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哲学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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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哲学历程/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

【正文】

世纪之交，在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回顾与展望中，我们需要追问：当代中国究竟走过了怎样的哲学历程？这个哲学历程究竟蕴含了怎样的哲学逻辑？这个哲学历程及其所蕴含的哲学逻辑究竟孕育了怎样的哲学未来？这个哲学历程及其所蕴含的哲学逻辑和它所预示的哲学未来，怎样理论地表征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和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历程？这应当是在搜集、整理和概括当代中国哲学史料的基础上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

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当代中国的哲学历程

近年来出版的有关当代中国哲学的著作，均以建国50年来的哲学为研究对象。本文则把改革开放前30年的哲学作为理论背景，集中地探索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的哲学历程。本文关于研究对象的确认，主要是基于两点理由。

首先，这个研究对象的确认是基于我对“哲学历程”与“哲学事件”的区分。建国后的前30年，特别是“”十年，由于“哲学”在我国全部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中的特殊作用，每个时期的哲学、每个时期提出的哲学问题、每个时期所出现的哲学论争，总是直接地与该时期特定的“历史事件”、特别是该时期特定的“政治事件”密切相关，以至人们只能是把前30年的哲学史当作一个个的“哲学事件”来研究。具体地说，这种对“哲学事件”的研究主要是诉诸于三个方面：一是从形成每个“哲学事件”的现实基础——“历史事件”（特别是“政治事件”）——出发，以“历史事件”为根据去诠释和评论“哲学事件”；二是直接地以研究“历史事件”的方式去考察“哲学事件”，提供一个个“哲学事件”的基本资料、描述一个个“哲学事件”的基本过程以及梳理与评论一个个“哲学事件”中的理论观点；三是把某个时期的哲学当作“哲学事件”的集合，对这些集合起来的“哲学事件”进行某种总结性的概括与评论。

与“哲学事件”不同，所谓的“哲学历程”主要包括两层含义：其一，它是一个以“历史”为基础的“逻辑”展开过程，而不是与一个个“历史事件”相对应的一个个“哲学事件”的集合。哲学的“逻辑”展开，蕴含着“历史”的要求，但它以哲学的方式表现为传统问题的深化、反思层次的跃迁和思维方式的更新。其二，它是一个以理论“表征”历史的展开过程，而不是一个个可以被“历史事件”简单诠释的“哲学事件”。哲学作为“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时代精神的精华”，它并不仅仅是“反映”和“表达”时代精神，而且要“塑造”和“引导”时代精神。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哲学，在推进社会解放思想的过程中，不断地实现了自身的思想解放，不仅显示出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而且理论地表征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和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历程”，因而构成了当代中国的“哲学历程”。

其次，确认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为研究对象，是为了把前30年的“哲学事件”作为背景，集中地探讨迎接新世纪的当代中国哲学，阐释它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哲学历程”，揭示它所蕴含的“哲学逻辑”及其所预示的“哲学未来”。

建国以来前30年的哲学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人们把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当作模式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以它为标准来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以它为指导来构建哲学的各二级学科（如中外哲学史、伦理学、美学、逻辑学、宗教学、科技哲学等），还以它为根据来规范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和全部社会生活。这种教科书哲学及其在全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从根本上说，是把社会主义归结为计划经济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以前的教科书哲学既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也蕴含着内在的否定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国的哲学研究便合乎逻辑地由教科书哲学转向反思教科书哲学的哲学改革。

以80年代以前的“教科书哲学”为背景，当代中国的哲学历程便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总体面貌显现出来。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总体上经历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两个阶段。与此相对应，中国人的思想也经历了两次大转变，即实现了两次思想的大解放。当代中国哲学在推进社会的解放思想和自身的思想解放的过程中，既实现了哲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又理论地表征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和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历程。

在冲破“两个凡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过程中，80年代的中国哲学界不仅以讨论“真理标准”的方式而推进了当代中国的解放思想的进程，而且以改革哲学教科书为出发点，在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中推进了哲学自身的思想解放，出现了当代中国哲学史上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热潮，形成了关于世界观、认识论、历史观和价值论的一个又一个的“热点”问题和“焦点”问题，理论地表征了当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当代中国人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心灵历程。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深化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当代中国哲学界不仅以讨论“真理与价值”、“公平与效率”、“发展与代价”、“理性与非理性”、“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方式而关注和反思市场经济及其正负两面效应，而且以深化“哲学”自我理解的方式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发展。与80年代的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相比，90年代的中国哲学出现了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重大变化，以及从“热点”问题和“焦点”问题到以哲学的自我理解为核心开放性地研究各种哲学问题的重大变化。这种重大变化，既为重新建构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又理论地表征了以改革、发展和稳定相协调为基本取向的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以及在市场经济正负两面效应冲击下的中国人的心灵历程。

从80年代的教科书体系改革和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到90年代的哲学问题意识的兴起和哲学的自我理解，再到面向世界与未来、以理论创新的方式重新建构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哲学历程。

二、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20世纪80年代的哲学教科书改革与“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界面向现实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指向的当然是长期以来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的体系框架和理论内容。就体系而言，人们从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一整块钢铁”提出问题，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述为“两大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四大部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是否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变革？人们由对“体系”的责难则又转向对“内容”的质疑，即：在这种分述的哲学框架里，其内容究竟怎样？比如，“唯物论”部分所叙述的内容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对“物质”、“运动”、“意识”的理解究竟有没有实质区别？“辩证法”部分所叙述的内容与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究竟有无关系？怎样才能实现“唯物论”和“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如何以“实践转向”的基本认识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对教科书的体系和内容的沉思中，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理解，不得不逐渐地集中在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上：一是怎样从“研究对象”和“理论性质”上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理解？二是怎样从“哲学旨趣”和“理论使命”上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理解？在80年代初，前一个问题是以讨论“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这个命题集中体现的，后一个问题则是以讨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这个问题集中体现的。

二十多年来，这两个问题所受到的关注程度形成强烈反差。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这个问题的讨论，不仅受到整个理论界（而不仅仅是哲学界）的普遍关注，而且还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构成延续至今的主要哲学问题。与此不同，关于“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的讨论则仅限于哲学界内部，而且这个问题又被分别讨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以及“实践唯物主义”等问题所“遮蔽”，以至这个问题的“真实意义”并没有得到哲学界本身的认同。但在我看来，无论是“人道主义”问题，还是“实践唯物主义”问题，在理论上的深化，都有待于深入挖掘“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的“真实意义”。

80年代初所展开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和“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的讨论，具有明显的理论背景。从最重要的基本文献上说，是两部“手稿”式的著作——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列宁的《哲学笔记》。这两部“手稿”式的著作之所以在80年代初的中国理论界（后者主要是在哲学界）引起普遍的关注，这两部著作的基本思想或重要命题之所以成为当时理论研究的某种出发点，不仅在于这是理论界在“”后所面对的“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根本性问题，而且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初有两个重要的“理论资源”直接地影响到“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中国理论界。这就是以卢卡奇、葛兰西以及马尔库塞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以凯德洛夫、柯普宁和伊里因科夫为代表的苏联哲学界的“认识论学派”。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对马克思的“手稿”的研究中，形成的一个认识是，马克思本人是一个人道主义者，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人道主义哲学。因此，马克思的哲学与后来以“科学主义”的方式构成并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哲学、特别是与斯大林版本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具有显著的区别甚至是根本的不同。应当说，这些观点对于改革开放之初从理论上批判“”并寻求哲学体系改革的中国哲学界是具有震撼力、吸引力和启发性的。但是，由于当时尚缺乏对马克思的“手稿”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也缺乏对作为改革对象——通行的哲学教科书的理论困境的系统研究，特别是缺乏对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和“科学主义”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入研究。因此，这个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讨论似乎并未取得人们想像的那些结果。它的真实意义，也许主要是在于它理论地表征了人们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渴求，对改变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渴求。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表面上似乎并不热烈的关于“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的讨论，却触及了哲学理论的性质、对象和功能等问题，因而也触及了通行教科书的真正的理论困境。就此而言，这个讨论的理论意义是重大的，因而也是应当深入展开的。

列宁在1914—1916年写下的关于哲学的“笔记”，主要是针对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的认识论解释成费尔巴哈式的认识论、把马克思的辩证法解释成“实例的总和”等问题，以摘录和评论黑格尔《逻辑学》等著作的方式所构成的极其宝贵的哲学思想。这些思想的构成，主要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列宁）通过研究一个“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而实现的对另一个“唯物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的批判。通过这个哲学历程，列宁曾尖锐地提出：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加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列宁所得出的最为重要的哲学结论则是：“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于这个论断，列宁特别强调地指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实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55卷，第3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列宁《哲学笔记》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他关于“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的基本命题，对于寻求哲学体系改革的中国哲学界具有最为直接的理论意义。教科书哲学的根本理论问题到底是什么？《哲学笔记》的基本思想告诉人们，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并不是“一个问题”或“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实质”，不能离开这个问题去设想“辩证法”和所有哲学问题。这就是要从“思存”关系、“主客”关系即“认识论”去理解哲学的理论性质。然而，正是由于教科书哲学没有从理论性质上规定各种哲学问题，也就是没有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出发去阐述全部哲学问题，它才无法解决“两大块”、“四大部分”的统一问题。针对教科书哲学的这个根本性的理论缺陷，并以西方近代哲学已经实现的“认识论转向”和苏联“认识论学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为主要的理论背景，在80年代中期的中国哲学界便合乎逻辑地形成了以“认识论”模式构成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马克思的“手稿”和列宁的“笔记”，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苏联“认识论学派”对这两部著作的研究，都凸现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即“实践”在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意义。在教科书哲学中，是狭义地把“实践”当作“认识论”的首要的观点，只是在“认识论”部分予以论述，而不是把“实践”当作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理论实质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解释原则。因此，80年代初的中国哲学界在以“手稿”和“笔记”为理论背景而展开的关于改革教科书哲学的过程中，越来越注重对“实践”的研究，并从而凸现了对恩格斯称之为包含天才世界观萌芽的第一个宝贵文件即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研究。翻阅80年代中期以来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人们便会发现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不计其数的哲学论著都是以《提纲》关于“实践”的论述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这表明，以“实践”的观点来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成为80年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流。

以“实践”的观点去理解全部哲学问题，首先引发的是关于“反映论”的讨论。显然，以实践观点为基础的“能动的反映论”，理所当然地凸现了认识的“能动性”，由此便构成了关于认识论的“反映论”与“选择论”、“重构论”的讨论。这场讨论以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为主要的理论背景，强调从S→R（刺激→反应）二项式图式转变为三项式图式结构，从而突出了主体及其思维结构在自在客体转化为观念客体中的作用，直接地深化了哲学界对主客关系和思存关系的认识。由于认识论研究中凸现了主体的能动性，因而在历史观研究中也相应地凸现了关于主体的创造性活动与历史发展规律之间关系的讨论。这场讨论以80年代在中国学界影响颇大的卡尔·波普的“非历史决定论”为背景，形成了关于“历史决定论”与“非历史决定论”的讨论，出现了“辩证决定论”等一系列关于历史观的新认识。认识论和历史观的讨论引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看待“真理”的问题。具体地说，是“真理”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即人的全部历史活动（包括人的认识活动）是否都是实现人的“价值”的活动？而无论是从人的能动性去理解“认识论”，从人的创造活动去理解“历史观”，还是从人的价值追求去理解“真理观”，都理论地凸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主体性”问题。而这个“主体性”问题又是形成于以“实践”的观点去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历程中。因此，在80年代中后期便合乎逻辑地在中国哲学界凸现了两个密切相关的哲学概念——“主体性”和“实践唯物主义”。

“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内涵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从表层上看，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问题，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问题，即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

“实践唯物主义”的这个提法之所以具有为重新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的意义，主要是因为它的理论内涵结晶了80年代中国哲学界经过近十年的哲学论争所形成的最为重要的理论成果。如果借用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四大部分”的划分方式，我们就会看到：在世界观的意义上，“实践唯物主义”强调从人的“实践”出发去理解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从而变革了教科书的那种人站在“世界”之外“观”世界的“世界观理论”；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实践唯物主义”强调从“主体”出发去理解主体对客体的实践关系和认识关系，突出了主体在认识运动中的“选择”、“反思”、“建构”的作用，使“能动的反映论”获得了真实的“能动性”；在辩证法的意义上，“实践唯物主义”强调从人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实践——出发去揭示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不仅突出了辩证法的反思的思维方式和批判性的本质，而且在“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的意义上丰富了辩证法的理论内容，实现了辩证法问题与哲学基本问题的统一；在历史观的意义上，“实践唯物主义”强调从人的历史活动出发去理解历史的发展规律，改变那种把“历史规律”视为超然于人的历史活动之外的东西的看法，并力图以人的存在的历史性去解释全部哲学问题，实现以实践观为基础的世界观、认识论、价值论和历史观的统一。

正因为“实践唯物主义”具有为重新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的意义，因此“实践唯物主义”这个“称谓”不仅受到学界反对这种提法的人的责难，而且在认同这个“称谓”的学者中也存在多方面的甚至是原则性的分歧。研究这些分歧，我们就会发现，对于具有“定位”意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究竟予以怎样的理解和解释，主要是取决于对“理论”和“历史”这两方面的不同理解。

在“历史”的意义上，如何理解“实践唯物主义”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与人们如何理解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如何理解当代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化密切相关。简洁地说，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最为需要的是不是“大胆地闯”的实践精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为重要的是不是弘扬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以计划经济模式为历史根据的教科书哲学体系是否必须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时代是否需要获得大发展？这些隐含在理论论争背后的“历史意识”，从深层制约着人们对理论的理解。

在“理论”的意义上，如何理解“实践唯物主义”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则是同人们对80年代近十年的哲学论争及其成果的熟悉程度、理解程度、接受程度密不可分的，其中，特别是与对“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这个命题的理解密切相关。这个命题的真实意义在于：哲学究竟是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理论，即理解和协调人与世界之间“矛盾”的理论，还是关于“整个世界”的理论？因此，这个命题关系到如何理解哲学的“性质”和“对象”问题，关系到能否从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关系到教科书哲学的理论困境究竟在哪里的问题，并因而对于理解“实践唯物主义”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具有根本性的理论意义。同时，正如列宁所说，“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这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宣传家普列汉诺夫都不懂得，因而真正从理论上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变革通行的哲学教科书体系，决非易事。正因如此，这个关系到哲学的“性质”和“对象”的重大理论问题在80年代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和深入的讨论。这表明，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需要有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即：从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到重新理解哲学，再以重新理解的哲学为基础而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此而言，进入90年代的中国哲学界的理论视野聚焦到“哲学的自我理解”，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三、重新理解哲学：20世纪90年代的“哲学观”论争与哲学“问题意识”的兴起

与80年代的颇为热烈的“哲学景观”相比，进入90年代的中国哲学的显著特点，似乎是失去了某些共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因此有人感叹，90年代的中国哲学由“中心”到了“边缘”，并认为这种“缺热点”、“少焦点”的哲学陷入了扑朔迷离、难以预料的窘境。哲学研究的这种状况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在总结8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时，有的学者就提出，“80年代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基本上是团块状态的结构，大家做什么，一窝蜂地去做，什么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实验文学等等，这表明了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与批评的一种状态，大家思考的问题、出发点、使用的批评方法，主要的思想资源大体相似。不过，80年代的文学批评虽然热闹，却始终是比较单纯的，比较简单的。90年代要比80年代有进步，已经蜕掉了表层的喧嚣与浮华。它虽然不如80年代来得灿烂，令人炫目，但从批评知识学的意义上讲，建设性的成就要远远大于80年代”。（王光明等：《批评：自我反思与学理寻求——关于90年代文学批评的对话》，载《山花》，2000（10）。）同样，如果我们从“哲学历程”的视野去观察、思考和总结刚刚过去的十年，我们就会发现，90年代的中国哲学既是当代中国的哲学历程中合乎逻辑的重要环节，也是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至关重要的理论表征。

从“哲学历程”看90年代的中国哲学，我以为可以作出两个重要的哲学概括：其一，90年代的中国哲学实现了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重大转换；其二，90年代的中国哲学实现了从80年代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到“一个问题”与“所有问题”的“共振”的重大转换。前一个转换是后一个转换的根据和实质，后一个转换则是前一个转换的内容和表现。经过80年代的改革开放，90年代的中国大踏步地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并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而且是以经济生活为基础的全部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即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经济形式的多样化，经济利益的多样化，生活方式的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的多样化，以及日常经验的科学化、日常消遣的文化化、日常交往的社交化和日常行为的法治化，日益显著地改变着人们的存在方式。许多曾经备受人们关注的“热点”和“焦点”被色彩缤纷、急剧变化的生活本身“冲淡”了，而生活本身的多样化则向理论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层出不穷的、甚至是“花样翻新”的问题。“问题”日益成为哲学研究的出发点。

90年代的中国哲学在突出地、集中地反思“哲学”本身的过程中，把对哲学的反思“发散”于空前增多的各式各样的“哲学问题”之中，特别是突出地“展现”在关于“真理与价值”、“公平与效率”、“发展与代价”、“理性与非理性”、“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论争之中。这正理论地表征了当代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所呈现的人的存在方式多样化的历史进程，以及当代中国人在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转换和重建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心灵历程。这就是90年代的中国哲学所出现的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重大转换的“历史”根据。

从“理论”的角度看，90年代的中国哲学所出现的这种具有标志性的重大转换，则在于它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整个80年代的哲学任务，是以变革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为出发点，在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程中重建它的理论体系。“体系意识”是整个80年代中国哲学界的“主流意识”、“主导意识”。所谓的“热点”问题或“焦点”问题，无不与重构体系的“体系意识”密切相关。最为显著的标志是，80年代作为“热点”或“焦点”问题的“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问题、“反映论”与“选择论”问题、“辩证法”与“系统论”问题、“历史决定论”与“非历史决定论”问题，恰恰是作为“体系”的“四大部分”即“世界观”、“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中的核心问题而展开激烈论争的。具有“称谓”和“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的“实践唯物主义”，更恰恰是作为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解释原则”而提出的。

然而，这种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急迫的“体系意识”，在改革开放初期并不具备现实的可能性。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除去应有的历史前提，还必须至少具备三个重要的理论前提，即：占有充分的“理论资源”，发现真正的“理论困境”，形成创新的“理论思路”。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首先，从“理论资源”上说，由于哲学总是以时代性的内容、民族性的特色和个体性的风格去求索人类性问题，因此就不仅需要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需要重新研究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包括现代新儒家哲学）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在80年代，中国哲学界虽然比较集中地讨论了马克思的“手稿”和“提纲”以及列宁的“笔记”，并围绕“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问题展开过较为深入的讨论，但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本”还是对当今的时代都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在80年代，汹涌而入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潮，曾经从多方面引发中国哲学界的思考，但是，无论是对“分析哲学”还是“解释哲学”，无论是对“结构主义”还是“存在主义”，无论是对维特根斯坦还是对海德格尔，都还处于“引进”、“评述”而非“反思”、“消化”的阶段。对于中国传统哲学，80年代的哲学界基本上是局限于对中国哲学史自身的研究，而极少触及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至于力图“返本开新”的现代新儒家哲学，虽然引发了哲学界的某种“激情”或“热情”，但主要是作为一种特定的对象而被学界的一些人予以研究。缺少对“文本”的系统研究，缺少马、中、西的沟通与交流，这就使得80年代的中国哲学界在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时“理论资源”不足。

其次，从发现“理论困境”和创新“理论思路”上说，主要是存在理论深度不够和难以取得共识这两个方面。科学家爱因斯坦认为，“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通行的哲学教科书的根本性的理论问题究竟是什么？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真正的理论困难究竟是什么？在80年代的较长时间里，人们还主要是盯住“体系”本身作文章，提出或形成了一些互有差别的新体系，诸如“一总三分”或“一总四分”的方案。当超越对“体系”的构造而触及“内容”的时候，难以弥合的分歧造成了难以深入的研究，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究竟怎样理解“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把“实践观”作为“解释原则”将构成怎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离开对这个根本性问题的讨论，既不能找到真正的“理论困境”，也不可能形成真正的“理论思路”。

80年代的中国哲学界在“体系”上陷入的困境，只能从“体系意识”的自我超越中获得新的出路。这就是90年代的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历史性转换。由于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所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理论资源”贮备不足、“理论困境”捕捉不准、“理论思路”深度不够的问题。因此，90年代的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主要表现在对这三大根本性“问题”的探索。所谓“理论资源”不足，既是由于人们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系统研究，又是因为人们把研究的视野仅仅局限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之中。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它的重要前提是如何理解哲学。正是因为人们对“哲学”有着相距甚远乃至截然不同的理解，才无法形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统一性理解。因此，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任务，应当是在当代的背景下进行哲学的自我理解。这表明，进入90年代的中国哲学界逐渐地“聚焦”于哲学的自我理解，即“元哲学”问题，并非偶然。

哲学的自我理解，既不是自我封闭的苦思冥想，也不是固执已见的自我认同，而是以广阔的哲学视野为背景，以开放的哲学意识为基点，在各种各样的哲学观、特别是当代的各异其是的哲学观的比较鉴别中，深化对“哲学”的理解。正是由于90年代的中国哲学界以“哲学观”为“聚焦点”，才逐步“激活”了包括各种各样的哲学思潮、哲学流派、哲学观点在内的各种哲学问题。其中，首先是“激活”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试图从这种比较研究中，深化对“哲学”的理解。其次是“激活”了对“两大思潮”即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本主义思潮的比较研究，试图从这种比较研究中寻找到“超越”这两大思潮的“思路”；再次是“激活”了对“两种文化”即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试图从这种比较研究中为“哲学”奠定深厚的文化底蕴，特别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具有现代意义的“东方智慧”。

以“哲学观”问题为“聚焦点”而“激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研究，这就是“一个问题”与“所有问题”的“共振”。这种“共振”，以“开拓性哲学”、“准原理哲学”、“分支哲学”和“部门哲学”兴起的方式实现了90年代的哲学繁荣。20世纪最后10年的当代中国哲学的繁荣，为跨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由于“哲学”的自我追问，引发了对哲学的众多的基础理论问题的反思。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哲学的“理论性质”、“研究对象”、“思维方式”、“生活基础”、“派别冲突”及“社会功能”等“哲学观”问题，二是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真理观”、“价值观”、“历史观”、“发展观”等“基本理论”问题。正是对这些重大的基础理论问题的探索，90年代的中国哲学界出现了具有“开拓性”的理论进展。例如，围绕本体论问题展开的关于“在”与“在者”、“实体主义”与“非实体主义”的讨论，从真理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的统一中讨论认识论问题，以及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对发展观的反思，都拓宽了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这就是在基础理论上所出现的“一个问题”和“所有问题”的“共振”。

90年代的中国哲学界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不少学者强调改变哲学各二级学科“壁垒森严”的状况，一些被视为专攻“哲学原理”的学者探索“原理”中所蕴含的“哲学史”问题，或从对“史”的探索中而阐发“原理”问题；而另一些被视为专攻“哲学史”的学者则以“论”即“哲学原理”为出发点而论述“史”的问题，或注重从“史”的研究中“提炼”出“哲学原理”。这种“双向融合”的研究方式，并不同于一般的“史论结合”，因为它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都是在哲学理论上的突破或创新。我把“哲学原理”与“哲学史”的这种“双向融合”趋向，称之为“准原理哲学”的兴起。它真实地体现了“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是思想性的历史”的统一。正是在这种统一中，深化了人们对恩格斯关于哲学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认识。

90年代中国哲学的繁荣，还在于“专门化哲学”的兴起。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科学哲学”、“文化哲学”、“语言哲学”、“管理哲学”、“经济哲学”、“法哲学”等分支或部门哲学的兴起。这些在80年代已见端倪的分支哲学或部门哲学，在90年代的“问题意识”兴起的背景下，不断地获得了真正的“哲学意识”，即逐步地形成了关于这些分支哲学或部门哲学的“哲学性质”的“自我意识”。“专门化哲学”兴起的另一种表现，则是某些具有强烈的“思想家意识”的“专家”的涌现。在80年代，“现象学”、“分析哲学”、“解释学”、“实用主义”、“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等，主要还是像一些五颜六色的“思潮”在吸引人们的注意。到90年代，中国哲学界则涌现了一批研究杜威、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以及福柯、德里达、哈贝马斯等等的专家；他们不仅分别探索了这些现当代哲学家的各种哲学思想，而且致力于挖掘和展现这些哲学家对“哲学”本身的理解，从而在“哲学观”的意义上拓宽和深化了人们对哲学的现解。

90年代的中国哲学所出现的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转化，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个问题”（哲学的自我理解问题）和“所有问题”（开放性的各种哲学问题）的“共振”，为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哲学奠定了两个坚实的基础：一是使中国哲学界走出了“理论资源”匮乏的简单、抽象、空洞的哲学论争，为新世纪的哲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二是规范着新世纪的中国哲学沿着当代中国的“哲学历程”所展现的“哲学逻辑”而实现自己的发展。这就是以反思90年代的哲学自我理解为基础，面向世界与未来，创造性地重构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