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与归属：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内在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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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苏东巨变后不久，在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纷杂的话语中，隐约出现了一个彻悟般的共识：现实社会主义的消解反倒使马克思主义的真实情境与意义得以水落石出——不是经典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更非所谓“极权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正是或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在作为80年代后现代思潮盛行的根本原因之一的新自由主义过去之后，多种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便与所谓“中左派”联袂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批判性的、革命性的，还是对资本主义主导现实的归属，其实可以基本廓清了。但是，其滑落的过程却意味深长而又令人伤感。审视其间，我们不仅发现有对现实的无奈，更有理论的悲哀：西方马克思主义其实已回缩到理论之中，却还以为将以现实理论化的方式“介入”现实正可产生的真正变革——实际上，在这种所谓“批判”中真实发生的只能是对现实历史的认同。而究其根源，我们认为这种滑落又早已宿命般地潜存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的思想中。

实际上，当卢卡奇把“物化”界定在生产领域中时，西方马克思主义无望而又无奈的进程就开始了。不过，由于当时真切的异化现实及其对理性——辩证法的信念使卢卡奇仍然洋溢着创造历史的激情：只要有阶级意识，十月革命就是成功的范例（虽然是特殊的，并且其后又以极端意志主义的形式重陷经济决定论的泥沼）。但这种乐观主义在第二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就已消失了。因为异化业已成为支配性的，主体也已消散为大众。而在合理性等于现实性、现实又同化为普遍的同一的总体世界中，思想自然就衰变为空洞的否定。人已衰落，批判再无基点。当阿多诺发现这个“世界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不完善的”（注：T.W.Adorno,NegativeDialectics,London:Routledge(1973),P31.）时候，思想本身就只有在获得一切特殊内容之前才是一种否定的行动了。（注：ibid,p19.）——在卢卡奇的总体性和阿多诺的同一性批判之间的浪漫主义背景的衔接背后，已经是思想支点与认知图景格式塔似地转变了。阿多诺发现，卢卡奇“总体性”的浪漫主义意象的潜层正是包裹着辩证法外衣的黑格尔的绝对理令——资本的强大的同一逻辑。如同黑格尔逻辑学巨大的黑洞一样，任何现实的行为都会以各种方式（甚至表面看来是矛盾的）被吸纳进资本的逻辑之中。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1968年“五月风暴”的地位是里程碑似的，正是由此开启了或许可以命名为“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注：之所以加上“主义”，是因为这个阶段虽已不是原本的马克思主义，但毕竟是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性中；而且其中也并非全是反“主义”的后现代思潮。）的历史新阶段。有意味的是法国共产党的不出场以及对运动“必将失败”的预言，并没有改变这场运动反抗资本主义的（乃至革命的）性质。——拨开政治现实的迷雾，我们或许更能看到真实的轨迹：真正异质的逻辑、真正异质的他者，使得在资本的强大的同一逻辑中难以为继的批判乃至革命再次从现实中凸现出来，只是（或者正由于）原本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基础——所谓“生产主义逻辑”和阶级主体被置换并弥散为文本、叙事、欲望与个人主体了。

首先是“大拒绝”使马尔库塞一扫“单向度的支配”、“否定性的解放”之悲观气息，而畅想一种人人都参与的社会主义。在卢卡奇的阶级主体、阿多诺的被统治的主体之后首倡“革命的个人主体”——虽然最终仍导向阶级斗争，但毕竟使阶级斗争本身成为分享民主的一次演习。如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马克思的“历史”的逻辑基础和现实归宿，马克思的“劳动”尤其是指资本主义的雇用劳动，因而可以说马克思的自由王国正是必要劳动时间之外的闲暇的理想化。（实际上，马克思也深知自由王国只存在于真正的彼岸，而在现实，即使是共产主义也只能是必然王国中的所谓“自由”，联合起来的仍然是生产者。（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73－4页。）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肯定和赞叹由马尔库塞承接为：乌托邦的可能性就在于发达社会的技术之中，只是人们的虚假需求阻碍了它的实现。“因为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就会使人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注：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93页。）正是这种异化消费支持着异化劳动。因此，马尔库塞要一改欲望之因匮乏而需求的本性，倡导一种创造性的、建设性的欲望，从而将自由从闲暇扩散到劳动中，使异化劳动变成依循“非压抑的现实原则”的“爱欲化的劳动”。实际上，马尔库塞是以将劳动闲暇化的方式完成了劳动－必然与闲暇－自由的二元对立生产主义逻辑，并与“必将导向阶级斗争的个体主体”理论一道达到了原本的马克思主义批判逻辑的顶点。

缘此，博德里拉于1975年发表的《生产之镜》可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著作。书中认为：“马克思主义没能彻底同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决裂，它所希望的仅是一种更为有效且公正的生产组织，而不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注：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页。）以博德里拉为“守护神”的后现代思潮最根本的特点就是要破除根植于资本逻辑的那种将自己作为一个同质化的统一体强加给全世界的现代性，极倡完全的异质性、异与现实主导历史的绝对的他者，寻求断裂意义上的真正的革命。不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这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都是意义重大的，虽然常以矫枉过正的方式。

在此基础上，不仅有博德里拉的诉诸边缘主体反抗、日常生活批判等方式，并以回归符号社会为主题的“超级革命”（ultra-revolutionary）；而且，德鲁滋、加塔利的根植于尼采强力意志、以消解所有阐释（理论）之统一性束缚的方式而使后现代的分裂主体（schizo-subjects）成为一种游牧式的欲望机器的分子革命，实际上也是承接了马尔库塞的“新敏感性”的进路。这一系，正如他们自称的，可以说是极左的“左派分子”（gachiste）。而拉克劳、墨菲等人则明确打出了“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旗号，自称不仅“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注：E.LaclauandC.Mouffe,HegemonyandSocialistStrategy:TowardaRadicalDemocraticPolitics.London:VersoBooks(1985),p4.），承接并结合后阿尔都塞与新葛兰西的观点，意欲建立一种非还原主义的、反本质主义逻辑的统治权理论，倡导异质的、差异的、多元的文化政治。还有一系甚至常被归于正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如以莱斯、阿格尔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他们的理论进路也是一种异质逻辑，即不是以无限扩张的生产力为主导，而是从使其不可能的原因（有限的资源）入手，以消除异化消费及其根源的方式批判资本主义。这是从根处枯萎了生产主义逻辑。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当然，这种建立在异质的逻辑上的、以完全的他者为支点的“真正”批判，在以将政治理论化的方式远离现实而完成了“革命的逻辑”的同时，也完成了对现实无奈的认可。哈贝马斯等人称他们为“新保守主义者”，确有其因。但是，哈贝马斯用来代替这种共时性的革命理论、并用以支撑其理论构架的历时性的批判张力（以“能是”批“现是”）又何尝不更是一种对现实历史逻辑的认同乃至成全呢。实际上，犀利的福柯早已消散了所有可操作性的政治（革命）话语的实存性；以至于作为后现代微观政治之根的“欲望”本身都被看作是现代权力话语的产物。博德里拉甚至认为为欲望松绑也只是复制了资本主义的精神特质，从而针对德鲁滋、加塔利等人，大声疾呼“要警惕分子”。（注：J.Baudrillard,ForgetFoucault.NewYork:Semiotext(1987),p36.）而当后马克思思潮的干将吉登斯领悟到资本主义已然将批判与反思制度化，并且其本人也已成为科莱尔首相的“教父”时，我们又再次眼睁睁地看着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这一“真正”批判的无奈的归属。

这仍是一个总体性的时代。历史性的真实存在恰恰首先就表现在叙事的无可避免的总体性上，因为离开叙事人们就无法理解历史、甚至无法历史地生存。而叙事恰是对总体性之渴望的深刻表现与实现（卢卡奇、詹姆逊）。“文本之外别无它物”虽然截断了能指系统的现实归宿，但其本身又何尝不是一种新的总体性（德鲁滋等人称之为“文本唯心主义”）。实际上，总体性更根本地就是资本的逻辑，它不仅表现为经济的全球化、需求的一致性；更深刻地，它正体现在理性的普遍性、规范的普适性乃至叙事的统一性上。福柯所分析的话语、制度的权力就植根于此；詹姆逊据以描述后现代整体景观的总体性逻辑与其说是原本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学），不如说也是奠基于当下的总体性社会中的。——这里或许应分认知和现实两个层面，甚至可以把这种认知仅仅作为一种定位、一种语言游戏、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寓言式再现、一种足够复杂的图绘、一种本雅明式的形象的并列、一种境遇式认知等等，可是正如詹姆逊自己所指认的，这些后现代的叙事与晚期资本主义的关系才是全部问题之所在：实际上，这些认知及其方式本身正是非物质社会（后工业社会、资讯社会）的现实反映与反应。

在詹姆逊这位原本意义上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在西方，伯恩施坦就被称作第一代post-Marxist）身上，集中体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进路与困境：整体说来，其基本逻辑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但在他那里，马克思主义更根本、更主要的是作为当今惟一具有批判功能的否定解释学，这就具有了浓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色彩；而另一方面，詹姆逊也清醒地看到“甚至在恢复了乌托邦意义的文化制品内仍然持存的、丝毫没有减弱的意识形态的扭曲力。”（注：弗雷得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页。）所以，在此无可避免的所谓“集体性”（注：弗雷得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7页。）境域中，詹姆逊虽然提出了独特的“否定解释学（传统的意识形态分析）与肯定解释学（对乌托邦冲动的破译）同时进行”的方法，并在文化分析、尤其是在文学批评中取得重大成就，但终究无法逃出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归属”的梦魇般的怪圈，反倒是以宏大（的叙事）而又精致（的乌托邦）的方式现出－陷入其中。

阿格尔曾经劝诫经典马克思主义：“应抛弃过时的危机理论，而代之以抓住能产生激进主义的新见解和新模式的现存社会主义的范例。”（注：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3页。）现在看来，也许这就是后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现实意义及其在现实中所能做的全部了。但其理论的历史意义却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