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投资理论与企业投资需求的启动

导语：马克思投资理论与企业投资需求的启动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成亦投资，败亦投资”，此话说的是投资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确实，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的脉搏与投资息息相关。因而深入研究马克思的投资理论，无疑对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与改革实践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依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对马克思的投资理论作一粗略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对启动企业投资需求，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投资的内在动机与外在压力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与小商品经济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后者是为买而卖，意在使用价值；前者则是为卖而买，意在价值本身；后者对使用价值的追求是有限的，前者对价值的追求则是无限的，而对剩余价值与超额剩余价值的追逐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动力。这种追逐是通过将货币转化为资本即投资活动而实现的。所以，作为资本的人格化的资本家，起初进行的投资就好比放出一只金鸟，但目的是在回归时，除了金鸟，还有金蛋。这种剩余价值源自工人的生产活动，实现于流通之中。

当资本的内在贪欲一旦发动，投资活动就会像投入石子的湖面的水纹，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展开。这是因为获得剩余价值的内在动机的实现，经常受到与之同样动机的竞争。要克服这种实现的障碍，必须不断地使剩余价值资本化——即投资。

从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看，投资一直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这种投资活动一方面表现为生产的外延扩大，另一方面表现为内涵的深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两者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二重奏。

黑格尔指出，恶推动世界的发展，这个观点得到了恩格斯的肯定。所以马克思一方面指出了资本主义残酷性的一面，另一方面高度赞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的巨大进步。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作为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表现为单个资本家追求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的外部运动，并由此引起了竞争，在竞争的强制规律作用下，迫使每个资本家为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竭力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其中重要的手段就是不断地进行有利可图的投资活动。马克思在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怎样表现为资本的外部运动，怎样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发生作用，从而怎样成为单个资本家意识中的动机”（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2页。）时，从三个角度阐述了这一问题。

第一，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角度，阐述了资本家对超额剩余价值的追求而导致的投资竞争。

所谓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指在劳动时间长度一定的情况下，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而获得的剩余价值。众所周知，必要劳动时间是创造劳动力价值的时间，要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就必须降低劳动力价值。劳动力价值是由工人及其家属的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要降低其价值，就必须提高生产这些生活资料以及和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有关的部门的劳动生产力。

提高劳动生产力，降低劳动力价值，从而减少必要劳动时间，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客观结果，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一般的、必然的趋势”。就各个资本家个人而言，他提高劳动生产力的直接动机则是攫取超额剩余价值。这就是说，资本的一般的必然趋势表现为各个资本家对超额剩余价值的特殊追求。

马克思认为，要获取相对剩余价值，“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注：雪苇编：《资本论要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页。）变革技术条件，变革企业的组织形式，实际上是通过把新资本投向改良的机器或生产资料上实现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一至十三章的描述中，阐述了相对剩余价值发展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实际上是由投资活动推动的，或者外延扩大，以取得规模经济（协作力）的好处，或者外延扩大中包括着内涵的深化，以获取由于机器设备改良带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这一进程，是由单个资本家率先打破均衡，而由众多资本家的竞争走向新的均衡的过程，马克思指出：“采用改良的生产方式的资本家比同行业的其余资本家，可以在一个工作日中占有更大的部分作为剩余劳动。但是另一方面，当新的生产方式被普通采用，因而比较便宜地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和它的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的时候，这个超额剩余价值也就消失。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规律，既会使采用新方法的资本家感觉到，他必须低于商品的社会价值来出售自己的商品，又会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迫使他们的竞争者也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注：雪苇编：《资本论要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4页。）这样就实现了新的均衡，这时，超额剩余价值消失，大家都获得相对剩余价值。然而，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的战火并不就此熄灭，而会在新的均衡基础上重新展开这一竞争过程。

第二，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物质基础的角度，阐述了固定资产更新引起的投资竞争。

马克思从分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出发，指出：“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由中等活跃、生产高度繁荣、危机和停滞这几个时期构成的，穿插着较小波动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注：雪苇编：《资本论要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9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九章中经过大量材料的研究认为，固定资产每隔十年左右更新一次是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的物质基础。他说：“虽然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从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注：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7页。）众所周知，在危机期间，商品积压、物价下跌、生产下降。为了在危机中站稳脚跟，资本家就要竭力采取效率更高的机器装备和新的工艺方法，这就会引起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更新投资。固定资产的大规模更新，导致生产资料市场的扩大，从而出现生产资料部门本身的引致投资；由于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员增加，扩大了消费品市场。这样，就会使生产从危机中摆脱出来，经济从萧条走向复苏，资本赢利增加，生产上升。生产扩大的结果，必然要超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于是在经济高潮之后，新的危机不可避免地到来。新的危机又会引起新的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投资。

第三，从说明一般利润率和成本价格形成的角度，阐述投资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流动与竞争。

众所周知，当剩余价值被看成全部资本带来时，剩余价值便转化为利润。由于各种原因，按理各个资本的利润率是不相同的，有高有低。然而在资本主义的现实经济生活中，实行的是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也就是说都能获得大致相同的利润率。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资本在各个生产部门的流动与竞争造成的。马克思指出：“不管所生产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多么不同，成本价格对投在不同部门的等量资本来说总是一样的。成本价格的这种等同性，形成不同投资竞争的基础，而平均利润就是通过这种竞争确定的。”（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2页。）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平均利润率的形成，主要是通过两个环节得来的：一是成本价格的等同性，二是部门间的竞争。

所谓成本价格，就是生产某种商品所花费的资本。对资本家来说，不管这种资本投向的部门有机构成如何，如果投入的资本是等同的，那么他就要求获取等量的利润，因为他花费的资本即成本是等同的。然而，这种要求的实现是通过竞争达成的。

竞争依范围来划分有两种：部门内部的竞争和部门之间的竞争。部门内部的竞争形成商品的社会价值，部门之间的竞争则形成平均利润率。

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各部门的资本家为了争夺较高的利润率而展开竞争，这种竞争主要是通过资本的进入和退出来实现的。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当资本不能在某一部门获得平均利润率时，资本就会流出这一部门，反之则流进这一部门。资本不断地从利润率低的部门流向利润率高的部门，结果，利润率低的部门由于资本的减少，产品减少，在供求规律的作用下，利润率升高。而利润率高的部门由于资本的流入，导致生产增加，产品供给增多，价格下降，利润率下降，从而导致暂时的均衡。除了原有资本的移动外，新的投资也参与这一角逐，从而导致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因为资本总是要求有利的投资场所。

二、投资来源与实现条件的分析

要投资，就必须要有投资来源。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剩余价值理论出发，明确指出，剩余价值从资本来，资本则是剩余价值的转化。从而指出了资本不过是存量形态的剩余价值。马克思说：“把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叫做资本积累。”（注：雪苇编：《资本论要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6页。）资本主义生产本质上是不断扩大的再生产，是剩余价值不断地资本化过程。在扩大的再生产中，资本来自于剩余价值，不仅如此，马克思的分析还表明，甚至在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全部预付资本，不管它的来源如何，都转化为积累资本或资本化的剩余价值；但在生产的巨流中，全部的预付资本，与直接积累的资本即重新转化为资本（不论它是在积累者手中，还是在别人手中执行职能）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比较起来，总是一个近于消失的量（数学意义上的无限小的量）。（注：雪苇编：《资本论要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8页。）

投资来源从资本的运动来看，似乎只有剩余价值，但还不是全部，还要扣除资本家的消费。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的再生产理论就是据此构建的，我们在下文还要谈到。

事实上，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资本化是投资的惟一源泉，这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出的，在那里，马克思是抽象地考察积累，也就是把积累只看作直接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但随着研究的深入，马克思不断赋予积累新的内容，指出投资资金的新来源。在《资本论》第二卷中，他认为剩余价值到追加资本的转化只是“特定意义上的资本积累”，可用于投资的货币资本“除了由于剩余价值的逐渐货币化外，新的货币资本还可由其他方法产生”。这其他的方面，主要是指下述两个方面：

第一，折旧基金用于扩大再生产投资。从生产周转的角度看，可将预付资本划分为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流动资本（包括原材料以及工资等）随着企业不间断的再生产，需要将其不间断地用于购买以便投入生产。固定资本的周转，即折旧则有不同的运动形式。固定资产的使用期限比较长，资本的周转期长于产品的周转期，这就决定了它的价值补偿与实物补偿在时序上的不一致性。在固定资本实物更新之前，先期参加周转的价值，便以货币资本的形式沉淀下来。从整个社会来看，这部分资本可作为追加的投资，成为企业积累的一个现实因素。马克思指出：“虽然固定资本，如上所述，继续以实物形式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作用，但它的价值的一部分，根据市场损耗，已经和产品一起进入流通，转化为货币，成为货币准备金的要素，以便在资本需要的实物形式进行再生产时来补偿资本。固定资本价值中这个转化为货币的部分，可以用来扩大企业，或改良机器，以提高机器效率。这种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不是由积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引起的，而是从固定资本的本体分出来，以货币形式和它分离的价值再转化为追加的，或效率更大的同一种固定资本而引起的。”（注：雪苇编：《资本论要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页。）

第二，货币收入转化为借贷资本。

马克思在比较货币资本与现实资本时指出：“产业资本家进行的现实积累，通常要由再生产中的资本本身的各种要素的增加来实现。”（注：雪苇编：《资本论要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2页。）

货币资本的积累虽然不表示现实生产要素的增加，但它是增加生产要素的现实条件，是资本运动的必经阶段。“货币资本的积累，……为现实的积累，为开辟新的投资场所的货币，提供了货币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73页。）

借贷资本的很大一部分是由居民收入转化而来的。马克思早就观察到这一情况，对收入转化为借贷资本积累作了概括。马克思指出：“一切逐渐消费的收入，例如地租、高级工资、非生产阶级的收入等等，也是这样。它们都在一定时间内采取货币收入的形式，因此可以变为存款，并由此变为借贷资本。”（注：雪苇编：《资本论要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2页。）“用于消费的收入部分（这里撇开工人不说，因为他的收入＝可变资本）的扩大，首先表现为货币资本的积累。”（注：雪苇编：《资本论要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3页。）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工资水平提高的条件下，工资收入用于积累的现实可能性已经愈益明显。西方国家如此，我国更是如此，改革开放后，居民收入大幅度增长，已经成为资本积累的中坚力量。

尽管马克思看到了在C、V、M中都存在着积累——投资来源的主要因素，但他在考察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时，仍然将投资的来源确定为剩余价值的资本化。他认为投资的实现条件必须是货币资本和剩余产品的双重存在。“剩余价值所以能转化为资本，只是因为剩余产品（它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已经包含了新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注：雪苇编：《资本论要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7页。）而固定资产折旧的提取事实上也是有与之相对应的物质组成部分，因为马克思已经在分析简单再生产时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折旧基金不及时转化为投资，就会在简单再生产中出现产品实现危机。（注：雪苇编：《资本论要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6页。）

马克思认为，工人的工资仅够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以V中没有可用于积累的物质原子。而其他形成借贷资本来源的收入，在马克思看来，其相对应的实物形式则是消费资料。马克思说：“在货币资本的积累中，加入了一个本质上和产业资本的现实积累不同的要素，因为年产品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并不是资本。它本身无论在这个形式上或在那个形式上都不表示积累。但它暂时执行借贷资本的职能，即货币资本的职能。”（注：雪苇编：《资本论要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3页。）

马克思通过再生产活动的分析来论述投资实现条件时，做了一个假设，即不变资本的流转包括固定资本的价值周转，最长为一年，这样就把固定资产中游离出来的投资来源假定掉了。这样做只是为了分析的方便，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

依据马克思的思路，可变资本V能够维系劳动力再生产，故在投资实现条件的再生产图式中，现实的投资来源由此成了单一的剩余价值（扣除了资本家集团消费）。

但是依据发展了的情况，将这一实现条件分析进行一定的深化则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因为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基本的框架，我们要做的就是只做些添加。不过本文的目的并不在此。

马克思在分析简单再生产时，实际上提出了要使生产能够顺利运行，生产资料的部门必须完成不变资本的补偿，生活资料部门则必须满足工人与资本家的消费需要。

在这一基础上，马克思分析了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即从投资的货币资本必须有相应的剩余产品的角度，提出了投资可能的条件。实际上，结合《资本论》第三卷的分析，投资可能实现的条件还必须考虑投资之后产出品的实现问题。如果不能实现，投资就不可能实现，所以《资本论》第三卷谈到了资本过剩和人口过剩问题。这一思想对指导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投资活动仍然具有重大意义。

三、投资增长与制度创新

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分析，投资与制度创新的关系具有双向性：一方面，随着资本的积聚，单个资本的投资额增大，制度例如企业制度就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是新制度会带来更多的利益；另一方面，随着新制度的建立，促进了投资增长，例如信用制度的建立，使数额巨大的投资需求得以以股份的方式实现，并进而创造出股份公司与股票市场更新的制度。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较为详尽地论述了投资增长与企业制度不断创新的关系。马克思认为，现代经济组织——企业制度的演进经历了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生产（工厂）、股份公司这几个阶段。

马克思认为，企业的起源是与协作联系在一起的，确切地说，是与简单协作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维系简单协作的条件，就是企业产生的条件。从简单协作本身来看，主要取决于：(1)简单协作的技术条件，这个条件在封建的手工业中就已经存在；(2)资本积累的最低额度。从经济学上说，这是重要的，没有一定量的资本作为粘合剂，就不可能有现代企业，当然，这是以协作比单个手工劳动的生产率高为前提。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资本同时雇佣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8页。）

与简单协作相比，工场手工业的最大特点是，协作建立在分工的基础上。采用这种企业制度，资本额必须较简单协作为大。马克思指出：“数量较多的工人受同一资本指挥，既是一般协作的自然起点，也是工场手工业的自然起点。”（注：雪苇编：《资本论要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反过来，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又使工人人数的增加成为技术上的必要。现在，单个资本家所必需使用的最低限额的工人人数，要由现有的分工来规定。另一方面，要得到进一步分工的利益，就必须进一步增加工人人数，而且只能按倍数来增加。但是随着资本的可变部分的增加，资本的不变部分也必须增加，建筑物、炉子等共同生产条件的规模要扩大，原料尤其要增加，而且要比工人人数快得多地增加。由于分工、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一定劳动量在一定时间内消耗的原料数量也就按比例增大。因此，单个资本家手中的资本最低限额越来越大，或者说，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资本，这是由工场手工业的技术性质产生的一个规律。

工厂制度确定的另一个阶段，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阶段，是与机器大工业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工业革命起点的机器，用一个机构代替只使用一个工具和工人，这个机构用许多同样的或同种的工具一起作业，由一个单一的动力来推动，而不管这个动力具有什么形式。”（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13页。）在机器大工业中，由于劳动资料取得了机器这种物质存在的方式，就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进一步加强，并且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构成，决定了协作的规模、方式和程度。

机器大工业最终确立了工厂制度，而工厂制度的确定意味着典型的企业制度的形成。当然，在工厂制度得以确定的前期（或初期），企业是以单个资本的形式出现的。不过，这时候的单个资本形成的最低限额大于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单个资本形成的最低限额。这不仅因为机器的昂贵和机器决定的生产规模在技术上的规定性大于手工业中相同要素的作用，还因为机器大工业本身一开始就要求一定的规模经济。机器大工业造就了生产的大规模，资本对利益的追求决定了机器使用的最低界限，所以，机器一经应用，对资本来说，必须具有经济性，这种条件，在极小的规模内无法做到，从而，小的资本额无法突破现代工厂制度的壁垒。

从单个企业演进到股份制，同样伴随着资本最低限额要求的提高。马克思指出：“一个独立的工业企业为进行有效的生产所必需的资本最低限额，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这种情况在竞争中表现为：只要新的较贵的生产设备普遍得到采用，较小的资本在将来就会被排除在这种生产之外。只是在各生产部门机器发明的初期，较小的资本才能在这些部门独立执行职能。另一方面，像铁路之类的规模极大的企业，不变资本占的比例异常巨大……但是，资本在股份形式上的巨大的结合，在这里也找到了直接的活动场所。”（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92-293页。）“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88页。）

从简单协作到工厂企业的建立，是单个资本积聚的结果，由投资的最低额度增长导致制度的创新，可看成投资推动的制度变革。但从单个资本到股份制企业的诞生，却是由投资巨额需求拉动的制度创新。马克思认为，股份制企业的诞生不是资本积聚的结果，而是信用制度作用的结果。信用采取股份的方式筹集了大企业需要的资本金，并由此衍生一系列的金融制度，如证券交易所等，形成了资本市场。

四、马克思投资理论的现实意义

通过以上对马克思投资理论的粗略分析，我们认为，尽管马克思构建其投资理论的时代背景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不尽相同，但其理论分析仍然具有普遍意义。

从国内经济来看，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壮大，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瓶颈”制约得到缓解，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迈上了新台阶。以买方市场的形成为标志，我国的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已经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

众所周知，总需求是由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与外贸需求构成的。要使经济正常运行，必须同时启动这三只轮子。目前，外贸需求由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国内消费需求由于居民一方面实际收入减少，购买力降低，另一方面对未来的经济前景颇感忧虑，需求平淡；因此启动经济很大程度上要寄希望于投资需求。

有鉴于此，政府这两年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图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可谓用心良苦，无奈企业应者寥寥。政府的投资目标在于增强企业或民间的投资信心，引诱企业投资，推动经济增长。

企业投资信心不足，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客观原因就是商品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些传统产品生产能力过剩，企业经营困难，据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估计，约有3/4企业开工不足，生产能力闲置。（注：曾培炎：“坚持扩大内需的政策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体制改革》1999年第1期。）

这就使得以前只要有产品就不愁市场、只要上项目就不愁盈利的状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投资行为的盲目性受到了市场的有效约束。在一般产品的生产能力出现过剩的同时，由于缺少必要的技术储备，新产品开发跟不上。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普遍感到难以找到效益好的投资项目，投资欲望减弱。据中国人民银行对5000家工业企业投资意向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1998年企业已有的投资项目中，只有28%的企业有新建项目，且多集中于大型企业。有30%的大型企业有新建项目，中小企业有新建项目的只占总数的26%和23%。（注：刘树成：“启动经济要有新思路”，《内部文稿》1998年第19期。）

另一方面，企业缺乏有效的融资方式，也是投资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马克思的分析，投资来源主要是企业的剩余。然而，我国企业的投资来源主要是银行贷款（约占37%），其次来源于企业自身的积累（约占25%)和内部集资（约占10%）。由于我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加之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转轨，企业融资困难。且间接融资负债过多，企业的金融结构不合理，影响企业的长期发展。

从主观方面看，企业缺乏一定的投资能力和投资经验，缺乏公正超脱的投资中介机构，缺乏必要的政府指导，企业投资成功率较低。一方面，从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转轨，不少经营者决策知识不足，不熟悉市场经济体制下投资运作的程序和投资要求，单凭主观意志、善良愿望进行投资，结果失误较多。另一方面，随着市场从卖方向买方转变，产品升级换代，产业向高度化方向发展，对投资者的要求越来越高。投资需要相当的专业知识（目前我国短缺的一些产品，大部分是一些科技含量较高的），需要充分的信息依据，并且在外部环境瞬息万变的情况下，投资风险很高。

针对目前的状况，我们认为，要启动企业的投资，可能要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要增加企业对未来的信心。目前国际经济形势已经好转，外贸出口比去年同期有所增加，国内经济也开始回升。根据马克思的分析，经济周期的低谷，正是企业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的极好时机，各类投资品价格较低，目前投资项目建成时，正好赶上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因此要使企业明了这个道理，把目前的扩大投资需求同以后的经济增长联系起来。

第二，要解决企业的投资资金不足的问题。目前我国国民收入的流向已经发生改变，居民成为资金供给的重要来源，现在居民储蓄有5万多亿。大力发展我国的资本市场，让居民参与投资活动，这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企业的投资来源，改善企业的金融结构。

第三，政府要引导企业经营者改变传统观念，积极进行技术创新，通过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创造新机会以取得新的优势。根据马克思的分析，重要的是要通过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以获取相对剩余价值。只有通过技术创新，强化管理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才能赢得市场，取得较多的剩余价值，增强企业的生存能力与发展能力。

第四，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投资理论培训和投资模拟训练，增强其投资能力，丰富其投资经验。组建投资咨询机构，加强企业与科研部门的合作。

第五，以制度创新推进投资需求的扩大。随着经济的发展，投资的门槛越来越高，需要通过资本纽带，组建较大的企业集团，让众多的小资本集中为较大的资本，以进行规模投资，涉足高新技术领域，通过资本优势取得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