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兼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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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分类号：X1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18(2000)-05-0114-05

20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空前强大。然而，当人类沉浸于控制自然的喜悦中时，自然也偷偷向人类伸出了报复的武器：资源匮乏，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由此引发了60年代以来西方影响广泛的生态哲学。作为一种自然的哲学视角，它要求限制工具理性的膨胀，控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科技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从而建立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价值观。在实践上，生态哲学直接介入西方社会政治生活，并突发为一种激进的社会改革要求，形成所谓的绿色革命理论流派。在哲学理论上，生态哲学看到了人类主体在发展生产力以改造自然中的一种功能性畸变。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介入了这场关系人类生存的重大生态革命，并把生态问题与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联系起来，创立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它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逻辑进行责难。他们认为：第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生态危机；第二，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一种意识形态。最终他们得出马克思的理论“就不得不进行修正和补充”的结论。[1](76)本文立足于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评介的基础上，揭示出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本质区别，进而探索一条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逻辑的生态主义道路。

一

生态学这一概念自德国科学家恩斯特·海克尔1886年首创以来，迄今已一个世纪。其实，生态科学在19世纪主要是被理解为非人自然存在之间的生态依存关系，而其作为当代自然科学的一个新的整体学科却是在本世纪60年代才突现出来的，并被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来阐释，而且不是从原来的对象性意义，而是从生态整体意义上。从语言发生学的角度看，生态学一词是从希腊OLKOS派生而来的，它是家园的意思。生态学的“家”是指自然界，这里有一个隐喻，我们将自己整以生存的家当作了征服和奴役的对象。自然与人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态结构，这个生态总体正是由于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构成的，因此，当这个系统的任何部分受到损害，生态总体便会发生内部失调。因而，生态学要求阻止现代工业社会发展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性关系，阻止污染毒化生物圈，反对核技术而发展那种促进与环境相互依赖的“适当技术”，发展良性的再生性生产，以根本保护人类的生存。主张生态革命的绿党声称，他们主要是“发展一种既不同于共产主义，亦有别于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和经济制度”（所谓第三条道路）。他们提出“恢复生态平衡，实现上公正，实行基层民主和采用非暴力”，反对强权政治，实现各国缓和，主张根本消除生化武器，最终建立一个以“生态平衡”为基础的社会制度。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契合了这种生态主张，并折服了其中蕴涵的“绿色政治”所显现的有着巨大潜力的反对现存社会改革要求的新的趋向。他们把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以作为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动因理论分析，从而得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最终可以克服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并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稳态经济。本文将以莱斯的《自然的控制》为代表，来评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二

莱斯看到了科技发展造成对自然平衡的威胁，人与周围环境关系的状况日益严峻。他把批判理论运用于对生态危机的分析，从而对生产力展开全面的反思，并提出控制自然的非法性，而强调对人类自身行为的控制。

在《自然的控制》开篇，莱斯就站在生态学立场上提出了“控制自然”的观念是环境问题最深刻的根源，并对该问题研究的两种看法作了剖析：一，把环境问题仅仅作为一种经济核算问题，把环境质量看作是一种商品，与支配市场中的一切商品的命运一样，可以由计算来决定；二，认为科学技术是可诅咒的偶像。他认为，这两种思路都没有触及到环境问题的根源。环境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一种意识形态，现代科技仅仅是控制自然的工具。因此，控制自然这一观念才是环境问题最深刻的根源。只有深入理解了这一根源才能找到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那么，控制自然这一概念有什么意义呢？他指出：控制自然的观念是一种悖论，它既有进步性也有退步性。因此，有必要研究它的历史起源与后来的演变以揭示该观念的内在矛盾。那么，问题的根源何在？莱斯认为，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控制自然”这种意识形态行为最根本的不合理目标就是“把全部自然作为满足人的不可满足的欲望的材料来加以理解和占有”，[1](8)而导致“人的那些最关键的需要已被社会的持续不断的控制所扭曲了”，[1](8)它破坏了人的自由，否定了人的解放。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莱斯列举了大量关于阐述控制自然的正反两方面的资料，从而得出了“社会的发展总是对所有的理性控制的要求毫不在意，相反，总是受到一种虚假的潜藏力——非理性技巧的支配，它的最大现象就是科学技术的理性主义落入了社会矛盾的非理性罗网的过程”。[1](19)为了论证这点，莱斯对“控制自然”的概念作了历史的考察。

他首先把控制自然观念的内在矛盾追溯到古代神话传说、宗教世界观和文艺复兴时的炼金术的观点。莱斯谈到，在古代文化中，在冶金操作形式的象征仪式中，就开始表现出人和自然积极合作的观点。与古代世界泛神论的崇拜自然的态度不同，犹态——基督教保持着“精神”与自然相分离并且从外部统治它的思想。《圣经·创世纪》中，上帝进行创造的故事宣布了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权以及人对地上具有生命的创造物的派生统治权。文艺复兴是现代控制自然的观念的重要根源，人类控制与利用自然的能力迅速发展与提高，并广泛传播于欧洲大陆。在此之后，培根比以往任何人都清楚的阐述了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并确立了它在人们心中的突出地位。

启蒙运动是一场改变一切观念的改革运动，控制自然的观念明确的获得了现代的形式，而且作为一种权威至今稳固不变，它彻底清除了培根控制自然的宗教背景。通过科技征服自然的观念，在17世纪以后日益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东西，已经无人对它作进一步的分析与解剖了。

莱斯不但在古代神话到文艺复兴这段历史中追求控制自然的观念的来源，并且对近代的历史也作了考察。他着重分析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后，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关控制自然的复杂问题上得出了最为深刻的见解，在马克思所有时期的著作中，自然概念都是最重要的范畴之一。经过劳动形成的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对于马克思来说是认识历史的关键。他认为，在马克思那里，一方面人是自然的存在，劳动能力仅仅是自然能力的一种形式；另一方面，人努力去改变自然以满足自己日益增长的需要。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定位于自然是人的一种对象化存在，人通过改变自然界而改变自身，这就是人与自然的辩证法。人通过劳动而成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人。莱斯一方面承认马克思对控制自然的观点的分析是深刻的见解，但又批判他无法预料科技的复杂已成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间残酷斗争的重要工具，而不是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工具这一现实。这样，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就不得不进行补充、修正。

莱斯通过对“控制自然”的观念的历史考察，甚至把人统治自然历史追溯到古代的神话和炼金术中，试图对其作溯本清源的说明。但是其结论却值得商榷。控制自然的观念的真正起源不能归结为一种宗教精神。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是随着生产方式的改进而得以逐步提高的，只不过近代科技发展才为人真正支配自然提供了现实可能。可以说，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莱斯的批判，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辩证法逻辑的一种根本性的否定。

以莱斯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统一为理论基点，以控制技术、限制人类生产力发展，并排除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价值取向为落点，建立了一种全新的生态社会观。要想看清他们生态社会观的真实面目，看清他们的解释和观点在多大程度上符合马克思本人的原意，唯一的途径就是回到马克思，看看他本人是如何论述的。

三

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蕴含着生态学的整体逻辑，它体现在马克思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并把解决生态问题的最终落脚点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上，它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具有本质上的区别。

马克思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不是把自然看作异己的对象，而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一方面，他认为自然是社会的、历史的自然即人化的自然。他说：“费尔巴哈在其中的那个自然界是‘人化的自然界’，这种人化的自然界是直接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相关的，而人的实践活动从来就不是单纯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它始终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2](33)只有从这两重关系才能真正说明自然的生成、本质和特征。马克思认为，与人相对的自然界是人通过劳动创造、占有和再生产的自然界，是人化的自然。人把自然纳入劳动过程，作为“劳动本身的要素”或“劳动的自然要素”。[3](42)因此，“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3](131)他特别强调：“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3](128)离开人而“被抽象的独立的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3](178)马克思断言，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自然界）决不是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2](48)另一方面，马克思将历史看作自然的历史，将人看作自然的人。他指出自然界和人的相互影响：人在“人化”自然界的同时，也在“人化着”自己的感情、意识和语言，“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3](128)马克思发现过去一切历史观的最根本的缺陷是忽视了物质实践活动这个现实的基础，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掉，因而造成了自然和历史的对立。[2](44)实际上，“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性’”。[2](49)历史本身就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的部分”。[3](128)他说：“社会是人同自然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的真正复活，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3](122)“历史可以从两方面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2](20)

由此可见，马克思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历史的再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人对自然的关系，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事实上，我们一天天的学会更加正确的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远或比较近的影响。”[4](519)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体现了生态整体的逻辑视角，是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责难的有力反击。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马克思强调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强调科技在解决人与自然关系中的积极作用。事实上，也只有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才能最终解决生态问题。

马克思将科技视为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内趋力。他认为：“科学在历史上是一种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那么，人对自然的改造和控制能力的提高，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基本前提和物质保障。马克思看到了随着劳动和分工的发展，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说：“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5](241)“人和自然的统一性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象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生产力在相应的基础上发展一样”。[2](49)一方面，人越成功的改造自然界，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和协作关系就越大。随着财富的积累和私有制的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也变得尖锐起来。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当人作为自由劳动者出现的时候，当人与人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关系获得了巨大发展的时候，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也达到前所未能的程度。“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6](393)自然从被崇拜的对象降低为“有用物”之后，人与自然的关系被倒转过来，人才开始肆意破坏自然界，从而给自己的生存带来危机。

这样看来，生态问题的根源是生产方式和由生产方式决定的社会制度，并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因而，解决生态问题的最终落脚点应该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和建立一种合理的社会制度。马克思认为，要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获得辩证的解决，就必需扬弃异化劳动，扬弃私有制，从根本上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做到。“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3](120)因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的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劳动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的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7](926)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的有计划使得大规模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可能，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人的自由创造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只有在这种社会中人才能获得这种自由。只有借助科学技术，才有可能去实现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人们才能第一次谈论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相协调的生活。生产方式的变革的最终途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马克思始终将自然视为人类改造的对象，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物质生产就是人在特定的社会形式中对自然的占有，如果没有人对自然的改造，没有生产力的现实发展，也就没有人的存在，就没有社会历史的进步，也就谈不上人与自然的和谐伙伴关系。要在实践方面通过高度发展的科技来完善人类自身的认识和实践能力，合理的组织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调整社会关系，建立合理的社会制度。人与自然的矛盾，直接由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所引起，因此，它的解决也有赖于物质生产的调节。调节不是要消除人类的需要，也不是停止向自然索取，而是在“索取的同时也要考虑给予”，即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为自然建立一种有益于人类的新的平衡而自觉的创造条件。要做到这一点，人类还要依靠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

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当代生态学的思路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当代生态学并不反对人类物质生产力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推动作用，它只有反对当代人类技术系统对自然环境的过渡开掘而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生态学承认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这一历史关系，只是在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一定质点上，即生产力发展以庞大的科技为主导时所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特定倾斜中，发生人对自然改造能力的过渡滥用。从而提出要建立人与自然的生态伙伴关系。质言之，“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整体逻辑并不相悖”。[8](396)

马克思时代的确没有生态学的视角，他们的确也没有提出将自然作为人类自身发展的伙伴关系这样明确的生态意识。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在特定的社会实践（物质生产）基础上，从而为最终解决生态问题指明了方向。

当代生态学的厘定不可避免的要吸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改造后，才能成为科学的理论，并要在实践中付诸尝试，使其对未来社会的绿色设计不仅是被视作偏激与偏执的意义上的乌托邦理想，还应该成为人类面向21世纪超越传统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的坐标参照与能动选择。

收稿日期：2000-01-13

【参考文献】

[1]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