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我国战略文化奉献研究

导语：邓小平对我国战略文化奉献研究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摘要：战略文化是近年来被广泛关注和研究的领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对中国战略文化做出了诸多贡献，主要表现在：市场经济“中性论”与国际关系理论拓展了“和合”文化；“一国两制”思想是对“大一统”观念的创新；对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促使我国传统战略文化发生嬗变。

关键词：邓小平；传统战略文化；贡献

“战略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并以这种思想和理论指导战略行动和影响社会文化与思潮”[1]。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灵魂是和平、统一、防御，特别是极其强调统一观念[2]。战略文化并非静态，而是在历史进程中发生着嬗变，其内涵日益丰富。邓小平作为战略家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战略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邓小平的市场经济“中性论”及国际关系理论对“和合”文化的拓展

“和合”文化是中国古代战略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贵和尚中”、“和为贵”与“和而不同”是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重要内容[2]176-177。在博大精深的传统战略文化土壤上成长起来的邓小平，擅长从不同的理念、制度、利益之间找到能够交集融合的结合点，达到新的统一，从而实现其伟大的理论创新。

（一）市场经济“中性论”是对“贵和尚中”的发展

我国传统文化讲究“贵和尚中”。“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无论治国、安民，大至社会、民族，小到家庭、个体，和谐都是一种理想状态、理想境界。为了促其实现，就需要倡导仁者爱人，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注重人格修养，要像古人所呼唤的：“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和”要与“中”联系起来，以利于把握、运行，所以古人有“致中和”的说法。“中”就是中庸，“中”指把握准确的度，居中不偏，无过无不及，恰如其分，既要到位，也不过分；“庸”指平常、正常，切合实际，易于实行。古代哲学家讲“执两用中”，把握事物两端，并在矛盾对立中寻求统一、和谐、平衡。

邓小平的市场经济“中性论”[4]丰富和发展了“贵和尚中”的理念。他首先揭示了市场经济不是哪一种社会的专利。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前总编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兴达时就明确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济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5]其次，他认为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既然是资源配置方式，那么其性质就是中性的。他对市场经济“中性论”的概括，科学地界定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两对内涵不同的范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一对范畴要回答的问题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其实质是社会基本制度。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这一对范畴要回答的问题是：社会各种资源通过怎样的手段或方法分配到社会各部门中去，即资源配置方式。他指出，“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6]。“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6]203。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和手段的认识，突破了长期形成的市场经济姓资不姓社的传统观念。

（二）国际关系理论是对“和为贵”与“和而不同”思想的新拓展

“和为贵”是儒家的思想，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孔子看来，社会各等级的秩序要以礼制治之，而行礼的标准则应是以和谐为贵。但这并不意味着，凡事都要以和谐马首是瞻，或牵强附和而不受礼的约束。换言之，在礼所规定的等级差别不能被打破的底线之上，社会关系、人际交往一定要以和为贵。千百年来，中国人继承了这一思想，以“重和”的精神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但是“和为贵”思想主要适用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巩固政权的目的。而在“和而不同”的思想中，“和”强调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不同方面、不同要素的构成的统一整体，“不同”是指不同的事物，不同的意见和不同的利益，它们是具有差异性的。“和而不同”就是既要使不同的事物统一起来，又要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同”与“不同”的界限就在于是否由相同事物的结合而又承认各种事物的差别、对立、矛盾的存在。

邓小平的国际关系理论，突破了民族的狭隘眼界，是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谋求和平，即谋求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文种的融洽与和谐，是对传统“和为贵”与“和而不同”思想的新拓展。他认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96同时他还主张，观察和处理国际关系问题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对于国际争端的处理，他认为，“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6]59-60“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与实践，有效地实现了“同”与“不同”的统一，是“和而不同”精神在国家统一上的具体运用。而“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的提出，把维护国家主权和稳定同周边国家关系结合起来，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地区冲突提供了新思路。

二、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思想是对“大一统”观念的继承和创新

中华民族自秦以来，无论国家发生什么变化，不管是王朝更迭还是外族入侵，国家最终都要走向统一。崇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大一统精神是中华战略文化的重要内容。

秉承“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中国传统统一观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通过实行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追求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周代的“五服之制”已反映“民族自治”观念的萌芽，是“因俗而治”民族政策的初步体现。秦代在其中央王朝内设置“典客”和“典属国”，掌握少数民族事务。汉代在西北游牧民族中间，建立属国制，即不改其本国之俗而属于汉，故号属国。唐朝在所辖民族区域内实行“羁麽府州制”。即使是在宋辽金夏分裂时期，也有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如契丹族辽政权采取北面官、南面官制。元代对漠北采取蒙旧制，对汉地采取汉制等不同的统治制度。清代对少数民族实行羁麽政策，设立土官制度，为土司制度之始。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使中国逐步形成了费孝通先生所言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二是在实现国家统一的方法上，我国古代通常的做法是使用武力，很少甚至没有通过和平谈判实现国家统一的例子，缺乏通过建设性谈判妥协以获得双方进步的“双赢”精神。这种统一方式付出的代价很大，往往要经过长时间的内战，统一后国家元气大伤。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和统一任务，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发扬古代中国“和而不同”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政策，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一是不追求所有事情上都统一，允许很多方面不一样。“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6]49。“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6]58。“解决台湾问题也是这个原则，台湾跟香港不同，还可以保留军队”[6]97。“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6]30。二是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即在一国两制制度下，以最低的成本和代价，乃至零代价实现国家统一。邓小平认为，“过去，好多争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6]68。他认为考虑到香港、中国和英国的实际情况，采取和平的方式解决是可能的。最终经过两年的谈判，“我们两国领导人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为各自的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件有意义的事情关键在于，避免互相伤害，建立彼此合作，达到相互借鉴，求得共同发展。为此1984年6月邓小平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时说，“到一九九七年还有十三年，从现在起要逐步解决好过渡时期问题。在过渡时期中，一是不要出现大的波动、大的曲折，保持香港繁荣稳定；二是要创造条件，使香港人能顺利地接管政府”[6]61。他反复强调，“一国两制”政策50年不变。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并保持持续繁荣发展，实践证明了“一国两制”构想的成功，也是邓小平对“大一统”观念的创新的有力证明。

三、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促使传统战略文化发生嬗变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秉承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必将随时导致新的冲突而引起世界战争”的论断，在面临着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国家间的关系泛意识形态化，特别是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的严酷形势下，我国不得不继续采取“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军事经验和斗争哲学，“强调通过斗争维护国家独立、实现国家富强是中国迫在眉睫的战略任务”[2]160。可以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对时代的判断就是战争不可避免，同时在国内则用革命的方式搞建设，把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因此“冲突型战略文化导向分外明显”[2]160。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邓小平经过对国际形势和周边环境的冷静观察和客观，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逐渐形成了新的判断。他认为，国际形势是好的，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同时，我们也要防备别人早打、大打。随着国际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他又指出，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出现重要变化，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增长，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也就是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6]104。

邓小平的新论断把我国的战略思维从战争与革命的框架之中解放了出来，纳入到和平与发展的新轨道之上，从而使我国的战略思维进入了一个新境界，战略观念发生重大变化，这一调整代表了中国战略文化的最新嬗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为第一要务，同时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显得非常迫切。尤其是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双赢博弈逐渐取代“零和博弈”，合作安全成为国际安全观的主流。200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讲话中全面阐述了新安全观，即“国际社会应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努力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和平环境”。2007年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这说明“现实主义、道德主义、合作主义共同构成当代中国战略文化的基底”[2]182，从发展方向上看，可以说以新安全观的倡导和付诸实践为标志，中国战略文化体现出合作型趋向，这是中国战略文化最为突出的变革。我国提出的和平崛起战略理念、和平发展战略以及和谐世界、和谐亚洲的战略构想，都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的大前提下进行战略文化重构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