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学综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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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代西方史学史的角度和史学派别分野的格局来看，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是从传统史学到新史学的演变过程中影响深远的一股史学流派，也是后马克思时代形形色色西方新史学派别里独树一帜的史学劲旅，它俨然与法国年鉴史学派、美国社会科学史学派并列鼎立而曾经一度影响和支配着当代西方史学流向。作为一个群体，它拥有十余位颇具成就的历史学家，诸如M.多布、R.希尔顿、Chr.希尔、E.J.霍布斯鲍姆、E.P.汤普森、R.威廉斯和R.萨缪尔等。更重要的是，这些史学家逐渐改变英国传统史学界对思辨、概括和理论结构的怀疑态度，在历史反思和史学研究中充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把理论与具体事实及其在过去或现在发展和未来前景结合起来。该学派以卓著的学术成果、极具洞见的史学观念、丰富的史学理论和实践成就凸显于国际学术界。国外学术界和史学理论界对该学派进行了多维度和多层面的研究，虽然其研究多限于学派建立与发展的大致脉络，也涉及学派的史学思想特质，但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渊源问题却少有提及。(注：See,HarveyJ.Kaye,TheBritishMarxistHistorians:AnIntroductoryAnalysis,PolityPress(Cambridge)1984.)无论如何，域外相关的研究课题对我国史学界涉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起了奠基性作用，加深和丰富了我们对当代英国史学的认识。国内史学界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多半集中于学派基本情况的介绍，就某位史家的史学活动和个案研究着笔较多。(注：港台和大陆的代表作分别有，周liáng@①楷：《史学思想与现实意识的辩证：近代英国左派史家的研究》，台北合志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崔剑：《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述论》，《许昌师专学报》2002年第1期；姜péng@②：《试析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状和历史命运》，《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梁民愫：《试析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世界史观》，《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等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对此已经有了相当的研究基础，也存在着许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注：参见梁民愫：《中国史学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4期。)

在笔者看来，揭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渊源问题，是深化研究和全面审视该学派的史学制度建设、史学思想体系和史学发展流变的基本前提。卡尔认为，无论是研究一个史学流派，还是“研究一个历史学家之前，应该先研究他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1](p44)此认识可用以指导分析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源流这一主题，惟有悟解这个前提，才会更好地把握其史学流变的精神实质。本文拟从学术流派与社会变革间相互关联问题着手，通过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与西方新学术思潮间错综复杂关系的结构性分析和具体阐述，着重探讨以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渊源的丰富内涵，旨为进一步研究与深入认识其史学思想内涵、共同的史学问题意识和史学理论体系及其对国际历史研究的贡献奠定基础，这也有助于深刻领会其史学的基本特点和未来发展方向。

一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西方社会思潮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与发展同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酝酿与西欧社会发展变革形势息息相关。

首先，西方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背景，无疑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形成、史学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及学术创新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20世纪上半期，西方世界社会结构与政治形势发生着巨大变化，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给人们的社会心理造成极大冲击，引起人们对社会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普遍的认识是，在二战之后社会经济加速发展的同时，存在着一系列问题，而史家对那些给人类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变迁进行思考的同时，必然重新思索人类社会及人类本身的一些基本问题。同期，对战争残酷性的深刻感受，促使每位颇具社会责任感的史学家必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史学进行理性反观。在一定程度上，既往各种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与发展的外部环境。

20世纪中期后，西方社会结构与阶级关系显露出新特征。虽然历史证明基层群众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但当时情况是，由于“白领阶层”的数量猛增及其社会地位在社会生活中迅速提高，导致工人运动波澜不惊而基本沉静。这一切造成50、60和70年代激进主义社会运动掀起的新社会思潮不断地冲击史学界。帕尔默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60和70年代产生影响的原因是复杂的，有很多种。从基本上说，这是一个历史动员和对抗运动的时期，是一个历史变迁的时期，而这些在历史学中得到反映。历史学是通过社会史学家向马克思主义敞开了大门。这些社会史学家研究普通人民和为了配合当前的社会动荡而强调研究历史上的斗争和反抗。”(p277)对崭新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而言，情况更是如此。社会现实要求，史学家应研究社会底层和长期被忽略的默默无闻的大众历史，加强关注“民众日常心理和文化”的呼声在史学界汇集成强大的“自下而上”的史学新思潮。应该说，20世纪50、60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凭借关于整体社会史的撰写主张和“自下而上”社会史观及史学方法的史学思潮造势，一方面，使英国史学自身在西方史学界中求变趋新享有盛誉，另一方面，这种状况也是同期英国社会文化生活中诸如“前卫艺术”和“下层音乐”等反传统文化或传统精英文化思潮后的普遍失落感的社会现实在史学领域的反映。

具体而言，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依赖于两个方面社会心理与思潮基础：其一，20世纪60、70年代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资本主义进取精神和工业革命的后果的直接指引下取得进步的。”(p294)在英国资产阶级社会里，随着资产阶级经济地位的加强与巩固，他们在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也随之变化，表现在历史学方面，传统的英国保守主义史学已不符合时展需要，一定程度上，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时代主张迎合了当时普遍的阶级心理和社会需求。其二，当人类进入20世纪中期时候，在经历过两次灾难深重与令人伤感无限的战争之后，英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社会心理一样普遍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里令人震撼的观念冲击。这既改变了英国也消解了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盲目乐观情绪，现实的社会心理则促使诸如史学家那样肩负着社会责任和赋有现实使命感的学者去重新思考历史真实与社会现实问题。比如二战期间，汤普森就直接投身于反法西斯战争，亲历意大利战场的硝烟，而战争的经历和体验使他意识到要把“民众斗争”和“政治斗争”有机结合起来，“永远不会在感情上把自己和欧洲人民及英国人民隔离开来”。(p10)其他有过类似不平凡的人生经历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日后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下层社会集团和群体的历史活动为着眼点，对历史与社会现实进行深刻审视，可以说战乱时期的情感体验和社会心理对其影响至深。

因此，如果说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想和社会思潮(包括史学思想与思潮)归根到底是同时代社会存在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反映和折射，那么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史学思想则无不从根本上来源于那个时代和社会，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所关注的英国乃至欧洲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的某些重要方面。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诠释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过程，就是不断把自己的研究领域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起来，并使它不断容纳甚至融合于西方史学主流思潮的过程。

其次，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浸润和影响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出现，与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普遍出现的在思想反思基础上崇尚与研究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心理和热潮紧密相关。而西方学术界，不管是政治、哲学界还是史学界，此期所以出现这股热潮，在西方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伦敦大学政治理论教授戴维·麦克莱伦看来，主要有三个缘由：一是马克思早期著作大量被翻译成英语从而得到广泛传播；二是20世纪50、60年代马克思的著作出版都是以黑格尔当时的强烈影响及其在英语世界的复兴为前提；三是1956年苏联共产党内部对斯大林及斯大林主义的公开抨击引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裂，以及随后出现的马克思主义世界的多元化趋势。此说极具代表性和说服力。

从思潮方向认同上说，该学派的发展还得益于自身的内动力，即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自我反思与生命力的延伸。众所周知，唯物史观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随之产生。不过，西方的整个19世纪虽然被称为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世纪，但马克思主义史学远未达到职业化要求；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与传播仅限于西欧和东欧少数政治家或政治活动家与理论家特定人群间，其研究历史和撰写历史著作的意图更直接地是服务于所从事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宣传，是“把历史著作当作阶级斗争的战略工具”。(p137)总体而言，西欧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还远没有实现。

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30年代前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步入正轨与职业化行列。“在西方国家以及日本，用传统方法训练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开始进入大学，从事历史研究，那里的历史专业反映了多种多样的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立场”。(p147-148)史学分析手段略显多样。然而50、6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条化和庸俗化，前苏联和东欧以及西欧部分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长期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僵死主义态度，几乎导致马克思主义史学生命力枯竭。尤其是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史学陷入空前信任和信仰危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产生了恶劣影响。西方学者痛心疾首地写道：“千篇一律的演说，原地踏步的研究(受意识形态影响较小的考古学等部门除外)，繁琐地、矫揉造作地玩弄概念……最糟糕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鹦鹉学舌的态度，因而走向反面，有意无意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p25-26)史学思想已相当僵化，不但马克思主义史学受到冷嘲热讽，而且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也遭受猛烈批判。

在如此政治层级和局面下，1956年前，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已经产生并有所发展，但战后这段时期里，也受到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越发尖锐的攻击。1936年K.波普尔首先发难，矛头直指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随后F.A.海耶克、T.S.阿什顿、J.D.钱伯斯、R.M.哈特维尔、H.珀金和P.拉斯莱斯等一大批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著文立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典作家的历史观以及对以这种历史观为指导从事的历史研究进行了全盘否定。(p18-19)面对严峻的形势，历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弊病进行了深度反思，从多元文化的角度和跨学科的视界，在历史研究中尽量吸收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人种学和其它社会科学的理论或概念，批判地吸收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扩大自己的研究领域。这样，既丰富了史学的分析手段，也丰富了自身的史学思想，激活与延伸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生命力。

二西方新学术潮流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前，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是相互隔绝和排斥，那么60年代以后，当西方学术界经历了激进左派知识分子思想反思和政治运动之后，随着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日益摆脱僵化和教条主义的束缚和羁绊，马克思主义史学重新获得了生机，马克思主义史学职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步伐迅速加快，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关系也由对抗走向对话。“两支巨流贯穿在当今的历史编纂学中。一支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另一支是那些为之感到自豪的人所说的‘新史学’。”(p25)西方新史学(包括其它形形色色的西方非主流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间日渐构成一种相互影响和促进的错综复杂的互动机制。“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对战后世界史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两种史学力量，一种是现当代的西方资产阶级新史学，另一种是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两股力量的冲突与交汇及其所激起的回响，是当代国际史学颇为令人瞩目的文化景观。”[9](p310-311)在英国史学界，这种关系表现在西方新史学潮流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关联互动的层面上，后者在此互动机制中也逐渐成就了自身的国际史学地位。西方新学术潮流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间的交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形成、史学思想产生与发展以及学术创新的难得而重要的学术环境资源。

首先，当代西方新史学思潮的研究取向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渊源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至深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史学思想或理论体系的产生与发展还具有深刻的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学术背景和人文社会科学渊源，这也是整个西方新史学诞生的前提条件。正如巴勒克拉夫所指出的，1955年前后西方出现的“新历史学”的动力主要来自社会科学。[10](p70)可以认为，没有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刺激，就不会产生西方新史学。[11]对英国史学而言，“1920年代开始，并从此后，越来越多的英国史学家从社会科学那里借用研究主题、提问方式、概念观点、技术和方法以及理论。社会史学家们也同样借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经济史学家们借鉴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历史人口统计学家们借鉴分析人口统计学，而历史地理学家们借鉴地理学东西。……遵循社会科学战线的英国史学家们的思想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它科学发展的支配，而这些学科的发展又是对这些学科的需要、社会和前景的反应。”[12](p196-197)作为深受西方新学术趋势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其史学理念与史学观念也势必在渊源上呈现如此特征。反之，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身也促进了当代西方社会人文科学的历史化趋势和发展。

西方新史学的出现或汇集成一股潮流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它建立在对自19世纪产生的以德国兰克及其弟子发其端的客观主义史学的批判与反思基础之上。这种传统史学对历史的诠释是建立在史学认识的主客体关系二元对立与分离的基础上，正如学者所论，“他们的领域不是价值的领域，而是事实的领域，不是判断的领域，而是证明的领域。他们只需要按照事物实际发生的样子来进行描述。”[13](p107)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史学界，普遍“都开始对19世纪晚期的历史科学提出质疑”。(p29)传统科学历史观面临全面危机。P.伯克就说，“19世纪末，一些专业历史学家对新兰克学派越来越不满。卡尔·兰普雷希特是其中声音最响亮的一个，他斥责德国的正统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和伟人，并呼唤一种从其他学科汲取概念的‘集体历史。’”[14](p16)20世纪前半期，新史学的兴起与发展过程就是对19世纪以来传统史学的反拨与矫正，其结果，西方史学由传统的政治史、军事史向经济史、社会史发生着全面转变。这首先表现在德国社会史思潮的兴起，法国社会史思潮的推波助澜，随后美国社会史思潮的方兴未艾。传统史学的衰退，西方新史学的经济史、社会史研究价值取向，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外在催动力。

如此看来，在五色眩目和流动斑斓的西方学术流派中，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与不少流派有着多种多样的关联和叠交。伊格尔斯认为，马克思作为历史学家，他的研究方法与史学理论实质上为新史学所提倡，马克思主义史学既注重历史发展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又不忽视文化传统与社会价值和个人品格等社会心理文化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反馈作用与影响。(p139-146)20世纪以来西方新史学思潮的理论与方法，可在19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找到渊源。勒高夫就认为，马克思在许多方面是新史学的大师。[15](p35)在某种程度上，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既是西方新史学大潮中的别具生命力的史学流派，又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新史学从长期对抗走向持久对话交流过程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别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

其次，西方新史学的年鉴学派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交叉互动

巴勒克拉夫指出：“在英国，只要随便提到几个历史学家的名字，如鲁德、霍布斯鲍姆、拉斯勒特和汤普森，从他们的著作中可明显看到年鉴学派的影响。”[10](p62)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无不是社会史的著名实践家，他们从年鉴派和强有力地渗入西方许多大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得到启示。”[13](p113)另一位英国著名史学家凯思·托玛斯博士也强调，英国当代史学主要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强烈影响，一是英国的社会人类学传统，一是法国年鉴学派。[16](p51)这恰能说明，在政治史和军事史迈向经济史和社会史转变的过程中，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要内涵的英国新社会史学实际上深受法国新社会史学或干脆说是年鉴派史学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内部是有区别的。典型如，与汤普森自始至终基本上坚持人本主义的社会史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不尽相同，霍布斯鲍姆也推崇与接受年鉴派的社会史价值观念与价值体系，即年鉴派的结构主义社会史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17](p91)

譬如，霍布斯鲍姆深受年鉴派史学思想的影响，坦然承认从中获益匪浅，尤其深受该学派第二代领袖布罗代尔的总体史思想的启发和影响。他对布罗代尔的推崇与认同程度，从1949年布罗代尔成名作《地中海与菲力浦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两卷本)问世时他发表的一篇充满热情洋溢之辞的学术书评所流露的态度可见一斑。就布罗代尔史学巨著及所体现的“总体史”思想和“长时段”理论方法来说，霍布斯鲍姆认为他据此开创了一个史学研究的新时代，“如果哪位历史学家读到这本书却没有被激发出新的观点和新的创造性研究，那么他就没有权利从事他的历史职业。”[18](p173-174)就此而言，他认为，布罗代尔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已然影响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英国历史学家的史学研究领域和史观价值取向。1978年，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纽约州立大学成立了“费尔南德·布罗代尔研究中心”，并组织了一次讨论布罗代尔和《年鉴：经济、社会和文明》刊物的有国际影响的学术纪念会，霍布斯鲍姆为此专门著文补充说明年鉴学派史学传统在英国的接纳状况，评论法国史学特别是布罗代尔史学在英国的影响。[19](p178-185)2000年，在回答意大利记者“职业选择”问题时，他特别强调三种因素的熏陶：其一是马克思的著作及其思想的影响，尤其是从马克思那里认识到历史是理解世界的工具，而历史研究可以依据结构与模式，从总体上观察与分析人类社会长期演变的过程；其二是战后10余年共产主义史家小组的史学研究训练；其三就是来自与其它国家史学家们的论争，特别是年鉴学派的影响。[20](p7-8)

在承认受惠于年鉴学派的同时，霍布斯鲍姆更强调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与年鉴学派之间的互动关系：“始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至少直到知识分子朦胧地开始规划历史学前景的时候，作为研究过去的历史学科才开始汇集而不再相互隔绝。法国年鉴学派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经常关注着同样的课题。虽然学派性质不同，它们各自最杰出倡导者的政纲也远非一致，但每一派都理解对方从事着的类似的历史科研主题。”[19](px)比如，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西方新社会史学(主张从大众日常生活着眼的社会史学)与从属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英国新社会史学(提倡“自下而上”的历史)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影响和互相交融的关系，这种关系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成长与发展的内在张力。

由是观之，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身就是在与西方新史学的直接交流与对话中，借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概念、方法与理论模式，找到自己发展的生长点与突破口，而非亦步亦趋地步新学术思潮后尘。战后的西方史学界，无论是资产阶级新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其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的交叉关系。“马克思主义者把一种强有力的融会贯通的体系引入了历史学。……无论我们采取何种历史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仍然是一种强大的力量。”[21](p393)诸如法国的“年鉴学派”、美国的“新左派”和日本的“进步史学派”等等，在方法论上，不同程度地无不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反观新史学的史学研究方法和观念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冲击，也必然使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革新获得合理成分，促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与完善。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霍布斯鲍姆等人的史学理论与实践自然也不可避免地与西方新史学发展大势紧密相联。

三英国社会政治变革和学术文化传统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当时英国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变迁和文化观念变化在史学领域的学术结晶，也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一个多世纪后，英国部分历史学家对于以英国为基点的欧洲资本主义历史重构与现实思考的产物。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力图在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反，国内社会政治变革与学术文化背景自然又促进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水平的提升。首先，国内社会发展和政治变革的影响

二战前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是以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和政治运动迅速的发展为基础的。其一，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滋生于英国20世纪30年代的共产主义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的社会环境之中，特别是人民阵线的政治立场与活动，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倾向史学家的成长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二，英国拥有众多学术地位崇高并与非马克思主义专业史家相互辩论和相互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这同英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党内学术组织——共产党史家小组的形成和活动关系极大。

在一战后国际形势的刺激与国际共运的影响下，1920年，英国共产党成立。麦克莱伦认为，与欧陆其它共产党不同，英国共产党的形成并不是多数派社会民主政党分裂的结果，其群体基础较薄弱，它不得不与劳工党联盟却遭到政治上的冷落，因此共产党对劳工党表现出一种矛盾心态——既俨然以劳工党中左派力量身份追随以莫斯科为核心的国际共运联合阵线以壮大自身的力量，又指责劳工党是背叛工人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政党，结果整个1930年代共产党在政治上没有取得什么进展。[22](p338-339)后来，共产党颠覆第二国际后期灾难性的“阶级对抗”的主张，建立了一个广泛的包括所有进步人士在内的反法西斯主义人民阵线。当时人民阵线名义上直接受共产党组织领导，实际上由劳工党操纵。但是共产党建立的意义和贡献不容否认，“虽然英国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广泛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运动，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它为英国传统知识分子兴趣集中的三个领域——文学、历史学和经济学——提供了理论指导。”[22](p339)后来，霍布斯鲍姆就多次坦言，“我们这一代人之所以变成马克思主义者，是因为三十年代的危机和反法西斯斗争。”[23](p64)从长远来看，共产党的活动为后来英国历史上的新左派运动奠定了基础，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政治倾向也造成了积极影响，新左派运动至少导致了对英国史学的一种创造性再反思能力。

共产党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直接领导了历史学研究，瞬间，在它的旗帜下聚集了一批人数颇多、初具共产主义思想倾向的史学家。表现在1946年，成立了共产党史家小组或称史学家小组。1946年到1956年这段时期，史学家小组及其成员的历史活动，对于训练与奠定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历史研究方向与技巧及史学理论功底，有十分重要意义：第一，它为马克思主义史家提供了在相同的学术领域里讨论基本的历史问题的机会与场景。他们自己就承认，“争论和批评使我们提高了个人写作和自我教育的质量，而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自己真正的创造性的贡献。”[24](p541)第二，历史学家小组的活动又使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发挥着独特的“政治功用”。[24](p542)这段生活与学习经历成为他们关于共产主义思想自我教育和训练历史研究技能的实践尝试。霍布斯鲍姆最好地总结了这种经验，他说“物质的朴质、智性的兴奋、政治的热情和友谊，或许这是经历了那些动荡年代的幸存者最美好的回忆……专业上我们共同探讨大量的未知领域。”[25](p25-26)从社会政治变革与学派形成的维度上说，参加史家小组活动是这些历史学家知识增长和理论构成的重要源泉，初步奠定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基础，确立了其史学思想的基本走向。

无庸讳言，“史学家小组及其史著都是当时政治气候的产物，小组的形成与发展既受到人民阵线精神的良性影响，又经受着冷战环境造成的严重危机或困难的干扰。”[26](p15)1956年后，国际形势风云变幻，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引起的震荡以及苏军入侵匈牙利事件等等，既使得英国共产党在组织和思想上受到严重冲击，也引发了国际共运思想体系与组织机构摇摇不定的马太效应。90年代初，帕尔默说道：“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与政治信仰总是受到攻击。它没有固定的学术机构，在大学中不占据受人仰慕的地位。恰恰相反，直至相当近期，马克思主义甚至无容身之地。就是在后来较为容忍的氛围中，马克思主义者也深知他们为自己的政治倾向在不同程度上付出了代价。”[27](p327)在整个冷战期间，尽管他们的职业目标是建立一种进步史家之间的联合体，但于那种环境中，无论政治活动还是学术活动，行动起来总得格外谨慎。在错综复杂和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在英国，虽然冷战从来没有像它的美国同伴那样达到一种歇斯底里的狂乱地步，但共产党组织同样被冷战强加的‘红惑’罪名和‘黑名单’所践踏。”[28](p1-31)除了进行深刻反省外，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中的许多著名史学家与社会活动家纷纷脱离共产党组织。1956年后，虽然霍布斯鲍姆那样的史学家依然留在党内，但是这种政治经历对其史学研究和理论构想的发展却不无影响。[29](p235-261)为了摆脱教条式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束缚，他们试图对马克思主义做出全新理解与诠释，既丰富自己的史学思想，也由此显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勃发生机。

其次，英国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环境和学术文化背景机制的保障

就国内学术文化背景而言，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早不但受到20世纪早期激进—自由主义历史学家的影响，它还扎根于30年代到50年代以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为首的共产党史学小组的创作活动之中，在此基础上，它才逐渐兴起。

虽然马克思曾长期在英国生活与活动过，但马克思主义对英国历史学界的直接影响却同其对整个西方史学界的影响一样，仅始于一战之后。“直到1918年——而且事实上在那以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大学历史研究和教学中依然被完全忽视。”[10](p31-32)30年代的英国，学术与政治一样，经历着一场由激进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思想反思运动，一些学术骨干对英国过去传统的历史文化进行重新发现，而对文化庸俗马克思主义观念则表现出强烈不满。“在共产主义青年之中流行着一种自嘲的说法：共产主义哲学家是维特根斯坦主义者，共产主义经济学家是凯恩斯主义的门徒，共产主义文学学者则是F.R.李维斯的信徒。那么历史学家呢?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据我们所知，当时的剑桥大学或其他任何地方，没有一位历史学家——而且就我们所知诸如马克·布洛赫那样的大学者——能够与作为大师和思想启示者的马克思相匹敌。”[19](p157)值得指出的是，从30年代直至共产党史家小组成立前，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还没有完全形成，但是，激进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倾向的史学工作者们已经通过前辈和两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著作这座桥梁接触与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莫里斯·多布和经济史学家多纳·托尔。

作为英国史学界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从事研究的史学家，多布在《资本主义发展研究》一书中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广泛考察了英国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史；[30]受马克思影响的托尔，其主要成就与贡献则在对英国人民民主史的研究，她把人民民主和人民群众反抗资本主义对劳动人民的盘剥及侵害小商品生产者利益的斗争结合起来考察。[31]总体上，他们的研究注重大工业时代前夕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政治、文化、社会因素和社会下层阶级生活状况的分析，主要和最重要的问题是有关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和运用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等问题。多布在这方面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形成起了重大促进作用，“正当许多青年学者接触英国史并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多布起着引导大众的作用……”[32](p1)因为“史家小组”成立之初，多布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经常被他们当作重要的著作加以研读，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热烈讨论的对象。[33](p315-316)准确而言，多布的历史观与史学理论方法对后起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产生了直接影响，他在史家小组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和非常具有影响力。[34](p161)正是多布和托尔的言传身教，年轻的史学爱好者们开始吸纳马克思主义，逐渐走向史学专业化领域。

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早期形成过程中，其成员还深受老一辈激进—自由主义学者创立的英国劳工史研究传统的影响。1930年代前，英国社会史和劳工史领域中较有成就的多是韦伯夫妇、哈蒙德夫妇、科尔夫妇和托尼等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其历史研究成果与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产生了独特影响。[35](p29-30)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相当一部分来自19世纪末非马克思主义劳工史学传统，[36](p136-138)确如霍布斯鲍姆所言：“我们不应试图把自己与托尼等人截然区别开来，而是要坚持那种传统，使这种传统更加明确，把马克思主义史学所指引的那些人们应该去奋斗的方向更明确化。”[37](p33)自1930年代始，“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作为唯一可供选择的普遍性史学解释方法，逐渐取代了旧式自由—激进的辉格派史学解释传统。……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主要因素，已经广为人知。”[38](p25)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劳工史学的结合，成就和发展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四英国传统史学方法论和历史理论渊源

这里试图说明传统的经验主义与实证主义史学方法论和传统历史理论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影响及基本脉络。

首先，传统经验主义哲学思潮和实证主义史学方法的熏陶与影响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注重历史研究的实践，反对把理论原则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更反对纯理论的历史研究和理性思辨。他们基本上都受到英国传统史学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影响，推崇经验主义的哲学思潮和研究方法。托马斯谈到当代英国史学时说，“英国史学总的特征是高度经验主义的，不十分关心理论……”[16](p51)虽然它不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全部特征，却大体说明了事实。

英国经验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和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发端并盛行于培根和洛克时代。而在英国史学界，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则代代一脉相承，直至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出现，并由此延伸。汤普森和霍布斯鲍姆等人不可避免地继承和采用了这种方法，他们坚信“历史学家是经验的记忆仓库”，[19](p24)在分析批判的基础上把经验运用于历史唯物主义史学研究实践，来丰富自己的史学体系。国外学者评论霍布斯鲍姆说：“在他精心和精密论证的著作形式中，不但包括关于详细的原始经济形态研究，而且还有大量的比较关系研究和广泛而直接可证实的历史概括，这是一种具有鲜明的典型盎格鲁式马克思主义学派特征的历史解释。”[39](pix-x)这也是整个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非常注重的传统史学方法，既重视经验主义方法又不忽视理论上的建设，他们在自己的史学著作中，总是不断地参照具体的历史经验性叙述。这点正符合伯克所说，“经验主义者和理论家不是两个老死不相往来的集团，而是一个光谱的两极。”[14](p206-207)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也难免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但往往采取更客观公正的态度。在霍布斯鲍姆看来，虽然从广义上说实证主义思潮作为一股外部力量对19世纪历史学的职业化和史学重构产生过重要影响，但随着20世纪新时代的发展，这股思潮日益显得过时，它再也不能够赢得人们慷慨的崇敬。它对历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适时地把自然科学中的一些概念、方法和研究模式引入并运用到对社会历史的研究领域。然而它在促使历史学领域在效法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些不可忽视的成就的同时，却越发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性，对历史学的指导作用日渐陷于困境。[19](p144)汤普森也谈到解释历史的进程和证实任何解释的问题，认为“‘历史’本身是经验唯一可能的实验场，而我们唯一的经验设备是历史逻辑。……(虽然)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回到这些实验场，或者把我们的条件强加于它，并把这些经验重演。”[40](p47)他强调，历史研究的过程就是尚待证实的观点、概念或假说同历史的证据或史料之间从不断裂而永无休止的对话过程。历史学家进行历史研究的起点应是历史的实践经验，而不是抽象的理论。汤普森强调历史研究必须从史实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原则出发的观点，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意愿：“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41](p74)

不难看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反对并猛烈抨击传统史学的纯粹“经验实证方法论”，反对传统史家过分借重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反对用抽象概念和法则性的术语来解释一切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对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成就大体持保留态度。必须指出，他们并不反对在史学研究中适当运用实证主义方法，但应有着独特的理解和接受标准，“如今没有人会接受单纯的实证主义观点，实证主义认为科学家所观察的是一种存在于他或她自身之外的客观现实，它不会受到观察者先验假设、范式和活动的影响，认为通过运用科学的方法可以发现一种现实的本质特征和规律。那样一种客观的现实存在通常虽然没遭否认，但众所周知，这种客观现实与研究者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假设与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多种检验来证实，或至少它可以建立在与观察到的事实相协调一致的基础上。”[42](p639)正是实证主义方法这种特征，史学家在运用它的时候需要特别小心谨慎，因为史学人文特征毕竟与自然科学非社会因素有着很大区别。

历史研究的成果并非是繁文缛节式的事实陈述，也不是历史的经院哲学解释，而应是历史艺术性的叙述和历史解释性的思辨两者有机结合。“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涉及社会变革以及它们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社会综合等非常复杂的形式。……历史学既需要一般的理论，同时也需要有单独的实验性分析技巧，诸如对实例及某些统计现象进行系统的比较，比如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或者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比较分析，历史学也必然主要地在一般理论程度上发挥作用。”[42](p632-633)按照此观点，真正的史学既非繁琐考证也非事实堆砌，而是在事实之上寻求理论分析的突破，以历史哲学的思维与宽阔的眼光，对历史作深刻透彻的理解与分析；论据有可靠资料，理论框架之下有精彩实证研究，把历史的多元涵义和整体观念尽可能再现出来。固然其他许多史学流派与史学家都提倡过这种主张，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强调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才能实现这两者真正的结合。

其次，传统历史理论渊源，表现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英国传统的“人民历史”观念的影响

一是传统的非马克思主义“人民历史”观念。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期，英国涌现了许多有成就的历史学家，其中“牛津学派”约翰·格林的《英国人民简史》及其史学思想与方法对后世史家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影响至大：“格林在历史编纂学中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后来有不少历史学家仿照他的体例，着重写人民群体的历史。”[43](p198-202)莫尔顿无疑是后继者中较突出和较早实践人民历史思想的一位史学家。凯伊在论及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传统的形成时写道：“诚如萨缪尔所述，诸如哈蒙德夫妇那样的自由派和激进民主派历史学家与如科尔或托尼那样的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一样，都影响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萨缪尔在分析他们的影响时特别提及‘人民历史’这个词。”[36](p9)从早期莫尔顿到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无不受到“人民历史”传统学术思想的沐浴和影响。

二是来自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诸如多纳·托尔基于广义文化史观和阶级斗争史观的普通“人民历史”观念。托尔那部最为经典性代表作《汤姆·曼及其时代》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着力展现“历史不是纸上的文字，不是国王和首相们的活动记载，不仅仅是事件的罗列。历史是普通人民或者说我们的人民的血泪与血汗的悲观史”。在她看来“掌握历史文明的是长满老茧的劳苦大众的粗大手掌，而不是戴着手套的纤细的贵族阶级的指尖”。[36](p14)如果说非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念和撰写“人民历史”的优良传统，潜在地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提倡“自下而上”的历史学及其写作方法与体例产生了深远影响，(注：萨缪尔对“人民历史”这个术语及英国史学中“人民历史”的史学传统渊源进行了深入分析与论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需要“人民历史”提供的理论素养，“人民历史”也因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提升。See,RaphaelSamuel,People''''sHistoryandSocialistTheory,London:Routledge&KeganPaul,1981.ppxv-xxxix.)那么托尔关于“人民历史”的史学观念和实践，则直接鼓舞和影响着年青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随后，希尔、希尔顿以及霍布斯鲍姆等许多史学家学术发展路径多与此种信念紧密相连。

霍布斯鲍姆是延续这种史学模式的重要史学家。笼统地说，他的学术生涯经历了从劳工社会经济史和农民与社会盗匪等社会运动问题的研究到新社会史研究领域与研究思路的变化：以劳工社会经济史领域的研究为基础，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嬗变，探讨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结构变迁下大众群体文化生活机制与社会价值观念体系等基层领域的问题，丰富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研究资本主义制度运行机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他追寻西方史学本身发展的轨迹，有时坚守研究阵地，有时又调整研究方向，最后集中关注与探讨整体社会史问题，这也是大多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之旅和心路历程。

综上所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产生的时代条件不但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政治风云和经济变革形势息息相关，更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活跃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及其实践蓬勃发展的历史趋势密切关联。20世纪40、5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革命与思想运动日渐成为时代潮流。在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历程中，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逐渐成为一股重要力量，人数众多的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倾向的史学家作为其重要成员更是毫不犹豫地投入这场运动。当代英国一批新生代历史学家本着马克思主义是解释社会历史与改造现实社会的最好思想武器这个宗旨，从事历史研究。时代政治氛围的缔结和西方学术环境的影响，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英国传统史学的结合，逐渐造就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通过同当代西方新史学的相互影响与互动，既继承和接受了英国传统史学研究成果与学术经验，从中获取营养和教训及启发，又直接得益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与方法论培养，“是多重影响的产物，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科学结合所做出的独特贡献。”(p191)正是这些因素的相互影响，促进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史学思想与理论体系的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