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把握唯物史观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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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516.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799（2001）01—0027—06

科学的历史观出发点的确立，是建立唯物史观体系的关键。出发点正确虽然不能保证一个理论体系正确，但却为这个理论体系的正确性指明了方向。而如果出发点错误，尽管可能发现一些真理的颗粒，却不可能建立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正是确立了科学的历史观出发点，找到了一条考察和研究社会历史的科学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才创立了唯物史观，实现了哲学领域的革命。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澄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解，深入领会和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条件。

一、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

长期以来，由于没有认真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己历史观出发点的论述，中外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两个误区。

第一，把“物质”范畴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出发点，传统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就是明证。以物质范畴为出发点所建立起来的体系，所阐述的主要是一般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样，就不能说明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当然，造成这种误解有着十分复杂的历史原因。其一是由于列宁和斯大林的误导。列宁生前没有看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他只是根据自己的理解，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的是“从物到感觉的思想”的路线。斯大林虽然看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但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二是后来的研究者忽视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些基本思想和它所包含的理论体系。思想和存在、物质和意识关系问题是一般哲学的基本问题，但不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是主体与客体在实践基础上的相互作用、对立统一。长期以来，由于我们把思维和存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当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忽视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因而在哲学领域中造成了一种见物不见人的局面，也就不可能正确解决人的活动与社会历史规律的关系问题。

第二，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没有人。在国外，萨特就主张应该用“真正的人学”，即他的存在主义来“医治”当前马克思主义的“贫血症”；把存在主义“并入”马克思主义，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不足”，使马克思主义“重新发现人”，“探究人”，以“发展”马克思主义。他说：“存在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块飞地。”[1]（P360）

甚至到今天，我国有的学者还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系统模型没有人，特别是没有个人，或者说至少是把人的位置摆得很低”，“马克思曾明确地讲他的研究不以‘人’作为出发点而以‘劳动’作为出发点”，因此，这些学者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建立系统哲学，“它研究社会系统不以劳动为出发点而以人为出发点，并积极吸收欧洲文化中的人文主义传统”[2]（P319、321）。显然，这些学者并没有把握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出发点的真正内涵。

这些学者根据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一句话“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P85），认为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归结为生产关系。而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生产关系规定阶级关系，阶级关系规定了人的阶级性。这样，在马克思那里，就用“阶级”取代了“人”，用“阶级性”取代了“人性”[2]（P319）。

这些学者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如果不是故意歪曲就是一知半解。完整准确阐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对澄清这些误解、把握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4]（P30），“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提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3]（P10）

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作为科学历史观出发点的是“现实的人”。他们把从事物质生产的“现实的人”作为出发点，这是因为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我们怎么能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没有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出发点不是人呢？马克思在指出历史的前提和出发点是现实的人之后，接着指出，作为历史的前提和出发点的还有现实的人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

以往的社会历史理论从根本上说都是不科学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正确的理论出发点。有的人把上帝、神作为历史的前提、理论的出发点。圣奥古斯丁就认为，一切历史事件决定于上帝。在《忏悔录》中，他写道：上帝是“至高、至善、至美……至仁、至义、至隐……负荷一切，充裕一切，维护一切，创造一切，养育一切，改进一切。”[5]他在说明历史事件时，就始终坚持这一出发点。

有的人把人的理性作为历史的前提和理论的出发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就是如此。他们把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从理性出发去批评一切，认为社会上的一切弊病都产生于愚昧和无知。霍尔巴赫说：“愚昧，迷妄，偏见，以及缺乏经验、考虑和预见——这就是道德罪恶的真正根源。人们自己危害自己并危害自己的同伴，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关于自己的真正利益的观念。”[6]（P728—729）

有的人把感觉作为出发点和前提，从感觉出发去解释一切。主观唯心主义者贝克莱就是如此。他说：“每个观察人类认识的客体的人都看得很清楚：这些客体或者是感官真正感知的观念，或者是我们观察人心的情感和活动而获得的观念，或者是借助于记忆和想象而形成的观念。”[7]（P15）

黑格尔是把绝对精神或理性作为理论的出发点的，自然、社会及其历史只不过是绝对精神或理性自我发展的表现。他自己指出：“哲学研究所能采取的一贯而有价值的唯一方法，就是——要当‘合理性’在世界的存在中开始表现它自己的时候（不是当它仅仅是一种在本身的可能性的时候）——当它在一种现有的事物状态里，实现它自己为意识、意志和行动的时候，做研究历史的出发点。”[8]（P61—62）

德国的批判的根本错误在于它没有离开黑格尔哲学的基地，没有确立正确的出发点。德国的批判和黑格尔的论战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论战，只局限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抓住黑格尔体系的某一个方面，用它来反对整个体系，也反对别人所抓住的那些方面。“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的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的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9]（P177）黑格尔把绝对精神（或者说理性）作为出发点来说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统一。布·鲍威尔与施特劳斯各抓住黑格尔哲学的一个因素，前者抓住自我意识，后者抓住实体。起初德国的批判还是抓住纯粹的、未加改造的黑格尔的范畴，但是到后来却用一些世俗的名称来称呼他们。例如，费尔巴哈用“人”、“类”来代替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施蒂纳又用“唯一者”来代替费尔巴哈的“人”和“类”。

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忽视人，相反，它是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并以现实的人及其发展为中心内容的科学，恩格斯曾经指出：“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10]（P237）

二、“现实的人”的科学规定

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不在于他们把“现实的人”作为历史的前提和理论的出发点，而在于他们对“现实的人”作出了科学的规定。“现实的人”即进行物质生产的人，受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的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11]（P71—72）。“现实的人”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

第一，唯物史观出发点揭示了人是个实践的存在，因而“现实的人”的本质是动态的发展的

“现实的人”也就是从事物质生产的人，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才是具体的、活动着的人。这说明只有从实践活动中才能揭示人的本质。人们的生产活动是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人”的本质也是具体的、历史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把现实的个人看成是历史的前提、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和把现实的个人的活动及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看作是历史的前提，从现实的个人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出发是一回事。因为，现实的人和物质生产是交融在一起的，现实的人的本质就在于他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而物质生产就是现实的人所从事的获取物质资料的活动。现实的个人正是由于他的物质生产活动和这种物质生产活动所造成的物质条件决定的。“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3]（P11）人通过自己的物质生产活动和其他对象性的活动，确证自己作为“现实的人”的本质。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曾经指出，生产的某种新的方式和生产的某种新的对象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显现和人的存在的新的充实”[12]（P85）。

社会历史无非是各个时代的人在历史中的各种形式的活动，人的活动是历史性的，也是历史性的变化发展的。随着人的活动的历史性的变化发展，人的特性、人的本质也是历史性的变化发展的。正是这种在程度上越来越大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活动，使人越来越远离动物界，不断地获得自己新的特性和本质。这样，人就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的[13]（P486）。所以，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活动是“现实的人”的实践本质。

离开现实的人，就谈不上物质生产及物质生活条件；而离开了物质生产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的人，也就不是现实的人。所以，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和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物质生产，这两种提法是完全一致的。“现实的个人”和“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两个前提，不能只肯定其中一个而否定另一个。只承认前者不承认后者就会陷入抽象人性论，最终陷入唯心主义；只承认后者不承认前者，就会见物不见人，陷入机械唯物主义。

第二，“现实的人”不是无人身的自我意识，也不是纯粹的自然的人，而是自然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共同产物，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

黑格尔虽然承认人是在社会历史中活动的存在物，指出要通过劳动、通过人的活动来理解人的本质。“黑格尔站在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4]（P163）。但是，黑格尔把人当作精神的存在，把人等同于无人身的自我意识。他说“人能超出他的自然存在，即由于作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存在，区别于外部的自然界”，“就人作为精神来说，他不是一个自然存在。”[15]（P92）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是和自我意识等同的”，“人仅仅表现为自我意识”，“主体也始终是意识或自我意识”[14]（P165、162）。这样，黑格尔就把劳动、活动仅仅归结为精神的、意识的活动、劳动。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14]（P163）。由于不了解人及其实践，而用绝对精神、理性自我运动来描述历史的运动，黑格尔“只是为那种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辩的表达”。[14]（P159）

费尔巴哈反对把人看作是抽象的自我意识的思辩唯心主义观点，他认为黑格尔旧哲学的自我意识“乃是一种无实在性的抽象”，他提出了人本主义的新哲学，力图用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来解释人，用肉体的、感性的人代替精神的、抽象的人。在他看来，人不是一个抽象的实体，而是一个感性的实体，“如果将新哲学的名称、‘人’这个名称翻译成自我意识，那就是以旧哲学的意义解释新哲学，将它又推回到旧的观点上去”。[16]（P117）旧哲学是以这样一个命题为出发点的：“我是一个抽象的实体，一个仅仅思维的实体，肉体是不属于我的本质的”；而新哲学是以另一个命题为出发点的：“我是一个实在的感觉的本质，肉体总体就是我的自我、我的实体本身”[16]（P169）。

但是，费尔巴哈只是把人看做感性的对象，而没有把人看做’感性的活动”，即没有从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来把握人的本质，没有把人看做是个实践的存在。“诚然，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巨大的优越性；他也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但是，毋庸讳言，他把人只看做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费尔巴哈仅仅把男女两性之爱、情欲看做是人与人的本质关系，仅仅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建立在生理性别差异基础上的自然联系，他“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因此毋庸讳言，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他没有批判现在的生活关系，因而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4]（P50）费尔巴哈和其他一切旧唯物主义哲学家之所以陷入对人性的抽象理解，把人看成是孤立的、抽象的人类个体，把人的类理解为“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3]（P89），就在于他们没有从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中去考察人的需要，把人的需要等同于动物的自然需要，因而不理解人的社会性。

第三，现实的人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

现实的人指的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既是物质生产活动的能动承担者，又受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制约。现实的人的活动既是受既定的社会环境、社会关系的制约的，又能够选择和创造新的社会环境、社会关系。人既有能动性，又有受动性；人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这种观点表明：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4]（P43）

马克思“现实的人”是对黑格尔“无人身的自我意识”和费尔巴哈“自然的人”二者的扬弃，它既吸取了黑格尔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原则（合理内核），又吸取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原则（基本内核）。

第四，现实的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P18）

马克思反对抽象地谈论人的本质，认为要从人的感性活动、物质生产劳动来考察现实的人的本质。

对马克思的这句话有必要作出两点说明，一是这里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它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两个方面。马克思曾经指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4]（P43）二是现实的人的本质是历史的、具体的和动态的发展的，而不是抽象的、一成不变的，因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都是具体的、历史的。马克思在这里并不是给人的本质下一个抽象的定义，而只是给我们提供了认识人的本质的方法。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以往历史观的共同缺点就在于不懂得物质生产，不重视物质生产，“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4]（P44）因而，在人的问题上，不能实践地把人看做是“感性活动”。

第五，“现实的人”这一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包含着三个不可分割的方面：“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现实的人的活动”

“现实的人”的这三方面的内容是彼此联系、不可分割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4]（P23）“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现实的人”形成的自然前提和自然基础。而有生命的个人一旦出现，就生活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之中。物质生活条件是“现实的人”存在的必要条件。现实的人的存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是与他们的活动紧密相关的。因为现实的人的存在也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3]（P10）

“现实的人的活动”最基本的内容就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4]（P31—32）可见，只有从物质资料的生产出发、从生产实践出发，才真正是从现实的人出发。

马克思恩格斯把“现实的人”作为理论的出发点并对它作出了科学的规定，克服了以往一切社会历史理论的根本缺陷，也就为新世界观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唯物史观出发点的一条重要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出发点，不仅是我们正确理解、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条件，而且它也向我们揭示了一条从主客体的对立统一来考察和研究社会历史的重要方法论原则。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本身就是人和物、主体和客体的对立统一。马克思考察和研究社会历史正是从主体和客体两个视角展开的，这就从根本上克服了以往见物不见人或见人不见物的片面性。

从主客体两个视角分别考察和研究社会历史，它们侧重点不同，不能互相取代。“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11]（P73），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10]（P241），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侧重于从历史主体的视角去考察和研究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但是，当马克思侧重于从客体方面去研究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时，特别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抽象人性论时，则强调“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17]（P145），也就是从社会的物质生产出发。

唯物史观出发点的这两种提法虽各有不同的侧重点，但却是内在统一的。从“现实的人”出发，侧重从主体去说明客体，用人说明社会，在这个视角中，历史必然性只是人类活动本身的内在联系，它是内在于人的活动之中的，生产力虽然是历史的前提、基础和条件，同时它也是主体活动的产物和结果，它本身也是需要用人的活动来加以说明的，因为社会历史是属于人的和“为我”的。主体视角虽然重在说明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但也是以对历史必然性的肯定和遵循为前提的。

从“物质生产”出发，侧重于从客体说明主体，用社会说明人，在这个视角中，人的活动及其主体性只是构成历史必然性的一个因素和方面，社会生产也只是作为既定的基础和前提，生产力发展水平才是历史的起点。客体视角虽然重在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但也包含对人的能动创造性和主体性的肯定。由此可见，这两种说法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相互包含、相互补充的。强调的都是用社会和人相统一的观点说明人和社会的发展，用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

前面我们谈到，在国内外学术界，都有人认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物质生产而不是“现实的人”。实际上这是把人和社会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因而都不是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现实的人”与“现实的人”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活动的统一。

从主客体的对立统一来考察和研究社会历史这一方法论原则，贯穿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始终。例如，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主体——人——的视角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人的依赖性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隘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13]（P104）这三个阶段的划分虽然着眼于人的发展状况，但并没有脱离对一定生产方式的分析考察，而是以此为基础的。

同一个事物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和界定，因为事物本来就是多种规定的统一，从不同角度审视同一事物，才能准确、全面把握事物。对社会历史，我们不能像从前的唯物主义那样，“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当然，也不能像唯心主义那样“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3]（P87）。而应当从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和对立统一中，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以前，我们主要从客体的视角去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这无疑是对的。但是，唯物史观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见物不见人，问题在于，我们要从主体视角来审视和研究社会历史，对人的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科学说明，还马克思主义以本来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