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论对社会主义发展的作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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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邓小平理论不仅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而且包含着对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总结。邓小平理论对当代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启示是多方面的,本文试从社会主义的模式不是唯一的、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三个方面进行思考。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启示

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国情,在长期的实践和探索中,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的具体指导下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着当今世界的格局。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端,不仅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而且包含着对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总结,其对当代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社会主义的模式不是唯一的

1982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上庄严宣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突破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方面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早在我国的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适时指出“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980年1月,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苏联搞社会主义,从1917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63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也许现在我们才认真地探索一条比较好的道路。”这里邓小平同志已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区别开来,并开始从更深层次上认识到苏联模式不是唯一的模式。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他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课题,同时告诫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根据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本身。”在以后的改革进程中,邓小平同志进一步认识到,“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

在1992年初南巡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就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作了进一步分析,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的本质重新作了概括,摒弃了过去单纯强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特征而忽视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性的错误认识,这在马克思主义史上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观的重大发展。它使邓小平理论臻于成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彻底突破了苏联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苏联模式在本世纪初对世界历史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任何一种模式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万能的。本身就有严重缺陷的苏联模式被跨越国情和时代地照搬,其弊端定会更加突出。当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风风雨雨,其根源与各个国家不同程度地照搬苏联模式而长期找不到一条真正切合自己实际的建设道路不无关系。换言之,就现实社会主义而言,失败的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是其僵化的载体——苏联模式。从这种角度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意义并不在于它取代原苏联模式重新树立一种供别国模仿的样板,而在于正是它改变了原来那种照抄照搬别国模式的不良风尚,开创了一个使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多样化的崭新时期,解决了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中无法回避的而又长期困扰着各国共产党人的重大难题,孕育着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生机和活力。

二、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此后,邓小平同志更加深刻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误,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这就破除了长期以来存在着的用抽象原则和空想模式来裁判生活的观念,确立了用生产力标准来衡量一切社会是否进步的观点。他在总结苏联教训时也始终抓住这样一个主题,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皮也没用。他实际上是把自己多年来思考的,甚至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多年来未搞清楚的“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命题深化和具体化了。

在1992年初南巡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就不仅解决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问题,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改革动力说”,彻底摒弃了“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的传统观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论的重大发展,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主题的今天,国际社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以经济和科技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与较量。社会主义要在当今日益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归根到底要靠自已国家的综合国力,要靠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因而,邓小平同志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到,“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他强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在经历了1989年国内政治风波之后,在东欧和苏联局势接连发生逆转,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之后,我们的党和国家之所以能处乱不惊、稳住阵脚,是因为三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成就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得到实际的利益,看到光明的前途,从根本上说就是人民群众拥护我们党现在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中国以其活生生的现实否定了美国预言家“东欧倒苏联便倒,苏联倒中国也倒”的“多米诺骨牌理论”。

同时,要从根本上铲除“和平演变”的土壤,关键在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使社会主义在创造物质力量方面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特性充分地展示出来,那时,社会主义就会坚如磐石。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既是斗争的过程,也是说服教育的过程,但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如果我们本世纪达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到下世纪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大进一步地说服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才会真正认识到自己错了”。

三、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改革、发展与稳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贯穿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三者中任何一个都不能偏废,否则,不仅会影响其它两者,而且会危及到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

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时刻关注和敏锐地把握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和历史进程,始终注意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的辩证关系。

首先,发展是目的。中国的主要目标就是发展,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中,这是处理三者关系时首先要注意的。早在1988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改革和开放是手段,目标是分三步走发展我们的经济。”因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发展才是硬道理”。

其次,改革是动力。只有不断地改革,才能解放生产力,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和稳定。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这就是说,只有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改革,才能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才能推动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发展。

最后,稳定是前提。无论改革还是发展,都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指出,“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事业。”1989年2月,邓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稍后的那场政治风波给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影响的人们敲响了警钟,他把稳定看作“压倒一切”的问题,是中国要摆脱贫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关键问题”。

可以说,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是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鲜活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必然要求。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进一步贯彻并发展了邓小平同志关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正如任何真理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一样,邓小平理论不仅要继续接受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检验,而且还要在活生生的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发展和完善。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历史赋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项伟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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