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结构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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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中图分类号］C912;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420(2000)06-0068-07

一

在1873年之前尤其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结构分析是以高度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国——英国作为典型进行的，在揭示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国社会结构的同时，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阐明了一般社会结构理论及其方法论意义，指明了社会结构变迁导致的现代化的一般社会发展过程，主要论述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因素及其矛盾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这是马克思依据事物发展的典型形态对社会结构进行的分析和把握，可以将之称为对社会结构进行的“人体解剖”。尽管如此，它仍具有一般的社会结构理论的意义，这主要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具有的现代性、先进性和典型性等特点决定的。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由于其社会结构的内在矛盾运动所展示出来的社会发展过程，对于广大的东方非资本主义的农业社会的发展来说，具有普遍的意义。

但是，“人体解剖”并不能完全代替“猴体解剖”。在对待东方社会、农业国的社会发展问题上，我们还必须进行“猴体解剖”，即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对东方社会、农业社会的发展进行具体的分析，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要对东方社会、农业社会的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及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正反效应有充分的估计。其实，即使在进行典型的“人体解剖”的时候，马克思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了。“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但是，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1]。但是，由于实证材料的缺乏，马克思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地域性的概念上升为具有普遍性的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的位置，将东方社会的农业村社和史前社会的原始公社混淆了。

1873年以后，马克思借助于文化人类学和东方学等实证科学的成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公社区分开来，将史前社会和东方社会对照起来进行研究，突出强调了非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由此展示出了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在“世界历史”背景下的可能的发展道路。马克思晚年从发生学意义上进行的这些工作，就是对社会结构进行的“猴体解剖”。因此，只有将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发展进程联系起来，我们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

二

马克思是从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对立统一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发展问题的，将社会发展看成是一个源于社会结构的变迁而促使社会形态更替的过程，要求人们从社会结构的建构、重组和解构的冲突与融合中来推进现代化和社会发展。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有机体是由一系列的因素组成的整体——社会系统。作为一个活的有机体的社会系统的组成、结合方式，就是所谓的社会结构。一般来讲，社会结构指的就是社会系统中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它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切关系的总和，其核心的问题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构成的网络系统。具体来说，这种生产的承担者对自然的关系以及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他们借以进行生产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就是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来看的社会。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能够结束“史前时期”（前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就在于它确立了机器生产的大工业生产方式，并由此引起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嬗变。“在17世纪，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不可阻挡地集中于一个国家——英国。这种集中逐渐地给这个国家创造了相对的世界市场，因而也造成了对这个国家的工场手工业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是旧的工业生产力所不能满足的。这种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的动力，它产生了大工业——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这一新阶段的其他条件——国内的自由竞争，理论力学的发展（牛顿所完成的力学在18世纪的法国和英国都是最普及的科学）等等——在英国都已具备了。（国内的自由竞争到处都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争得——英国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法国1789年的革命。）”[2]因此，马克思往往用现代社会来指资本主义社会，认为现代化是首先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国实现的。

由此看来，所谓的社会发展问题，其实就是东西方之间、南北之间的一种社会结构上的差异问题，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向现代的工业社会结构跃迁的过程。可见，“随着现代化而产生的关键问题，乃是形成中的新社会结构处理这种持续变迁问题的能力；换言之，也就是持续发展的问题，即形成一种能够容纳持续变迁的问题与要求的制度结构。正是这一点，构成现代化的中心课题和挑战。”[3]

三

既然建构现代社会结构成为现代化的中心课题，那么，我们就必须对社会结构的特征有所把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现代化的有序进行。马克思通过“人体解剖”的方式揭示出社会结构的以下特征：

1.客观性

社会结构首先是一种客观的结构，是一个由于自身内在的客观的因素按照一定的方式构成的一个自组织系统。社会结构是由于社会系统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的，对社会发展进程具有一种内在的、天然的强制性。社会结构对于社会发展的这种强制性来源于生产力。承认生产力在社会结构中的基础性和决定性的地位，就必然要承认社会结构的客观性，社会结构的客观性为对社会有机体进行结构分析提供了内在的可能性。坚持客观性的原则，这是对社会有机体进行结构分析的首要的要求。

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中，社会本身是不存在所谓的结构的。在他们看来，社会结构是人们在近代自然科学成就的诱惑下，为了控制以无限的偶然性和变动不居性而存在的社会，按照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编造出来的概念模式；在转向后工业的过程中，应该对社会进行解构。其实，后现代主义的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在社会结构具有客观性的意义上，后现代主义欲图消解社会结构的尝试不仅不可能成功，而且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时，我们也不能接受其解构社会的观点，因为广大的非西方非资本主义非工业社会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有效地实现现代化，而不是后现代的问题。但是，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有助于我们克服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弊端。

2.系统性

社会系统的构成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因此，系统性构成了社会结构的又一个重要的特征。社会结构决不是一种无人的“死”结构。正是由于人类活动本身是具有内在的结构的，因此，才使得社会有机体具有了结构。而人类的活动是多姿多彩的，马克思将人类的活动划分为“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等多种类型，与此相适应，“技术生活”和“生态生活”也是人类的基本生活内容，它们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中越来越具有重大的作用；技术活动和生态活动日益成为人类活动的重要的形式，从而将人类的活动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今天的新科技革命和可持续发展正在对此做出进一步的确证。

一个完整的社会结构也是与社会形态相对应的。由于社会生产力是社会有机体中的能动的、活跃的因素，而其他社会结构要素是建立在这个要素的基础上的，因此，这一要素的变动必然会最终导致社会结构的变迁。在社会结构的变更和转换的过程中就形成了社会形态，社会形态就是在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中得以更替的，并且获得了新的内容。既然存在“经济的社会形态”，那么，“科教的社会形态”、“生态的社会形态”、“文化的社会形态”和“政治的社会形态”也是自然存在的。

将以上两种情况结合起来看，社会结构是由经济、科教、生态、政治和文化等结构要素构成的系统。其中，经济结构是社会的基础系统，科教结构是社会的支柱系统，生态结构是社会的保障系统，政治结构是社会的控制系统，文化结构是社会的导引系统。

事实上也是如此。现代化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经济过程，而是表现为一系列因素的互动过程，这就是，它在经济上表现为工业化和市场化，在政治上表现为民主化和法制化，在文化上表现为理性化和人道化等[4]。同时，科学技术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人和自然的协调显得越来越重要。所有这一切都说明，现代化是在社会结构的全面的嬗变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一个系统。

3.层次性

在由社会基本矛盾组成的社会结构中，各个组成要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尽相同的，由此，层次性成为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的特征，其中，生产力是社会结构中的基础性的和决定性的力量。社会系统是由各种要素构成的有机体，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等交换性要素，有人、财、物构成的实体性要素，有生态关系、人际关系、个人关系构成的关系性要素，有生产劳动、科学实验、阶级斗争和社会管理等活动性要素，有知、情、意等精神性要素，有真、善、美等价值性要素。但是，从根本上看，社会系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中构成的一个开放的系统。这就是说，社会有机体必然会随着社会基本矛盾而形成一定的结构，并会随着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而进一步发生分化，使社会结构具有层次性的特征。

社会结构基本上可以区分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三个层次。社会就是在这两种矛盾、三个层次的互动中形成和变迁的。这就是说，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绝不能等量齐观，只有生产力才是社会结构中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的力量。

事实上，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就是由一种特定的生产力——大工业开启的。正是在这一社会结构的全面的变迁过程中，才形成了“世界历史”的格局，才形成了传统和现代的对立。因此，尽管将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是一种简单的还原论，但是，毋庸置疑，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原动机，是现代化的首当其冲的任务，脱离大工业就不可能实现社会发展。而对于东方社会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应该避免工业化带来的人和自然的双重异化。

除此之外，社会结构在每一个民族的不同发展阶段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即使是处于“世界历史”格局中的社会的结构也是各不相同的。多样性也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这样，就要求我们对社会结构进行“猴体解剖”，走向对社会结构的具体分析和具体把握。

四

在“人体解剖”的基础上，马克思晚年对社会结构进行了“猴体解剖”，认为这样才能科学地说是社会结构的多样性问题，才能为东方社会的现代化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1.对史前社会的结构进行具体的分析

要解开史前社会之谜，必须要把握婚姻和家庭等血缘亲属关系。因为在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的地区，作为社会结构基本单位的社会制度是受两种生产制约的：一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由之产生的社会关系；二是人自身的生产（种的繁衍）以及由之产生的血缘亲属关系。人自身的生产同样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的力量，血缘亲属关系同样是物质性的社会关系。这就是史前社会的总体的社会结构图景，也体现了史前社会结构的特殊性。这从马克思晚年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结构的批判性改造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摩尔根的原著中，是从生产技术的发展到政治观念的发展再到家庭形式的变化和私有制的产生；而马克思“古代社会笔记”的结构为：一是由各种发明和发现而来的智力的发展（生产力）；二是家庭观念的发展（人自身的生产）；三是财产观念的发展（经济基础）；四是管理观念的发展（上层建筑）。这就表明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观点和立场：原始社会是建立在两种生产的基础之上的，私有制产生了阶级和国家，导致了氏族制度的灭亡。

总之，史前社会是通过强有力的血缘纽带维系的，其基本的单位是血缘亲属组织、氏族等，而人自身的生产是其决定性的力量，并将人性化和合理化作为基本的结构层次（这是共同劳动、共同占有、共同分配的生产关系的具体表现），由此成为史前社会的基础性的结构。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缓慢发展，经济关系在社会结构中越来越居于主导地位，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逐步成为社会的基本结构，生产力成为基础性的结构。

2.对东方社会的结构进行具体的分析

尽管“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有特商榷，但它的内涵却在一定的程度上指的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以此构成了一种特定的社会结构分析的方法论框架。它要求我们：不能一般地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角度来笼统地分析和研究东方社会的结构及其发展方向，而应着重从土地所有制的结构和形式、劳动生产组织的结构和方式、政治制度的结构和形式这三个方面来认识和把握东方社会的结构及其发展方向。马克思就是在运用这一概念框架对东方社会的结构进行进一步的解剖和说明的过程中，更为科学地揭示出东方社会的秘密。这就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不发达，使得土地所有制和血缘宗法制这两个因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了重要的位置，而事实是，在形式上的公有制下掩盖着极端的私有制，才导致了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并最终造成了东方社会的停滞和落后。但是，所有的这一切在“世界历史”的格局下已经被冲得七零八落了，东方社会、农业社会的社会结构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嬗变。这种结构上的冲突使得它们的社会发展具有了选择的可能性。这就是说，必须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从东方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实际出发，应该充分估计到土地所有制形式、劳动组织方式、政治制度结构等社会结构要素在东主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作用。

马克思晚年的研究表明，在东方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原始的土地所有制存在着一个分化的过程，造成了土地公有制和私有制并存、混杂的复杂格局，这是由于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历史和现实的矛盾综合发生作用的结果。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从东方社会的内部因素和历史的情况来看，在公社所有制的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内在的经济因素的发展，逐步产生出土地私有制。总的来讲，公社的发展经过了以下五个阶段：一是最初实行的土地共同所有制和集体耕种的氏族公社。二是氏族公社按照氏族分支的数目而划分为或多或少的家庭公社。三是由继承权来确定份地因而份地大小不均的制度。四是这种不均等的基础已不再是距同一氏族首领的亲属等级的远近，而是由耕种本身表现出来的事实上的占有。这就遭到了反对，于是，产生了第五个阶段。五是公社土地或长或短定期的重新分配制度等等。起初，重新分配的只包括宅院（包括毗邻地段）、耕地和草地，紧接着而来的便是导致将宅帝土地（包括毗邻住所的田地）变成私有财产，然后又将耕地和草地变成了私有财产。这样，从古代的公共所有制中作为美好时代的遗迹保存下来的，既有公社土地，又有共同的家庭财产，但是，这种家庭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越来越简化为现代意义上的私人的个体家庭了。公社土地所有制在随着经济因素的增长而瓦解的过程中，使自身的结构具有了公有和私有的二重属性，也使得东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及其演化方向具有了特殊性。

从东方社会的外部环境和现实处境来看，旧的公社土地所有制已经被西方殖民主义的人为因素瓦解了，并由此产生出土地私有制。马克思指出，英国在印度于1826年实行了“马德拉斯制度”（土地重新登记），这样就给东方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有害结果，导致了公社所有制的瓦解。其主要的问题是：一是公社土地所有制被破坏了，结果使处来分子侵入了公社，与农村毫无关系的城市高利贷者成为土地的主人，致使高利贷在农村大为盛行；高利贷者还极尽桃拨之能事，在公社成员中造成新的纠纷和矛盾，而自己直接从中坐收渔利。二是把公社土地按区分割，削弱了公社成员之间的相互帮助和相互支持，而这正是关系到氏族团体生命的原则问题。由于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入和破坏是在许多自古以来除了公社土地所有制以外不知有其他所有制形式的村社中，终于确立了大土地所有者和小土地所有者，农民都被迫成为依附于地主的佃户阶级。由此看来，“公社团体的瓦解过程，并不以确立小农所有制为限，而且不可避免地导致大土地所有制”。“由于与公社毫不相干的资本家阶级侵入公社内部，公社的宗法性质就消失了，同时公社首领的影响也消失了”；这样，“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开始了”[5]。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就开始在东方社会结构中逐步居于主导地位。在这一矛盾的推动下，东方社会的私有制的发展最终会导致自身的瓦解，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3.史前社会和东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差异

马克思晚年借助于人类学等实证科学的材料将史前社会的原始公社和东方社会的农业村社区分清楚了，并且揭示了东方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具体来讲：一是从公社的社会基础来看，原始公社是建立在公社成员的血缘亲属关系基础之上的；在这些公社中，只容许有血统亲属或收养来的亲属，且他们的结构是系谱树的结构。而农业公社割断了这种牢固的、狭隘的联系，扩大了公社成员之间的交往范围并保持同其他公社成员的接触，这就使它成为最早的没有血统关系的自由人的社会联合，有了比较广阔的发展余地。二是从公社的物质基础来看，在原始公社中，共有的房屋和集体住所是公社的物质基础之一。而在农业公社中，房屋及其附属物——园地已经是农民的私人财产了。当然，也有一些农业公社，它们的房屋虽然已经不再是集体的住所，但仍然定期地改换占有者。这样一来，个人使用权就和公有制结合起来。但是，这样的公社仍然带有其起源的烙印，因为它们是处在由较古的公社向真正的农业公社过渡的状态。三是从分配原则来看，在原始公社中，生产是共同进行的，只有产品才拿来分配，共同的产品是根据消费的需要陆续分配的。这种生产方式、分配方式是由于单个人的力量太小造成的，而不是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结果。而在农村公社中，作为共同财产的耕地却要在公社的成员中定期进行分配，每个农民奋力耕种分配给自己的田地，将产品留为己用。

通过上述一系列研究，马克思在社会结构问题上就完成了“猴体解剖”的工作。“人体解剖”和“猴体解剖”代表着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两个互补的维度，前者是典型性的分析，后者是发生学的考察。离开后者，前者就会丧失其普遍性，而离开前者，后者就会缺乏科学性。

五

在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情况下，广大的后发展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过程，其实就是一种将各种社会结构融为一体的过程，在社会系统的全面的变革中，建构一种全新的社会结构。

在当前特定的时代环境中，发展中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发展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在全球化（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在新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的推动下，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从现代走向后现代，相比之下，更显出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欠发展，落后就要挨打的问题也再度凸现出来，构成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难题。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却可以在一种更为广阔的参照系中来寻求自身发展的方式和道路，可以在几种不同的发展坐标系中寻求自身的发展位置。一是可以利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取得的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的成就以及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来加速自身的现代化进程；同时，它可以在社会制度上进行选择，避免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人和自然的双重异化。二是可以将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现代的社会结构对接起来，充分利用传统社会所特有的公有制的形式和结构、集体生产的组织方式和结构、公正的分配方式以及其他人道性的因素，并赋予其新的含义，但必须扬弃其低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血缘宗法制和专制主义。三是可以总结和利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将西方现代化的有益因素和东方的优秀传统因素结合起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这样一来，第三世界就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了西方国家不曾有过的发展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只是在发展的时间上显得滞后，一旦发展起来则可能走在发展的前列。只要后发展国家和民族保持自己的发展优势，化解自己的发展难题，它们就可以实现自己的发展，而这正是一个社会结构的建构、重构和解构相统一的过程。

那么，后发展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发展应该采用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呢？具体来讲：一是在经济的社会结构层面，必须建构起工业化的产业结构和市场化的经济体制，从而实现经济的现代化，最终建构起社会发展的基础系统。二是在科教的社会结构层面，应该将经济发展的重点转移到依靠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上来，要实现生产的知识化和集约化，建构起社会发展的支柱系统。三是在生态的社会结构层面，要保障经济和自然的协调化，从而实现经济的生态化和持续化，建构起社会发展的保障系统。四是在政治的社会结构层面，在实现从殖民地附属国到民族独立、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过程中，实现民主化和法制化，从而为经济的现代化提供宽松、民主的政治环境，建构起社会发展的控制系统。五是在文化的社会结构层面，为了实现人道化的目标，确立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就必须在文化领域大力弘扬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精神，建构起社会发展的目标系统。上述五个方面的互动就构成了东方社会的社会发展过程，广大的后发展国家和民族只有从这五个方面努力，才可以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在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同时，将走在社会发展的前列。

综上，我们可以认为，社会发展理论中的结构分析的传统同样是由马克思开创的，“马克思有一个结构主义方面”，“因为，马克思把属于现实的‘基础’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区分开来”[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