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邓小平的人民自觉理论模式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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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邓小平关于人民自愿自觉的思想体系，包括人民自愿自觉的精神内核与理论体系两方面内容。在始终坚持人民自愿自觉精神实质的同时，邓小平人民自愿自觉的理论体系经过了由抗日战争年代较高阶级觉悟基础上组织化的人民自愿自觉阶段向改革开放后较低阶级觉悟基础上个体的人民自愿自觉阶段的转变，由此形成了改革开放前后人民阶级觉悟与自由水平的反差。

［关键词］邓小平；人民自愿自觉；阶级觉悟；自由；反差

一、概述

总结邓小平的观点，人民自愿自觉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人民自发的行动；第二种是大部分人的意见；第三是人民开始没有觉悟，经过说服教育，自觉自愿进行的活动。这三种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均有各自不同的表现，邓小平根据其人民自愿自觉思想的实质要求采取不同的态度和措施。

邓小平人民自愿自觉思想的精神实质可以概括为五点：第一，立足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第二，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而不强调人民的自发行为；第三，坚持群众路线；第四，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第五，坚持将人民的自愿自觉约束在统一战线之内。这五个要素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邓小平的人民自愿自觉思想的精神内核。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到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邓小平本着实事求是态度，以人民自愿自觉思想的精神实质为中心，构建了不同的人民自愿自觉的理论体系，具体表现为革命战争年代较高阶级觉悟基础上组织化的人民自愿自觉与改革开放后较低阶级觉悟基础上个体的人民自愿自觉两个阶段。

二、抗日战争年代较高阶级觉悟基础上组织化的人民自愿自觉

（一）理论背景与动力机制

1937年日本加紧侵略中国后，民族矛盾变成了主要的矛盾。党中央敏锐地捕捉到国内主要矛盾的改变，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成为中共又团结又斗争的对象。

这时期人民的需求即让人民自愿自觉的动力机制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强烈要求抗击日本侵略者，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第二，希望减轻“对敌的经济和劳役负担，特别是保护壮丁、粮食不被敌人捉去抢去”〔1〕(P55)。第三，“人民要求秩序”“要求安民”〔1〕(P113)。

（二）具体措施——组织化的发动群众

1．营造发动群众的环境的努力

在军事方面，党指挥人民军队同人民群众密切配合，同敌人进行了严酷的政治、文化和反特务的斗争，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有效的对敌斗争给了人民克敌制胜的希望；军民关系方面，军队严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整军风军纪，树立良好影响，“使群众敢于接近”〔1〕(P95)；经济方面，为了发展生产，党“以人民福利和抗战需要为出发点”，制定了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农业政策，低负担的工商业政策，对灾民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救济，使人民“充满了对敌人对自然作斗争的活力”〔1〕(P81)。在党的自身建设方面，邓小平对“党内组织上和思想作风上不纯”的情况进行了整顿。“人人都要反省，来一个自觉运动。不能自觉的，别人来帮助。确实不能挽救的，要洗刷出去”。从而使党能够统一意志，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增强了战斗力〔1〕(P101-102)。

这些措施的实行，使人民认识到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党指挥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人民子弟兵，党有能力领导人民打败敌人，有能力领导人民过上好日子。

2.如何发动人民群众

群众组织是邓小平发动群众的基本组织形式。首先是“在发动群众中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将松散的各自为战的农民聚合起来，成立群众组织。然后“整理与健全群众组织生活”，并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使群众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力量，去参加统一战线”〔1〕(P70)。

群众组织也是邓小平发动群众的主要手段。群众组织成立以后群众团体在党的政治领导下，“独立地去进行发动、组织与教育群众的工作”，不断扩大组织基础。这样群众运动就进入了一个独立发展、自我教育、自发行动的良性循环。

（三）组织保障

在政权内如何处理群众组织与党、政府的关系问题，关系到群众能否自愿自觉的行动而不受干涉，也关系到群众的这种自发行动能否保持正确的方向，能否顾全统一战线的大局。

1．党与群众团体。党对群众团体主要是政治领导，“不应在组织上去包办。群众团体的工作，应由群众团体自己去讨论和执行”。既要保证“群众团体的组织独立性”，又要“防止群众团体脱离党的政治领导的倾向，防止党团脱离党的领导的闹独立性的倾向”〔1〕(P72-73)。

2．政府与群众团体。“政府对于群众运动应是扶植的态度”，而不应“采取旁观或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和“干涉或代替包办的态度”。

党、政府和群众组织是一个有机整体。党制定的正确的方针路线通过政府法令形式表现出来，通过各级政府内的各级党团组织保证其实施；党和政府在指导和扶植群众运动中，都要“保证这些法令的实现”，使群众运动“约束于政府法令之内，亦即是约束于统一战线范围之内”〔1〕(P74)。

这个阶段人民自愿自觉的特点是：(1)建立在人民较高的阶级觉悟基础上。通过群众组织内部的政治教育，把群众的认识提高到政治斗争、武装斗争阶段，使群众形成一个自觉自为的阶级力量；（2）发动群众的形式是组织化的。表现为群众教育和群众运动，区别于个人的行动；（3）群众运动是较高觉悟基础上的自发行为。因此需要党不断的教育，需要党的领导。

三、改革开放后较低阶级觉悟基础上个体的人民自愿自觉

（一）理论背景与动力机制

1949年建立新中国，党的地位发上了变化，成为了执政党。从1957年下半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21年中，由于执行了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导致了一系列“左”的错误和严重后果。

这个时期人民的需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安定团结。“过去我们已经吃了十来年的苦头，再乱，人民吃不消，人民也不答应”〔2〕(P252)；（2）提高生活水平。

（二）具体措施——调动人民个体的积极性

1．营造调动人民积极性的大环境的努力

邓小平通过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揭批“”的活动，进行组织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本结束了对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引导人民向前看。

2.邓小平调动人民个体积极性的主要措施

农村改革的辉煌为我党继续进行改革提供了信心和宝贵的经验。邓小平决定将这些经验“应用到各行各业，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3〕(P242)，主要包括权力下放、实行按劳分配、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开放、建立激励机制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调动积极性，权力下放是最主要的内容”〔3〕(P242)，“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3〕(P117)。权力下放、实行责任制的措施给了基层组织和企业自由支配的权利，极大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实行按劳分配，“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裕起来”〔2〕(P251)，先富带动后富，这极大的调动了人民的生产热情；在经济体制方面“对外开放，打破闭关自守，对内搞活，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3〕(P157)；在政治体制方面进行改革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3〕(P177)；利益激励。应当看到，这些措施的施行，目的是调动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基层组织的“个体”意义上的积极性。

（三）组织保障

1.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强调党的纪律。邓小平指出“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2〕(P342)。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加强党的纪律来实现的。“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2〕(P271)，这几条必须严格执行；“对于违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2〕(P147)。

2.制度建设。邓小平高度重视的制度建设。要“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2〕(P336，这也是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的问题”〔2〕(P11)。只有形成一套有中国特色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3〕(P372)，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安定团结。

3.法制建设。法制是民主的重要保障。邓小平提出“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2〕(P359)；进行法制建设也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障。“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3〕(P154)；要“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2〕(P254)。

这个阶段人民自愿自觉的特点是：(1)建立在人民是“经济人”基础上。尽管邓小平也非常强调思想政治教育，他还是把理论构建在人民较低的阶级觉悟之上；（2）调动人民群众个体意义上的积极性。人民的组织化程度低；（3）人民积极性的发挥是在制度和法律范围内较低觉悟基础上的有限的自由行动。

四、对两阶段人民阶级觉悟与自由的反差的思考

通过比较邓小平人民自愿自觉思想的两个阶段，我们不难发现改革开放前后的人民阶级觉悟与自由的反差，即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的自愿自觉是人民较高阶级觉悟基础上的自发行为，而改革开放后人民自愿自觉是在制度和法律范围内较低觉悟基础上的有限的自由行动。这种反差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即“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国家要变质了”，“专制统治”。这些思想在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系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及运动中可见一斑，甚至还造成当代人的困惑。

在革命战争时期，人民需要组织起来，才可能战胜强大的敌人。人民有十分强烈的团结起来的愿望，这有利于激发人民的集体主义观念。党组织和发动人民比较容易，并只需要将人民的自发行动约束在统一战线的范围内。这个时期广大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与人民建立鱼水深情。党的执政思想与执政理念就是在这个阶段形成并一直延续至今。邓小平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人民自愿自觉思想的立论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1〕(P257)，因此很容易受到主观因素，尤其是领袖人物的个人意志的影响。这个理论之所以能够实现，与当时特殊的革命环境和以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以及在党内的个人威信是分不开的。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人民自愿自觉思想的立论基础是民主的制度化与法律化。使人民民主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P140)。这也是改革开放后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改革开放以后面临的是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任务，计划经济时代的在低生产力水平下用集体模式发展经济的尝试行不通，邓小平采取调动人民个体积极性的措施，先发展生产力，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这是对国情实事求是的分析之后作出的正确措施，是邓小平的人民自愿自觉思想的精神内核在当今环境下的具体应用和创造性发展。

应明确指出,这种反差只是在邓小平人民自愿自觉思想的“体”的层面出现的现象，只要我党始终坚持邓小平人民自愿自觉思想的精神内核，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就不会改变。当然，当代如何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依然是我党面临的严峻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