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分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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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逻辑上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这必然要将之划分为不同的理论阶段，并找到各个理论阶段间特有的逻辑规定与理论进程，呈现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与主题转换的逻辑生长点，这是我们重新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张一兵教授将国外马克思主义格局划分为四个方面：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终结、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和晚期马克思主义。这是国内学者面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理性审视，这无疑是重要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国外学者在面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时的理论分期，这就引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分期标准是什么？澄清这个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而且更有利于实现我们的研究同国外研究的比较与对话。

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将马克思的基本问题域划分为三个方面：“1、异化理论和人的解放观；2、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内在矛盾’的规律的理论；3、使内在矛盾的逻辑向经验方面发展的危机模式。”（注：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根据这三个层面，阿格尔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划分为三个理论阶段：第一是以异化理论与人的解放为核心内容的理论建构时期，这主要包括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如卢卡奇等人和法兰克福学派战前时期；第二个阶段是以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为主的法兰克福学派战后的研究，即包括法兰克福学派集中讨论的支配理论，也包括60年代之后出现的个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以新的敏感性（如后期的马尔库塞）来寻求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解决；第三个时期是以重新研究危机理论为主题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阿格尔集中讨论了米利班德的国家干预主义、哈贝马斯关于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布雷弗曼的反对“新工人阶级”的理论和以莱易斯为主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阿格尔的这一分期中，他是先将马克思的基本问题域界划出来，然后根据对这些问题的当代回答，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进行界划。虽然在阿格尔的研究中关心的还是“经典”意义的西方马克思，还没有涉及到80年代之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理论动向，但相对于人头式或一般流派式的介绍，他的研究已具有了相当高的理论水平，因为他是从理论逻辑上把握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进程。

但如果进一步加以反思，阿格尔的分期标准是有问题的。他的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他拘泥于自己界划的马克思的问题域，这种“实体性”的标准限制了阿格尔的理论视域。在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中，他们讨论的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已找不到直接的对应物了，按照阿格尔的标准，这是无法进入他的研究的。所以当阿格尔局限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时，这不仅是因为时间的限制（阿格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由加利福尼亚古得伊尔出版公司1979年出版），也是由他的理论分期标准所局限的。第二，阿格尔所描绘的马克思，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马克思，是人本主义的马克思，虽然阿格尔给出了马克思哲学的三个规定，但实际上是以第一个规定为核心的。而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恰恰是马克思哲学变革中所要扬弃的内容（注：参阅孙伯揆：《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下面我们会看到，对于马克思思想的这一混淆，会导致阿格尔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些流派的观点缺乏深层的认识。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在张一兵教授的本期文章中，透过他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四种格局的划分，可以看到他对分期标准的理解。他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实际上讲的是从卢卡奇到阿多尔诺都是站在工业文明的立场上继承了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但是这个接受是以西方哲学的最新成果为中介的。他所说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如生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实际上站在后工业文明的立场上批判西方的工业文明及其意识形态，在这个批判中，他们虽然还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实际上是反对马克思以发展生产力为核心的理论建构的。而后现代马克思思潮的一些代表者，用德里达的话说是继承了马克思的遗产（幽灵），但不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对马克思进行后现代的解构，把马克思的遗产理解为一种解构式的批判。而晚期马克思主义则指的是，坚持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范式，但主要是实现马克思哲学同当代哲学的对话。比如在詹姆逊的理论中，他认为马克思哲学有三个逻辑构项：即政治的（直接的历史事件）、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意识）和经济的（生产方式），其中生产模式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主导阐释符码，他要做的事情就是以马克思的主导阐释符码为基础，实现对其他阐释模式的整合，以实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注：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6—147页。）。他关于后现代思潮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定位就非常具有代表性。

很显然，这一分期标准与阿格尔的分期标准是不同的。比如对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阿格尔认为，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逾越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域，因为生态学的理论根据仍然是他所说的马克思问题域的第一个方面。而在张一兵教授的理解中，生态学是一种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不仅在于对生态学本身的判定，更在于对马克思哲学的不同理解。在阿格尔对马克思的理解中，他没有区分早期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与后来实现哲学革命的马克思，而在我们的理解中，这两个马克思如果不作一定的区分，就会混淆评介的标准。当然，这个区分不是阿尔都塞所说的“断裂”。

那么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期的标准应该是什么呢？我认为，这里有一个座标系：第一个层面是关于马克思哲学的科学理解。在这里，我们既反对以早期的马克思统摄后来的马克思，也反对对马克思哲学的唯科学解释，像阿尔都塞所做的那样。哲学变革之后的马克思，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分析与批判的统一，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独特逻辑所在。这是阿格尔和其他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所没有意识到的问题。第二个层面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哲学的关系。第二个层面的内容又可以划分为二个方面：一是同马克思哲学具有直接联系的方面，这正如卢卡奇所说的：“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加以发展、扩大和深化。”（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5版，第48页。）在这一思考领域中，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借鉴与容纳西方理论研究的现有成果，实现马克思理论主题的当代转换。从卢卡奇、葛兰西与柯尔施到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以及张一兵教授界划的晚期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都是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的。国内经常介绍的国外马克思主义，主要都局限于这些内容。二是反对马克思哲学的思维方式，把马克思哲学当作工业文明的同体产物加以批判，但又认为是马克思遗产的继承人，他们强调的是继承马克思的批判精神。这是我们理解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入口。

在这个分期标准中，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复杂线索，更重要的是，为我们的研究与国外研究的对话，提供一个清楚的理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