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发展政治学思想探究

导语：邓小平发展政治学思想探究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摘要:关于政治发展，邓小平指国家政权为公权力，指执政党为公共利益代表，指派为合法参政党，并制定了一个以“半个世纪”为期，以“这一代”与“下一代、下下一代”为代际交替，从经济到政治、从自由到民主的政治发展路线图，同时他致力于以经济发展促进政治稳定，以政治发展促进政治稳定，以制度民主化与民主制度化互动促进政治稳定，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促进政治稳定。

关键词:邓小平;;政治发展;政治稳定

一、政治发展与“人民民主专政”发展政治学所谓政治发展在政治民主化。

邓小平的重要贡献在于，将国家政权由晚年定义的阶级专政改变为公共权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设想中的是公共权力性质的政府即人民民主专政，亦即由工人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四个朋友”联合，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专政。然而这一设想似乎主要是策略性的考虑。如在国民革命时期，因为顾虑“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他主张“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1］在土地革命时期，他认为社会革命的对象并不是一切非无产阶级，因为“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2］102。在抗战时期，他主张“将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2］256-257，而不是共产党一党派、一阶级执政的政体。因为“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3］1062。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作为“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因为这样有利于“打倒”［4］1256。一旦蒋政权被打倒，他即宣称不排除动用“强大的国家机器”以对付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造反”的可能性［4］1477。虽然中共建政之初建立的是人民民主专政，但从“三大改造”到“”，逐步变成以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彻底革命的口号”，作为自己执政的“基本纲领”［5］538。邓小平不同。1941年他就在《党的生活》撰文说:“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原则，应为全党同志所奉行。这不仅是今天敌后抗战的最好政权形式，而且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6］81947年，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在陕北中央工作会议上称:“现在，建立联合政府的口号还是要提，但三三制就不必提了。”［7］而1948年邓小平在为中原局起草的指示中说:“我们的政权性质，依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人民民主政权的性质，抛弃中央的三三制政策是错误的。”［6］11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邓小平任西南局书记时，要求“省政府的委员及各厅正副处长，要准备至少三分之一乃至一半的位置给非党人士”［6］142。即使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他仍然在“八大”上表示:“我们党同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是长期的。”［6］224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因政治惯性使然，他仍有段时间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但他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无产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的专政，而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8］168。到1980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正式为人民民主专政正名:“同志说过，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的互相结合，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实质上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更适合于我们的国情。”［8］372进而，不仅将无产阶级专政恢复为人民民主专政，而且强调人民民主就是全国人民“共同享受的民主”。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专政”何所指，他讲得很明白:“四项基本原则中为什么要有一条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只有人民内部的民主，而没有对破坏分子的专政，社会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9］154至于“破坏分子”，他所指并非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而是刑事犯罪分子:“解决刑事犯罪问题……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9］34

二、政治发展与“执政党”邓小平在政治发展上的贡献，还在于将中共由代表阶级利益的革命党，转变为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执政党。

其实中共建政之初，亦称人民政府“具有代表全体人民的性质”［10］4，即“代表一切劳动群众(工人、农民、独立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及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及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开明士绅)”［11］。转折发生在“三大改造”时期。将人民民主专政变为无产阶级专政，即“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12］433，从而将中共由全国人民共同利益的代表，变成阶级利益的代表。此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向政治思想领域深化，他在强调党的阶级性质的同时，又重新强调其革命党性质。当这种革命由人民内部深入到执政党内部，他又称:“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13］“”中，在谈到党组织重建时说，“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14］426;“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就是指“造反派优秀分子”［14］537。邓小平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意识到中共必须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因此，尽管1956年“八大”党章没有沿用“七大”的提法，但他依然在党章修改报告中采用“七大”关于中共是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两个“先锋队”的提法，强调党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6］218共同的先锋队。改革开放时期，他更明确说，党代表的是包括但不限于工人阶级的“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至于“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他说:“现代化建设，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8］256以宏观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8］128以微观论，“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经济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8］150

三、政治发展与“参政党”邓小平重新肯定了派作为参政党的合法性。

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由于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作肯定评价，对派的评价亦是肯定性的。例如，称共产党和派为“两个万岁”。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对执政党制度制衡，但他视之为监督。“如何监督?就是属于批评、建议。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把工作改善。”［15］629“三大改造”完成后，他亦认可:“派不仅已经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而且已经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现正在我党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因此应当肯定他们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党派。”［16］然而到1957年反右，仅仅因为派对现行社会主义模式及执政党管理国家的体制与方式提出了批评，就把他们当作“敌人”，“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10］478。于是取消了中共与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我们说要长期共存，他们搞短期共存;我们说要互相监督，他们不接受监督。……结果走到反面，长期共存变成短期共存。”［10］492至1964年“四清”，他又借统战部的名义称:“过去我们曾提出五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内，把派由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这种提法是错误的，各派怎么也不可能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政党。”［17］到1966年，自抗战起就活跃于中国政坛的各派，从此销声匿迹十年。当1956年中共“八大”宣布与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时，邓小平称:“从抗日战争开始，我们党就实行了同党外民主人士合作的方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同各个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的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十几年的经验证明，这种合作对于我们党的事业是有益而无害的。”［6］2241957年反右前夕，在政协座谈会上，各派对当时社会主义模式及执政党管理国家的体制与方式提出意见时，邓小平称，“全国政协会开得很好，有许多好意见”［18］。反右公开发动后，他依然借《人民日报》社论表示，派“绝大多数意见是正确的”［19］。四天后还在政治局会议上称:“批评我们的人，大多数是中间分子，有的骂我们也骂得很凶，也不是每句话都是对的，但不是恶意，不是想把我们这个政府打倒。如果把凡是骂我们的、没有讲一点好话的人都叫做右派，那危险得很。”［18］1965年“”前夕，在与外宾谈及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时，他还针对性极强地称:“我们党出现过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就是要打倒一切。当时主要打击的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6］342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他对派之为执政党政治伙伴性质的肯定就更明确了。他反复称:“各派和工商联同我们党有过长期合作、共同战斗的历史，是我们党的亲密朋友。”“现在，各派和工商联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那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和人民团体。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已经成为各派、工商联和我们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8］203-204因而“在今后的建设中，我们党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派和爱国民主人士长期合作”［9］4下去。

四、以制度制衡为“方向”的政治发展路线图。

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邓小平称:“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同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严重。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8］333今后，“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8］337那么什么是“世界各国的进步因素”呢?是指使得“这样的事件在西方不可能发生”的制度制衡:一是党政必须分开。早在抗战时期主持北方局工作时，邓小平即提出:“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党权高于一切。”“党要细心地研究政策，正确地决定政策，并经过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中的党团，使党决定的政策成为政府的法令和施政方针。党的指导机关只有于必要时用党的名义向政府提出建议的权力，绝对没有命令政府的权力。”［6］12-131956年“八大”时他又说过类似的话。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他强调:“今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文件，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发指示、作决定。”［8］340二是执政党必须受其他党派制约。抗战时期，邓小平在北方局时即指示:“既然三三制政权……有各抗日阶级抗日党派的代表参加，就必然有各个不同的政见不同的立场……民主政治斗争也必将大大地开展起来。”“民主政治斗争之开展，正是好现象”［6］14，“它能及时反映各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测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使我们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6］12。1956年他又强调:“共产党要接受监督”，要“怕派”［6］270-271。通过吸取“”的教训，1980年在中央干部会议上他更明确表示，鉴于我们党在历史上“犯过严重错误”，所以，“我们党同其他几个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要坚持下来”。［8］267三是国家机关“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1989年邓小平又表示:“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实际上，西方国家也并不都是实行三权鼎立式的制度。”［9］307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曾说:“法国的法制可以且最好应当不同于美国的法制;但美国制度所依据的原则，即遵守纪律的原则，保持政权均势的原则，实行真正自由的原则，尊重权利的原则，则对于所有共和国都是不可或缺的。”［20］邓小平的思路与托氏一致。他不赞成的是在中国实行“三权鼎立”这种特殊制度形式，而非这种制度形式所架构的普遍制度原则。此即中共“十六大”报告所说的，对权力作适度划分，以权力制约权力，“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他即明确:“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8］339这就是在全国人大建制60周年纪念大会及中央军委会议讲话中所说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原则和制度设计的基本要求，就是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都要受到制约和监督”［21］;要“按照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原则区分和配置权力”，“构建严密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22］。邓小平未及为当代中国设计一个“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他指出:“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8］343同时他为中国制定了一个以“半个世纪”为期，以“这一代”与“下一代、下下一代”为代际交替的从经济到政治、从自由到民主的政治发展路线图。1962年曾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将政治学与认识论混为一谈而给自由下定义，其逻辑结论却是:“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23］进而因指有历史必然且其为“先验形上本体”［25］，只有借助从感性到理性、从现象到本质、从特殊到普遍的理性思维才能把握。所定义的自由就不是芸芸众生在各种历史趋势面前作选择的权利，并因而得为经验社会的最高价值，而是人们对马克思这个“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最完全的知识分子”［3］775的追随与服从。例如，1955年他在“三大改造”时说:“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15］375与不同，邓小平心中的自由为“经验形下具体”［24］。据美国总统卡特回忆，在邓小平访美时，“他曾向我解释，他为中国设定的长远发展目标是什么———给人民提供更多的自由，使得他们能在自己的国家自由通行，使得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得以保障，并有机会调换工作”［25］，等等。当然，考虑到当时国民经济濒于崩溃，邓小平当年的着眼点是经济发展而非政治发展，是个人自由而非政治民主。1978年他在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时说:“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8］14610年后，他向外宾介绍中国经验时说:“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9］252“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成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现在我们把这个经验应用到各行各业，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9］242唯其“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当年讨论政治体制改革时他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为搞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26］1193“要精兵简政，真正下放权力，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把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9］160。基于当时的历史语境，邓小平的见解是高明的。虽然经济未必等于政治，自由未必等于民主，但在“一边倒”地移植苏联体制几十年后，选择从政治集权下解放个人自由，并以此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起点，邓小平的贡献可圈可点。何况他还提出了一个以“半个世纪”为期、以“这一代”与“下一代、下下一代”为代际交替的中国政治发展路线图。所谓政治发展，不同于所指的“民主是协商办事”［12］384。1962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如何“搞民主”时，邓小平言简意赅:“不管党也好，政也好，根本的问题是选举。”［6］321所谓路线图，1987年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他称:“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9］2201989年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又称:“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地区之间又不平衡，还有这么多民族，高层搞直接选举现在条件还不成熟。又比如讲党派，我们也有好多个派，都接受共产党领导，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9］242那么“现在”就改变这个制度，像美国那样搞多党竞选，行不行呢?不行。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9］285不难体会，在邓小平心中，为稳定政治以发展经济计，中国“现在”还不能推行高层直选与多党竞选。他的伟大在于，他并不排斥“半个世纪”后中国政治空间向民主开放。依发展政治学的理论逻辑，若“半个世纪”后中国的高层直选成为现实，则政党势将成为选举机器;且只要执政者果然经由普选，则不仅政府制度的民主化，就是政党制度的民主化，也都是可以预期的。至于代际交替，科学哲学认为，由于科学范式不可通约，科学革命是经科学家的代际交替实现的。而政治范式凝聚的不仅有意识形态，更有实际利益。发展政治学注意到:“在德国和日本，对民主的广泛支持是代际交替的产物。”［27］关于此，邓小平1986年会见外宾时亦明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关系到千千万万的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第一要大胆坚决，第二要谨慎，要照顾到我们的传统，要理顺各方面的关系。就我个人来说，我在有生之年要搞，我们这一代要搞，年轻一点的同志要搞，我们的娃娃将来也要搞。中国的体制改革不容易，积习太深，习惯势力大得很。明确表示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一遇到实际问题，就会触及到一些人的利益，赞成改革的人也会变成反对改革的人。改革不仅是这一代的事情，下一代、下下一代也要搞改革。”［26］1157-1158

五、以经济发展促政治稳定邓小平一贯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而他坚持维护政治稳定。

1977年在十届三中全会上，他说:“1957年，同志概括地讲了一个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8］44，现在“我们要创造这样一种政治局面”，是因为“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8］276，“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过去二十多年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8］251怎样才能促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呢?邓小平强调:“真正要巩固安定团结，还是要依靠发展经济。”［8］2541984年会见外宾时他称:“改革和开放是从经济方面开始，首先又是从农村开始的。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80%，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而农村要能够稳定，最重要的是要发展经济，“解决这80%的人的生活问题”。［9］2371979年城市落实政策困难重重，他又称:“政治问题要从经济角度来解决。比如落实政策问题，就业问题，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现在北京、天津、上海搞集体所有制，解决就业问题，还不是经济的办法?”［8］1951983年考察苏南后他讲:“苏州工农业总产值人均接近800美元。我问江苏的同志，达到这样的水平，社会上是一个什么面貌?他们说，……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住房问题解决了……就业问题解决了……人不再外流了……中小学教育普及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犯罪行为大大减少。”［9］24-25苏南经验表明，要促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经济发展是个基础”。以全国论，“如果实现了翻两番，那时会是个什么样的政治局面?我看真正的安定团结是肯定的”［9］89。不难理解，正因为经济发展具有根本的政治稳定功能，邓小平极注重经济发展速度。1988年酝酿全面物价改革时，他即以此前城市物价改革时，群众抢购物资的现象因物资较多而得以缓解为例称:“过去十年的发展速度不算低，如果今后也保持比较好的速度，我们深化改革的风险就小得多。”［9］268他强调经济不能滑坡:“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9］371注意到多数发展中国家因受自身政治发展阶段所限，其政权合法性多不是来自选票，而是来自经济业绩，他告诫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长期过紧日子。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是低速度发展，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9］354所以为长治久安计，我们固然“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是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9］377。尤有甚者，发展政治学研究表明，“所有威权政权都面临一个内在难题，即典型的‘第22条军规’:如果它不能带来人们所期望的秩序和经济发展，它就丧失了唯一的合法性基础。如果它成功地解决了曾使它获得权力的问题，那么它的严厉措施就不再是人们所需要的了，就使得威权统治更是可以抛弃的了，而且人们渴望它被抛弃，从而有利于民主治理的实现。”［28］邓小平的伟大在于，他并非抗拒而是主动引领未来趋势，即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提出政治发展也是谋求政治稳定的基本途径之一。

六、以政治发展促政治稳定政治发展是谋求政治稳定的途径。

在1977年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曾说:说要建设“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怎样才能达到……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呢?”“只要实事求是，发扬民主，那么同志所说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一定会达到。”［8］44-461980年他又在中央干部会议上表示:“首先，我们清查了‘’”;“其次，国内和党内的民主生活已经开始走上轨道”;“第三，中央和全国都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还改正了1957年一大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案件”;“第四，摘掉了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帽子，摘掉了全国绝大多数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帽子”，“解决了这些问题，党和国家就改变了面貌，政治局面就转入了安定团结、生动活泼。”［8］242-245当然，关于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的良性互动，邓小平之所为不止于此。自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由于将国家政治生活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从社会主义革命的消灭对象转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当然成员，将国家机器由无产阶级专政转为人民民主专政，将执政党从仅代表作为“国家雇员”的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转为代表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将派从执政党的政治异己转为执政党的政治伙伴，邓小平不仅重建了中国的政治民主，也重建了中国的政治稳定。然而，尽管政治发展从根本上有利于政治稳定，但政治稳定并非永远与政治发展成正比，至少理论上不能排除。如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经济欲望的增长快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有可能带来社会动荡一样，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大众参与急速扩张超过了现行政治系统的整合能力，也可能带来政治动荡。经验表明，“对一个国家的历史来说，有一个按顺序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对决定这个国家是否会有稳定成功的政治体制至关重要。那些一次一个式地面对和解决其主要发展问题的国家，在面对所有现代国家都会遇到的有争议问题时，它们能更成功地拿出合法可行的解决方法。”［29］如英美“处于专制主义时代达两个多世纪，处于民主化时代达一个半世纪，处于福利时代达一个世纪”［30］。时至今日，其经济发展、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方形成“自由模式的良性系统”，三者相得益彰、相互促进。即该“模式由于主张一切值得追求的价值都应该追求，而回避了选择问题。但对大多数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来说，这不是现实可行的选择”［31］。这是因为历史条件所迫，虽然客观上“新兴国家必须设法把这三个时代缩短为一个”，但同时追求不同的价值目标，而非“一次一个式地面对和解决其主要发展问题”，常常导致社会动荡。因此，自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在强调政治发展对政治稳定的促进作用时，邓小平不断警告:“要安定团结，也要生动活泼。如果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生动活泼和安定团结竟然发生了矛盾怎么办，那就一定要在不妨碍安定团结的条件下实现生动活泼。”道理在于，“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如果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一切都不可能，连生动活泼也不可能。”［8］251

七、以制度民主化与民主制度化互动促政治稳定政治发展是促成政治稳定的基本途径，民主为稳定让路只是权宜。

怎样从根本上实现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的良性互动呢?邓小平认为，这取决于制度民主化与民主制度化的良性互动。民主政治是否应该制度化与法律化，是邓小平与的基本分歧之一。热衷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15］1395邓小平在抗战时期主持太行根据地工作时，就提出“要把群众运动约束于政府法令内”［6］74，即使“某些政府制定一些错误的法令，做一些违反人民利益的事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拥护而不是反对这个抗日民主政权，但是反对它的某一项错误的法令，反对某一个坏的行政人员。而且解决这样问题的办法也要适当。绝不能采取非民主的不正当的方式，即使他是一个反革命，也必须经过民主斗争或合法手续，才能加以逮捕与处理”［6］15。解放战争时他又称:“我们到大别山时，人民对我们第一件要求是‘安政治’，人民最怕紊乱，怕无政府，要求有秩序。”［6］128“三大改造”完成后，1957年初在西安干部会上作报告，他更是强调:“现在有的地方不是讲闹事吗?有些人不是讲大民主吗?……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6］273邓小平始终认为，既然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既然中共已掌握政权，那么即使现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及执政党管理国家与社会经济事务的体制与方式是完美的，即使党内外人们对此的批评是错误的，也不能重新动用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解决群众思想问题和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问题，同革命时期对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和对反动制度的破坏，本来是原则上根本不同的两回事。”［8］336所以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针对此前“”、反右倾所造成的破坏，他表示:“这几年我们搞了许多大运动……这是不好的。”一方面，“各部门、各单位的经常工作，被不断的运动……挤掉了”，另一方面，“几个大运动……损伤了一部分干部”［6］314-315;由于“每个干部都联系着群众，实际上影响到大量的群众”，结果必然是“人心不安，大家情绪不安定”［6］319。“”结束后，他的态度更明确:“凡是这样的运动都要伤害一批人，而且不是小量的。经常搞运动，实际上就安不下心来搞建设。”［8］349既然群众运动为害甚烈，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即宣布以后“不搞运动”［9］33。群众运动“既不利于安定，也不利于民主”［8］276，要使中国政治民主化稳定进行，只能走“使民主制度化”的途径。1978年酝酿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主题报告时，邓小平称:“民主和法制实际上是一件事情。没有法确实不行。没有法，他就乱搞。现在是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了。”［32］1979年会见外宾时他又称:“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8］1891980年会见外国记者时他进一步称:“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8］348年底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再次强调:“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的民主。相反，这只能使我们的国家再一次陷入无政府状态，使国家更难民主化。”［8］359八、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促政治稳定“一个中心”是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指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以克服“左”的干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克服右的干扰。关于坚持改革开放政策，1987年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邓小平曾称，所谓“政策不变”，“要从我们整个几十年的目标来看这个不变的意义。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内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必然引起“动荡”。［9］216又如，“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当时许多人不舒服……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9］371强调坚持改革开放对政治稳定的意义，尤见邓小平对接班人的选择:“要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无宁日。”所以新班子亮相时，要“体现我们不但不会改变改革开放的政策，而且要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拿事实给人民看……”［9］296-298之后，在南方谈话中他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9］370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克服各种错误倾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强调:“问题是怎么坚持。是坚持那种不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政策，还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好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9］134他本人态度明确:关于坚持社会主义，“我们批判了‘’那种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主张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关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粉碎了‘’的封建法西斯主义，恢复和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关于坚持党的领导，“我们恢复了遭到破坏的党的三大作风，健全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破除了和‘’所制造的精神枷锁……坚持从SocialScienceVol．405，2018实际出发。”［8］164除了“怎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还表示:“产生这些思想混乱有一定的社会历史原因，决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法来对待。”［8］364他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生产力。”［9］149只有生产力发展了，四项基本原则才能让人心悦诚服。“如果我们本世纪内达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进一步地说服他们。”［9］204改革开放已经40年了，但邓小平的发展政治学思想仍然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如何进一步推进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大概就是今天我们在研究邓小平发展政治学思想的时候，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历史性课题了。

作者:魏明康 万高潮 单位:1.北京大学 2.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