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内涵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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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庆祥(1957—)，男，河南孟州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哲学博士。

【内容提要】本文揭示了与时俱进的四种基本内涵与形式，对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的动因与内容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阐述，认为马克思哲学之所以重视与时俱进，主要是使自己的哲学具有新前提、新内容、新形式、新发展和新形态，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的内容体现在研究主题、理论前提、哲学方法、根本原理、思维方式、历史视野、对资本主义命运的看法和对共产主义看法所发生的转变等方面；最后指出要完整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问题。

【关键词】与时俱进/马克思哲学/时代性/创新

【正文】

中图分类号：B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04)01-0026-11

从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任何一种思想和学说体系都应与时俱进，与时俱进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专利。然而，当一种思想体系被确立为一个政党的指导思想且容易演变为教条主义时，当一个社会的创新精神被抑制时，强调与时俱进就是十分必要的了。马克思的哲学本来就是与时俱进的，这是常识。但值得一提的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曾被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教条化，从而使社会主义建设付出一定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站在时代的前列，体现时代的先进性，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就必须强调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由此，对马克思哲学的与时俱进品质进行研究，对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与时俱进的内涵与形式

不应把与时俱进当作一种套语和口号，说得多做得少，而应深入研究与时俱进的内涵、形式及其精神实质。

(一)与时俱进的内涵

党的十六大报告对与时俱进的内涵作出了明确规定：“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1](P12)这里强调了时代性、规律性和创造性。如果把这一规定转化为学术问题，从学术上加以研究，既需要解释和说明，又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发挥。由此我们认为：所谓与时俱进，就是我们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符合人性发展要求，富于创造性。

体现时代性，也就是反映时代精神。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所谓体现时代精神，就是要抓住具有普遍性和长期性且人们共同关注的问题，普遍性的问题从空间上体现时代精神，长期性的问题从时间上体现时代精神，人们共同关注的问题从认识主体方面体现时代精神。一般来讲，凡是具有普遍性和长期性且人们共同关注的问题，大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当今，我国各地都普遍意识到提高国民素质、开发人力资源、培育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的重要性。这实际上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的精神。

把握规律性。规律性都是以常规性、重复性、全局性的问题和现象表现出来的。凡是经常、重复、全局出现的问题和现象，大都反映着其深层背后的规律。经常、重复和全局出现的腐败现象，表明产生腐败现象的一个规律：没有制约的权力容易产生腐败。

符合人性发展要求。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反对讲人性论，认为人性论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近代资产阶级人性论确实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它用一般的人性维护资产阶级的“人性”和掩盖个人的个性，用资产阶级的“人性”压制了无产阶级的“人性”；它设计出了一套使个人服从工作规则的标准体系，但忽视了人本身的内在精神世界。然而，资本主义社会也具有进步的一面，那就是它不断根据和反映人性发展的要求进行社会体系创新，由此取得了很大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认识到了人性问题的重要性，提出要分析和研究现实的人性，并在某些方面强调要符合人性发展和人性化的要求。然而，把符合人性发展要求作为一种理论和工作的原则、思路，还没有明确确立起来。其实，符合人性发展要求，也就是不断根据人对自身利益、生存、发展的需求进行实践。这是人在选择过程中必须坚持、遵循的一种价值取向和价值维度。因而，我们既强调理论和工作要把握规律性，又强调理论和工作要符合人性发展的要求。这是对十六大报告所规定的与时俱进的内涵的一种补充。

富于创造性。我们理解的创造性主要有四层含义：一是填补空白的原创或首创，提出了新思想、新学说和新理论，开创了新实践、新事业和新局面；二是修正前人错误观点，纠正了前人错误的实践；三是对前人提出的命题、观点加以补充、充分说明、论证和发挥，补充、丰富和发展前人的观点，把前人的实践推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和水平；四是把前人提出的观点和思想放在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内重新加以系统的组合和定位，进而分析和解决新问题，发挥新的功能，或是由片面的实践走向全面的实践。

这里，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和符合人性发展要求，是与时俱进的“时”，富于创造性，是与时俱进的“进”。

(二)与时俱进的形式

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理解与时俱进的形式。

理论上的与时俱进具有四种基本形式。

一是自我清算、自我批判、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也就是自己清算、批判、超越自己以前片面、错误和不合时宜的想法、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以达到自我完善。这种与时俱进具有自觉主动和被动两种情境。

二是研究主题、研究重点与研究方法的转移。也就是随着时代、历史、实践的发展，不断调整和改变研究的主题、重点和方法。

三是通过理论创新形成新的理论形态。也就是一种新的理论对另一种理论的扬弃与飞跃，进而由一种理论形态发展成为另一种理论形态。譬如由朴素唯物主义到机械唯物主义再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演进与更替，就是唯物主义在历史形态上的与时俱进。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唯物主义会不断改变自己的形式。

四是继承与发展，即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讲新话。老祖宗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要继承，但要随着时代、历史、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不断增添新观点、新思想、新学说、新理论和新思维，发展老祖宗，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如列宁提出的“一国胜利论”，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等。再譬如，与计划经济时代强调“听话、服从、身份、名分、等级，以及义、权、情、靠”等价值体系不同，在市场经济时代，要与时俱进地强调“民主、诚信、个性、多样、独立、自主、平等、创新、业绩，以及利、力、理、立”等新的价值体系。

实践上的与时俱进也具有四种形式。

一是使实践反映时代精神，达到时代所要求的水平，形成新的实践形态。我国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矛盾，因而在实践上的首要任务是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国，使人民翻身解放，夺取政权。然而，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其主要矛盾则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决定了当前我党执政实践的首要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就是追求发展。我国首先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夺取政权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当时并不具备建成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国力基础和人的基础。然而，当时我们误以为只要具备了制度的完备形式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所以比较注重根据“生产关系标准”来选择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模式。结果没有把重心放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上，而一味在社会主义的制度(生产关系)形式上做文章，从而使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付出了沉重代价。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历史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建设合格的社会主义，关键在于要通过发展从而为其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国力基础和人的基础，这就是在实践上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实际上是从“发展实践”的角度谈论社会主义存在的合法性的。不仅如此，在革命时期，革命的实践方式主要是开展急风骤雨式、歼灭战式的群众运动，而在建设时期，主要是通过循序渐进且深入细致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实践方式推进发展。

二是使实践符合发展规律的要求。如在我国传统计划经济时期，主要是权力配置资源，所以在实践上人们愿意做官，在对社会的控制方式上主要实行权威控制、人治管理，在人的价值实现方式上，一定程度上注重有“关系”就有位和先天给定论；随着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便主要由市场来配置，所以在实践上便必然强调人们必须凭自己的能力参与市场竞争，在对社会的控制方式上实行法制控制、民主管理，在人的价值实现方式上注重有为才有位(竞争)和后天生成论。

三是使实践符合人性发展的要求。如在管理实践方面，根据“经济人”的要求，实行物本管理，确立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反映“社会人”的要求，实行行为科学，实施社会结构变迁的发展战略；适应“文化人”或“主体人”的需求，实行人本管理，实施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战略或可持续发展战略。

四是使实践不断地创新。譬如：我国经济体制上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政治体制上由过去过于集中的家长制走向民主法制，实行竞争上岗、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文化方面由应试教育走向素质教育等。

二、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的动因与内容

在从一般意义上对与时俱进的内涵与形式加以分析之后，我们再来着重分析与揭示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的动因和内容。

(一)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的动因

马克思的哲学是与时俱进的。那么，马克思哲学为什么注重与时俱进呢?

一是现实人的发展呼唤马克思哲学必须反映人性发展的要求，具有新的前提。时代观决定人性观，人性观影响哲学的发展。古希腊时期，人更多地受自然界的支配，人主要被看作是自然界的“流出物”，所以那时的哲学形态主要就是自然本体论或宇宙本体论；文艺复兴时期至18世纪启蒙时期，时代的主要任务是人改造自然、创造社会物质财富，为此必须首先认识自然，于是，人认识自然、世界的理性能力和作用问题被突出出来了，哲学由此采取了认识论形态；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由此必须研究人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于是，以现实的人或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为前提，马克思将其哲学确定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并用实践的唯物主义取代直观唯物主义。不仅如此，当马克思在早期把人理解为“类”意义上的人时，他将其哲学看作是人道主义，而当马克思在后期把人理解为现实的人和社会的人时，他将其哲学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

二是超越旧理论进而要求马克思哲学必须建立新的理论，具有新的内容。马克思以前的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大多力求建立一个标榜为绝对真理的一劳永逸的哲学体系，体系的保守性和封闭性特征比较明显。马克思认识到这种哲学的历史局限，努力批判、超越旧理论的保守性和封闭性。积极吸收具有时代先进性的一切理论成果，将其建成一个具有开放性的发展着的哲学。实践唯物主义的实践性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就表明马克思哲学具有开放性、历史性的特征。这种开放性和历史性，就要求马克思哲学必须与时俱进。

三是科学的发展要求马克思哲学必须吸收科学发展的成果，具有新的形式。近代科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它处在搜集材料阶段，这就是对事物的各个侧面和细节进行分门别类的分析，由此产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机械唯物主义；现代科学发展到整理材料的阶段，这就要求在整合各种实证知识的基础上对事物的整体及其内在联系进行综合研究，由此必然产生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和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的诞生并具有辩证的性质，就是反映科学发展的趋势且能与时俱进的结果。

四是现实实践的发展要求马克思哲学必须反映实践呼声，具有新的发展。近代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随着科学实践的发展，要求使唯物主义成为辩证唯物主义；以往的哲学之所以在社会历史领域提不出科学的理论，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在社会历史领域是受历史唯心主义支配。时代和社会实践的发展要求必须在社会历史领域确立历史唯物主义，进而使社会科学理论成为科学；近代的唯物主义还是直观唯物主义，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要求把唯物主义发展成为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反映时展要求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创造性地修正、补充、完善和发展旧的哲学理论，与时俱进地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的新理论。这叫做新的实践提出新的问题，要求新的哲学理论作出回答，从而与时俱进地推动哲学理论的发展。

五是时代精神要求马克思哲学必须时代化，具有新的形态。近代哲学在总体上属于解释世界的哲学，而不是改变世界的哲学，因而其哲学形态主要是认识论。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阶级矛盾比较尖锐，改变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以及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历史任务被突出出来。马克思站在时代前列，从而与时俱进地把直观唯物主义提升到实践唯物主义的水平，把解释世界的哲学转换为改变世界的哲学，使哲学具备了新的历史形态。

(二)内容

马克思的哲学是与时俱进的哲学。这种与时俱进体现在各个方面。

1.研究主题与理论前提：由理想的人到现实的人和历史的人

1845年以前，马克思研究的主题主要是作为“类”的人的解放和自由问题，也就是理想人性的实现问题。马克思在上大学以前确立的最高理想，就是从事一种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工作；在大学期间，追求的理想是人的自由；在《莱茵报》当主编的工作期间，较为关注的是劳动阶级的社会地位和命运，认为劳动阶级的生存没有体现出人的本质；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着重探讨的是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德国人的解放，而且认为无产阶级解放和德国人的解放的头脑是人本主义哲学，即使德国人成为人的哲学，是认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哲学。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因此，马克思强烈要求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使无产阶级和德国人成为人。概言之，1845年以前，马克思分析、思考、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理论框架和理论基础，主要是以理想人性为出发点和立足点的人本主义哲学，其理论前提主要是理想的人。

1845年以后，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标志，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主题和理论前提发生了转换，那就是着重研究现实的人与人的现实，也就是研究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及其生活世界，研究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其理论前提主要是现实的人和历史的人。马克思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一句话表明其研究主题和理论前提的转换：“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P56)这实质上意味着马克思哲学在研究主题和理论前提上发生转变：要从社会关系出发去研究现实的人，即研究现实的人所处的生活世界，尤其是社会关系。1846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开始集中研究现实的人的社会交往形式、物质生产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认为新哲学的前提就是从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即现实的人出发，而现实的人是受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形式制约的人，人是什么样的，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在1846年《马克思致安年科夫的信》中，马克思着重论述了生产力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以及人类的历史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联系的历史的基本思想；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集中论述了生产力决定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观念的核心思想；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集中阐述的核心思想就是：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就必须消灭私有制，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质言之，1845年以后，马克思分析、思考、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理论框架和理论基础，主要就是以现实的人、历史的人为出发点和立足点的历史唯物主义，其理论前提主要是现实的人、处在现实生活过程和实际发展过程中的人，其关注的主要是现实的人性和历史变化了的人性。

这种研究主题和重点的转移，是与时俱进的一种形式。

2.哲学方法：由抽象人道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

综观和通观马克思前后的哲学著述可以看出，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方法也是与时俱进的。

在1845年以前，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抽象人道主义。抽象的人道主义在思维方式上是“三段论”：从理想的人性出发(肯定)，看待现实，发现现实与理想之间存在的不足(否定)，然后批判、超越现实，向理想人性复归(否定之否定)。这种抽象的人道主义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是从理想的人性出发，把人主要看作是“类”意义上的人。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评价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和农民的生存处境的尺度，就是人作为“人”所应具有的自由本性；在《德法年鉴》发表的文章中，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和对尘世的批判的主要理论武器，是把人看作是人的最高本质的人本主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哲学研究方法基本上仍然是从人的类特性——自由自觉的活动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

然而，在1845年之后，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思维方式上，是从现实的人、尤其是现实的个人的生活世界出发，从社会历史内部寻求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决定力量；因而其基本特征就是，要求人的活动既要合乎人性发展的要求或人的目的，又要合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并且要反映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对活动主体的要求且积极实现这种要求。从1845年之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都立足于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和发展过程，来揭示人的思想观念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来分析人们的社会物质生活过程决定人们的精神生活过程的内在机理。

这里的与时俱进，主要体现为一种自我清算、自我批判、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也就是自己清算、批判、超越自己以前片面、错误、不合时宜的想法、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以达到自我完善。

3.根本原理：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论到“反作用论”、“合力论”和“相对独立性论”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一个最大贡献，就是创立了唯物史观。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时代特点不同和革命任务不同，马克思阐述唯物史观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这也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与时俱进的品质。

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马克思着重强调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方式、社会物质生活以及经济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相对比较“唯物”。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在社会历史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是唯心史观，创立唯物史观的任务就落到了马克思的肩上。要创立唯物史观，首先必须揭露唯心史观的实质要害及其理论局限，清除唯心史观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消极影响。在马克思看来，唯心史观的最大缺陷就是没有揭示和发现社会历史发展“动因背后的更深层的物质动因”，没有揭示和发展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的、根本的决定因素和力量。针对这种情况，马克思力图深入到社会历史内部，寻求和揭示“动因背后的动因”，揭示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的和根本的力量，最终马克思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最终的决定力量。由于这一发现，马克思更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法哲学的过程中，马克思取得的初步理论成果是认识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市民社会就是物质的生活关系；在批判鲍威尔唯心史观的过程中，马克思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在批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历史唯心主义过程中，马克思强调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条件以及经济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在批判施蒂纳唯心史观的过程中，马克思强调要注重人所处的物质生活世界对现实的个人的影响。

但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马克思则坚持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的同时，着重强调“反作用论”、“合力论”和“相对独立性论”，相对比较“辩证”。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特别注重运用国家机器的手段对无产阶级革命进行镇压，对此，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斗争的焦点，就是如何看待上层建筑、尤其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国家机器的作用；与之相应，资产阶级思想家也从理论上攻击唯物史观，其手段首先是把唯物史观庸俗化，将其歪曲成机械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认为唯物史观只承认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否认上层建筑的积极作用，然后再指责其片面性。这在社会上以及德国党内造成了恶劣影响。为澄清事实的本来面目，反驳一些人对唯物史观的误解和歪曲，消除资产阶级思想家在理论上造成的混乱和不良影响，指引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马克思根据时代的变化和现实理论斗争的需要，与恩格斯一起，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和历史发展的合力推动等历史辩证法的思想。马克思《资本论》关于工作日的那一篇，明确强调立法所具有的重大作用，而立法就是一种政治行动。《资本论》关于资产阶级的历史的那一篇，马克思鲜明地强调政治权力的作用。马克思之所以强调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就是因为看到了政治权力对经济的重要作用。马克思甚至认为，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

4.思维方式：由单线论到多线论

1846年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基本上坚持的是社会形态发展和历史道路的单线论。他认为，包括俄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已经被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它们只能走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道路，并且只有在发达文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解放。按照五大社会形态依次演变的单线社会形态发展理论，落后国家和民族只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人类解放所需要的物质财富条件。也就是说，欧洲资本主义形成、发展和灭亡的道路是惟一的历史发展的普遍道路。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是认为生产力是衡量社会历史发展的惟一尺度，生产力的发展是连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结合方式是直接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顺序是必然的，而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整个世界已纳入了资本主义体系，资本主义对世界的影响是普遍的。

这种观点的积极意义在于强调了物质生产是人的发展的必要条件，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进而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然而，这种观点在新的现实面前逐渐显示其历史局限性：它只看到了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结合方式的直接性以及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必然性，没有认识到生产力发展具有多种可能的形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结合方式的多样性以及人的能动的历史选择性；它主要用生产力标准来衡量社会历史发展，忽视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人的尺度。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通过对原始社会、俄国农村公社、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古代日耳曼社会以及人类学笔记的研究，逐渐认识到，应从生产力尺度和人的尺度的统一来看待社会历史的发展，生产力的历史发展具有多种形式，它还可以通过交往和借鉴的方式得到突破式的积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不总是一种直接决定的关系，它们既可以直接结合，也可以间接结合，还可以实行跨越式结合，后者可以推动社会形态跳跃式地发展。因此，社会形态发展存在着多线道路，不能把对西欧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概述当作一般的发展道路，让一切民族都必须遵循这种一般发展模式；俄国革命可以跳跃卡夫丁峡谷，走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物质生产的方式不一定采用资本主义形式，也不能完全卷入资本主义，非资本主义世界具有特殊的内在条件和外部环境。这种多线论的思想实质，既是坚决地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统治，倡导人的能动精神，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又是寻求东方社会特殊的发展道路。

由单线论到多线论，体现了马克思哲学在社会形态和社会历史发展道路问题上的与时俱进。

5.历史视野：由西欧社会到东方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阶段，其研究和理论的视野主要是西欧社会，或者说主要是以西欧社会为背景而建立唯物史观的。之后，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发展的规律，最后预言：“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然而，19世纪70年代以后，欧洲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敲响丧钟，反而经受住了经济危机的考验，呈现出增长的势头，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危机被新的发展代替了；与此同时，欧洲无产阶级运动内部出现了分化，革命运动走入低潮；而当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处于低潮之时，东方俄国却正在酝酿新的革命形势。

这种巨大的历史反差，迫使马克思去反思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为此，马克思力图研究的视野，着手从历史的时间的角度去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原始社会，从空间上去研究东方社会的历史，以此来检验、修正、补充、丰富和完善唯物史观。首先是受人类学研究和摩尔根对古代社会研究的成果的影响，对原始社会进行研究。19世纪后期，人类学取得了重要进展，人们对原始社会的组织结构及其历史发展的特点有了科学的认识，也对社会历史的基础、发展途径和社会生产的特点有了全新的说明。马克思吸取了人类学研究的科学成果，并通过对原始社会的进一步研究，明确提出以下四种观点：(1)支配社会历史发展的双重法则。生产社会受生产劳动法则支配，而原始社会演变的支配法则不是建立在人的劳动之上的，它具有独立的演变基础，即是以自然选择和以人为目的的劳动为基础，社会历史发展受血缘关系支配，因而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只适用于生产社会，并不完全适用于原始社会；(2)劳动的双重性质。在生产社会，人的劳动受交换支配，以生产交换价值为目的，而在原始社会，人的劳动是受血缘共同体和血缘关系支配、以共同体和人自身的发展为目的的；(3)交往发展的辩证性。交往具有历史的独立性和非独立性，在原始社会，交往决定着劳动，劳动的性质是受交往关系决定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交往又受劳动决定；只有在自由人联合的基础上才能占有和支配社会生产力的成果，这时，交往才能成为个人全面发展的财富和根本力量。因而，交往经历了以血缘共同体关系为主导的原始阶段、以劳动交换为主导的非原始阶段和以自由人联合体为基础的阶段；(4)农村公社的历史优越性。作为古代制度的农村公社是最早的自由人联合体，它既承认公有制与共同体的发展，也承认个人所有与个人的发展，因而它并不必然走向资本主义，它可以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和具有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其次是受俄国革命和民粹派的影响，对东方社会的研究。俄国正在酝酿的无产阶级革命引起了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关注。在与民粹派的交往中，马克思感觉到东方土地所有制问题和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重要性，因而便把研究集中在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上来。通过研究，马克思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那就是跳跃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如果当时俄国具备内部和外部等各方面条件，便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同时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苦难。这一设想的实质，就是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是多样的，俄国不一定必然走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其目的是要把先进的交往形式与先进的生产力结合起来，实现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共产主义生产和生活。这里，马克思关于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在生产力方面的成就与在交往形式方面的历史缺陷的方法论，以及东方的某种交往形式与西方发达的生产力相结合的思想，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由关注西欧社会到关注原始社会和东方社会，是马克思在历史视野方面的与时俱进。

6.对资本主义命运的看法：由“两个必然”到“两个决不会”

19世纪70年代、甚至80年代以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命运的基本看法，可以归结为《共产党宣言》提出的“两个必然”。在1848年，马克思明确坚信，资产阶级必然灭，无产阶级必然胜利；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在1863—1867年间写作《资本论》第三卷时，马克思对他的预言有所保留和修正，但依然认为资本主义企业、银行和信用制度的变化只能加速资本主义制度的解体；到1873年资本主义出现危机时，马克思断定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不祥之兆，必然走向灭亡。

然而，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的失败，尤其是欧洲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西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使马克思初步感觉到资本主义不会很快走向崩溃。不过，此时他依然坚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但却给予一定的补充：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真正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预言加以保留和修正的原因，是19世纪70年代后期，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经受住70年代危机的冲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形势的逆转和工人阶级运动内部的分化并接受改良主义。这种现实的变化使马克思不得不对资本主义的命运作重新思考和研究，并修正个别的历史论断，于是他毅然作出决定：不出版《资本论》第二卷。总的来讲，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命运看法的改变体现在以下三点：(1)“两个决不会”。也就是“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P32)在他看来，资本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危机本身被新的发展代替了，资本主义还具有很强的扩展能力，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远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这便纠正了他在参加1848—1849年欧洲革命时提出的一些想法；(2)仍然必须推翻资本的统治，资本主义最终要灭亡，因而革命仍然要进行，因为资本主义给人的发展带来许多致命的灾难，其生产具有非人的性质，但资本主义灭亡具有多种形式，应积极寻求资本主义灭亡的新形式和革命的新道路。应积极推动俄国革命的发生，并以俄国革命带动西方革命。当然，俄国革命必须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配合才能成功；(3)应根据人的尺度来寻求发展物质财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形式，寻求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力和东方社会交往关系的优越性相结合的新形式。

由两个必然到两个决不会，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命运看法方面的与时俱进。

7.对共产主义的看法：由“注重人的自我异化扬弃的共产主义”到“占有全部生产力成果基础上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

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第一次明确地表达了他对共产主义的看法，认为共产主义就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是与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联系一起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资本对劳动的统治、物对人的统治。与此相对立，共产主义就应该是异化劳动的扬弃，是人本身的全面发展。具体来说，马克思所理解的共产主义具有以下三层含义：(1)“通过人”。这就是说，共产主义是以合乎人性和人的发展的方式发展的，而不是通过资本对劳动的统治、物对人的统治的方式发展的；(2)“为了人”。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不仅仅是生产物质财富本身；(3)人的本质的真正实现。这种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人和人、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矛盾的解决。上述理解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人本主义。

唯物史观的创立，为马克思理解社会主义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野，使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成为科学。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使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有了新的理解。根据唯物史观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必须寻求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新的变化，即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寻求到了生产力发展的新的形式，但对人的发展的限制并没有真正改变。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作了新的理解：(1)共产主义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共产主义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资本主义现存的条件变成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主要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的条件——笔者注)，为此就必须消灭私有制；(2)共产主义具有“为人”的性质。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切生产和交往的条件都是为个人而存在的，是个人自主活动的条件；(3)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这就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且有个性的个人才能真正确立起来。这就是说，共产主义既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内在相关，它是社会对生产力总和以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占有，而这种占有也就是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也与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具有内在本质的联系。

这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理解上的与时俱进。

三、几点启示

研究马克思哲学的与时俱进品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要完整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思想。

过去，我国学术界的许多人较多注重马克思在1845—1859年之间形成和表述的经典唯物史观的思想，而对马克思晚年的哲学思想及其创新与发展研究不够，因而往往把1848年以前的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当作其整个哲学思想，结果易造成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片面性理解，也给我们的实践带来某种失误。比如对马克思晚年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多种结合方式以及多线论的思想，我们就注意得不够，结果过于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直接决定作用，限制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空间。

当代西方一些学者比较注重研究马克思晚年的哲学思想。然而，他们往往认为存在着两个马克思，而晚年的马克思是对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一种倒退。其研究的实质，就是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忽视晚年马克思所作出的新的探索及其创新价值。

其实，晚年马克思的哲学探索具有重要的价值。它既可以帮助我们完整理解马克思的全部思想，从而正确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实质，也可以从中挖掘出新的具有借鉴意义和实践价值的思想。在马克思那里，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和创新具有两种值得我们注意的方式：一是他对前人和他人思想的创新与发展；二是他在晚年对自己以前形成的思想的创新与发展。1845—1859年之间的马克思主要是对前人和他人的解放思想和创新，其成果主要就是创立唯物史观；晚年马克思更多的是对自己已经形成的思想的解放和创新。虽然马克思经典唯物史观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然而，马克思晚年的思想创新对我们更具借鉴意义：这不仅因为超越他人思想相对容易而超越自己确立的思想相对难，马克思的自我批判、自我超越精神对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创新和发展具有典型意义；而且马克思晚年的不少思想(如多线论、交往主体性等)以及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也对今天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

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实践性当然是最主要的。然而，自我超越与自我批判也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本质特征之一，而且是马克思哲学具有生命力的关键所在。马克思强调实践，实践既是改变客体的活动，同时也是改造主体的活动；马克思哲学就是在不断批判和超越中确立的，也是在批判和超越中发展的。他经常对自己提出的哲学观点作自我批判，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清算自己曾经具有的哲学信仰和错误认识，而且反对别人把自己的观点当作标签和套语加以教条化，以及当作完美无缺的绝对真理加以固守。教条主义往往把马克思哲学的某些结论加以教条化，看似捍卫马克思哲学，实质在损害马克思哲学的形象。

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要随时代的发展不断改变自己的形态。

一些人存在着固守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倾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么只是辩证唯物主义，要么只是历史唯物主义，要么只是实践唯物主义。这些哲学形态依然要继承和坚持，但也要随着时代、时间和科学的发展不断改变自己的形态。马克思哲学就是由直观唯物主义走向实践唯物主义，由机械唯物主义走向辩证唯物主义，由历史唯心主义走向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当今处在知识经济时代和经济日趋全球化的时代，也处在日趋走向以人为本的时代，人的主体在社会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要求建立一种新的哲学形态。至于这种新的哲学形态究竟是什么，需要经过探索和研究来确定，但建构哲学的当代形态已成为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

四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问题。

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的哲学，目的之一就是运用其科学有效的方法论来分析和解决当今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这里就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问题。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认为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区别方法、问题和结论。马克思哲学包括方法、问题和结论三个基本层次，我们更需要的是马克思哲学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而不是某些具体的结论。一些人往往重马克思哲学中的某些具体结论，而轻视其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有害的。1917年十月革命传来了马克思主义，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强调阶级斗争，这就是重结论轻方法的表现。二要解决原则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目前，我国学术界存在着“回到马克思”与“强调马克思是我们同时代人”这两种观点和倾向。这种倾向的动机以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是好的，目的在于全面、准确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及其当代意义。然而，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意义更要从中国实践出发。根据中国“原则到位而实践不到位”这一普遍存在的问题，解决好中国的问题，还应从中国的实践出发。马克思主义哲学许多好的原则之所以在中国实践中难以实现，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社会运作机制中的“官本位”，对此，我们应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在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寻求具体的解决方法，如果一些好的原则只停留在空中，那是无济于事的。三是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实现形式问题。也就是要研究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在这种研究中，正确处理理论继承与理论创新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既不能丢掉其基本思想和核心思想，也不能“唯马是马”，一定要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收稿日期：2003-08-10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