响的是，“《资本论》面世100年后，……其他作品似乎都不该再出现了。”[6](P2)比利时学者欧内斯特·曼德尔在为《资本论》英译本导言中指出：“最近十几年来，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说发生了什么变化的话，就是变得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时更加危机四伏了。……。随处都有迹象表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资本论》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制度的日益尖锐化的矛盾同它的迅猛发展一样不可避免。在这个意义上，与一般公认的信念相反，马克思与其说是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还不如说是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家。今天的西方世界远比写作《资本论》时的世界更接近《资本论》中的‘纯粹’模型。”[12]这些资本主义世界的教授们也认为，马克思确实是一个通晓社会经济制度的人，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他的作品就值得认真拜读。

以苏联东欧巨变为例，人们从对它的理解中重新达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而其中最激进的理解莫过于后现代主义的巨匠詹明信(F.Jameson)，他认为，对于共产主义，需要确证的是，最近的发展应该说是它的成功而不是它的失败，至少从现代化的角度看是这样的。换言之，苏联的解体不能说是共产主义的失败，而应归结为共产主义的胜利。詹明信认为，斯大林以巨大的代价实现了苏联的现代化，使苏联从一个农业国家变为一个具有高识字率和高科技的工业国家。无论从社会方面看还是从经济方面看，斯大林主义都成功地实现了其历史使命，事后假设这一切是否可以用更加规范、更加渐进的方式予以实现是没有意义的。对于体制的崩溃更需要从其成功中而不是从其所潜藏的缺陷中去寻找原因。在詹明信看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既然资本主义还健在，那么谈论马克思主义的终结或过时之类的话显然是不合逻辑的、荒谬的或者说是浅薄的。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这样的文化形态和社会形态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存在过时的问题。即便人们并不总是能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但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批判者和颠覆者的绝对地位。

美国德州大学哲学教授凯尔纳(D.Kellner)相信，一种开放的、非教条的和更加质朴的批判性马克思主义依然存在，它将继续为现时代的批判理论和激进政治学提供理论源泉和政治资源。他说：“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那么马克思主义将仍然是合乎时宜的。……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将有助于促进民主、自由、正义和平等，并能够同仅仅促进富豪权贵利益的保守思想相抗衡。只要巨大的阶级不平等、人类痛苦和压迫还存在，就有必要存在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批判理论和它的社会变革思想。”[6](P35)而且这种不平等以及痛苦和压迫只要还存在一天，那么马克思主义就将屹立在思想世界和现实世界之中，这就是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向马克思主义复归的逻辑线索。

西方学者在反思此前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时承认“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最极端的思想上的敌人或无知的假知识分子才可能会真的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过时。”[6](P30)当然，在这个世界上，“最极端的思想的敌人”已经越来越少，并且大多数已逐渐成熟，但是“无知的假知识分子”总是有的。因此，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热”切不可盲目乐观，归根结底它只是一些有识之士在一定程度上的思想觉醒，更多的则是某种“无家可归”的无奈。

总而言之，近年来在国外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热”恰好印证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那段名言：“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0](P10)在今天，马克思主义已经能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满足这个世界的需要，所以，马克思主义才会在“冷战”之后逐渐地“热”起来，并且会不断地“热”下去。

收稿日期：2003-08-20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2]怀特：《分析的时代》，杜任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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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伯尔：《卡尔·马克思》，载于袁志英等译《伯尔文论》，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

[6]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7]伯恩斯：《世界文明史》，罗经国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

[8]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

[9]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编、熊伟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11]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12]曼德尔：《＜资本论＞导言》，载《经济学译丛》198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