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述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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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艾思奇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指在中国应用、具体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中国化才能在中国具有实存性，才能被中国人真正掌握。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中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良性互动。[关键词]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改革开放前，艾思奇是在我国最具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翻译介绍、宣传普及、学术研究、理论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深深地刻上了他的印记。从今天的视野看，在艾思奇的诸多成就中，有一点应当高度关注，这就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考。一、何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是，本人在1938年10月写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首次明确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提法。[1]在那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值得关注的是，艾思奇在1938年4月所写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就已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他指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运动。”[2]“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现在我们要来这样的一个号召。”[3]在这里，艾思奇所倡导的哲学的中国化运动，有一个中心，因为“没有中心就说不上运动。这中心就是对新哲学、辩证唯物论的研究”[4]，也就是说，在艾思奇那里，哲学的中国化关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那么，何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艾思奇认为，主要有以下几层意思。首先，在中国从世界观层面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艾思奇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所有‘五四’运动以来的先进的革命领袖人物当中，把这个世界观应用得最好，把这种世界观和中国社会实际，中国革命实践联系得最好。应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来考察中国的命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讲的，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也就是说，要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中国的命运，来观察和解决中国人民的革命问题。”[5]应当说，这种应用是从哲学的高度来进行的，体现着哲学的普遍性特点，在这种应用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思想发挥着作用。其次，在中国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层意义上的中国化艾思奇强调得较多。例如，他指出：“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或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坚决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上，用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了的、辩证法唯物论的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来具体地客观地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关系，来决定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民族革命斗争中的具体任务及战略政策。”[6]在艾思奇看来，“科学理论对于实践的能动的指导作用，就在于它不停止于抽象的理论，而要由理论具体化为各种术的方法规则，就在于通过‘术’而与实践结合起来”。[7]可以说，这层意义上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脱去其普遍的、抽象的理论形态，而具体化或者说转化为某种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策略和方针了。再次，在中国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艾思奇看来，“根据中国自己的现实材料，在中国自己的地盘上，来发展辩证法唯物论的世界观，使它更能成为改造中国、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锐利的方法武器”[8]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他强调指出，所谓“真正能‘理解精通……’马克思主义，也就是真正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正是有着‘创造’的作用了”，而马克思主义“愈更要能够中国化”，就需要“愈更能创造”，这样才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放进一些“新贡献”。[9]艾思奇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发展，受外来影响很大，但决不全靠输入的。”[10]更明确地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更多地要靠中国人自己的创造。如果脱却了创造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点，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终究也摆脱不了本本主义的束缚。有鉴于此，艾思奇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运动“不是书斋里的运动，不是滥用公式的运动，是要从各部门的抗战动员的经验中吸取哲学的养料，发展哲学的理论。然后才把这发展的哲学理论来运用，指示我们的思想行动”[11]。在艾思奇那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具体化和发展这三层意思是相互贯通的，是一个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的三个方面，把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割裂出来、孤立起来看待，都会具有片面性。可以说，在应用、具体化中实现发展，在发展中更好地应用和具体化，应该是一个辩证的相互作用的链条。为了捍卫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上述定位的合理性，艾思奇还对当时的两种质疑或反对意见进行了回应。第一种意见是叶青提出来的，他认为应用、运用、理解、宣传等等还谈不上中国化，因为所谓中国化“必须变更其形式，有如一个新的东西，中国的东西，与原来的不同”。[12]艾思奇则认为，在应用过程中体现着创造和发展，此外，中国化也并不意味着与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第二种意见是林冰提出来的，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能直接运用于具体事物的认识，后者要依赖于具体科学的认识。艾思奇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渗透在具体的科学认识之中的，所以是可以直接应用的。[13]二、为何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中国化在艾思奇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化的资质。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理论，它“放之四海而皆准”。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方法，是客观地具体地研究问题的引导。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阶级性，是无产阶级行动的指南。[1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以及它的阶级性决定了“凡是有了无产阶级及无产阶级运动的国家和民族，也就有产生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和必然性”[15]，由此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的资质，或者说可能性和必然性。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何必须要中国化呢？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中国化才能在中国具有实存性。在艾思奇看来，抽象的、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能独立存在的，能够独立存在的只能是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的诸多个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则只能是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说，这个发人深省的观点，其基本思想是明确提出来的。在1938年10月的《论新阶段》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16]在这里，的意思比较明确，这就是一般只能存在于个别之中并借助于个别而存在。其用意在于指出，他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个别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借助于民族形式，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亦然。艾思奇认同的这种观点，并进一步阐发道：“就中国来说，这就是要把中国的特殊性，依据中国的特点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民族的特殊形式之下表现出来，然而并不因此就丢开马克思主义。”[17]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哲学，它必须通过中国化才能在中国完成自身。艾思奇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空理论，而是与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行动有分不开的联系”；“真正的辩证法唯物论，不存在于名词的琢磨、公式的引用、‘纯逻辑’的空‘理论’里，而存在于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的正确指导中，如果脱离了实际问题的解决，那么，无论说一千百万个辩证法唯物论的名词，也不能成其为真正的辩证法唯物论”。[18]“理论的作用在于解决实际问题，一旦离开实际，就转化为死教条，成为主观的空调头。在有些资产阶级学者[里看来，也许这仍然是‘理论’，但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19]也就是说，在艾思奇那里，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不体现为理论形态，而主要体现为实践形态，实践形态包括着理论形态，理论形态则需要上升为实践形态。所谓上升到实践形态，就是要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性要求，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化，在中国则表现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在这一点上，艾思奇很忠实于马克思的要求：“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0]某种程度上说，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成为中国人民现实生活中的灵魂。再次，只有实现中国化，中国人才有可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不可能是一种无主体的自我发展的过程，它要依赖于一定的主体对其承担责任。在中国，这些主体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说，怎样才能算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了呢？艾思奇认为：“研究辩证法唯物论的目标，与研究其他哲学不同，研究其他哲学，大都只要能够‘著书立说’，讲出一套理论（这就是说，只要能够‘说明世界’），就算是有了成就。而研究辩证法唯物论则不然。要评判辩证法唯物论的研究是否有成就，并不在于（至少是不完全在于）纯理论本身讲得多么熟练，而要看这研究的人在遇到革命的实际问题（或与革命有联系的问题）的时候，能否在辩证法唯物论观点上给予正确的解决。能够常常正确解决问题时，才算是达到了研究的目标，才算是把握了辩证法唯物论。”[21]在艾思奇看来，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判断的标准根本上不在于理论的熟悉程度和讲出的话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契合程度，而在于从哲学的高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于实践。对于中国人来说，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哲学的高度解决了中国的实际问题，才能算是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这就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解决中国自己问题的哲学，这自然需要中国化。[1][2][][]综上所述，在艾思奇那里，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要中国化，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一个中心的问题。他指出：“辩证法唯物论的发展，在抗战后的第一个表现，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在中国的具体应用的问题，同时这也是抗战以来辩证法唯物论发展上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而一切其他问题的研究，都是以这一问题的解决做中心的。”[22]这段话是艾思奇在1941年讲的，在具体用词和时代限定上有着历史性，但是，这段话的根本精神对于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都是适用的。三、怎样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中国化的问题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和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中国化的问题是紧密联系的，不过，该问题也有相对的独立性。在笔者看来，可以把艾思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中国化的问题理解为两个层面的统一，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中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统一。这种统一，某种意义上是两种视域的融合，具体地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域与中国视域的融合。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中国的方面来讲，主要包括三层意思。首先，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通俗化、大众化，对于诸多哲学流派来说，可能不是其关注的重要问题，甚至是一些哲学流派排斥的问题，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2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和阶级性要求它自身由理论的力量、精神的力量转变为实践的力量、物质的力量，而这就需要通俗化、大众化，否则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可能变成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艾思奇深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特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写出了《大众哲学》一书，该书在解放前正式印行了32版，社会影响非常大。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组成部分。针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哲学界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所做的通俗化工作，艾思奇在1938年指出：“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这在打破从来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在使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也知道注意哲学思想的修养上，是有极大意义的，而且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因为如果没有几分（虽然很少），做到了中国化现实化，是不能够获得相当成果的。然而在基本上，整个是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24]其次，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践的结合。这方面的内容与大众化的内容不同，后者主要是宣传、普及理论和改造人心的工作，前者这里主要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工作。在这个问题上，艾思奇借用了的说法，把它称之为有的放矢。他指出：“为什么用‘有的放矢’来说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这就是说，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不只是要以中国的事例来解释理论原则，而且必须是依理论原则为指南，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25]艾思奇还认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一个发展过程，辩证法唯物论与中国的实际革命运动的结合，不是一开始就能完全合拍”[26]，它需要逐步完善，也需要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重新结合。他还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是经过不断的学习、摸索和斗争的过程而日益发展、日益达到更完善的境地的。”[27]在这个问题上，艾思奇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践的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而“所谓实际，必须是与我们当前的斗争有关的、一定的具体的实际问题。所谓联系实际，必须是把适当的理论作为指导武器，来解决当前的一定的实际斗争问题”[28]，这即是说，理论和实际的结合是有重点的，是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的，是着[于解决正在做的实际事情的。再次，实现实事求是。这层含义比第二层含义更进了一步，第二层含义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的角度讲的，这层含义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的角度上讲的。从精神实质的层面关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中国，我们就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成为一种境界和思维方式，它脱去了理论的外貌，转化为一种洞明的智慧，而用这种智慧来观照中国，就是要求我们中国人做到实事求是。艾思奇在1942年写的《不要误解“实事求是”》一文中就体现着这种智慧。他指出：“真正的实事求是，首先必须注意事实的各个方面，而不是只看片面”；“真正的‘实事求是’，必须从实质上来理解事实，而不应该只就表面现象来看事实”；“真正的‘实事求是’……就必须把事实看做一定具体条件之下的事实，必须依据每一事实所处的条件来确定它的正确意义”；“真正的‘实事求是’，不仅仅在于理解事实和认识事实，而且要从这理解和认识中求得指导行动，推动工作的方法”。[29]上述四条，显然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一种活的精神了，已经实现了“得意而忘象”了，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实际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中国的化境。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讲，则主要包括两层意思。首先，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艾思奇历来反对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化”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在他看来，“化”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就是“化”掉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对于世界性，艾思奇用了一个词，叫做国际主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内容上实质上是国际主义的。这国际主义的表现，首先就在于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有着共同的理论，共同的看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其次就在于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不管各自所走的道路如何不同，都有着共同的目标，都为着共同的全世界共产主义事业的实现而斗争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在事业上利害上，都是互相关联的，都是有连带性的。”然而在现在的世界上，“马克思主义是不能不依这个民族的不同发展条件而采取着不同的表现形式的，它绝不会成为全世界一致的国际形式直接表现出来”，对中国来说，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使其体现出中国民族的特殊形式，显然并不是“把国际主义挤掉”，“相反地正是要使国际主义在现在的条件下，得到具体的表现”。[30]其次，创建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说，创建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艾思奇特别希望看到的一件事，也是他自己的追求。为此，艾思奇本人不断地通过著书立说进行实践。当然，受历史条件的制约，他更注意研究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例如，其晚年就花了很大的精力阐述和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问题。这实际上同时意味着，艾思奇把创建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一项集体的、共同的事业。下面一段话颇能展现艾思奇的心路：“如果有人说，中国人自己没有写出很多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所以马克思主义还是外来的，那我们就答复说，马克思主义是把实践放在第一位的，要问中国有没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首先要问中国的无产阶级和他的党是不是做了惊天动地的，推动中国民族的广大人民向前进步的事业，中国的无产阶级有了这样的事业，并且在这些实践的基础上，已经产生了一些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此也就有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著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书籍。”[31]四、简要的评价和反思根据上述粗略的梳理，可以有理由说，艾思奇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观。他的这个观点，从今天的视角看，其基本的方面仍然没有过时。当然，受历史条件的制约，艾思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观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对纯理论研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轻视。这里所说的纯理论，指的是高度抽象的哲学基础理论。其次，对理论联系实际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功利化倾向。事实上，实际存在着多种形态，有些实际是摸不着、看不见但却又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关于时代本质的实际，哲学常常针对的就是这方面的实际，并从而使哲学体现为思想中的时代。对于这方面的实际，哲学忽略不得，否则就是失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要高度重视在这个层面上的理论联系实际。再次，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层次划分上还不够细致。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高层次，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的普世性的时代精神与中华优良精神的融合。由于中华优良精神既具有普世性的一面又具有独特个性的一面，所以这其中的融合是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的，一个层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普世性的精神与普世性的中华优良精神的融合，另一个层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普世性的精神与具有独特个性的中华优良精神的融合。尽管有以上质疑，而且还可能是不当的质疑，但笔者觉得，这些质疑无非是提出了把艾思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观向前推进的愿望。注释：[1]出于政治的考虑，后来用“在中国具体化”替换了“中国化”这一术语。见.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534.[2][3][4][6][9][10][11][12][14][15][17][18][21][24][30][31]艾思奇.艾思奇全书[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491，492，491，774，774-775，547，491，772，775-779，778，779，720-721，721-722，491，779，778.[5]艾思奇.艾思奇全书[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8):609.[7][8][13][19][22][25][26][28][29]艾思奇.艾思奇全书[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256，259，250-251，312，248，312，249，355，296-298.[16]转引自艾思奇.艾思奇全书[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779.需要指出的是，这句话在《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卷《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没有出现。[20][2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3;16.[27]艾思奇.艾思奇全书[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7):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