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系统反腐倡廉工作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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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央苏区卫生系统的腐败根源主要表现为官僚政治和官僚思想以及监督制度的弱化。贪污公款、侵吞公物，玩弄权势、生活腐化，不负责任、铺张浪费，官僚主义、军阀作风等是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为了遏制腐败，中央苏区卫生系统通过建立健全法规制度，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强化舆论监督机制以及深入开展节省运动等方式对腐败问题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取得了积极成效。中央苏区时期反腐倡廉工作为当前我国医疗卫生系统廉政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做法，即必须建立起制度、教育、监督三者并重和惩防并举的管理机制。

关键词:中央苏区;卫生系统;反腐倡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腐败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物。中央苏区政权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局部执政。由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权力监督不到位，腐败现象时有发生。为了巩固局部执政地位，党在各领域开展了雷厉风行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指出:“共产党的旗帜就是要打倒一切贪官污吏!”“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作为中央苏区社会建设重要部分的医疗卫生系统，由于生产力落后和缺医少药，一部分医疗技术人员和医疗卫生管理者掌握着医药卫生资源的分配权，而成为红色政权内部容易孳生腐败的重要领域。考察苏区时期卫生系统反腐倡廉工作，探寻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源头，能够为我国现阶段的廉政建设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及借鉴，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中央苏区卫生系统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在国民党反动派强大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下，中央苏区物质资源异常困难，同时，受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普遍存在，客观上要求开展反腐倡廉，确保苏维埃革命运动的胜利。1932年3月至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开展了一场大规模反腐倡廉斗争，这场斗争是临时中央政府建立后，在各级苏维埃政府机关、国家企业及群众团体内广泛开展的。卫生系统出现种种腐化现象的原因与整个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的大背景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官僚政治的余毒为腐败提供了滋生土壤。英国学者拉斯基(Prof．Laski)认为，官僚政治是掌握政府权力的官僚者以国家利益为由，随意侵夺普通公民的自由。更为甚者，把一切政治措施作为自己牟取利益的手段［2］。也有西方学者认为，政治官僚化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3］。在中国，官僚政治有几千年历史，“做官发财”的思想根深蒂固。苏维埃政府公职人员大多出身农民，也不免受到官僚政治的影响，加上刚刚翻身作主，文化水平受限，政治经验缺乏，对官僚政治的危害和苏维埃公职人员的职责不能充分认识，把利用职权谋取实惠误认为是革命带来的正当利益。其次，政治体制的高度集权为腐败提供了充分条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是借鉴苏联政权建设的经验和做法。苏联政治体制萌发于二十世纪20年代形成于30年代，受当时紧张的国际环境和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影响，实施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如此政治体制必然产生党政不分、行政命令、个人专权、个人迷信、以党代政等现象。中国共产党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因缺乏执政的经验，在政治体制建设上也以苏联为榜样，照搬苏联的做法，采取高度集权、直接管理的形式，以迅速实现政权的壮大与巩固，这是为当时面临的形势所逼。今天我们可以通过相关苏维埃法律制度来了解当时的政治体制概貌。如1929年8月的《中华苏维埃组织法》总纲明确规定，“各级苏维埃议决并执行各该级地区一切事项，承受上级苏维埃的命令掌管各该级的一切权力。”［4］可见当时中央的权限范围极为广泛且高度集中。在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高度集中必然变成家长制，个人或少数人专断，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直接管理变成了“党包办苏维埃工作”。这种状况无疑不利于工农群众参加国家的管理，更不利于工农群众监督政府机关。最后，监督制度的不健全使腐败由可能变为事实。马克思说过，国家公职人员必须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公职人员去追求升官发财和自己的特殊利益。权力需要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没有健全的制度，权力没有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现象就控制不住［5］。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一个破旧立新、新旧交替的过程，国家治理尚在探索之中，制度建设也需要经实践检验之后得到完善，这过程就为腐败者有了可乘之机。苏维埃政权下的医疗卫生系统，是红色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建设事业中承担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其各级管理者作为国家工作人员，手中掌握着医疗卫生资源的处置权，尤其在缺医少药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权力极易在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中因制度的不完善等诸多因素影响而产生“寻租”现象，导致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的出现。

2中央苏区卫生系统腐败行为的主要形式

由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诞生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壤，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的影响，铺张浪费、贪污腐化、以权谋私、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也不例外的在苏维埃政府卫生系统中表现出来。从可查阅的史料上看，当时的腐败现象主要表现为:第一，贪污公款、侵吞公物。1932年3月23日，《红星》报报道，一些公职人员在没有伤病的情况下，不管医院病人的需要，竟先实行“抽税”，把用于医治伤员的西药、补品等扣留下来，留着自用［6］。1933年12月9日，《红星》报对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种种弄虚作假、贪污公款的恶劣行径进行了披露，报道称:第四预备医院多报人数和客餐，又假造单据，用肥皂伪作商店的图章;第一预备医院政治委员陈远炳，将打土豪的款子200余元不上缴，而是用于购买私人物品和填补因浪费而造成的财务“窟窿”;粤赣第一后方医院管理科长陈友三，消极怠工，贪污腐化，私呑公款［7］。12月23日，该报称，博生县苏区工作人员，每天平均一百四十人，就有十一个病人，食药的大洋三元三角，成为大量吃药的博生政府［8］。第二，玩弄权势、生活腐化。1933年3月9日，《红色中华》报道，二十二军医生彭耀庭和一军团医生彭国荣，既无学术又无工作能力，平日嫖赌吃喝，浪漫淫奢的丑态，简直不可以言语形容，还故意违反苏维埃法令，消极怠工，虐待伤病战士［9］。10月29日，《红星》报报道，后方医院某所政委黄幽坤，吞没死者遗物及大洋三元八角和捐助战争经费大洋五元七角七分四厘，拿办公费去买私人用品;后方医院管理排长罗德胜，在米账及米价内多写多报大洋二百余元，每天要煮私菜做点心吃;总卫生部事务员周阳，工作个把月，鞋子袜子毛巾都买新的，每天上街还要买零碎东西吃，在军人会上多名群众检举，最终无法隐瞒自己的贪污罪行，被判罚苦工两个月［10］。1934年6月10日，该报又报道，某军区医院皮肤疗养所的经济委员陈志光，在省互济会亦曾贪污过二十多元，任经济委员期间，在工作中虚亏米一百余斤，米数收多报少，付少报多，生活一贯腐化，同时私自允许十二个病员回家，将他们十二人伙食十二元多吞没［11］。第三，不负责任、铺张浪费。1933年12月26日，《红星》报报道，时任七军团后方医院院长张一卿以及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杰，为人一贯消极，对工作不负责任，以官僚绅士的态度对付工作员和伤病员，在医务上误发药品，浪费材料;不讲卫生，随便大小便，造成粪屎遍地、污秽不堪［12］。总卫生部附属医院某院长，行路有马骑，还要坐轿子，轿夫费是公家支付［13］。第四，官僚主义、军阀作风。1933年9月24日，《红星》报报道，原三后方医院院长钟碧楚一贯官僚作风，贪污腐化，经手公款不报账;原三预备医院院长周承会多次在乐安支取库中大洋九十余元，经多方追究，才肯吐出;一后方医院第一所所长张新，前四预备医院一副所长王祖坤和管理排长张善林、事务员雷发和均存在吞没公款、生活腐化情况;附属医院管理排长艾某工作消极，经济不清，涂改账簿，并经常以“不懂得工作”来掩饰自己的贪污［14］。中央苏区主流媒体上述报道，说明在当时卫生系统里腐败现象客观存在，许多腐败行为是由于制度尚不完善带来的漏洞所致;同时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初次执政和开展社会治理过程中，清醒地认识到腐败对新生政权的侵蚀危害，为执政所不容。所以，中国共产党在自己掌管的媒体上予以揭露的同时，给予严厉处置，无情打击。

3中央苏区卫生系统反腐倡廉工作的基本措施

针对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腐败现象，中国共产党高举反腐大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廉政建设，防微杜渐，将腐败消除在萌芽状态，巩固苏维埃政权，壮大革命力量。卫生系统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采取卓有成效的措施，将抵御腐败斗争有声有色的开展起来。首先，建立健全法规制度。加强制度建设，是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苏维埃政府在反腐倡廉中，制定了诸多惩治腐败行为的训令、法规，对情节严重者给予最严厉的制裁，表明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的决心。一是凡为私利挪用公款者以贪污罪论，根据贪污数额多少给予相应处罚，重则处以极刑(贪污500元以上者)，轻者处以年限不等的监禁或强迫劳动;二是同时没收其本人家产的全部或一半，追回其贪没的公款［15］。严厉的法律法规，既能将贪污分子绳之以法，又能警示广大医务工作人员自觉依法依规办事，规范和约束自身行为。中央苏区卫生系统通过一系列法规制度的颁布和执行，有力地打击了中央苏区卫生系统腐化堕落分子，教育了广大群众，对引领规范中央苏区卫生系统工作人员的行为起到了良好的警示作用，有效扼制了系统内贪污腐败等现象的滋生蔓延，从而巩固苏区时期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有效的维护了中央苏区医疗卫生工作的正常秩序，保证了“一切为了伤病员”服务宗旨的贯彻实施。其次，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制胜法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政治保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广大医务人员的思想觉悟和拒腐意识提高明显。一方面，推动了“政治坚定、技术优良、无私奉献、救死扶伤”优良作风的逐渐形成。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俘虏过来的蔡汶军医刚到革命队伍时存在着消极堕废现象，后经教育，工作作风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不仅得到重用委以重任，而且积极购买公债，主动要求减少津贴(由60元减为25元)，受到中革军委总卫生部的嘉奖。另一方面，较好地抵御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增强了党员干部的法纪意识，坚定理想信念，为夺取革命胜利和巩固红色政权勇于奉献、敢于牺牲。再次，强化舆论监督机制。加强舆论监督，是巩固党执政地位的有力保障。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舆论监督，充分发挥宣传主渠道作用，在《红色中华》《红星》《青年实话》等重要宣传媒体上及时揭露腐败行为和不良现象。如《红色中华》的“红板”专栏，介绍国家公职人员廉洁奉公、积极工作的先进事迹;“黑板”“铁棍”和“反贪污浪费”等专栏，则报道各种不良现象及处理结果。其他报刊类似的“突击队”“警钟”“自我批评”等栏目，更是直接抨击各种腐败现象。1933年3月9日，《红色中华》(第59期)第三版的版头处醒目地打出“无情的严厉打击贪污腐化官僚主义分子”一行通栏标语，在“铁棍”栏目中，整版刊登了9篇苏维埃建设中出现的种种贪污腐败、官僚主义等不良行为，其中总卫生部陈志方报道的“两个腐化的医生滚出去”一文，介绍了彭耀庭、彭国荣两位军医的丑行及被开除军籍，清除出革命队伍的经过。当时正是有了这一系列强有力的舆论监督，使得苏维埃政权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拥护，又使民众涌跃监督公职人员的一言一行，开创了中央苏区“自由光明的新天地”［16］，铸就了苏区干部好作风和争创“第一等工作”的旷世景象。最后，深入开展节省运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在苏维埃中央机关持续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节省运动。到1934年10月，这场与反贪腐斗争相结合的群众性“反浪费风暴”直至中央红军长征时才终止。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指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17］1934年1月16日，《红色中华》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率先倡议节省运动，提出“六项规约”，其中每天节省一个铜板、节省办公费、反对一切浪费的“规约”，直接与反腐倡廉密切相关。节省运动得到卫生系统广大医务人员和医院伤病员的积极响应，并迅速行动起来，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厉行节约，力戒浪费，支持革命战争。一是医务干部带头捐献，主动减少或取消津贴，退还苏维埃政府发行的公债;二是开源节流、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红军卫生学校订立“一天不买菜的条约”，发动师生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栽种蔬菜，节省了大量的经费［18］。

4中央苏区卫生系统反腐倡廉工作的现实启示

中央苏区卫生系统开展的反腐倡廉斗争有效地扼制了医疗领域各种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促进了苏区反腐倡廉斗争深入开展，并取得了积极成效。因此，回顾总结苏区医疗卫生系统反腐倡廉工作，对当前我国医疗卫生系统廉政建设依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当前，医疗卫生行业的腐败问题虽然在反腐倡廉的高压态势下得到有效抑制，但由于医院商业化运作带来的弊端、医务人员劳动价值未得到充分体现、医生收入过低造成的“权力寻租”现象等问题的存在，还有行业工作作风、部分医务人员的思想观念、管理上漏洞等因素的影响，腐败现象一时难以消除。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要解决好腐败问题，苏区时期反腐倡廉工作为我们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做法，即必须建立起制度、教育、监督三者并重和惩防并举的管理机制。一是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大背景下，着力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保障公民的基本医疗需求;二是加强制度建设，规范医务人员的行为，发挥制度在预防腐败的保障作用;三是加强医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大力开展医德医风建设，营造廉洁行医的氛围;四是严厉打击药品“回扣”、收受“红包”等违法乱纪行为，重树“白衣天使”的美好形象。

作者:刘 薇 欧阳静 刘善玖 单位:赣南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