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思考
时间:2022-10-27 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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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逐渐有了深刻的认识,将“我们连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也没有建设完成”这一认识称作“痛苦的真理”。。列宁在这方面采取两方面的措施:一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将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根本任务放在首要地位。二是调整生产关系,改变直接过渡的做法,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
列宁之后,斯大林、等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在这方面作了进一步探索,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历史表明,发展生产力需要一个过程,不尊重经济发展规律的盲目赶超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人为地拔高生产关系,离开生产力盲目追求公有化程度,只能使矛盾加剧。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重新肯定了列宁的思路,并且结合新的实际作出了新的阐发。一方面,他把发展生产力提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本质特征的高度,强调“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他将改革当作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要求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近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邓小平的有关思想为破解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这一高难度的历史课题提供了可行的思路。
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在“跨越论”中提出,俄国革命是保存和发展农村公社从而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必要前提,“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但是,俄国革命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革命?它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又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后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分别结合俄国革命、中国革命的实际,对有关问题作了系统的回答。
恩格斯在晚年曾特别告诫向自己求教的俄国人,希望他们“不要生搬硬套马克思和他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跨越论”的历史条件相比,当今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实社会主义实践大不同于马克思的“跨越”设想。这就要求我们,决不可僵化地、一成不变地对待“跨越论”,而必须与变化着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
1、关于社会主义能否利用市场经济的问题
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般设想,社会主义是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这主要是根据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得出的结论,是有一定的历史前提和逻辑前提的。马克思晚年所研究的俄国等落后国家,并不具备这些前提。其一,它们没有充分发展的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多半处于前资本主义的自然经济或小商品经济阶段;其二,它们没有工业化的发达生产力,所拥有的多半是以手共劳动为特点的落后的农业社会生产力;其二,它们没有全国一体化的劳动社会化,存在着二元的甚至多元的社会经济结构。
那么,这些国家如果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将实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呢?马克思对此并无详尽的具体论述,只是大致地提出,俄国在实现了以铲除专制制度为目的的政治革命以后,对外要通过世界市场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对内要消除由于“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而导致的“孤立性”,要充分利用现代商品经济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股份公司等)”。这些思想虽不足以表明马克思提出了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而且应该利用市场机制的思想,但无论如何,那种将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理解为纯粹的产品经济社会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流行观点,至少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对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以后,能否利用市场经济的问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作了积极的探索。列宁之后,社会主义各国都曾进行过探索,但总的来说,排斥市场作用的计划经济理论一直占据主导地位。邓小平继承并发展了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有关思想,在领导我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冲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理论的禁区,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仅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将社会主义的制度和体制科学地区分开来,而且它还深刻阐明,对于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而言,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是可以跨越的,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则是不可跨越的。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的新的开创性贡献,是对“跨越论”的进一步突破和发展。
2、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与“跨越论”的关系问题
近年来,学界一些人士用“跨越论”来解析当代中网的历史发展,用本来实践。“直接验证”、“毫无关系”就是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直接验证”说从“跨越论”中寻章摘句地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寻找理论依据,据其逻辑。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思想(甚至包括后来的邓小平理论)是根据“跨越论”发展而来的,中国革命胜利是对马克思“跨越论”的直接验证。“毫无关系”说则完全依据“跨越论”的一些具体论断,并将其同中国革命的情况一一对照,并由此得出两者毫无关系的结论。
我们认为,中国革命道路既不是对马克思“跨越论”的直接的简单的验证,也不是与其绝对的毫无关系。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后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超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实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跨越。中国革命并没有验证马克思“跨越论”的具体内容,但是,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又体现了马克思“跨越论”内含的方法论原则,如认识社会形态发展特点的辩证思维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正是贯彻和体现了这些方法论原则,中国共产党人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总的来说,中国革命道路与“跨越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一种间接的联系,而不是直接的联系;是马克思主义原则方法上的联系,而不是具体内容上的联系。在此问题上,“直接验证说”强调两者之间的联系但将其夸大为直接联系,“毫无关系论”强调两者之间的区别而完全忽视两者之间的联系。实质上,这两种观点都离开了“跨越论”内含的科学方法论原则,都用“跨越论”的某些具体论断来衡量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归根到底是在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跨越论”。
在“跨越论”问题上,一些不正确的和错误的理解往往是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进行的。针对各种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对自己理论所作的错误理解,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样做会给自己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自己过多的侮辱。这种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往往具有很大的蒙骗性和危害性,亟待澄清。
1、所谓资本主义是落后国家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
近年来,有人依据对《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理解提出,资本主义是人类的必经之路,也是落后国家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这种观点其实并不新鲜,马克思当年曾经驳斥过这种强加给自己的错误观点。
针对米海洛夫斯基曲解《资本论》关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历史概述,并由此认为俄国必然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错误,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作了理论上的澄清。马克思指出,《资本论》有关章节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假如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反对脱离历史环境抽象地谈论社会发展道路,反对将自己的理论曲解为超历史的历史哲学,认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列宁后来引证马克思上述书信的有关内容,明确指出米海洛夫斯基歪曲了马克思。他说:“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论证过:俄国‘应当有’资本主义,‘因为’西欧已经有了资本主义……只有主观哲学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才会这样不了解马克思,竟然认为马克思准有某种一般哲学的理论;因此他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一个十分明确的解答:他是找错人了。”
总的来看,马克思在“跨越论”中既坚持了他早先创立的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他认为,某些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借助于外界的影响,可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俄国之所以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而不必亲历资本主义发展的苦难,就在于它有可能向已经经历资本主义的先进国家学习,把资本主义创造的积极成果拿过来为其所用。可见,在马克思的思想中,通过资本主义与跨越资本主义这两条途径的关系是:前者是普遍,后者是特殊:前者的实现是后者实现的前提,后者是在前者实现了的情况下的一种可能的结果。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历史的唯物主义与历史的辩证法,在这里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所谓资本主义是落后国家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的观点是对马克思的曲解。
2、所谓落后国家比发达国家更容易建成社会主义
一种观点认为,“跨越论”表明: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落后国家比发达国家具有优势,落后国家比发达国家更容易建成社会主义。这种观点看起来似乎对“跨越论”进行很高的评价,实质上对它作了民粹主义的解读,违背了“跨越论”的本意。
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表明了俄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表达过俄国比西方发达国家更容易建成社会主义的意思。相反,他们多次对民粹派带有浓厚空想色彩的“落后优势论”进行了批判。针对民粹派理论家所谓“俄国农民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俄国比西欧更接近社会主义”的说法,马克思在1870年2月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明确表示:“对于这种共产主义的黄金国,我从来不抱乐观的看法”。恩格斯1875年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对民粹派的错误观点作了进一步的理论批驳。他明确指出,特卡乔夫所谓俄国农民比西欧工人更接近于社会主义的断言,“完全是胡说八道”。列宁对民粹派的农民社会主义理论历来持批判态度,明确指出它是空想社会主义在俄国的一个变种,是一种社会主义乌托邦。列宁的“一国胜利论”指出俄国等落后国家在特定的革命形势下可以先于西欧发生革命,但是,他从未说过俄国比西欧更容易建成社会主义。相反,他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还强调:“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终胜利,即完全组织起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
由此可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当中,可以得出落后国家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但是,所谓“落后国家比发达国家更容易建成社会主义”则是强加给他们的不实之词。
3、所谓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
列宁的“一国胜利论”深化、突破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论”。十月革命的胜利表明,俄国跨越了资本主义发达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然而,从十月革命发生到现在,针对它的各种指责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有一种指责就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进行的,其理论依据就是俄国生产关系的变革缺乏必要的生产力基础。对于这种指责,无须我们作过多的解释,列宁早就给子了有力的驳斥。
十月革命发生以后,针对所谓“套中人”发出的俄国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不相称、无产阶级不应该夺取政权之类的指责,列宁指出:“‘相称’是永远不会有的,在自然界的发展中,也和在社会的发展中一样,这样的相称都是不可能有的,只有经过多次的尝试——其中每次单独的尝试都会是片面的,都会有某种不相称的毛病——才能从一切国家无产者的革命合作中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主义。”针对苏汉诺夫等人“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的言论,列宁认为,单从生产力方面去寻找俄国革命发生的原因而无视俄国特殊的革命形势,只看到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无视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并不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这些人“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列宁的这些回答,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我们反击有关指责的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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