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探索

导语：马克思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探索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一、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探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基础

马克思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是以对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为前提的。自19世纪40年代开始，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典型国家”——英国的经济关系研究中，以其惊人的洞察力对人类发展的历史趋向作了总体概括，对世界历史的形成、扩展及给社会发展带来的新的变化作了考察。马克思的这一探索主要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和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两个方面展开。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在不断拓展自身的活动范围基础上的发展，是从狭窄的民族历史走向广阔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这一发展过程决定了它不能在自我封闭的历史环境中生存，不能处于孤立隔绝的状态，它具有显著的国际性和开放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阐述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思想。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4页）推进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力正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6页）。

世界历史的形成虽然与世界市场的建立有着直接的联系，但归根到底则是生产力与世界交往的交互作用。大工业的建立、美洲的发现对殖民地的贸易，以及东印度和中国市场的开辟，使世界市场得以形成。“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无论是在物质产品方面还是在精神产品方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但是，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8页）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民族性和世界性关系上的反映。世界历史的形成，使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狭隘地域内单独进行运动的各个不同的民族、国家，越出了狭隘的地域，卷进了世界历史的漩涡之中；这时，各个民族、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开始纳入了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整体。因此，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各民族内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和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相联系的，并在总体上受到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影响和制约。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作为客观的实际存在过程表明，“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5—116页）。比较落后的民族、国家不一定要重复比较发达的民族、国家所走过的路，完全可以在比较发达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启示”之下，跨越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

在马克思看来，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展示的未来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自发地实现工业化，如当时的法国和德国；一条是被工业发达国家以殖民化的方式被迫工业化，典型的国家是印度。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最显著地反映在第二条道路上。

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是一种打上资本主义烙印的世界性交往。它以强制的方式“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它使资本主义发展成一个“中心”与“外围”相对立、“中心”控制“外围”和“外围”依附于“中心”的世界体系。

由此可见，工业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所采取的殖民化的方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工业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进行“原始积累”时，对殖民地进行公开抢掠，强行把它们拖入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马克思分析了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的殖民化。马克思认为，“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他们对印度采取殖民政策必然导致两个后果，即“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崇高的一切，从而毁灭了印度的文明”；“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也就是“使印度达到比以前在大莫卧儿人统治下更加牢固和更加扩大的政治统一”，使印度具有和欧洲共同领导的自由报刊，“崛起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且熟悉欧洲科学的新的阶级”，使印度能够经常地和欧洲联系，摆脱孤立的状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8页）。显然，英国在印度所要完成的双重使命，其结果必然是彻底破坏印度这种半野蛮半文明公社的经济基础，从而在亚洲造成“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5页），使印度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其次，工业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把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强行拖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以后，对它们进行了殖民式的剥削和掠夺。马克思指出：“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2页）工业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殖民式剥削和掠夺，主要是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的。一是对外贸易。马克思认为，在国际贸易关系中，计量各国国民劳动强度的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过国际水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4页）在经济文化落后国与工业较发达国家的贸易中，工业较发达国家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利润率就会提高。“这好比一个工厂主采用了一种尚未普遍采用的新发明，他卖得比他的竞争者便宜，但仍然高于他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出售，就是说，他把他所使用的劳动的特别高的生产力作为剩余劳动来实现。因此，他实现了一个超额利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65页）在马克思看来，由国际贸易中不平等交换所产生的这种“超额利润”，是由工业较发达国家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二是资本输出。马克思认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存在前资本主义性质的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利息率不仅决定着商业资本的利润率，而且这一利息率大大高于工业较发达国家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利息率”。因此，工业较发达国家输往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资本，能作为前资本主义性质的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取得高额利润或利息。再加上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地价、工资水平和农产品价格都比较低的经济事实，也有助于工业较发达国家通过资本输出攫取高额利润或利息。

工业较发达国家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殖民剥削和掠夺方式，给这些国家带来了灾难，这种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但却“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2页）。尽管马克思认识到这种灾难的本质变化与程度的深重，认识到“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注：《马克思恩格选集》第1卷第766页），认识到印度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不会给人民带来直接的利益，但是，马克思却看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看到了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资产阶级所负有的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历史使命，这就是：“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3页）

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问题的研究，是以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为前提的。在此基础上，他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被强行拖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既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带来了生产力和世界交往发展的理论分析，成为他晚年探索经济落后国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础。

二、社会经济发展道路：马克思晚年探索的新发展与徘徊和困惑

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即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加速向西欧以外，特别是广大亚洲、非洲国家伸展，资本主义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所谓“世界主义”的现象，在这种所谓的“世界主义”的冲击下，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必然面临一个如何选择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问题。

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资本主义既具有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巨大功绩，也明显地暴露出一些难以避免的弊端，给人类社会的进步带来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怎样才能在既保留住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给人类文明带来的成果的同时，又能避免资本主义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就成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时必须思考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这一探讨是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理论的深化和具体化，是“世界历史”理论的新的表现形态。

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的另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相对稳定的状态，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矛盾则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入侵而不断激化，无产阶级革命日益高涨。这一重大变化表明：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心开始移向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马克思当时特别注意到了俄国所酝酿的革命风暴，在对俄国农村公社所有制的研究中，提出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特殊道路。

在1877年到1882年期间，马克思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探讨，集中于他的三篇文章中。这就是1877年11月《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81年3月8日《致维·伊·查苏里奇的信》和1882年1月21日《〈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在这三篇文章中，马克思的探讨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西欧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经历的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马克思指出，他在19世纪60年代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也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了。一旦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起来，这种分离就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出来；但是，这种分离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而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因此，英国必然在我们的概述中占着主要的地位。但是，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虽然因环境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地域色彩，或者局限在较窄的范围内，或者特征不是那么明显，或者过程的顺序不同。”（注：《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69、770页）这一对资本主义运动的历史必然性的描述不是泛指全世界，而是特指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其原因在于：“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这种把孤立的、自主的劳动者同劳动的外部条件结合在一起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劳动即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注：《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第341页）在马克思看来，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差别：在西欧，是从前资本主义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渗入之前私有制的发展极为有限，土地公有制占据统治地位，因而“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7页）因此，谁“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使用一般历史哲学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131页）

第二，俄国农村公社二重因素的存在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重要原因。马克思首先分析了俄国农村公社的特殊性，认为它既不同于东印度的农村公社，因为那里的公社“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5页）；也不同于西欧的农村公社，因为那里的公社解体是由于公社内部的私有制因素战胜了集体所有制因素，而俄国则“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土地公社占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同时，恰好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4页），俄国农村公社的解体则是由于国家的财政搜刮和商人、地主、高利贷者的盘剥，以及国家靠牺牲农民培植起来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些部门对农产品的掠夺。俄国农村公社之所以会有这种特殊性，主要在于它具有私有制和公有制并存的二重因素。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的二重性既能够给予公社巨大的生命力，也能够逐渐成为公社解体的萌芽。之所以能够给予公社巨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摆脱了牢固然而狭窄的血统亲属关系的束缚，并以土地公社所有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为自己的坚实基础；同时，各个家庭单独占有房屋和园地、小土地经济和私人占有产品，促进了个人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同较古的机体发展是不相容的”；之所以能够逐渐成为公社解体的萌芽，是因为“除了外来的各种破坏性影响，公社内部就有使自己毁灭的因素。土地私有制已经通过房屋及农作园地的私有渗入公社内部，这就可能变为从那里准备对公有土地进攻的堡垒。……这种不受公社控制的动产，个体交换的对象（在交换中，投机取巧将起极大的作用）将日益强烈地对整个农村经济施加压力。这就是破坏原始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因素。它把别的因素带进来，引起公社内部各种利益和私欲的冲突，这种冲突，首先会破坏耕地的公有制，然后会破坏森林、牧场、荒地等等的公有制；一旦这些东西变成了私有制的公社附属物，也就会逐渐变成了私有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0页）。因此，农村公社的二重性使公社“只可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私有原则在公社中战胜集体原则，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0—451页）鉴于俄国农村公社的这种二重性，马克思指出：俄国可以不是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发展它的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即“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它可以借使用机器而逐步以联合耕种代替小土地耕种……，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1页）

第三，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必须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时曾认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对于革命的无产阶级来说，“首要的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2、443页）。马克思恩格斯阐述的这一理论，虽然是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而言的，但是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在阐述俄国农村公社问题时，也非常明确地指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末，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1页）“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变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6页）可见，马克思当时虽然认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具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是要以“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互相补充”为前提条件的。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虽然没有预料到社会主义革命首先会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取得胜利，但是，马克思却是把“革命”作为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唯一方式的。

三、经济发展问题：马克思遗留给人类的宝贵的经济思想遗产

19世纪40年代中期至80年代，马克思在以西欧发达资本主义为主要研究对象，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和历史趋势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揭示了经济发展的一般的基本的理论，如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四个环节及其辩证关系、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企业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经济的协调发展等。这些理论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第一，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四个环节及其辩证关系。马克思认为，社会经济的运行过程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这四个环节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不可分割地构成了社会经济运行的整体。

在社会经济运行的四个环节中，“首先是物质生产”。“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可是，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页）也就是说，不同社会形态的生产，都表现为劳动者通过有目的的活动，改变自然界的物质形式，以适合人们某种需要的过程，即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在任何条件下，生产又都是社会的生产，人们只有结成一定的经济关系，才能同自然界进行斗争。生产是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人们从事物质资料生产必须具备劳动、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三个因素。在任何社会生产中，劳动者的劳动总是通过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生产出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劳动产品。分配是社会产品分归社会或国家、社会集团和社会成员的活动，“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5页），因而分配包括了作为生产条件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分配，以及作为生产结果的产品的分配。交换是人们相互交换活动或交换劳动产品的过程，它包括人们在生产中发生的各种活动和能力的交换，以及一般产品和商品的交换。在总体上，它分为四类：（1）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的交换，即劳动者在分工、协作过程中进行的活动和能力的交换；（2）生产过程中的产品交换，即在同一生产单位内，生产过程中各道工序之间的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交换；（3）产品在最后进入消费领域之前，各个不同生产单位之间在产品生产、运输、包装、保管等过程中的交换；（4）直接为消费而进行的交换，即产品进入最后消费领域的交换。消费是人们使用物质资料以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的过程，它包括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生产消费是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使用和耗费，是直接生产行为；个人消费是人们把生产出来的物质资料和精神产品用于满足个人生活需要的行为和过程。

在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就生产和消费的关系而言，生产消费是生产要素的耗费，它与生产是同一的；在个人消费上则是生产决定消费。生产创造出消费的物质对象，生产创造出消费方式和消费结构，生产创造出消费的动力，因此，没有生产也就没有消费。但是，消费对生产也具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主要表现在：消费再生产出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者，生产过程结果的产品只有得到消费才成为现实的产品，生产才得以完成；消费创造出新的需要，在观念上提供了生产的对象，从而成为生产发展的内在动机。从这个意义上看，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就生产和分配的关系而言，作为生产前提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分配决定生产。因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生产过程的分配包含生产过程本身，并决定着生产的结构。如果没有这种分配，生产就是一个空洞的抽象。在产品分配上，生产决定分配，因为就分配的对象来说，分配对象是生产的产品，没有产品也就不可能有分配，就分配的方式来说，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在分配中所处的地位，他们参与生产的方式也决定了他们参与分配的方式。产品分配对生产的反作用表现在它促进或延缓生产的发展。就生产和交换的关系而言，一方面表现为生产与直接生产过程中各种活动和能力的交换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表现为生产与产品和商品的交换之间的关系。从生产与直接生产过程的交换来看，由于各种活动和能力的交换发生在生产过程中，因而这种交换本身就是直接的生产过程；从生产与产品和商品的交换来看，生产决定着产品和商品的交换，因为这种交换是由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决定的，如果没有分工也就不可能发生交换。生产决定着交换的性质，生产发展的程度决定着交换发展的程度。交换对生产也有反作用，即随着交换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对用于交换的产品的需求就会增长，这些产品的生产活动就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第二，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企业的经济发展。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的研究中，从生产过程、流通过程，以及总过程的角度探讨了企业的经济发展问题。

马克思对直接生产过程中企业经济发展问题的论述主要有三个方面：（1）企业再生产的条件。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这就需要“资本积累”，即一是从积累的行为和过程方面来看，“把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叫做资本积累”；二是从积累的结果来看，“积累就是资本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35、637页）资本积累是企业再生产的条件。没有积累的行为，就没有积累的结果，也就没有企业的再生产。在剩余价值分割为积累基金和资本家个人消费基金比例的一定情况下，制约企业资本积累量的主要因素有劳动力的剥削程度、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所使用的资本和所消费的资本之间的差额、预付资本的总量。（2）企业再生产的目的与动力。马克思认为，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家企业在进行使用价值生产的同时，必然要实现价值增殖即得到剩余价值，价值增殖才是生产的目的。“剩余价值以从无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诱着资本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3页），促使企业全力以赴地进行生产。为了实现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的目的，企业竞相采用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新的生产方法，使自己的劳动生产力水平高于生产同种商品的其他企业的一般水平，从而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可见，采用改良的生产方式的资本家比同行业的其余资本家，可以在一个工作日中占有更大的部分作为剩余劳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54页）。（3）企业的经济管理。马克思认为，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一切规模较大的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通过对整个劳动过程的监督和调节，使单个劳动服从生产总体的要求，以保证整个劳动过程按人们预定的目的正常进行，这种对生产活动进行指挥、协调、监督和调节的总称就是经济管理。经济管理一方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创造新的生产力的必要手段。但是，由社会生产力所产生的经济管理的这种一般性质，总要受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制约。所以，任何社会经济形态中的经济管理又具有特殊的社会性质。

马克思对流通过程中企业经济发展问题的论述主要体现在对单个企业运营的分析上。马克思认为，企业在运动中必须经过购买、生产、售卖三个阶段，分别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三种职能形式。企业依次经过三个阶段。依次采取三种职能形式，最后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即货币资本形式上的运动，就是资本循环。企业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循环运动中实现价值增殖的。产业资本循环的连续不断、永无止境的运动，反映出它的三个循环形式，即货币资本循环、生产资本循环、商品资本循，体现出三个重要特点，即三个阶段和三种职能形式的统一，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货币资本循环、生产资本循环、商品资本循环的统一。企业在资本循环中所花费的“流通时间的延长和缩短，对于生产时间的缩短和延长，或者说，对于一定量资本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的规模的缩小或扩大，起了一种消极限制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42页）就是说，流通时间越接近于零，一定量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就越大；生产时间越与劳动时间相吻合，在一定期间内一定生产资本的效率就越高，它的价值增殖就越大。产业资本连续不断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就是资本周转。资本周转速度是用周转时间和周转次数来表示的。资本周转时间取决于生产过程经历的时间（生产时间）和流通过程经历的时间（流通时间）。其中的生产时间“直接同生产力的发展相一致”，流通时间则是“资本从转化为产品到产品转化为货币所经历的期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8页）流通时间决定和制约着生产过程，因而也影响着一年内资本自行增殖的次数，从而对年利润率的高低发生影响。资本周转次数是用来考察各个不同生产部门和企业的周转速度的。周转时间与周转次数成反比关系。在资本周转限度内，资本周转的时间、速度对资本再生产过程中价值增殖具有决定性影响，即一方面可以节省预付资本，使一定数量的预付资本可以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年剩余价值量，提高年剩余价值率。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构成比例影响着总资本的年平均周转速度。在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周转速度一定的情况下，生产资本中固定资本所占比重越大，总资本的周转速度就越慢；流动资本占比重越大，总资本的周转速度越快。

马克思对总过程中企业经济发展问题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就企业经济效益而言，马克思认为，成本价格对企业生产的影响有三个：其一，成本价格的实现是企业进行再生产的条件，即成本价格部分必须通过流通过程，由它的商品形式不断转化为生产要素形式，从而商品生产中耗费的各种生产要素能够得到补偿，企业的再生产才能继续进行。其二，成本价格的水平决定了企业是否能够盈利，即“商品出售价格的最低界限，是由商品的成本价格规定的。如果商品低于它的成本价格出售，生产资本中已经消耗的组成部分，就不能全部由出售价格得到补偿。如果这个过程继续下去，预付资本价值就会消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5—46页）其三，成本价格的高低决定了企业的竞争实力，即“在商品的价值和它的成本价格之间，显然会有无数的出售价格。商品价值中由剩余价值构成的要素越大，这些中间价格的实际活动余地也就越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5页）商品的成本价格越是低于商品的出售价格，企业获利越多，在竞争中的实力也就越强。此外，企业“实际获利的程度不是决定于利润和可变资本的比率，而是决定于利润和总资本的比率，即不是决定于剩余价值率，而是决定于利润率。”（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0页）利润率作为资本价值增殖程度的指标，使得每个企业十分关心利润率的高低，为了50％的利润，它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为了300％的利润，它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因此，利润率的高低反映了企业经济效益的好坏，成为衡量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好坏的标准，也成为企业生产经营的动力。利润率的变动受剩余价值率高低和劳动生产率高低的影响。（2）就企业组织形式而言，在生产力高速发展、企业规模急剧扩大、企业生产需要大量资本的情况下，“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不把这件事完成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8页）因此，股份公司作为发行股票把分散的社会资本集中起来并按股权分配的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是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相适应的。它表明：“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93页），资本的所有权与资本的使用权发生了分离。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促进了资本的集中和积聚，打破了单纯以积累方式扩大再生产而必然受到价值量增长的限制，把许多分散的资本在较短的时间内联合成大资本；促进了大型企业的建立，一些私人资本无力顾及的投资大、周期长事业的兴办；加速了资本技术构成的变革，使培育起来的大资本通过采用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变革技术构成，使用于劳动力的可变资本部分相对于不变资本部分不断减少，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第三，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生产的两大部类经济协调发展。马克思从社会总资本角度分析了各企业之间纵横交错的运营关系，创立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提出了生产的两大部类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首先提出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理论。他指出，社会总资本是相对于个别资本而言的，是指社会中互相联系、相互依存的所有个别资本的总和，而相互交错、互为条件的个别资本运动的总和构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考察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就是考察社会总资本的运动。在考察社会资本再生产中，考察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是出发点和核心问题。社会总产品是社会在一年内所生产的全部物质资料总和，在物质形式上表现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在价值形式上表现为不变资本价值（c）、可变资本价值（v）和剩余价值（m）。考察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就是考察社会总产品的各个组成部分（不变资本价值、可变资本价值、剩余价值）如何在价值上和物质上都得到补偿的问题。与社会总产品的物质形态（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相适应，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是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即Ⅰ；第二部类是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即Ⅱ。

在规定了社会总产品和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基础上，马克思通过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的分析，说明了置身于社会资本再生产中的各企业之间所应保持的比例关系是使社会资本再生产顺利运行、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马克思认为，社会资本再生产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在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条件下，由于剩余价值全部用于资本家个人消费，再生产规模不变，因而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的实现过程表现为三个方面的交换关系：其一，第一部类所需要的生产资料部分可以在本部类内部实现；其二，第二部类所需要的个人消费资料部分可以在本部类内部实现；其三，第一部类所需要的个人消费资料部分必须和第二部类所需要的生产资料部分相交换。因此，在这三个方面的交换关系中，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是最基本的交换关系。只有遵循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两个部类内部的比例关系，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才能顺利运行、协调发展。马克思以对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实现条件的分析为基础，进一步分析了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揭示了三个基本规律：一是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和第二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之间，以及第二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和第一部类对消费资料的需求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二是生产资料的生产与两大部类对生产资料需求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三是消费资料的生产与两大部类对消费需求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这也就是说，各个企业的生产只有遵循再生产所要求的比例关系，整个社会的再生产才能正常运行、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