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全新发展马克思基本矛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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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实事求是地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科学地区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改革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手段和途径；改革的实质是一场革命；破除上层建筑与生产力的“间接联系论”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邓小平的这些重要思想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基本的哲学依据、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基础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奠定的、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要求是必须对社会基本矛盾的状况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将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具体运用于我国的实践，实事求是地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具体实现形式完全有可能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进一步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区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进而提出以革命性的改革解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与生产力发展的矛盾，指出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一场革命，注重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反作用，这就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的五项重大贡献。

[关键词]实事求是；社会基本矛盾；改革

中国的改革是成功运用唯物史观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典型范例，同时也是根据改革的实践丰富发展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典型范例。

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将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具体运用于我国的实践，对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作出深入分析，并将我国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区分为根本制度与具体体制，提出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从根本上对我国的具体体制进行改革，提出改革是中国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途径，改革是一场革命，改革必须正视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邓小平的这些重要思想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基本的哲学依据，同时也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作出了重要创新。

一、实事求是地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

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基础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奠定的。他们通过对人类历史的考察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提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范畴，创立了唯物史观。他们在具体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内在矛盾时使用了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变化规律。

恩格斯就指出，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1](p.758)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首次作出了明确的阐述。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2](p.214)邓小平继承、运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开创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在推进改革的实践中，他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作出了重大的新发展。这种新发展首先表现为他在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的社会基本矛盾做出了实事求是的深入具体研究。

1979年，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篇重要讲话中，邓小平对当时的几个比较迫切需要研究的理论问题进行了阐述。他首先就谈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他说：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这里指的就是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一著名论断。邓小平认为，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一些提法妥当。这表明，邓小平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提法是充分肯定的。但是，他又指出：“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3](p.182)正是在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作深入具体研究的过程中，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对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的状况作出了中肯的判断，极大地推进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状况的认识。

本来，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状况曾作出了如下判断，他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2](p.215)应当肯定，在50年代，当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还处在初始阶段的时候，能够作出上述分析已属不易。但是，必须看到，由于我们当时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状况的认识还知之不多，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复杂状况还没有充分显露，这一判断没有能够把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展中变动不居的情况反映在内，也没有对社会基本矛盾相适应和相矛盾的程度作出具体的分析。

此后，我国理论界进一步又把的这一判断推演说成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适应是基本的，主要的；相矛盾是非基本的，次要的”。这一观点一经提出就似乎成了金科玉律，再也无人触动。实际上，这种观点并不妥当。这是因为：首先，它把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状况说成是一种与人无关的状态，忽略了事在人为的方面。历史事实表明，在任何社会制度之下，社会基本矛盾的状况都与执政者的政策正确与否，执政者的治理能力强弱直接相关。在社会主义社会，最高领导人的素质、治理国家的能力和实行的政策不同，也必然会造成社会基本矛盾极为不同的状况。其次，苏东剧变的事实表明，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相适应是基本的、主要的，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否则一个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与生产力基本上和主要上是适应的社会，怎么会毁于一旦。再次，这种抽象议论虽然主观上是要论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对于解决社会主义现实面临的基本矛盾却难以提供强有力的思想指导，它掩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可能激化的事实，甚至会导致人们对已经严重激化了的社会基本矛盾拒不承认，丧失警惕，手足无措。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之所以提出要深入具体地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正是因为他已经看到停留在“相适应是基本的、主要的”这种抽象议论上，对于解决我国现实的社会基本矛盾是于事无补的。中国社会的现实要求是必须对社会基本矛盾的状况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敢于正视和大胆解决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已经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对此，邓小平是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思考的。他曾指出：我国的经济建设也是有成绩的，也搞了一些东西，比如原子弹、氢弹搞成功了，但总的来说，很长时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止的状态，人民的生活还是贫困。“”当中，“”更荒谬地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还有道理，难道能够讲什么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吗？结果中国停滞了。这才迫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这种考虑当然包括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状况的重新思考。正是在这种反思的基础上，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精神实事求是地指出，在我国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中存在着一系列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环节和方面，“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3](p.150)此后，他多次反复强调：“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4](p.237)他还具体指出：“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4](p.237)正是由于对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的状况作出了如上的实事求是、振聋发聩的分析，邓小平才能揭开我国现代史上波澜壮阔的改革篇章。

二、科学地区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

提出“不改革就没有出路”，那么是不是说社会主义原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完全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了？这似乎是一个两难问题。如果作肯定的回答，就会导致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如果作否定的回答，就会导致对进行全面系统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否定。邓小平又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极大的智慧破解了这一两难问题。他提出要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区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从而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作出了又一重要贡献。

1979年，改革刚刚开始，随着我们对“”错误理论与实践的彻底否定和一些改革措施的实施，一些人中产生了对社会主义的怀疑。邓小平采取有力措施，坚决纠正了这一思潮。同时，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3](p.250)这时，他已经有了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区分开来的想法。就是说，我们改革的是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到了80年代中期，他明确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4](p.116)但他又说：“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4](p.149)他在提出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还提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他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这样，邓小平就把作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具体体制与基本制度作了区分。他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基本制度是好的，必须坚持；但它们的具体体制，包括已经形成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对其进行根本改革。

邓小平所说的基本制度，指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中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而他所说的具体体制，则是指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具体实现形式。所谓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包括在生产关系领域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实行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在思想上层建筑领域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所谓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指的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例如，在生产关系领域，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本制度，是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其他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呢还是实行单一的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呢？按劳分配的基本制度，是搞成单一的按劳分配一种形式还是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共同存在的分配结构？资源配置方式是搞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是搞市场经济体制？在上层建筑领域，共产党的领导是以“一党制”的形式实现还是以“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形式实现，等等，这些问题就属于具体体制。

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区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之所以非常重要，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区分才能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状况作出中肯和科学的分析。我们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好的，必须坚持，这正是因为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私人占有制这一基本矛盾，才有可能消灭资本主义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说，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这是因为我们过去所建立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具体体制，如纯而又纯的单一公有制、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时代的变化已经丧失了发展的潜力，不符合我国的历史条件和具体国情，已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只有通过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的区分，我们才不至于停留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相适应是基本的、主要的”这种空洞抽象的议论上自我麻痹，任社会主义制度在旧体制的蚕食下走向死路。同时，我们也就破解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是完全不适应生产力发展了”这一两难问题，并且极大地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我们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其基本制度与生产力的关系而言是相适应的，它提供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巨大可能；但就其实现形式即具体体制与生产力的关系而言，则既有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可能也有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可能。而具体体制究竟能不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这就要看我们是否找到了符合我国实际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实现形式。事实表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只有作如是观才能反映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将这一思想作了完整明确的表述。他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4](p.370)根据邓小平关于区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的有关思想，党中央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相继做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

这些改革涵盖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为解放和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三、改革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手段和途径

提出以全面、系统的改革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这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的又一重要运用与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恩格斯曾经提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5](p.443)但是由于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还根本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所以他不可能从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论述改革问题。后来，对如何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斯大林与都曾作出过某些论述。斯大林在晚年改变了他否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存在矛盾的观点，但他认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所以存在矛盾，是因为“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并且将来也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6](p.625)他认为，因为生产关系总是落后于生产力，因此就必须不断地对生产关系“采取措施”，使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增长。乍看起来，斯大林这一思想似乎很符合辩证法，实则不然。由于斯大林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总是落后于生产力，完全无视或完全没有考虑到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会由于人为的因素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事实，因此，他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总是落后于生产力发展的论断，是违背实际的，也是不符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客观辩证法的，并由此在实践中就形成了生产关系的“超阶段冒进”倾向。

这种生产关系“超阶段冒进”的实践，当然称不上是改革。

在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的前后，对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方法也已有所考虑。50年代中期，当斯大林的错误被揭发出来的时候，主持撰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重要文章。文章提出，社会主义“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此后，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时候，他又指出，“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2](p.215)这些论述表明，已经认识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进行变革，但是他所说的这种变革指的是局部性的、经常性的调整，而非全面性的、根本性的改革。当然，的这种认识程度与当时社会主义旧有体制的弊端暴露得不充分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具体情况看，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基本制度的建立，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和巨大的可能。就是原有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也曾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初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是，由于这种体制脱胎于革命战争年代，是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特别是受到了苏联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本身就存在着一些弊端。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的工作重点转入经济建设之后，这种体制就开始暴露了它的不适应性。随着世界科学技术革命的不断兴起和市场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出现，这种不适应性就更为严重了。本来，我们应当根据我国历史任务的变化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及时转变这种体制。但是，由于受到“生产关系超阶段冒进”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我们不但没有及时调整这种体制，反而强化了这种体制，进一步扩大了原有体制的弊端，结果形成了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僵化、缺乏活力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同这种经济体制相关联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

在这种旧体制下，经济缺乏活力，政治缺乏规范，分配上搞大锅饭、平均主义，管理上搞终身制、压抑人才，所有这些弊端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这种旧体制与生产力的矛盾进一步激化，造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严重挫折，几乎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显然，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修修补补，对旧有体制的局部调整，已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样，通过改革解决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革除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的历史性课题，就提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日程上。

适应历史的需要，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因此开创了决定我国命运的社会主义改革。而且，一开始他就把改革与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破除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他就指出：“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

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3](pp.135-136)他还向全党发出了“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号召。[3](p.141)此后，他在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区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的基础上又提出“我们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4](p.176)因此，可以说，邓小平极为明确地提出了改革是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根本方法和途径的思想，这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

四、改革的实质是一场革命

邓小平多次强调，“改革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实质上是一场革命”。“改革是一场革命”，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新论断。对于这一新论断，只有把改革和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联系在一起才能给以深刻的说明。离开对社会基本矛盾深刻而广泛的解决，我们就无从说明改革何以是一场革命。

首先，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看，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一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会进步的最主要标志就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但是，解放生产力是发展生产力的前提，如果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严重不适应生产力，生产力就不可能以应有的速度发展。这就需要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革除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建立符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过程，因此，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历史上，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的革命，破除了奴隶占有制的生产关系和奴隶主贵族专制，解放了生产力；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的革命，破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地主阶级专政，更是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我国，我们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破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官僚资本所有制，使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论断。邓小平在总结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4](p.370)这是理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过去，长期以来，我们形成了这样一个传统观念，似乎社会主义不存在、也不会发生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尽管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多次明显地暴露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但人们却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存在着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而不存在解放生产力的问题。基于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状况实事求是的分析，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搞得不好，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具体体制也会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他提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他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4](p.370)正是在解放生产力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说改革实质上是一场革命。

其次，从社会基本理论看，改革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大变革。革命是最深刻、最广泛的社会变革。它不仅涉及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人类社会这三大基本领域的变革，而且还将引起人们的行为规范、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精神状态、是非观念的重大转变。我们所进行的改革，从深度上说，并非指对原有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也不是指那种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经常性的局部的调整。这种经常性的变革将贯穿于社会主义的整个发展过程。这种一般性的变革，还不能称为革命。我们所进行的改革，是指对社会主义具体体制的根本变革，也即是对原有的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具体实现形式的彻底转换。因而，就其深刻性而言，改革是具有革命性的。从广度上说，正因为改革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因此它不仅要革除旧的经济体制，相应的还要改变旧的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科技体制等等，由此必然要引起整个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引起人们行为规范、生活方式、精神状态、价值观念的重大变化。因而，从这一社会变革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来说，也是那些经常性的细枝末节的变革所不能与之相比的。因此，正如同志所指出，我们所从事的改革事业，“就其引起的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

当然，我们说改革是一场革命，是对旧体制而言的，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言的。这场革命，是在我国人民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那次革命之后，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进行的又一次重大社会变革。

因而，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完善。

五、破除上层建筑与生产力的“间接联系论”

在邓小平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体制改革理论中，还有一点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这就是他极为重视上层建筑与生产力的相互关系的研究。这对于我们纠正长期以来存在的上层建筑与生产力的“间接联系论”的倾向，客观地反映上层建筑与生产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所谓上层建筑与生产力的“间接联系论”，来源于斯大林。斯大林在他晚年的重要著作《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中写道：“上层建筑同生产、同人的生产活动没有直接联系。上层建筑是通过经济的中介、通过基础的中介同生产仅仅有间接的联系。因此上层建筑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不是立刻、直接反映的，而是在基础变化以后，通过生产变化在基础变化中的折光来反映的。这就是说，上层建筑活动的范围是狭窄的和有限的。”[6](pp.524-525)受斯大林的这种思想影响，我国长期以来否认上层建筑与生产力有直接联系，忽略、回避和否认现实生活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现象。其实，这种观点既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也不符合社会矛盾运动的实际状况。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认为，上层建筑不仅对生产关系有间接的反作用，而且对生产力也有直接的反作用。马克思就曾以亚洲各国政府的好坏与农业收成的关系为例指出：“我们在一些亚洲帝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败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在那里收成取决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随时令的好坏而变化一样。”[7](p.763)恩格斯对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作了更多的理论论述。他认为，政治上层建筑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但由于它本身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必然要反过来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影响。

他对国家权力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作过如下一段精辟论述：“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8](p.701)恩格斯还认为，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如哲学、宗教等等，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它们的产物，包括它们的错误在内，也要反过来影响整个社会发展，乃至影响经济发展。今天，当我们重新研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上面一系列论述时，反思古今中外各个民族的兴衰史，难道还会对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具有直接的反作用持有怀疑吗？

在上层建筑和生产力之间的现实运动中，我们也会看到，不仅存在着生产力直接作用于上层建筑的一面，而且也存在着上层建筑直接反作用于生产力的一面。首先，作为上层建筑的核心的国家政权，通过参与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对生产力的状况发生着直接的反作用。

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政权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组织和领导经济建设。诸如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制定资源开发、智力开发、技术改造的方案，协调发展计划和经济关系，部署重点工程的建设规划，传播经济信息，掌握和运用经济调节手段，制定和执行经济法规，等等，都是国家上层建筑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直接作用于生产力的具体表现。国家上层建筑干预经济生活从而对生产力的发展直接施加影响，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普遍现象，而且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是普遍现象。特别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已经直接参与社会的再生产过程，直接参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领域的活动。国家通过运用手中掌握的巨大的经济力量和经济杠杆，通过投资、信贷、采购、补贴的经济活动，对经济进行社会规模的调节，从而直接对生产力的发展施加影响。

其次，国家通过有组织的暴力机构，如军队、警察、法庭和监狱等，对外以防御侵略，对内以维护社会的一定秩序，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安全和法律的保障。这在任何社会形态的国家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再次，思想上层建筑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劳动者的造就和培养，影响着劳动者再生产过程中实际能力和创造性的发挥，从而对生产力的发展施加直接的影响。人是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但人在生产中实际能力的形成，以及这种实际能力和创造潜能的实现和发挥，不仅取决于劳动者所受到的科学文化教育程度，而且也受到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哲学、宗教等意识形态的直接影响。思想上层建筑的功能之一，就是通过影响社会的精神生活，影响人的精神状态，对生产过程发生潜在的效用。目前，世界各地兴起的“企业文化”、“企业伦理”、“企业形象”等管理方式，就是人的伦理观、价值观、责任感等直接转化为激发工人生产积极性的思想因素，从而达到提高劳动效率的目的。

显然，这些管理方式就是建立在思想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直接反作用的基础之上的。

理论和现实都表明，上层建筑与生产力不但通过生产关系有着间接的作用，而且相互之间还有着直接的作用，所谓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力“间接联系论”是不全面、不科学的。看不到这一点，在实践中必然要造成重大的失误。“”中，搞乱了党，搞乱了政府，搞乱了军队，搞乱了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混乱直接造成了生产的停滞、经济的衰退，不就是惨痛的教训吗！

邓小平有着长期的治党治国治军的经验，对上层建筑与生产力的直接相互作用具有深刻的认识。在处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改革的实践中，他理所当然地不会受到上层建筑与生产力“间接联系论”的束缚，而是既重视上层建筑与生产力的间接联系又十分重视二者的直接联系，强调通过上层建筑的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978年，改革伊始，他就指出：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重要讲话中，他反复强调：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他提出，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好不好必须用是否有利于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经济上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检验。

1986年，他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精简机构。他分析说：我们要精兵简政，真正下放权力，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现在机构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设立许多公司，实际上官办机构，用公司的形式把放给下面的权力又收上来。机构多、人多，就找事情干，就抓住权不放，下边搞不活，企业没有积极性了。上半年经济发展速度比较低，就有这么一条原因。解决这个问题从何入手，要很好研究。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不然的话，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他强调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4](p.176)综上所述，实事求是地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具体实现形式完全有可能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进一步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区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进而提出以革命性的改革解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与生产力发展的矛盾，指出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一场革命，注重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反作用，这就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的五项重大贡献。毋庸置疑，这五项重大贡献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全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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