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实践提出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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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它从不固守陈规，而是不断地创新。作为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成果的教材，文学理论教材应该具备的重要品格之一就是创新性。

教材要创新，舍弃陈旧的术语和采纳新的术语是必不可少的。一本教材能否给读者以新颖感，最直接的因素是新术语的使用情况。恩格斯说过，一门学科提出的每一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学科术语的革命。近20年来，正是人文社会科学“术语革命”的时期，国内外的文学理论家们创造了很多新术语，其中有一些已经广泛流行，我们新编的教材可以有选择地采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新术语在教材里的比例是教材创新的标尺之一。但是，采用别人所创造的术语，采用外国的术语，特别是采用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术语，需要对它们的内涵作不同程度的改造。概念、范畴的内涵从来都是随着学科的发展而演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他们的学说的时候，改造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者们的许多术语。如马克思、恩格斯著述中的“美学的与历史的观点”、“典型”、“世界文学”等用语，都可以从黑格尔和歌德等人那里找到渊源，而马克思、恩格斯把它们纳入自己的美学思想体系，并赋予其以新的含义。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的学者包括有些中国学者，用“审美意识形态”说明文学艺术的特性，这是基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学思想而作的新的概括，得到许多同行的认可，可以视为术语创新的成功例证。但是，术语更新中也有令人不满乃至厌烦的现象。把分属不同学派的术语胡乱杂凑在一起，意义含混、空洞，使人读来不得要领，那就是新术语的滥用。

教材创新的核心不在术语，而在思想、在观点。思想创新、观点创新才是教材创新的灵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我们并不是为创新而创新，是为了回答社会实践提出的新问题而进行学科创新的。恩格斯1894年在答复一个德国大学生的信中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他接着感叹道：“在德国，可惜人们撰写科学史时习惯于把科学看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因此，在文学理论的创新中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实践这一基础的作用。前几年，文学理论界有对于“失语”的忧虑，议论着如何提出自己的新概念、新范畴，建立自己的新体系。新范畴、新体系的源泉在哪里？当然只能从当今的实践中提炼。

大变革、大转折之际，无论世界还是中国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文学艺术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出现了许多前人不曾遇到过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靠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去调查、去分析，作出自己的阐释，升华出新的理论观点。诸如：在和平发展的年代，文学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文学发生社会影响的方式与以前很不相同，出现了文学从文化生活的中心向边缘滑落的趋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审美性质和文化商品的性质，三者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思想和艺术品质优良的作品在市场竞争中并不总是占据优势地位，怎样既遵循文化市场的自身规律，又营造文学艺术的良性生态环境，需要进一步探讨；由于传播技术的进步，文学的载体转变导致文学形态的转变，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移动，由此引发对文学边界和文学研究边界的认识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达国家依仗技术优势，有目的地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进攻，利用文学艺术传输其价值观念，由

此产生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安全问题、民族审美传统的延续和发扬问题、国民特别是青少年民族文化认同感的维护和增强问题……凡此种种，都是以前的文学理论很少涉及的，也是我们在创新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基于实践进行创新，要求我们在教材的编写中注意避免两种片面性。一种是文学理论研究、文学理论教材编写只面对既往的文学经典，只局限在欧洲19世纪的、中国“五四”时期的观念中的“文学”，那将会固步自封；另一种是把文学研究泛化为所谓“文化研究”，甚至把美容、商品包装等等也作为文学研究的课题，忽视了学科的基本分工范围，降低了理论的思辨品格。理论创新是艰苦的思维劳动，需要马克思所指出的“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而后“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就与实用主义迥然相别。总之，要放眼当今的文学事实，关注和回答现实提出的新问题，并努力提升理论思维的高度，这是高质量的新教材产生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