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人才管理哲学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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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邓小平人才管理哲学的基础

（一）邓小平人才管理哲学的理论基础

1854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合著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他们反对把人片面的发展，反对把人当成机械的工具，从而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提倡实现人在德、智、劳动技术方面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和主要内容，他们还指出：“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地发挥他们各方面的才能”，“代替那些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曾经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2]邓小平人才管理哲学思想正是在以上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他将马克思、恩格斯和的人才思想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和的人才思想理论。

（二）邓小平人才管理哲学的实践基础

邓小平一生的独特的经历、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是邓小平人才管理哲学的实践基础。首先，邓小平一生的独特经历奠定了他重视人才的基础。邓小平青年时期的经历让他有着开阔的眼界：1920年邓小平16岁就抵达法国，入诺曼底区巴耶男子中学学习。1921年4月，到克鲁梭市施奈德钢铁总厂当轧钢工。1922年2月，进哈金森橡胶厂做工。1924年，参加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赤光》的编辑工作。1925年11月，进雷诺汽车厂做钳工。1926年1月，赴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样的经历在现在看来也许并没有什么稀奇的，可是在当时的年代，应该是属于比较有资历的知识分子。邓小平一生经历了“三起三落”让他参透了人生的本质：1933年，邓小平等人因为拥护的正确主张，反对“城市中心论”，反对军事冒险主义，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而受到临时中央的错误批判，这是他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受到的第一次错误处分即“一落”，直到长征，他被调到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负责《红星》报的编撰工作才使邓小平第一次复出。1966年，领导和发动“”。邓小平在这场长达十年的动乱中两次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并被撤销一切职务，经受了他政治生涯中最艰难、最曲折、最痛苦的时期。1966年，“”一开始，邓小平就被撤销一切职务，直到1973年后复出，此为“二落二起”。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发生悼念总理，反对“”，拥护邓小平的群众运动，“”乘机诬陷，邓小平再一次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此为“三落”。直到1977年才恢复名誉和在党政军的一切领导职务，此为“三起”。邓小平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人生，依然能够乐观的面对，1971年1月，邓小平曾幽默的对别人讲：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很有资格获得该奖的金牌。后来，他又说，“我是‘三落三起’。”“人们都知道我曾经‘三上三下’，坦率的说，‘下’并不是由于做了错事，而是由于办了好事被误认为错事。”[3]邓小平经历了三次人生的大起大落，依然能够坦然面对，由此可见，他具有很高的心理素质，完善的人格，对于自我人生管理已经接近极致。由此也使他认识到人的心理素质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他独特的人生经历是奠定了他重视人才管理的实践基础。其次，邓小平丰富的工作经验使他积累了丰富的人才管理经验。邓小平一生当中担任过很多的领导职位，其中较为重要的职位如：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副总理、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长、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第一届中顾委主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可以说，在不同职位上任职的工作经历并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位是邓小平进行干部人事改革的重要实践基础。最后，邓小平所处时代的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人才队伍建设的迫切要求。20世纪70年代，整个世界开始关注知识创新，70年代末，美国教育界提出了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跨世纪人才的目标。80年代前后，日本提出了“创造性科技立国”的口号，把学生创造力的培养作为其通向21世纪的目标[4]。

同时众多学者也认为未来将是一个知识型社会，未来社会的竞争将是人才的竞争。而70年代伊始的中国，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初步建立了我国民族经济体系，十分重视人才的作用，曾说：“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5]虽然对人才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但是，由于晚年错误的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致使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使人民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严重匮乏，人民的思想受到了严重的束缚。“”把知识分子称为“臭老九”，使我国的知识分子出现了严重“断层”的局面，制约了当时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常发展。人才队伍建设问题是“后”摆在邓小平面前的迫切问题，能否解决好这一问题成为了邓小平人才管理思想需要解决的重中之重。

二、邓小平对人才管理理念、决策和采取的措施

首先，纠正“”时期对知识分子的错误认知，改变党对知识分子的观念、态度和政策。在1956年党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着重讲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他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首次提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观点。1月20日，到会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可是，对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科学论断很快被冲击掉，直到邓小平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再一次明确肯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一部分。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邓小平在报告中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强调“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造就和培养杰出的人才”，把“尽快培养出一批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作为我们科学、教育战线的重要任务”。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了人才管理的理念。他高瞻远瞩，提出了我国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人才问题。他曾说：“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能上的去？”[6]他曾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指出：“改革经济体制，最主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7]他把我国的人才问题提升到了一个战略的高度之上，提升了知识分子在我国人民心中的位置。1977年，邓小平在深刻总结我国对待知识和人才问题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郑重地提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8]。1984年，他在中央顾问委员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又特别强调指出：“这个文件一共十条，最重要的是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9]。由此，“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理念成为了邓小平人才管理思想的核心理念。

其次，邓小平人才管理的根本途径：提高全民的整体素质。一是重视教育。“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10]1983年10月1日，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他一再强调我国要实现现代化，科技是关键，人才培养是基础[11]。1978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就指出：“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12]。因此我们的教育只有面向世界才能更好的了解世界，以便促进教育的发展。同时邓小平指出的：“我们不但要看到近期的需要，而且必须要预见到远期的需要；不但要依据生产建设发展的要求，而且必须充分估计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13]108他指出建立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是人才培养的关键。1978年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13]108。同时，他还指出要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待遇。“要调动科学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光空讲不行，还要给他们创造条件，切切实实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13]56实践验证了邓小平的高瞻远瞩，他在教育事业中采取的措施对于教师地位的提高和国民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功不可没。特别是他非常重视教育资金的投入，如在1958年到1977年国家整个经济比较困难的时候邓小平仍就坚持教育经费不减少，而且应该增加，并制定了一些相关的保障措施。二是提出“四有新人”国民素质的要求。1979年10月，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4]1980年5月26日，邓小平给《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题词：“希望全国的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纪律的人，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人民日报》1982年5月4日发表的社论《当代青年的历史使命》中把邓小平的题词延伸为“培养青年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有强健体魄的新一代。“四有新人”是邓小平对我国人民的期望和要求，是提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的基础。三是改革人事制度。首先，大胆地使用人才。邓小平指出：“要打破那些关于台阶的过时观念，创造一些适合新形势、新任务的台阶，这才能大胆破格提拔。”[15]邓小平反对在人才选拔问题上搞论资排辈，认为这是有碍于广开进贤之路的。他指出：“论资排辈是一种习惯势力，是一种落后的习惯势力。”他还特别强调：“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善于发现、提拔以至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就我国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改革问题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打破那些关于台阶的过时的观念，创造一些适合新形势新任务的台阶，这才能大胆破格提拔”。其次，提出了干部队伍的“四化”标准。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强调：“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16]。干部队伍的“四化”标准，实际上是对于人才现代化的要求。再次，推进干部制度创新，提倡干部能上能下。邓小平同志颇有见地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对干部就是包下来，能上不能下。现在看来，副作用很大。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难题，现在还没有很好的办法解决。惟一的出路是要能下。”“要逐步从制度上，习惯上，风气上，做到能上能下。这一点，我们不如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能上能下的。”[17]邓小平主张建立有效的人才管理制度，使干部能上能下成为制度之下的标准，使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时刻保持新鲜的血液和建立有效公平的人才管理制度。最后，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实施了干部离退休制度。他个人也是以身作则主动辞去了国家领导人的职位，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主动让贤的国家领导人。1982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在邓小平的倡导下，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解决和干部离退休制度的建立逐步走上制度化轨道上来。

三、邓小平在人才管理方面采取的决策和措施的哲学意蕴

（一）正确把握了当时国内主要矛盾

“”前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被定义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把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邓小平指出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把人们的关注焦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提高科技水平的途径是靠人才，至此，为重视人才，发展人才和人才管理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注重意识对实践的反作用

邓小平注重意识对实践的反作用，从人们的思想观念入手，在根本上改变人们的认知，使意识能动地指导实践，即通过人们对于人才的正确认知来能动地指导人才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他十分重视人才建设工作的开展，从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入手，只有观念改变了，人才建设才能顺利展开。“”时期，在人们的观念中知识分子被认为是“臭老九”，是被人看不起的，而邓小平提出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理念在根本上纠正了整个国家对于知识分子的错误认知，给予人才以充分的肯定，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地位，提高了国民对于知识和人才的重视度。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四个尊重”的思想，进一步推进了人才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发展。

（三）重视人的全面发展

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即自由发展、全面发展、充分发展，并将人的全面发展思想贯彻到人才管理的实践工作当中。这主要表现在：其一，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口号，摆脱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使人们的思想得到彻底地解放。其二，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最主要目的是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即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其三，提出了“四有新人”的要求，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高国家的教育水平来提高国民素质。邓小平关于提高人民素质的措施和对教育支持的态度和决策在一定程度上大大提高了国民的整体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为人才培养工作奠定了质的基础。

（四）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邓小平提倡干部“能上能下”，实际上是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在党的内部引入了竞争机制。同时，他个人以身作则，主动让贤，建立了干部离退休机制。邓小平立足中国具体国情，引用和借鉴先进的管理理论和思想，试图建立科学、公平、有效的人才管理制度，用科学、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人事改革，使党的内部始终保持新鲜的血液。这种从实践出发，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做法，使党的干部队伍不断更新壮大，使党的建设更加的完善，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有利于国家管理体制的不断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