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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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法，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对经济研究中的伦理道德、人性、功利主义等经济伦理思想史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对于我们当前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经济伦理

【正文】

一

对经济理论研究与伦理道德的关系如何定位，长期以来是中外学者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并一直延续到现在，成为经济伦理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认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经济学家们是否应当对他们所分析的现象做出道义上的或其它的判断。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对经济学的未来的关切。在本世纪的最初十年中，价值判断问题惹起多次热烈讨论，在1909年的维也纳会议上，几乎达到互相争吵的地步”[1](P81)。西方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也指出：下一种经济学也许试图再次兼有“人性”和“科学”两个方面。因此，以生产率为基础的经济学可能成为所有伟大经济学家努力追求的东西：既是一种“人性”，一种“道德哲学”，一种“精神科学”，又是一种严谨的“科学”[2](P28)。

在具体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之前，首先有必要提到列宁对德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桑巴特对马克思主义一个断言的评论。列宁指出：“不能不承认桑巴特的断言是正确的，他说：‘马克思主义本身从头至尾没有丝毫伦理学的气味’，因为在理论方面，它使‘伦理学的观点’从属于因果性的原则；在实践方面，它把伦理学的观点归结为阶级斗争。”[3](P382)对列宁的这一论述，我们不能片面地去理解，应当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家。他们非常重视经济理论研究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并提出了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和思想。像马克思从青年时代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研究，到以《资本论》为标志的经济学研究，一直到晚年的《哲学——人类学笔记》为标志的人学研究，始终坚持了对人类道德规律和经济学理论的交叉融汇的研究。

1.“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

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分歧之一。唯心主义者往往把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于所谓上帝的意志、道德的力量、人类理性的作用等等。马克思就批判了蒲鲁东否定任何历史发展，宣扬资本主义是人类“永恒的理性”表现的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他指出：“蒲鲁东等人自然乐于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来对一种他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的起源作历史哲学的说明，说什么这种观念对亚当或普罗米修斯已经是现成的，后来它就被付诸实行等等。再没有比这类想入非非的陈词滥调更加枯燥乏味的了。”[4](P87)

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拨开了唯心主义的迷雾，强调经济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从而与历史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坚持了唯物主义的一元论。恩格斯强调指出：“我们认为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5](P506)“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5](P477)也就是说，“在这些现实关系中，尽管其他的条件——政治的和思想的——对于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5](P506)。“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6](P425)

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依据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最重要的经济条件，深刻地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和运动规律的典范。列宁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资本论》是运用唯物主义方法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无与伦比的模范”[7](P11)，从此“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7](P10)

2.经济因素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因素”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强调了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但并没有因此就把它看作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

恩格斯在1890年9月在伦敦写给当时柏林大学的学生约·布洛赫的一封回信中，就驳斥了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歪曲成马克思仅仅是用经济因素的自发作用来解释社会发展的复杂过程，否认历史过程中社会意识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反作用的“经济唯物主义”的简单化、庸俗化现象。恩格斯写道：“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5](P477)

与唯心主义者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5](P506)也就是说，经济的和各种非经济的因素形成一种“合力”在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从而既同那种否定经济因素决定作用的唯心史观划清了界限，又同那种否定上层建筑反作用的庸俗、机械的“经济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

3.“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

道德作为一种上层建筑，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因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6](P133)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却有意回避这一点。

恩格斯就批驳了杜林之流鼓吹的脱离社会经济发展的、超阶级的“永恒道德论”，他说：“我们驳斥一切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道德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企图，这种企图的借口是，道德的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反地，我们断定，一切已住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上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6](P133-134)根据这一重要思想，恩格斯指出，在欧洲过去、现在和将来是封建主义的道德、资产阶级的道德、无产阶级的道德这三种“特殊的道德”“同时并存的各自起着作用的道德论”[6](P133)。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对资产阶级道德的阶级本质作了深刻的揭露。总之，在阶级社会中不存在什么超阶级的永恒的道德戒律。

4.诉诸道德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

马克思和恩格斯既强调了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肯定了道德力量的影响。正如梅林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但不否认道德力量，甚至还是最先使人能够解释道德力量的。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来看，道德可以对经济基础的发展和巩固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或消极的侵蚀作用。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不夸大道德的作用，也反对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上。因为“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6](P189)如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英国的欧文、法国的圣西门和付立叶，都从道德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作了无情的鞭笞和辛辣的讽刺，“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8](P283)。但由于他们只是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受苦受难的阶级从道德上给予同情，而不懂得从生产关系上去把握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幻想建立一个理性和正义的王国，因此注定只能是一种乌托邦的空想。正如恩格斯所形容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就像夏日夜空闪烁的流星一样，在引起思想界的注意后，很快就从社会的地平线上消失了。

这说明道德义愤和谴责，不能代替对资本主义从经济上的科学分析。所以恩格斯说：“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过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它愈是义愤填膺地反对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愈是不能明白地指出这种剥削在哪里和怎样发生。”[6](P424)马克思和恩格斯与资产阶级学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他们不是从道德上，而是通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恩格斯指出：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证共产主义社会时，也不是从伦理道德的层面把它简单地看成是人“占有自己的本身”这种人性的复归，而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揭示共产主义的必然性。认为共产主义不再是抽象的人性要求，不再是“人——非人——人（即人的本质的形式——丧失——复归）”的逻辑结论，而是社会经济运动的必然物。

二

西方学者对人性问题的研究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影响到经济理论研究的领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时，也没有回避人性问题，他们有关人性的论述，构成了其经济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方面。

1.人性的抽象性——“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性”

人性，作为人的共有本性的一种理论概括，应当说具有抽象性的特征，而且必然会反映到人的经济行为之中，但这是人性的非本质方面。马克思指出：“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9](P669)因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马克思虽然主张研究一般的人性，但他和恩格斯都反对那种脱离社会历史发展的所谓抽象的人和抽象的人性。马克思认为“下半截是唯物主义，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的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反对用神学来解释人，对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神学提出了大胆的挑战，认为人不是上帝而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的本质是人自身。但是，费尔巴哈的这种唯物论思想是不彻底的，他没有把人放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去考察，而仍然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所以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理解和描绘的人的本质，只是“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8](P18)。因此这种人，既“不是生活在现实的、历史地发生和历史地确定了的世界观里面的人，也不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人，而是从上帝那里引申出来的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轮’的抽象的人”[10](P13)。他“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8](P278)。

2.人性的历史性——“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人性问题上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一个重要的不同之点是，强调要考察具体的历史的人，凸现了人性的历史性。所以他们认为：“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9](P669)也就是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费尔巴哈所没有走的这一步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正如梅林所说的：他们越过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向社会主义前进，越过抽象的人达到历史的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不管人们的‘内在本性’，或者是人们对这种本性的‘意识’，即他们的‘理性’，向来都是历史的产物。”[11](P567)也就是说，社会历史发展决定人性，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关系去虚构所谓抽象的人性。这一思想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得到充分的体现。马克思就批评了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斯密和李嘉图，指出他们“当做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应归入18世纪鲁滨逊故事的毫无想象力的虚构”[4](P86)。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个手稿，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就明确指出：“人是历史的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的资本家和工人，就是具体的历史的人。“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个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后者在过去历史时代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4](P86)恩格斯也指出：“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背负着自己的对立物：资本家没有雇佣工人就不能生存，而且，随着中世纪的行会师傅发展成为现代的资产者，行会帮工和行会外的短工便相应地发展成为无产者。”[6](P57)

3.人性的社会性——“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西方学者在研究人性问题上的一个片面性，就是否认人性的社会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9](P363)他们批评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学派把抽象的“人类本性”作为研究出发点是极为错误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新的科学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论的表现，新的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历史地规定的经济活动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它们是从人的本性中引申出来的。但是，仔细观察一下，这个人就是当时正在向资产者转变的中等市民，而他的本性就是在当时的历史地规定的关系中从事工业和贸易。”[6](P190-191)

马克思与古典学派不同，他在1879-1880年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曾郑重声明：他在《资本论》中的分析方法“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经济时期出发”[12](P415)。也就是强调不是以抽象的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而是把人放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去考察，突出人的社会性。

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创作《资本论》时就强调：“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4](P109)在把握这个“主体”的前提下，马克思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即“经济范畴的人格化”（亦即“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从而把人和人性具体性、社会化了。马克思指出：“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会看到，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的。”[9](P103)而且强调他“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9](P12)。（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在《资本论》中“经济范畴的人格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商品生产者作为“商品监护人”[9](P102)是商品范畴的人格化。第二，资本家是资本范畴的人格化。“资本家本身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才是统治者”[13](P418)，“资本的概念中包含着资本家”，[14](P517)“资本，实质上就是资本家”[14](P518)。第三，工人是雇佣劳动范畴的人格化。工人在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社会关系中，表现为“劳动在雇佣工人身上人格化了”[15](P571)。对马克思的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恩格斯评价说：“没有人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更加接近一定的具体的社会关系了。”[4](P549)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种强调人的社会性的思想是一贯的，始终如一的。马克思在他研究经济学的晚年，曾再一次地提到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人’？如果这里指的是‘一般的人’这个范畴，那么，他根本没有‘任何需要’；如果指的是孤立地站在自然面前的人，那么他应该被看作是一种非群居的动物；如果这是一个生活在不论哪种社会形式中的人……那么出发点是，应该具有社会人的一定性质，即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因为在这里，生产，即他获取生活资料的过程，已经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性质。”[12](P404-405)

4.人性的阶级性——“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

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性是人性的本质表现，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都非常忌讳这一点，并有意识地去模糊它。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鼓吹超阶级的“爱”这一唯心主义的人性论思想时说到：他留下的只是一个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都陶醉在和解中了。恩格斯还尖锐地批判了在撇开人的阶级性，杜撰出构成社会最简单要素的两个抽象的人，即所谓“两个赫赫有名的男人”的荒唐的无稽之谈。指出：“这两个人应当是这样的：他们摆脱了一切现实，摆脱了地球上发生的一切民族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关系，摆脱了任何性别的和个人的特性，以致留在这两个人身上的除了人这个光秃秃的概念以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了，于是，他们当然是‘完全平等’了。”这是“两个十足的幽灵。”[6](P137-138)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批判了德国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卡尔·海因岑以抽象的“人性”来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并妄图用道德上的正义之类词句来改变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荒谬主张，是“从历史的领域逃到道德的领域”[8](P178)，是“硬要一切阶级在‘人性’这个炽热的思想面前消失”[8](P183)。“海因岑先生就是用类似的既简单而又冠冕堂皇的办法解决了全部经济矛盾。他在合乎道德高尚的大丈夫的正义感的合理基础上对财产进行了调整。”[8](P190)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和思想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里，人性都是具体的带有阶级性的。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性是没有的。阶级性是阶级社会中人性的社会性的集中表现，是人的内在本质的属性。正如曾说过的：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阶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

三

在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史上，功利主义是一种源远流长的重要的社会思潮。追溯历史，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爱尔维修、霍尔巴赫最早提出了功利论，后来的葛德文、边沁、约翰·穆勒等人，把功利论系统化为功利主义，对西方学术界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多视角地对功利主义作了科学的透析。

1.功利论“是一个大胆的公开的进步，这是一种启蒙”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功利主义没有简单的否定，而是肯定了它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所起的积极的历史的进步作用。

在欧洲中世纪，由于封建专制统治和宗教神学的禁锢，人性遭到恣意的践踏和摧残，“整个中世纪——体现了非理性的时代”[16](P188)。正如马克思所揭露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惟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哪里君主制的原则占优势，哪里的人就占少数；哪里君主制的原则是天经地义的，哪里就根本没有人了”[8](P411)。

18世纪西方启蒙学者高举理性科学大旗，猛烈抨击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主义，鼓吹自由、平等、博爱，反对“神性”，弘扬人性，批判禁欲主义，主张追逐功利，建立“理性王国”。所以黑格尔曾在《现象学》中，把功利主义看成是启蒙运动的最终结果。

应当看到，功利主义反映了资产阶级要求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自由发展的强烈愿望，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冲破封建专制主义的束缚，作了道德上的论证。这种反封建、反教会的进步性、革命性，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肯定。他们指出，功利主义“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英国革命时期，即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最初的两次斗争中，在霍布斯和洛克那里出现了这种理论，……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已经把这种学说理论化了。这种做法是和法国资产阶级在革命前的反封建作用是完全一致的”[11](P478)。这是一种“积极活动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11](P481)，“也是一个大胆的公开的进步，这是一种启蒙”[11](P480)。

2.功利主义“表现了一切现存关系同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把所有各式各样的人类的相互关系都归结为惟一功利关系，看起来是很愚蠢的。这种看起来是形而上学的抽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一切关系实际上仅仅服从于一种抽象的金钱盘剥关系。”[11](P478)因此“功利论至少有一个优点，即表明了社会的一切现存关系同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11](P484)。也就是说，功利主义不是一种完全超越或脱离社会现实的一种纯主观的理论发现，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实际关系，从本质上来说是经济利益关系的一种抽象描绘，亦即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

正是基于上述这一点，恩格斯明确指出：“当代最大的两个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和葛德文的著作，特别是后者的著作，也几乎是无产阶级的财富。”[17](P528-529)

3.功利主义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心照不宣的前提”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功利主义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哲学基础，是“心照不宣的前提”。他们为什么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呢？因为“古典派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他们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8](P120)。所以“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和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和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便于进行财富的生产”[8](P120)。也就是打着功利主义的旗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呐喊助威、鸣锣开道。

被誉为“资本主义之父”的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这一资本主义的“圣经”中通篇都贯穿着功利主义的色彩，并颂扬资本主义是最有利于社会财富生产和增长的形式。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国富论》中最本质的东西，那就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生产的（同以前的那些形式比较起来，它无疑是这样的）。”[13](P195-196)

另外，李嘉图的社会经济观点也深受边沁功利主义哲学的影响，由于他是通过詹姆士·穆勒接受功利主义哲学的，所以边沁说：“我是穆勒的精神上的父亲，而穆勒是李嘉图的精神上的父亲，所以李嘉图是我的精神上的孙子。”[18](P243)李嘉图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在他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也把地主阶级“当作对资产阶级生产的无益的、陈腐的障碍，当作累赘来加以反对。李嘉图不顾一切地维护资产阶级生产，因为这种生产意味着尽可能无限制地扩大社会生产力，同时他不考虑生产承担者的命运，不管生产承担者是资本家还是工人。他承认这个发展阶段的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15](P50)

可以说，斯密的《国富论》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的功利主义思想，为当时的工业资产阶级找到了反对地主阶级的尖锐的思想理论武器。恩格斯指出：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市民的决定性的武器是他们经济上的权利手段。因此“刺刀碰上了尖锐的‘经济’问题会变得像软绵绵的灯蕊一样”[19](P543)。所以功利主义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的《共产主义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8](P256)

4.功利主义“变成了替现存事物的单纯的辩护”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功利主义既作了客观的肯定，又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揭示了它的局限性。“功利论对现存世界的全部批判也是有局限性。它局限于资产阶级的条件，因此，它所能批判的仅仅是那些从以往的时代遗留下来的，阻碍资产阶级发展的关系。虽然功利论也发现一切现存关系和经济关系之间的联系，但只是有限度的。”[11](P484)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认为：“功利论一开始就带有公益论的性质”[11](P484)，但同时也强调指出：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核心是利己主义，即“通过我使别人受到损失的办法来为我自己取得利益”[11](P484)。资产阶级鼓吹功利主义，个人利益至上，从而严重地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深刻揭露的那样：“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界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8](P253)当代美国著名学者伯恩斯和拉尔夫教授在谈到资本主义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危害性时也认为：“如果启蒙运动有什么不良后果的话，它可能就是个人主义的过度发展。”[20](P249-250)

古典学派利用功利主义作为思想武器进行反封建斗争，捍卫资产阶级的利益，表现了历史的进步性。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则把古典学派中的庸俗成份独立化出来，变成一种纯粹的辩护论，其中之一就是把“功利论”变成了“和谐论”。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经济学的内容逐渐使功利论变成了替现存事物的单纯的辩护，变成了这样的说教：在目前条件下，人们彼此之间的现有的关系是最有益的、最有公益的关系，在现代经济学家的学说里，功利论都具有这种性质。”[11](P484)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揭露了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性。他们责问资产阶级，“你们在什么时候做事情是纯粹从人道的动机出发，是从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不存在对立这种意识出发的呢？你们什么时候讲过道德，什么时候不图谋私利，不在心底隐藏一些不道德的自私自利的邪念呢？”[8](P618)这一点，从以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资本原始积累开始的资本主义发迹史就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伦理思想在经济伦理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需要我们结合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去作深入地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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