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形成和逻辑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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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是女性主义批评中的重要学派之一。女性主义批评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把自己的触角伸向了西方各类批评理论，例如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解构主义等等。女性主义批评对这些理论采取了或批判或利用的态度，来营造或丰富自身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等学派。所谓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并非指引经据典地研究马克思或恩格斯关于妇女解放的观点。这种学派是泛指任何一种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例如“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影响女性主义批评的学派；同时它还包含另一种情形，即是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妇女解放思想所进行的旨在完善其理论的批评。（注：见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第5页。）

一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最显而易见的特点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吸取精华，用以建立一种与男性针锋相对的女性的“她者”声音。这一特点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形成阶段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英国的朱丽叶·米切尔所宣称的“提出女性主义的问题，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注：见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第194页。）就明白地亮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固然包括了借鉴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来分析女性问题，但最直接的乃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采用。所以，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就有必要弄清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并没有论述妇女问题的专著，然而，他们在创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经常不断地触及妇女问题，在《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有着大量关于妇女问题的论述。这就形成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相当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探求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的论述，其根源大致有三个方面。第一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由于私有制出现，男人既成为土地的主人，也成了女人的拥有者，这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第二，历史上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使女子处于从属地位。恩格斯根据人类学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提供的成果，指出历史上由对偶婚过渡而来的个体婚制即一夫一妻制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而言。男子可以随意纳女奴为妾，而妻子则要严守贞操，丈夫在家庭中居于统治地位，妻子除了生育以外，不过是婢女的头领。可见，“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庭奴隶制之上”。（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第三，妇女体力弱小也是其受压迫的根源之一。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妇女被排除于社会生产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此时妇女的家务劳作失去了往日公共的性质，成为家庭的奴仆。（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可见，马克思主义认为妇女受压迫的多种根源都离不开私有制，而其中经济因素是关键。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充分揭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的基础上，还指明了妇女争取解放的途径。恩格斯明确指出，“妇女争取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就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因为“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针对妇女体力弱小的特点，恩格斯则认为，妇女解放“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还越来越要求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事业中”。（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当然，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妇女真正获得解放的根本前提应该是消灭私有制。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还具体设想了到达共产主义社会，为了使妇女进入公共产业成为可能，孩子将由国家扶养，国家提供托幼中心、公共食堂、医疗设施等。国家承担了由家庭履行的经济职能，家庭的概念取消了，这样便能结束“家庭内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的局面。此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高度重视被压迫的妇女在创造历史、推动社会伟大变革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曾多次赞美过妇女的社会作用，例如列宁就说过：“从一切解放运动的经验来看，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妇女参加运动的程度。”（注：列宁：《在全俄女士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第278页。）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从属于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马克思、恩格斯对妇女命运的关注，对妇女受压迫根源的探索以及对妇女解放的期望都是站在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并又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基础来阐述的。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形成阶段之所以会以吸收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为特征，也正是由于其明确的反抗压迫、要求解放、追求男女真正的平等的政治目的。在这一学派的批评家看来，男女之间在法律规定的平等之下并未得到实际的平等，父权制的性别惯例仍然压迫着广大妇女。在揭露男女不平等的根源，以及性别歧视长期存在的社会缘由的批评实践中，她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批判范式，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这种范式的理论支柱。

马克思主义女性批评从以下几方面吸取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的一些精髓：首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观点，认为阶级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男女不平等是从阶级不平等派生出来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对女性的压迫，因而妇女反抗压迫应当被看成是争取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广泛斗争的组成部分。其次，赞同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的观点，认为妇女受压迫主要由于她们在家庭内的传统地位所造成，她们只能局限于家庭这一“私人”领域的家务劳动中。这两点比较集中于英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家中，如肖沃尔特所言，她们往往“强调压迫”。再次，借鉴马克思主义对家庭进行变革的观点，认为妇女所做的一切工作——做饭、照看孩子、保育等——应当包括在社会生产领域内。这方面德国女性主义者谈得较多，她们曾借用马克思主义生产与再生产的理论，将被忽视的家庭妇女的劳动价值揭示出来，分析社会生产中的这种等级制，指明它是女性经济落后的关键。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对文学本文的批评实践中，同样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来揭露文学作品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并且指出这种歧视所有的政治含义。批评家们一针见血地指出，妇女形象在男性作家笔下形成了两个极端，要么是“天使”，要么是“恶魔”，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均反映了现实中男性对女性的偏见、惧怕、压迫和不公。这些形象其实是男性心灵的投影，是与现实中的妇女极不相符的“假”的形象。鉴于此，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朱迪思·费特利主张女性主义批评家要“成为一个反抗的读者，而不是一个支持的读者”，这样，小说才会“失去它不知不觉使我们陷入其构思之中的能力。”（注：转引自D·德莱弗《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载《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导引》，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85页。）另外，针对历来男性文学中把妇女作家摈拒于文学史之外的作法，女性主义批评家还主张挖掘被遗忘的妇女作家，创立妇女文学史。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对文学中性别歧视的揭露以及对男性中心论的怀疑，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传统中阶级歧视理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为女性主义寻求男女不平等的根源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它所体现出的社会历史的审美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方法论在女性主义批评中的运用。

二

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初期的特征，这一学派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更重要特点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批评和补充、修正。现代社会中各个学科的理论，诸如生理学、心理学、语言学等，都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开拓了思路，使其得以从新的角度来阐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现代社会的某些不足。而且，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还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重要理论，例如“四大结构”、“性别理论”等。

其实，最早对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提出异议的当推女性主义先驱波伏娃。她在《第二性》一书中，考察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肯定了恩格斯在书中对妇女受奴役根源的概括，认为其理论体系比生物学、精神分析学的理论体系前进了一步；但同时又指出，恩格斯在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上出现了疏忽。第一，恩格斯没有能够指出整个历史的转折点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原因，只是简单地认为它完全属于史前时代，所以不知其详。第二，对私有制是否必然要涉及对女人的奴役这一点，也颇不清楚。波伏娃认为，恩格斯把症结归纳为妇女劳动能力问题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她指出，人类通过压制他人的自我意识以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和自由性，所以自由便成为由私有制产生的对妇女奴役的原因。第三，恩格斯谈到社会主义要废除家庭，这样妇女能够自由参加公共生产，从而得到解放。波伏娃认为，恩格斯仅仅强调了女子的生产功能，而忽略了其生殖功能和其生产功能同样重要。而无论从社会经济角度来看，还是从个人生活角度来看，女子的生殖功能和其生产功能同样重要。“在某些时期，生育后代的确比犁地更为有用。”（注：西蒙娜·德·彼伏娃《第二性》（全译本）Ⅰ，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64页。）因此废除家庭并不一定就可以解放妇女。总之，波伏娃认为恩格斯对妇女问题的论述是不深刻的，他所揭示的真理仿佛是偶然、附属的。为此，她提出应放眼于历史唯物主义之外的看法。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在男女身上只看到了经济要素，它不适合全面认识一个具体的女人，唯有存在主义才能从人的生存的全方位去认识我们所谓的人的生命的那种特殊的存在形式。

随着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提出质疑的批评家越来越多。70年代后期在女性主义批评中展开过一场关于性别平等与差异的大讨论。讨论中人们在理论上陷入困境，无法在平等和区别之间作出选择。如果强调区别，就意味着公开承认女性的地位比男性低下；如果主张平等，就等于消除了性别差异，使妇女被男人的社会准则所同化。讨论使人们开拓了视野，人们开始既从历史上寻找新的线索，又注意吸取现代社会的各种理论，于是出现了许多对马克思主义提出批评或重新阐述的情形，并由此产生了一些新的理论。

这方面成就最显著的是英国的朱丽叶·米切尔，她在《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作出了独到的评论。她认为这些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都认识到妇女的从属性问题，这固然很有价值，但是，他们的妇女解放理论具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空想，没有超出社会主义即等于妇女解放的理论框架。另外，米切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般都过分强调经济因素，强调妇女对私有制的依附，便使其理论走入了死胡同。米切尔把妇女受压迫机制概括为四大类：生产、生育、性和儿童的社会化。只有改变结合成一个整体的这四大结构，妇女才能真正获得解放。这就是所谓“四大结构”的理论。

为进一步说明问题，这里有必要对“四大结构”作一些具体的考察。关于生产结构，米切尔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等将妇女在承担体力劳动中处于劣势而受压迫与私有制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假定过于简单化。事实上，社会压迫与基于生理能力的劳动分工之间是互相作用的。这种压迫相对于经济关系而言，更是一种政治关系。通过回顾历史，她指出妇女体力上的劣势并没有妨碍她在特定的社会中从事某些工作。在许多农业社会，妇女同男人一样，从事农业劳动，甚至承担了比男人更多的劳动。随着工业化的到来，机器的使用更使体力变得不那么重要。因而米切尔指出，“并不是妇女体力的弱势将其排除在生产活动之外，而是她的社会劣势使其沦为社会的奴隶。”（注：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5月版，第18页。）关于生育结构，米切尔认为，母亲的生理功能被排除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之外是很大的不足。事实上，生儿育女、操持家务是女性的天职这一观点一旦被人们所接受，妇女的从属性就不可避免。因此，从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妇女在家庭中的作用无外乎以下三种：生育、性和教育后代。所以，米切尔指出：“只要生育仍是一种自然现象，妇女就注定要成为社会剥削的对象。”（注：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5月版，第20页。）不过，她已意识到现代医学的许多发明预示着人类生育模式最终是可能改变的，“生孩子不再是妇女唯一或首要的天职，而是可以有选择的。”（注：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5月版，第21页。）在谈到机制时，米切尔指出，由于传统上性行为是妇女地位最忌讳的范畴，性自由及其与妇女自由之间的关系又是一个十分棘手的课题，所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几乎都不原提及它。然而从来在机制中，男性总是占统治地位，即使西方个体婚制即一夫一妻制的出现后也并没有实现一对一的真正的平等，它甚至还掩饰了真正的剥削和不平等。但是形式上的平等本身不能不说也是一个进步。米切尔指出，“一旦形式上确立了夫妇平等（一夫一妻），性自由——在一夫多妻制情形下通常是一种剥削——反过来又变成了一种要求解放的潜在的动力，这意味着超越当前性制度限制的两性的自由”。（注：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5月版，第25页。）在她看来，妇女要求性自由与妇女解放关系甚为密切。在讨论幼儿期和家庭模式等问题时，米切尔注意到了现代心理学家托尔科特·帕森斯的理论。帕森斯认为，一个人的个性在童年时代已经形成，此后相对稳定，即不会因成年的经历而彻底改变，所以，社会化过程在任何社会中作为本质的过程是十分重要的。而儿童社会化过程在其初期主要是由母亲的抚育得以实现。米切尔认为，这从表面上看，母性作用得到了强调，妇女地位也随之提高，但实际是一个假象。因为母亲由于把大量的时间精力等投入在抚养孩子实现其社会化过程上，而自身的素质提高受到了影响。况且社会并不为母亲提供特别的时间、优厚的待遇和各种需要的文化素质教育，“社会化不能简单地因妇女新的母性天职而提高。”（注：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5月版，第30页。）所以，实际上儿童社会化过程和新的母性天职的背后却隐藏着社会对母亲也即妇女更深的压迫。这里，米切尔实际上在呼唤一向被社会忽视了的妇女作为母亲应有的权利。基于对这四大结构的分析，米切尔得出结论：只有改变紧密结合成统一体的上述四大结构（而不是只改变其中的一个），妇女才能真正获得解放。她还指出，在这四大结构中，经济因素（即生产结构）仍然是主要的，但是必须伴有同其它三大因素相一致的政策，这些政策在直接行动的特殊关头所起到的作用可能超过经济因素。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错误就在于将其它因素视为可简化的经济因素。从朱丽叶·米切尔的四大结构理论中，不难发现，她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吸收了现代心理学成果来补充这一传统理论的不足，形成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的特色。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如果说“四大结构”理论还比较因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话，那么“性别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批评和修正就相当显著。“性别理论”的研究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的重大发展。性别理论所探讨的性别问题主要是指“社会性别”。有关这一理论的研究在美国极为盛行，为了强调两性间的根本关系在于它的社会性，美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家首先使用社会性别这一概念，以区别于生理性别。后者是指男女之间由于先天的基因、荷尔蒙分泌不同等造成的生理上的差异，前者是指男女之间由于特定文化环境，后天形成的社会“性属”上的差异。男女之间的差异不仅是生理的，更重要的是社会的。正是社会性别造成了男女两性的对立。在美国女性主义者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只把阶级作为分析的主要范畴，所以无法分析妇女受到的特殊压迫。将阶级与性别融为一体的探讨成为美国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和补充。譬如，艾里斯·扬在其《超越不幸的婚姻》一文中，就试图将家长制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结合起来。而另一位女性主义批评家琼·凯利在《女权主义理论二元视野》中则提出经济和性别系统互动而产生社会和历史经验的看法，她在赞同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对性别系统的决定作用的同时，进一步认为两性关系的逆转依赖并贯穿于社会经济结构、性与性别结构。（注：《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5月版，第160页。）

在批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不足方面，美国的盖尔·卢宾致力尤甚。卢宾对于建立在摩尔根的人类社会起源研究之上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妇女理论持明确否定态度。她引用了当代人类学的成果来说明，史前曾存在过母权制社会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而否认了恩格斯的女性受奴役与社会发展同步的理论。她指出，“人类的社会行为开始于人类自身的再生产，这时所建立的关系比在生产过程中建立的关系更重要。”（注：柏棣：“平等与差异：西方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理论”，《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5月版，第6页。）此外，卢宾参照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关于信物交换、乱伦禁忌的理论指出，社会的“性别制度”是建立在交换关系上的。“在以人类再生产为主的社会中，最重要的信物就是女人，最基本的社会流通就是交换女人，婚姻是交换女人的仪式和形式。”（注：柏棣：“平等与差异：西方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理论”，《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第6页。）所以，卢宾认为交换女人是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这样就揭示了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性别制度。卢宾还借鉴弗洛伊德、拉康的“恋母情结”学说，谋求改变性别制度的可能性。恋母情绪出现于孩子确认自己性别角色的时候，如果孩子顺利完成这一确认，恋母情结随之结束，成为正常的男人或女人；反之，恋母情绪将伴随终生，成为“性怪癖”或“同性恋”。卢宾认为，恋母情结是人类性别化的关键，改变这种文化心理现象有可能根除性别压迫和歧视；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应是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分工。例如，孩子最早的性别意识是多重的，若男女双方能真正分担养育幼儿的工作，那么就会从根本上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因此，卢宾提出女性主义应该用文化革命的方式对人类再生产领域进行改造，这样不仅能解放女性，而且将把整个人类从限制人格发展的两性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在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多方面的批评和质疑的基础上，以性别理论为突破口，为当代批评领域输进了新鲜血液。性别平等和差异的探讨反映在批评实践中，主要是主张寻求女性的传统，强调女性经验、女性独特的想象力和理解力，从而呼吁建立妇女自己的文学史、女性美学等。由于“社会性别研究”研究文化深层的社会性别问题，所以扩大了女性主义的思考范围。

三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理论态势。有的遵循马克思主义传统，有的试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有的则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阶级、经济等概念与女性主义批评中的性别、种族等概念融合起来。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继承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批判、怀疑的精神，彻底动摇了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传统，为妇女解放运动作出了贡献。对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的质疑和批评，尤其是性别理论的提出，则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压迫，女性主义在阶级压迫的基础上提出了同一阶级中男女两性的冲突，从而突出了女性所受的特殊压迫；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决定因素，女性主义在肯定经济要素的同时提出了社会、文化等其它要素；马克思主义提出女性获得解放的先决条件是走出家庭参加社会生产，女性主义在此基础之上提出用文化革命的方式对人类再生产领域进行改造；马克思主义提出社会主义即等于妇女解放，女性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仍存在性别冲突，等等。可见，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妇女理论方面拓宽了思路。

然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并非尽善尽美。在批评方法上，因其追求文学的外在研究而忽视了文学形式的研究，过分强调女子的社会属性而忽视其个人、心理因素。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往往难以摆脱决定论的影响，它试图为男女不平等寻求一个终极根源，为此遭到其他女性主义者的批评，认为这掉入了男权线型思维的陷阱，且有以新的权威理论代替旧的权威理论之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理论构建上缺乏统一的理论根基，在发展过程中，它任意选择现论为其所用。它也没有确定的研究对象，在许多问题上没有统一的认识，观点纷纭复杂（如在男女不平等根源、平等与差异等问题上）。因此，象女性主义批评自身一样，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缺乏严密的系统性，很难给它以一种科学的界定。

不过，还应看到的是女性主义批评，包括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毕竟是处于发展中的学说。它虽然不是一个统一体，但它包容、承认各种批评方法，鼓励不同思想的交锋，这正是女性主义存在和发展的源泉。正如伊丽莎白·米斯所说：“女权主义是流动不定的，它认定‘那些必须被继续假设和直接质疑的价值’。在向着不可知的、不可决定的事物迈进的道路上，向前的趋势使分裂产生新的活力，促进不断的发展。”（注：伊丽莎白·米斯：《穿越迷雾》，转引自康正果著：《女权主义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2月版，第129页。）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为女性主义批评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而女性主义批评中的性别、种族等多重批评方法，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