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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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不断的发展中的。这个命题恩格斯早就提出。他在1887年给一位美国女士的信中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注：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84页。）按照这种观点，恩格斯曾告诫说：“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注：恩格斯1894年为《资本论》第2卷作的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7页。）。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因为它的一切理论观点都以事实为最后依据，因为它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它可能而且必然要求理论随着实际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

说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当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不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及其后期，站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所创立的科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类历史经验的总结，并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些基本观点包括：以人类对自然的科学认识和社会历史发展的经验为基础而得出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对当时在西方一些国家正在成熟起来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的本质的全面的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中必然要为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的理论，关于建立能够担当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学说等等。

这些基本原理之所以有价值，因为它们可以被有效地运用于实际。在后人运用这些原理的时候，当然必须从他们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必须不断地以人类社会的新的经验和新的认识来充实和丰富它的内容，否则它就成为僵死的教条。

因此，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马克思（加上恩格斯，或者再加上他们的伟大后继者列宁）说过的东西，不能仅仅以马克思主义创始者说过什么或者没有说过什么，来判断什么是、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死于1883年。恩格斯死于1895年。从19世纪末叶到现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人类的社会历史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发展。这些变化和发展的具体形态和进程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所不可能预料到的，他们也没有试图去预料。在20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略微回顾一下这些发展和变化，可能就会感到马克思主义已有的发展还不能和现实生活相适应，因而感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每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该担负起的任务。

一

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是一百年来人类社会的一个突出现象。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其所以重视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必须以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为其坚实的基础。第二，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进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在社会历史上，越到近代，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所占位置越加重要。

马克思精通数学，并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深入钻研与此有关的化学、农业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学科。他晚年对用化学合成法制造细胞的试验很感兴趣，并对电在各方面的应用表示重视，认为他在1882年看到的远距离输电线路的发明很有前途。恩格斯对自然科学领域的各个学科有渊博而精到的了解。他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5页。）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年代，电的应用还只是初见端倪。恩格斯虽然逝世得晚一点，但汽车在他逝世那年刚冒头，那时作为新的交通工具正在国际范围内普遍应用起来的还是铁路机车和航海轮船。从科学技术的进步来说，20世纪的面貌是大大变化了。

继19世纪末期发电机、电动机和内燃机的发明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后，20世纪的科学技术大步地跨上了新的台阶。本世纪初的物理学的革命，标志着科学新时代的到来。40年代以后，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宇宙航行、卫星通讯、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为生产力的飞跃创造了以往不能想象的宽广的可能性，使人类社会生活多方面发生变革，把20世纪后期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描写为突飞猛进是完全适当的。这时期每十年新增的发明和创造比以往两千年的总和还多。在发达国家中一项新的技术从创造出来到它被投入实际应用之间的时间日益缩短。依靠科学技术，20世纪新发展起来的国家往往能达到上个世纪所无法企及的经济增长率，因而赶上本来居于前列的国家。科学技术是最活跃的一种生产力，这一点在近几十年中比过去任何时代都表现得更明显。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无论宏观世界还是微观世界，无论无机世界还是生命现象，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新的水平。新的认识并不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世界观，而恰好是为这种世界观提供了更有力的论据。利用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新成果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应该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任何宗派主义，因为这种理论在产生过程中吸收了人类社会以往历史中所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成果，特别是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创造的文明成果。这样的吸取工作，并不因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创立就宣告中止。现代科学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是马克思主义为了发展自己所绝不可以忽视的；应该说，脱离这一切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可能性，同时又为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教育、就业、通讯、产业结构，以至资源、生态和环境保护等等。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也不能不面对这些问题。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进步可能造福于地球上的居民；另一方面，在现实的世界上，居住在发展水平低的国家中的穷人和半饥饿的人数，在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可能越来越大。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而产生的这种矛盾，是科学技术发展本身所不能解决的，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就必须面对这些问题。

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对于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都不能不发生巨大的影响。也就是说，考虑这两个问题不能不顾到科学技术正在迅猛发展的历史条件。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如果先进的科学技术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垄断，那就谈不到社会主义的胜利。因此，对社会主义建设来说，如何同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潮流更好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应有和能有的优越性，成为一个迫切的任务。

二

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一百年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在世界上很广大的地域内成为现实。但是有两个必须引起注意的历史现象。其一是社会主义并不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样，首先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中诞生，它诞生的地方倒是在资本主义欠发达的国家，或者甚至是很不发达的国家。其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中建立起来以后没有能长期保持，在苏联这样的重要国家中既唱了社会主义的凯歌，又为它奏了挽歌。这里先讨论前一个现象。

社会主义社会是否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产生的问题，当然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否首先在那里崩溃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恩格斯在1891年即他逝世前4年在给德国的倍倍尔的信中曾这样说：“你说我似乎曾经预言资产阶级社会将于1898年崩溃。这是一个误会。我只是说：到1898年，我们可能取得政权。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旧的资产阶级社会还可以继续存在一段时间，直到外来的冲击使这座腐朽的大厦倒塌为止。这样一个腐朽陈旧的建筑物，当它实际上已经过期之后，如果风平气稳，也还可以支撑数十年。因此，我当然要避免事先作这类预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86页。）

恩格斯逝世后20年发生世界大战；后30余年，发生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的经济危机；后50年爆发又一场规模更大的世界战争。所有的历史事实一方面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自己所不能解决的根本矛盾的学说是站得住的。另一方面又表明，这座资产阶级社会的大厦并不是到处都很容易被冲塌，就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它在恩格斯以后又存在了一百年，而且还将继续支撑多少年。对前一方面，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应当根据新的事实给以论证，后一方面尤其需要人们从实际出发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社会生产力的猛烈发展并没有加速资产阶级社会大厦的倒塌，倒是似乎为资产阶级统治者提供了修补这座大厦的材料。但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使大国的兴衰过程加速，使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各种矛盾加剧。研究这些事实，并据以展望资本主义社会的前途，人们将能够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库增添新的观点。本世纪6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曾有过肯定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和否定这种可能性的争论，争论的双方其实都没有充分的根据。按照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作出的“或者战争引起革命，或者革命制止战争”的预言，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并没有现实性。也许由此可见，或者和平过渡，或者武装斗争，这种两分法是过于简单，历史也不会机械地重复已有的经验。这些都有待于人们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进行新的理论探索。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设想，社会主义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而且走一条特殊的路。马克思1881年在考虑回答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问题时提出，俄国的农村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也就是，“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注：马克思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8、431页。）。但他们仍是以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作为前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署名的一篇文章这样认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就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注：马克思、恩格斯1882年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作的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6页。）

东西方革命互为信号、互相补充的情形从来没有实现过。历史经验倒是证明，任何国家是否能革命胜利，取得怎样的胜利，怎样走向社会主义，主要取决于本国的条件。国外条件只能起部分的、副次的作用。不顾其本国条件，揠苗助长，总是不成功的。一切过分重视国际影响的观点都为实际生活所否定。

不是每个国家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全过程，在这意义上，“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已有事实可证明。但事实也证明，不通过这个峡谷，代替资本主义的一切可怕的波折，新社会必须经历一些过渡阶段，不可能径直走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和成熟。这当然不是前一世纪的人能够预先设计的。

按照马克思当时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如果不能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的发展，不能享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其中显然首先包括现代生产力，那么就谈不到越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这个基本观点，我们应该加意维护。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这些是上述两个历史现象中前一个现象引起的一些问题。

三

现在说上述两个历史现象中的第二个现象。

从本世纪20年代起，人们开始面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武库中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一卷写的书评中说：马克思“关于社会变革后将怎样，他只是最一般地谈到”（注：恩格斯为《资本论》第1卷写的书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43页。）。当然也只能是这样。因为当时现实生活还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还没有提供可以进行科学研究的实际材料。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从革命的科学，发展为不但是革命的科学而且是建设的科学。革命的任务在全世界远没有结束，革命的科学也需要创造性地发展。建设的科学更非从头建立不可。社会主义要建设区别于以往一切社会的崭新的社会，就这意义可以说，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也是革命的科学。但是它所要研究的是如何建立新社会的问题，而不是如何推翻旧社会的问题，因此它的内容绝不能只限于原有的革命的科学。治理一个国家和发动一场革命是性质不同的事。在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中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政党，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执政的政党，对于社会所负责任极为不同，也是很明显的事。革命是在社会动乱中发生，建设则要求社会安定，在这两种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作用及其具体形式，当然大不相同。马克思主义从来重视以往的社会历史经验的研究，而从建设的角度研究历史经验，和从革命的角度进行这种研究相比，会有许多原来不注意的内容需要注意。对旧社会的科学的分析，也有助于建立新的社会，但是建设新社会的科学必须依靠新的经验建立起来。

在以社会主义为目的的革命中，各个国家之间有一些共同的规律性的东西，但革命的具体过程和具体形式绝不是千篇一律的。每个国家要按照自己的国情来走出自己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古代中国人曾把未来的理想社会称为“大同”，但看来也不能只见其“同”，而不见其“异”，或者说“同”是要经过“异”才能达到的。每个国家要根据本国的历史条件、民族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地位，来决定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具体道路和具体做法。用单一的模式来规范不同的国家，这已经在历史实践中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如何在原来拥有很高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也会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在是在资本主义欠发达或不发达的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就显然更加复杂。

70多年来，人类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的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在整个改造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的事业中，不经过挫折和失败是不可想象的。恩格斯说得好：“和其他一切政党一样，无产阶级将从没有人能使它完全避免的错误中最快地取得教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22页。）

本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主义事业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的瓦解，是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所遭遇到的最大的失败。这个失败证明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远没有成熟。在建设的领域内，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摆脱妨碍人们实事求是的种种思想桎梏，总结已有经验，开创新的局面。所以这个失败很可能是先进的人们对于如何建设新世界的认识出现一个飞跃的契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可推卸的一个重大责任，就是要总结本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特别是失败的经验，用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

四

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做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反对了社会上存在的一种中国特殊论，这就是认为中国的国情是绝对的特殊，因此完全不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理论、社会发展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另一方面，我们又反对了主要在党内产生的教条主义，那就是根本不考虑中国的具体情况，甚至以为作这种考虑只会使人离开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看成只是书本上的条条和外国的现成经验的教条主义者，不懂得书本上的条条即使是对中国适用的指导原理的话，还必须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有益于中国的实际；他们也不懂得，外国的经验即使是成功的，也不能照搬到中国来。由于战胜和克服了这两个方面的错误倾向，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时期中做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资本主义发展薄弱，农民占人口中的绝大多数这种实际出发，总结革命实践的经验，得出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学说，走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武装农民，用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条道路在教条主义者看来是异端邪说。但实践证明，这是在中国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它带引中国革命达到了教条主义者所不能相信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是经过一些失败的经验以后才找到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的。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情况也一样。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1956年后20年间虽然取得了许多成就，但发展不快，而且遭到许多挫折和失败。经验证明：第一，照搬苏联的模式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在中国自己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向苏联学习本来是无可非议的，是可行的。但这种学习应当只是借鉴，有所取舍，何况苏联模式本身就有致命的弱点。第二，照搬革命时期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的具体经验也很有害。革命时期的好经验、好传统固然应该继承，但不顾具体情况变化照搬则是不可取的。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使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那一套办法有了无限崇高的威信，这就很容易造成在自己没有新鲜的经验，别国的经验也不愿意照抄的情况下，回头来从民主革命胜利的若干具体经验中寻求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而且用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抽象概念来解释这种经验。实践已证明，这样做是不能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中国自己在建设事业中的成功和失败经验的总结，也参考外国的经验，逐步地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划时期的意义。在这以后，推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和开放的路线和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近十几年来面貌焕然一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世界风浪的震撼下屹立如山。实践证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学说在中国条件下的巨大发展。

当然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远不能说已经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也不能说已经完成。我们还要用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克服各种困难，来达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完全胜利。我们还要通过实践，对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弄清楚至今还没有弄清楚的许多具体规律。中国处于其中的世界，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世界，是政治格局和经济格局剧烈变化的世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必须正确地认识世界，并且懂得世界和中国的相互关系。

为了这些，我们就必然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