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分析马克思主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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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转向规范化

由于科亨、罗默、普泽沃斯基的创造性贡献，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学派，开始分化。这是其主要成员继续进行的非常有意思的工作。首先我们来看看科亨：自《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之后，科亨已经在多篇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两本著作，并开始了对约翰·罗尔斯著作的批判。这些著作的第一本是《历史、劳动和自由》，它主要是《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书的继续以及对该书批评的答复。第二本是《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这是一本标准的政治哲学著作，这本著作主要是与美国自由主义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进行商榷。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中，诺齐克对某种假设的最低限度的国家(aminimalstate)和自由市场经济进行了道德论证。在科亨看来，这种假设被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普遍加以接受。尤其是，科亨认为“自我所有”的思想潜在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剥削现象直觉认识的背后(工人被剥削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所生产的成果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因此，这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因为他们最根本的假设形成于一个争论的基础，而这一基础不仅能够为共产主义、同样能够为市场和私有体制辩护。柯亨由此走向了否定自我所有原则，并且开始欣赏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观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但是，由于罗尔斯理论允许在正义社会结构中动机起一定的决定作用，柯亨近来的工作使得他对罗尔斯的欣赏日益变为不满。也许其悖论在于，这体现为他对罗尔斯整个理论结构中最“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抛弃：即罗尔斯在这一方法中所强调的社会结构对于个人的生活前景起决定作用的观点。

这儿不能够考察科亨思想演变的所有细节，重要的是强调科亨思想演变的主要构成是其哲学注意力从一系列问题到另一系列问题的转变，而不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核心的根本改变。写到这里，最重要的是指出：科亨现在关注的不是专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或政治学问题，而是澄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献身背后的核心价值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无悔的事业。然而，核心价值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词汇中表面上是难以确定的。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伦理学问题在历史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受压抑的方面(那种不敢道出的爱)，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马克思本人)经常否认他们献身革命事业是建立在任何道德价值基础之上；第二，科亨的注意力集中于政治哲学的规范化问题(特别是正义问题)，与此同时，他消除了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理论之间的所有方法论的障碍。这就意味着在这场包括所有政治派别的分析的政治哲学家的广泛争论中，他现在是一个参与者了。在这个领域内，现在要清楚地说谁属于社会主义者谁属于平等自由主义者是不可能的。这些思想阵营是混乱的和相互渗透的。

在范帕里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进一步证明这种相互渗透性的证据。范帕里斯是“九月小组”的一员，但却从未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卡尔·马克思恰恰是影响其著作的最重要的一个人。在范帕里斯对社会科学哲学开始感兴趣以后，在此期间他用进化论解释社会科学，并以研究“基本收入”这个主题而著名。在与荷兰政治学家罗伯特·范德维尔合写的名为《通向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的论文中，他拒绝接受左派应当追求“社会主义”——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低级阶级”——目标的思想。更确切地说，他认为物质产品的丰富，这个实现真正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能够由资本主义(一种市场和私人财产的体制)来实现。资本主义由普遍性基金(universalgrants)或“基本收入”构成。每个人(或许是所有成年人)无论其是否进入劳动力市场都应该获得独立的无条件的补助金。这种基本收入能够把人们从为了满足自己的基本物质需要而被迫受雇佣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同把人们从被迫的工作状态下解放出来一样，它同样能够在这样一个时代满足社会正义的要求，在这样一个时代，拥有一份工作就是拥有一份稀有的资源，这对于其他人被排除在外的人来说是一种特权。在随后一系列论文和一本重要的书《全体人的真正自由》中，范帕里斯提出了许多具有挑战性的观点来支持“普遍的基本收入”。

再者，无论范帕里斯的建议具有什么样的优势，我们看得出“九月小组”的成员现在仍与马克思的事业有非常大的差距。“基本收入”的观点并未局限于政治左翼，甚至一些新自由主义创始人也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提出了与其协调的相关思想。例如，在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和自由》中，我们知道他提倡“消极收入税”。不要惊奇，范帕里斯的建议要比弗里德曼的建议更激进。但在一种重要的意义上，他们有着相同的基础：正确的社会政策能被自由民主的国家采纳。如果有一种解放工人阶级的政策，那么这不是工人阶级自身的成就，而是议会精英们和政府行政部门的成就。

与范帕里斯相似，罗默现在也已游离于看似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思想很长一段距离了。在20世纪90年代，他已强烈地关注于建立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型。这种“社会主义”经济与迄今具有这个称号的事物有很大的不同。罗默认同这种观点：高效的富有活力的经济需要自由市场和政治民主相结合。尽管献身于平等主义，他也明白在可预见的未来，对劳动力市场的收入进行重新分配的希望渺茫。他也拒绝工业公有制的思想，并且对公司的工人所有权问题持不可知论的态度。那么在他的方案中，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呢?他关注于两个事物：资本所有权和投资的政府导向。

罗默认为股市从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市场体系的分离具有很大的发挥余地。他构想了一个方案：全体人可以凭借在股市中可以买卖的股份证券(coupon)来掌握资本所有权。每个成年公民都拥有相同数量的证券。一旦持有者死后，证券又归属于公共财产。这些证券不能兑换成现金，人们不能赠送给别人或为其他意图而进行交易。因此这就使工人和穷人没有交易他们资本财产的可能性，也就不会导致所有权集中在一些资本家的手中。所有人都有从资本自然增加的收益中获利的平等机会。除了这种类似于货币的股票外，罗默还建议利用不同的利率鼓励向那些社会需求增长但正常的投资动机不足的部门中投资。

罗默的建议不会被轻易弃之不顾。罗默从事着这种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创造性思考，如果我们要恢复平等和民主的社会方案的话，那么就离不开这种思考。从平等主义公正观点的立场来看，一种允许在劳动力市场中由于拥有稀罕的技术和能力而导致不平等的策略显然是不完善。但罗默至少设想了一种方法——即超越少数资产阶级掌握生产手段的社会方案。然而，他的方案有很多缺陷。第一，非常明显的是，如何激励证券持有人掌握有关证券的必要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的确，许多普通工人早已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收集和利用一些信息来预测赛马或足球队的表现。但是用同样的方法去操纵想象中的数百万股票(keystocks)显然不是那么一回事。第二，鉴于劳动力市场上一再出现的不平等和在这个市场中作为效益最大化运行机制的需要，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市场社会主义的方案将会加剧——在很大程度上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自私主义心理的膨胀。第三，我们完全不清楚如何从目前的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实现这种社会。创立证券市场社会主义的运动，是不可能鼓舞献身和自我牺牲精神的，这是过去工人运动的特征。

结论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起始于一群思想家，这些思想集左派献身于社会主义的目标和用分析哲学和“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工具对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进行批判性的考察为一体。这种运动刚开始不久，他们进行探索的环境就发生了难以预料的变化。第一，最富戏剧性地是，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及其盟国已经消失，而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表明其充满活力和自信。平等主义的政治目标在各个地方的衰退已经持续了近20年。第二，许多左派思想家在这一时期已经转移了对阶级、不平等和政治秩序的认真思考。相比之下，他们的注意力放在了边缘和并不是很重要的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理论、后结构主义和解构的议事日程上。

无论如何，人们认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从积极的建设性意义上来看取得了进展，这是对他们既没有陷入教条主义又没有成为现存秩序的辩护者的赞扬。实际上他们尝试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工具来与罗尔斯、森以及其他相关的新平等主义的政治哲学进行联合，意图设计出可行的制度来推动社会主义目标的发展。然而，在理论家和受压迫阶级的社会运动之间缺乏联系，这种联系有可能促使他们将其建议付诸于政治实践。他们仍然坚信，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只是暂时现象：20年前的情况完全不同，他们会再继续努力20年。到目前为止，尽管存在挫折，献身于人类平等和民主事业的人们，继续缜密地和创造性地探索通向未来社会的途径。

那些后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在问，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们中的某些人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多少也是一个奇怪的问题。科亨说过《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作为一种解释是与其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和家庭背景密切相关的。这一著作一旦完成以后，他就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对这份遗产进行自由的、创造性的和更具批判性的思考。我们应该看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保留了马克思的平等主义和民主价值理念，但他们正在放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的细节、方法和对未来社会的描绘。至于是否仍将保留“马克思主义者”的称谓，这将是一个历史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哲学或政治学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起始于1978年出版的G.A.科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在这本著作中，科亨，一个有犹太共产主义者家庭背景的加拿大人，试图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来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科亨的这种尝试至少对两类人来说是荒谬的，其一，英语国家中黑格尔和阿尔都塞两大阵营里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分子们，他们一致认为牛津和剑桥分析哲学方法既保守又狭隘；其二，分析哲学家们，他们或者认为马克思不具有真正哲学意义上的重要性而对他不屑一顾，或者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学说看作是黑格尔的晦涩主义和幼稚的哲学错误的混合体。然而，科亨确信能够运用普通语言哲学的方法来澄清和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理论，并且认为这种方法是对该理论进行真伪评价的必要前提。

在实现其方案的过程中，科亨坚决反对自普列汉诺夫以来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一致认同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在方法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科亨认为，马克思创立了世界历史理论、阶级社会理论和革命理论——这些理论值得认真研究。

科亨研究工作所起的示范作用鼓舞和启发了其他研究者的类似工作，这些研究者大都是(但仅仅是)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学者：例如J.罗默(美国经济学家)、J.埃尔斯特(挪威哲学家)、E.O.赖特(美国社会学家)、范帕里斯(比利时政治哲学家)、普泽沃斯基(波兰政治哲学家)、布伦纳(美国历史学家)和其他一些人。这些思想家组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学派：除了在极少的基本原则上保持一致，他们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争执。然而，他们至少为自己能够清晰地阐明论点、观点，以及能够采用公开的批评和争论方式而自豪。他们尽量避免使自己沉迷于那些经常被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使用的模糊策略。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称自己的小组为“非胡说的马克思主义”(no-bullshitMarxism)(由于每年会议的日期，该小组正式称为“九月小组”)。这个小组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有一个令人惊奇的特征：一些成员(最明显的是范帕里斯)从未声称过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下文中，首先，我将概述一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第一阶段的有深远意义的贡献：科亨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和罗默的阶级与剥削研究；其次，我将论述与分析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社会科学的哲学和“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称呼是否恰当。最后，我讨论最近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价值的辩护和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详细设计(这种设计比他们最初的计划更远离了左派)。

科亨和历史理论

科亨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中为之辩护的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解释，反对哲学批判主义。其核心内容是他对马克思关于物质属性和社会属性两种区分的坚持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性解释。

科亨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有两大命题：即发展命题和首要性命题。发展命题告诉我们物质生产力具有不断发展的趋势，这里的物质生产力不但包括生产的物质方面而且(最重要地)包括科学技术知识。首要性命题认为社会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由其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明(反之则不成立)。科亨还分析了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性质由社会生产关系来说明。

如果我们把发展命题和首要性命题放在一起，并加以合理的想象——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水平上，不同的社会模式与之相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那么我们就会得到非常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描绘。社会模式像外壳一样地保护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摆脱这些外壳并用新的模式来代替它们。

但是科亨清醒地意识到，由于显而易见的理由，这种传统的历史描绘已受到人们的冷遇，主要原因在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或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强大的反作用)这两个命题之间似乎相互矛盾。由于我们通常认为原因导致结果，因此，在许多分析学派的理论家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是不合逻辑且前后矛盾的。

对这个问题的解答，科亨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运用的是功能性解释。正如生物学家用鸟的空心骨能够使其飞行来解释鸟具有空心骨的事实，马克思主义者也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能够促进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来解释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

科亨援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功能解释引起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内部第一次大争论。J.埃尔斯特在一系列文章中声称如果马克思主义依靠功能性解释，那么对马克思主义而言情况会更加糟糕。原则上埃尔斯特接受三种解释模式：原因解释是物理学的标准解释方式；目的解释涉及到人类个体的信念和欲望，是社会科学的常用解释方式；功能解释在生物学中经常使用。但为了使人能够接受(功能解释)，埃尔斯特认为，功能解释必须用更多的规则和要素组成的“馈环”(feedbackloop)来加强。这种“馈环”可以由生物学上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加上孟德尔的遗传学)提供，但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没有发现类似的可行方法。埃尔斯特因此认为，必须放弃这种解释模式(至少是科亨辩护的模式)。

相反，科亨认为依靠功能解释辩护自己的观点是合理的，尽管没有人理解内在的原因(或目的)机制。例如，理性地确信生物趋利性的功能解释在达尔文和孟德尔之前已经补充了解释结构。其他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设法通过勾画一个程序为科亨辩护，这个程序对社会现象所起的作用近似于自然选择对生物现象所起的作用。尤其是贝塔姆(ChristopherBertram)和卡林(AlanCarling)都认为历史上生产关系与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完全适应，可以通过经济压力和军事竞争来获得。

科亨关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其他许多方面也受到抨击，很多人认为他的发展命题没有说服力。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书中，科亨把发展命题建立在处于物质匮乏境地的生产者个人的理性基础之上。在许多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发展命题暗含着超历史的理性解释，这种解释被看作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此后，科亨阐明和发展了他的观点：现在他不仅强调面对物质匮乏处境的个体生产者的技术创造力，而且强调对发展的最优生产关系的理性选择。尽管有益的社会模式能够促进生产发展这种阐释有意义，这种解释在某种程度上与科亨的功能解释相一致，但是事实上行不通。根据科亨的理论，新社会关系的更有效性是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然而这是极为不可能的。

罗默和剥削问题

埃尔斯特对科亨功能解释所作批判的核心部分在社会科学哲学中富有挑战性。埃尔斯特特别赞赏理性选择方法的使用和博弈论的应用。埃尔斯特自己的工作范围仅限于方法论，而把这些方法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是约翰·罗默。在罗默早期的著作《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中，他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采用了非常数学化的新里查德式的重建。在其杰作《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简称《一般理论》)中，他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重建。《一般理论》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对宏观社会现象(如阶级)的描述建立在个人微观动机的基础上，并以这种方式提出整个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课题。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相比，我们可以说这种理论在方法上既是反传统的，同时又是保守的(从其强调阶级方法的重要性而反对其他社会分层方法这一意义上来说)。

《一般理论》的大部分篇幅用于说明马克思的剥削和阶级概念是如何源于标准的新古典经济模型。罗默首先分析马克思的剥削观点：根据这一观点，有没有剥削行为取决于有没有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他同时从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说明了承继关系的作用，即在这样一种经济活动中——所有的人都为自己工作，并只需要用于维持生存的物品。他们只是通过在市场上相互交换其产品而发生相互作用——如果生产者以其所被赋予的不同的劳动力(labourpower)水平开始生产，那么就会出现剥削。这是因为富有的生产者有着更广泛的生产技术选择余地，因此，能够在比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更短的时间里生产出一定量的商品，这些商品能够在市场上交换到相当数量的商品：如果社会生产的产品总量是平均分配的，那么，穷人比富人工作的时间更长。在进一步的例证中，罗默表明：在存在着劳动力市场和最初财富不均等的经济状况下，就会出现阶级；在这方面，信贷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得到的是类似的结果；某些理论如劳动价值理论可以建立，但这是价格的逻辑结果而不是剥削。关于问题的这一方面，罗默在该书中的主要理论术语是他的“阶级—剥削对应理论”，这条原理表明，凡是出卖劳动力的当事人是被剥削者，凡是购买劳动力的当事人是剥削者。当事人是劳动雇佣者还是劳动出卖者由他们最初的财富决定。占有生产手段的不同决定了某人是雇佣劳动力的人还是出卖劳动力的人。因此，剥削关系和阶级关系是密切相关的。然而，当当事人具有不同数量和质量的劳动时，这种关系就将被打破。这就是罗默寻求比劳动理论更“一般”的剥削理论的原因之一。

但是建立一种适用于所有假设的剩余劳动的剥削理论的障碍并不在于从剩余劳动的转化形式这一意义上来定义剥削，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家可以承认这种转化，但是他们否认由此而带来的道德谴责——剥削。这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竞争条件下不存在剥削，因为每个人都能够从交易中有所得。如果人们拒绝交易，而以他们自己的财产进行简单再生产，那么他们的情况将更加糟糕。另一方面，新古典主义承认：经济关系以外的强制，使得某些人依靠他人的劳动而生活(如在封建社会或奴隶社会)，那儿确实存在着剥削。

《一般理论》的进一步成就是提供了一个总体结构，在这个结构中，马克思剥削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和新古典主义所涉及到的剥削问题是一种特殊的情况。如果我们假设一个社会N，那么在这个较大的社会N内的群体S是被剥削的，那它当且仅当：

(1)存在着这样一种选择，这种选择我们假设为是可能的，根据这一选择，群体S的处境会比目前好；

(2)在这种选择下，S的补体，即N-S的群体S′将比目前状况恶化；

(3)S′对S是一种统治(剥削)关系。

条件(3)是一个社会学的条件，使得群体S′阻止这种假设选择的实现，因而导致对S的剥削。罗默声称他需要这个条件，(1)和(2)的不同类型并不包括异常的例子。罗默的模型(1)和(2)可以由经济体中当事人组成的各种群体的联合体来阐释。在一定的联合体中，一个群体有参与该经济联合体的选择，也有退出该经济联合体的选择。如果群体S退出该经济联合体后其成员生活更好，如果它的补体S′在S退出之后处境比原先恶化，那么在这种特殊的联合体中S就是被剥削群体。如果在联合体的规则下，某一群体被定性为是被剥削的，那么必然要求：不但在假设的选择条件下该群体的分配状况会更好，而且其补体会更差。因为在减少规模收益的经济联合体中，联合体的双方在选择情况下会做得更好。相反，如果有增加规模收益为特征的经济，在目前的安排下，两群体也会更好。如果一个群体被认为是被剥削的，那么肯定是有人剥削它。如何界定替代的情况?答案似乎有赖于罗默运用的抽象方法。在实践中，这种替代是通过财产关系得到界定的，即控制生产方式的权利。取代既成关系的选择，使人们能够明白，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平等地获得非人力的生产手段仍然会形成剥削。在一种更抽象的水平上，问题就不那么清晰了。我们通过一个特征函数来说明游戏：定义特征函数V，对于每个群体S都有一个退出收益V(s)与之对应。罗默写道：“函数V可以界定这种情况：如某些观察家认为，若各群体选择游离于社会之外，那将是对他们的一种公正的安排。”但他接着说：“当然，存在着有意思但愚蠢的界定函数V的方式：我们的任务是界定特定函数使其囊括清楚明了的和有历史说服力的剥削类型。”

马克思主义者从不认为社会秩序能够被任意推翻。相反，如马克思所说的：“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这必定会给通过假设的替代情况来验证剥削的理论制造一些麻烦。罗默解决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假设一个群体从经济联合体中退出后，其激励结构保持不变。这时如果这个群体改善了自己的处境而它的补体处境恶化，那么可以说这个群体在退出前遭受着“社会必要”剥削。

在罗默看来，有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必要剥削：动力机制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剥削和静态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剥削。如果一个群体在退出后不能保持起成员的激励结构，其结果是情况直接恶化，那么这个群体所受的剥削是静态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剥削。如果一个群体在退出后开始有所改善，但很快因为可能缺乏技术革新的激励而落后于以前——尽管群体仍如以前一样努力工作，那么这个群体所受的剥削是动力机制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剥削。

在《一般理论》中，罗默的阶级—剥削对应理论是他的两个最令人吃惊和印象深刻的研究成果之一。这个原理表明剥削地位和阶级状况是系统相关的。当我们讨论联合体而不是阶级时，这种系统的联系便会消失。在罗默的《一般理论》中，对于那些能够从经济体中退出的群体可以进行任意的界定。如果我们乐意，我们可以把所有挑选的个体归入一个群体，在特定的游戏规则下，验证这个群体是否被剥削。起初，这种灵活性可能是一种优点，但更多的例子说明各种问题都有可能出现。例如，一个由所有工人和最富有的资本家组成的群体，如果该群体带着可转让财产的平均资本份额退出经济体，那么这个群体可能会证明被剥削。通过以特定方式划定界线，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所有当事人都是某些剥削群体和某些被剥削群体的成员。实际上，现在有很多理由认为以这种方法不能起到界定作用。游戏中的联合体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是在其成员的利益上联合起来追求共同的目标。因此，通过寻找共同利益对人们进行群体归类的方法是明智的。罗默著作中所假设的共同利益概念，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是用阶级概念来表达的，界定阶级的方法是根据当事人是劳动力雇佣者还是劳动力出卖者(实际由他们所拥有的生产手段来决定)。尽管实际上罗默的群体概念似乎是以马克思理论为基础的，但是这里没有任何理由说明为什么我们要在剩余价值劳动理论的框架之外去把握这种群体划分方法，以此来解释剥削问题，罗默的分析框架超出了马克思的理论框架。

不管人们如何吹毛求疵地批评和反对罗默重新阐释马克思的阶级和剥削理论的做法，不容置疑地是，它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取得的最有突破性的和最有创造力的成就之一。社会学家赖特在他的著作《阶级》中，运用罗默的“一般理论”对建立在被当事人群体支配的不同类型的财产(劳动力、资本所有权、技能、信用)基础上的现代社会阶级结构进行了截面(cross-cutting)分析。在一种新的更严密的框架下，赖特的分析具有表达准确的优势。在阿尔都塞的方法论内，他首先仔细研究的“相互矛盾的阶级位置”的问题。但如大量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一样，这个表明马克思主义者身份的问题又再次被提出。罗默和赖特都曾非常典型地表明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的方法和解释却深刻地表明他们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确实，一旦这种分析的方法由罗默的规范结构转化为驾驭社会学的结构，就非常像韦伯以市场上不同集团剥削特定财产为基础的分析，而不是像马克思那样基于剩余价值掠夺而引起的冲突分析。

如果说科亨和罗默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重要的、并且具有创造性的贡献，那么我们也不能忽略普泽沃斯基的贡献。他的贡献在于他是惟一的真正试图研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社会学的学者。他的研究集中于社会主义政党在议会民主制中寻求政治权力的窘境。他认为这些政党为了他们所代表的大多数选民的合理性追求降低了作为政治组织轴线的阶级的重要性，这样，这些政党就开始远离他们的核心选民。无论对普泽沃斯基观点的评价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社会学中，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分析试图通过意识形态解释政治变革的本质：按一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工人们往往被错误的意识所左右或被国家机器的意识形态所统治。普泽沃斯基能够用工人阶级追求自身利益来进行解释。

理性选择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如果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有让作为对手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敌意甚至怀疑的地方，那就是许多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运用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理性人的社会交往模型。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认为所有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结构在原则上只有以个人行为的方式才是可以理解的；理性人模型用经济理论制定包含假设的欲望和信念的个人行为模型。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反对结构主义或整体论所持有的观点：将社会基本单位解释为预先占有或决定个人选择的如国家、阶级或生产方式这样的超个人实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个人主义观点和方法论(技巧)的信念有时候与“Ronbinsonades”反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中的猛烈抨击相似。这些观点清楚地表明：第一类观点关心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在社会科学的哲学体系中是否正确和理性人模式是不是一种恰当的分析工具的问题；第二类观点关心这些观点和方法是否能与冠之以“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相容的问题。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指出大量马克思所采用的例子，这些例子看起来非常像理性选择模型。例如，《资本论》中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解释就是一个通过个人理性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导致整体状况变差的经典例子。马克思讨论国家的一种方式表明，国家扮演着帮助资产阶级制服集体行为的角色：工厂立法一般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但资本家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趋向于损害工人们的身体健康。不但有这种分析的例子，而且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还作出了关于马克思方法的详细论述。这些论述表明，在原则上，它支持个人主义理性选择方法的应用。比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说的“什么是社会，其形式究竟是什么?人们相互交往行为的产物”。但那些敌意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很快就指出，理性选择分析方法，被认为提供了这样一个情景，人们在这一情景下进行选择和考虑，并且正是社会的这些结构特征，是马克思主义解释的核心。换句话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经常列举什么是最需要解释的。伍德特别热衷于坚持这一观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例举了被马克思本人矛盾使用的理性选择例子：即资本家的行为，这是所有能够进行这类解释的情景：即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的社会关系，这本身需要解释。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问题的答复是个体的行为及其发生的情景都需要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是解释社会形式起源的理论，甚至先于个人主义的解释取得了一些进展。然而科亨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在理性选择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问题上毫无起色。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罗伯特·布伦纳的研究工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性选择解释资本主义转变的范例(卡林做了一些使科亨的观点与布伦纳的观点相容的有趣的工作)。

但问题仍然存在：马克思主义者们(或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应不应该赞成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如果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作为霍布斯的观点，认为社会现象可解释为个人的信念和欲望，这些信念和欲望对于社会来说是不可排除的，那么这种观点显然是荒谬的。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辩护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一种更温和的观点：完美的社会科学的解释应该表明任何宏观现象都产生于个人的行为(并不否认那些个人具有在社会中形成的欲望和信念)。这种观点可以看作否认自发的宏观现象，而不只是纯粹的个人主义。许多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都意识到：总之，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错误地解释了正确的观点。虽然坚持研究社会事件需要个人主义基础是正确的，社会科学仍然研究社会类型。这些社会类型能够通过具有不同信仰、动机的个人的不同结合分别地得到实现，因此个人主义的还原主义方法并不能够解释这些类型。

无论如何，理性选择问题应当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问题中独立出来进行解决。这将可能是一个不带有理性选择理论成分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问题。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寻求双轨迹的策略：在现实中，他们通过罗默和普泽沃斯基的理性选择工具的成功运用，演示了马克思方案的主要特点可以由新古典经济学技巧的机智应用来阐明；在哲学上，他们“内部地”批判了理性选择方法论——这就是说他们不是从手中抛弃它，而是在对其保持同情的同时指出它的缺陷和缺点。埃尔斯特在这里走到了前列：他考虑到卡勒曼(Kahneman)和特维斯基(Tversky)的心理学发现和西蒙(HerbertSimon)提出的可选择的行为模型，通过理性选择理论把富有攻击性的反整体论和面对困难时的敏锐意识结合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