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特色民族工作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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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工作方法在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邓小平民族工作方法，继承了民族工作方法的精髓，对直至民族工作方法产生了重要影响，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其中，“商量办事”、让少数民族“自己决定”，以及由此形成的实事求是的民族工作态度，在当前民族工作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对邓小平“商量办事论”和“自己决定论”进行深入研究，更具学术价值。

关键词：“商量办事”；“自己决定”；邓小平；民族工作方法

一、问题的提出

如何做好民族工作，是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要面对的一项重要课题。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革命战争年代，消除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各民族之间尤其是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隔阂、不信任甚至敌视等不和谐的民族关系，把各族人民团结、凝聚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些要求做好民族工作；在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积极调动各民族力量，发挥各民族的聪明才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更需要做好民族工作。这不仅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人能否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驱逐西方列强的侵略，消灭封建军阀的割据势力，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而且关系到能否通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在广大民族地区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还关系到能否团结各民族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到，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民族工作，为此探索出了一系列做好民族工作的好方法。它们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民族工作方法体系。这大致或可以划分为两部分：一是思想民族工作方法；二是中国特色民族工作方法体系。后者主要包括邓小平理论民族工作方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民族工作方法，科学发展观民族工作方法，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民族工作方法，等等。其中，邓小平理论民族工作方法占据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这集中体现在，不仅继承了思想民族工作方法，而且对直至民族工作方法有重要影响。对邓小平理论民族工作方法进行研究，有助于弄清邓小平是如何继承思想民族工作方法并予以发展的；有利于明晰邓小平理论民族工作方法，对直至民族工作方法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有益于梳理从到，中国共产党人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民族工作方法的继承关系与发展脉络；在此基础上，建构中国特色民族工作方法体系，为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民族工作，提供方法指导。为此，国内民族理论界亦有一些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涉及到，在民族工作中，要切实尊重少数民族；注重发挥少数民族统战工作在民族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坚持抓好民族地区的党建和组织队伍建设；民族工作既不能患“急性病”，也不要怕患“慢性病”；要稳步推进，“摸清楚”情况；不搞“一刀切”；民族工作要“着重于实际”，“不在于形式”等等。在邓小平理论诸多民族工作方法中，“商量办事”和少数民族的事情要由少数民族“自己决定”两大方法，在当前看来，尤显重要。笔者认为，这两大方法，对根本上消除在民族地区城镇化，精准扶贫，以及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出现的、因民族利益关系引起的一些不够和谐的“声音”，具有重要启发。“商量办事”的范围是什么？“商量办事”与民族工作的开展关系怎样？同哪部分人“商量办事”？如何正确理解民族工作中少数民族的“自己决定”？民族工作者采用“商量办事”和少数民族“自己决定”的方法，应该坚持怎样的工作态度？我们从“商量办事”“自己决定”的方法中，又会得到怎样的新认识？本文将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①。

二、在民族工作中要

“商量办事”邓小平同志把同少数民族“商量办事”，视为做好民族工作，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民族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民族工作中要“商量办事”的方法，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民族工作中既然要“商量办事”，那么究竟是部分工作同少数民族商量，还是所有工作都要同少数民族商量着办？二是在同少数民族商量办事的过程中，有些事情少数民族是完全赞成的，有些事情少数民族是完全不赞成的，还有些事情少数民族是不完全赞成的。在这些情况下，民族工作应该如何开展？三是在民族工作中要“商量办事”，应该同哪些人商量？等等。对于这些问题，邓小平作出了精辟的回答。（一）“商量办事”的范畴。笔者把邓小平同志民族工作要“商量办事”的方法，称之为“商量办事”论。对于“商量办事”论，邓小平同志强调了商量事务的范畴问题。也就是说，关于民族工作事情，不是可商量或可不商量，亦不是有的事情商量而有的事情则不必商量，而是民族工作中“所有”事情和“一切”工作都要同少数民族商量。他指出：有关民族工作的“所有这些事情，政治的也好，经济的也好，文化的也好”[1](P168)，“所有这一切工作，都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要同少数民族商量。”[1](P168)“一切事情和他们商量”[1](P170)，这是“我们的工作方法”[1](P170)。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工作的开展，都要同少数民族商量。这不仅是做好民族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也是民族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二）视“商量办事”的情况，开展民族工作。邓小平同志强调，根据同少数民族商量的结果，即他们赞成的程度开展民族工作。也就是说，少数民族赞成的事情就做，少数民族不赞成的事情就不做。少数民族赞成多少就做多少。切忌把民族工作者“他者”的主观意志，强加到少数民族身上。对于这一点，他指出：开展所有民族工作都要把握这样一个“度”。即少数民族“赞成就做，赞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赞成大部分就做大部分，全部赞成就全部做。”[1](P168)“一定要他们赞成”[1](P168)，避免把“他者”的意志代替少数民族的意志。这一点，在当前民族工作中，很具指导价值。把握民族工作开展的力度，是邓小平同志民族工作“商量办事”论的一个重要方面。（三）同哪些人商量，争取哪些人赞成。邓小平同志认为，民族工作“商量办事”论，并不是要求把所有少数民族成员都作为商量的对象，那样工作量太大。而是要抓“多数”，抓“关键”。对此，邓小平同志强调两个方面：1.民族工作要同少数民族多数人商量，争取多数人赞成后才能开展。也即是民族工作“商量办事”论中“多数赞成”的原则。所以，他指出，民族工作“要大多数人赞成”[1](P168)才能开展。2.民族工作要取得少数民族上层分子赞成才能开展。他一贯注重“牵牛要牵牛鼻子”。做民族工作也特别强调抓少数民族上层分子“这个牛鼻子”。他指出：“上层分子不赞成就不做，上层分子赞成才算数。”[1](P168)对于为什么要抓少数民族上层分子这个“关键少数”，当时邓小平同志是这样解释的：在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政治的、经济的特点不同，上层分子作用特别大。进步力量在少数民族地区很少，影响很小。将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发展起来，会起到很大影响，尽管不是决定性影响。民族工作中一切事情要经过上层分子。要多做上层分子工作，多同他们商量问题，搞好团结。只有这样才能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帮助他们进步。如果上层分子这一关过不好，民族工作一切都要落空[1](P168-169)。邓小平同志反对绕开民族上层分子开展民族工作的做法。他认为，绕开民族上层分子开展民族工作，民族工作不会做好。他指出：“我们有些同志往往采取激进的办法，以为不通过上层分子能搞得更好。事实上不是搞得更好，而是搞得更坏，不是搞得更快，而是搞得更慢，因为阻力大。”[1](P169)他认为，上层分子工作做好了，民族工作就基本能够做好。他认为，少数民族上层分子“进步了，同我们的合作搞好了，这样，在他们的帮助下来推进工作，就要顺当得多。”[1](P169)在邓小平同志看来，争“多数”，抓“关键”，是民族工作“商量办事”论的重要内容。3.民族工作中“商量办事”的立场问题。针对有些民族工作者对做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工作，获取他们的赞成或支持会不会动摇立场的疑惑，邓小平同志认为，民族工作中立场表现会有不同。他指出：“有的同志思想有顾虑，以为这样做会丧失阶级立场，不懂得在那里阶级立场表现得不同。什么叫正确的阶级立场？就是现在不要发动阶级斗争，做到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团结，这就叫正确的阶级立场。”[1](P169)同时，他也强调：“我们也不是完全依靠上层，而是通过他们慢慢影响各方面的工作。”[1](P169)

三、让少数民族“自己做决定”

恩格斯曾指出：“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他国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2](P261)。邓小平同志也认为，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人，不能强迫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民族工作中一切事情在经过同少数民族商量后，让少数民族自己做决定。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观点，是基于他所经历的两个实例提出来的。（一）“自己做决定”的两个实例。1.贵州苗族减租的实例。邓小平同志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确定了在少数民族地区不搞“减租”和“”的政策。但是，贵州苗族人民主动要求“减租”和“”，而且比汉族还要强烈。如果不允许他们实行“减租”和“”，那就是“大汉族主义”，是不照顾他们的利益。但是，如果遵照他们的要求实行“减租”和“”，就可能遭遇苗族上层少数地主分子的反对。对这种情况，当时的规定是：凡是种的土地是汉人地主的，就实行“减租”和“”；凡是种的土地是苗族地主的，就不实行“减租”和“”。由苗族自己采取协商的办法解决。也就是说，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减租”和“”不是完全不提，有些地区应该进行。但是，他指出，对此“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有这个要求，而且不是少数人要求，而是大多数人要求，不是我们从外面给他们做决定，而是由他们自己做决定。”[1](P169)2.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或成立联合政府的实例。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或成立联合政府，有一个方式方法的问题。这就是采取召开各类代表会议的形式。通过代表会议征求大家的意见，商量研究，这样可以避免民族工作者主观决定事情。他指出：“有时我们是一番好意，就是做出的决定不正确。但即使决定正确，如果没有通过他们，也会遭到反对。只要通过他们，即使有的决定还有缺点，他们也是会拥护的。”[1](P170)这其中的关键和奥妙，就是民族工作中一切事情是不是由少数民族自己做决定。邓小平同志的少数民族“自己决定”论，对消除目前民族工作中的“杂音”，具有重大启示。当然，民族工作中的这种“自己决定”论，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数民族“自己决定”论，是在逐渐创造条件以说服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和上层人士、甘愿支持民族工作基础上的“自己决定”论，是出于对少数民族尊重基础上的“自己决定”论，不是脱离党的领导和民族工作正确计划的任性、放纵的少数民族“自己决定”论。这在本质上是为了更好地做好民族工作一种方法（二）邓小平同志关于一切事情让少数民族自己做决定的民族工作方法，有两个基本内涵。1.少数民族自己决定的事情，即使是存在缺陷，他们也是会赞成和拥护的[1](P170)。2.民族工作者作为“他者”，替少数民族做的决定或“造福的办法”，即使是“一番好意”和“决定正确”，只要是没有通过少数民族，可能“也会遭到反对”，不会得到拥护。这就是邓小平理论中民族工作的少数民族“自己决定论”。这一方法论，对尊重少数民族，团结少数民族，创造和谐民族关系，顺利开展民族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如何正确运用这两个工作方法？这就是一个要求民族工作者在工作实践中应该坚持什么样工作态度的问题。对此，邓小平同志强调，要采取“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工作态度。邓小平同志认为，各民族之间在文化等方面存在一些差异，这就要求民族工作要采取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态度。笔者称之为邓小平“民族工作态度论”。（三）邓小平“民族工作态度论”的思想内涵。1.民族工作要重视民族文化差异。列宁曾指出：“要照顾到各该民族在文化上和生活上的特点”[2](P299)。邓小平同志要求，要切实考虑各民族之间客观存在的文化差异，可能对民族工作带来的负面影响。他指出：“我们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方面，也要老老实实。”[1](P170)如果不能实事求是地考虑少数民族在风俗习惯等方面存在的文化差异，照顾少数民族的文化和生活特点，老老实实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民族工作就不会做好。2.“老老实实”的思想内涵。第一，要向少数民族主动说清楚，因风俗习惯不同，如若引起误会请求多包容和体谅。他指出：“我们要主动向他们说清楚，正是因为风俗习惯不同，容易引起误会，容易犯忌讳，可能得罪了人还不知道。”[1](P170)在民族工作中，要向少数民族讲清楚，这是“民族工作态度论”的一个要点。第二，要向少数民族说清楚，对其风俗习惯有心学但不易学会这一点，请求多原谅。他要求民族工作者要老老实实说清楚，“有些生活习惯我们很想学，但是一下学不会，也勉强不得，请他们原谅。”[1](P170)他认为，民族工作中把握好以上两个要点，“这就叫老老实实。”[1](P170)3.坚持“老老实实”“民族工作态度论”的意义。邓小平同志认为，坚持“老老实实”的民族工作态度，不仅仅是因为其“优点就在于它能够消灭某一民族劳动者怀疑另一民族劳动者有掠夺意图的任何根据，从而为相互信任和自愿联合打下基础”[2](P269)，而且“这样容易得到同情。”[1](P170)少数民族的信任和同情，是做好民族工作的两个要件。此外，他强调指出：“我们做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都应该采取这种态度。”[1](P170)邓小平同志“老老实实”的民族工作态度论，是对同志实事求是思想在民族工作领域的继承和发展，它大大丰富了中国特色民族工作方法论体系。结论根据以上阐述②，笔者有如下认识：第一，邓小平同志民族工作方法的核心是少数民族地区“不出乱子”，实现稳定发展。他所理解的社会稳定抑或“不出乱子”，是着眼于边境民族地区的国防安全，消除民族之间长期隔阂以避免民族矛盾，在此基础上，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巩固政权稳定。为此，要求一切事情都要同少数民族尤其是上层分子商量，由少数民族自己做决定，工作中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第二，邓小平同志民族工作方法的几个基本特点。其一，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不出乱子”是核心；其二，恢复和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全面发展是关键；其三，充分尊重少数民族依法管理本地区、本民族内部事务的自己决定权是原则；其四，少数民族事务都要同少数民族尤其是上层分子商量是方法；其五，实事求是、老老实实是民族工作态度。第三，邓小平同志关于民族工作的原则、方法和态度着眼于服务民族社会稳定这个核心。民族社会稳定是民族发展的关键。民族发展反过来能够巩固民族社会稳定。邓小平同志民族工作的原则、方法、态度与民族发展和民族社会稳定是辩证统一、相互促进的关系。所以，笔者认为，邓小平理论民族工作方法具有系统性，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邓小平理论在民族工作领域的运用和延伸，它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民族工作方法，在新形势下，对推进我国民族工作的顺利开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3]。第四，针对当前民族地区在推进城乡开发，项目进村，生态移民，精准扶贫等民族工作中出现的、因不够尊重少数民族意愿而引起的一些影响民族关系、社会稳定的不和谐“声音”，当前相关部门民族工作者应当认真领悟和采纳小平同志关于民族工作要“商量办事”、让少数民族“自己决定”的方法，坚持“老老实实”的民族工作态度，切实尊重少数民族的意愿，这在当前似乎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商量办事”“自己决定”“老老实实”“民族工作态度”，与做好民族工作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商量办事”“自己决定”“老老实实”的“民族工作态度”，是切实做好民族工作的前提；真正做好民族工作，有必要做到“商量办事”“自己决定”，坚持“老老实实”的“民族工作态度”。做好民族工作，就是要同少数民族“商量办事”，由少数民族“自己决定”，坚持“老老实实”的“民族工作态度”。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不出乱子”。“不出乱子”是衡量一切民族工作好坏的根本标准。当前看来，邓小平同志的民族工作方法，极具时代价值。为应对当前复杂的民族工作，民族工作者要耐心体悟，虚心采纳，这很重要。注释：①这篇文章是关于邓小平同志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主持中国西南地区工作时的一些重要民族工作方法。②尽管文章所涉及到的民族工作思想和方法是在1950年代初期提出来的，但是笔者认为这些思想和方法对当前民族工作，尤其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民族地区开发和扶贫工作，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启发。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邓小平早期民族理论初探”基础上，将邓小平早期民族工作方法提升出来，作出专题阐述，一则可以突出它的重要性，二则通过主标题“商量办事”与“自己决定”点明其具体方法，并且在副标题中以“中国特色民族工作方法研究”突出其方法论的专题特征。

参考文献：

[1]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C]//.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2]王希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3]于衍学.邓小平早期民族理论初探[J].社科纵横，2018（10）.

作者:于衍学 单位:贵州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