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制度变迁与市场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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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变迁的共有信念：意识形态与理论创新

意识形态作为人们对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系统的看法和见解，从共有信念上规定了社会主体实施制度创新的行动域。意识形态预先设定了制度安排模式、价值体系和理想信念，使未来制度安排以某种“先验”的形式存在着。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并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就意味着某种价值体系和理想信念在人们之间确立起来了，新的制度安排也就会沿着意识形态预设的轨道被创设出来。

邓小平在领导和设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始终重视理论创新的先导作用，并以理论创新的成果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从而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为制度变迁和改革开放提供了共有信念。纵观改革开放三十年，每一次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都是首先由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和突破而开启和推动的。这些理论创新和突破成为推进改革不断深入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

邓小平制度变迁的理论创新和共有信念的形成，是不断解放思想的结果。首先是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的理论创新。针对“”结束后“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邓小平支持和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思想路线，为随后的一系列改革创新从思想路线上作了准备。

其次，转变党和国家政治路线的理论创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轨道上来。政治路线的纠偏和工作重心的转向，使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为中国随后的热火朝天的现代化建设和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事业指明了方向。

再次，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创新。由于理论认识的不足和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商品货币关系。随着现代化建设的铺开和改革开放的推进，需要从理论上解决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明确肯定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它不再把社会主义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商品经济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内在属性。邓小平高度评价了这一理论突破，认为它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作出了新的解释，说出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1]。

最后，市场经济“手段论”理论创新。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命题。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对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这一精辟论断，从理论上破除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制度属性的陈旧观念，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做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础。

这些理论突破和创新构成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和中国社会共识。它预设了中国改革开放和制度变迁的路径和取向。

二、制度变迁的目标模式：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化取向改革

随着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认识的不断突破和理论的不断创新，邓小平对“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制度变迁和市场化取向改革目标模式认识逐渐明晰化。市场化改革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体制模式。它突破了把市场和计划完全对立的传统计划体制，开始在计划经济的总体框架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为市场化取向改革开辟了道路。（2）“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模式。它把商品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内在属性，提出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这种“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其运行机制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亟须解决。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提出的一系列著名论断，澄清了人们的各种疑虑。党的十四大根据南方谈话的精神，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最终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

邓小平提出市场化改革模式，首先在于他科学地区分了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由于认识上的原因和“左”的思想倾向，曾经把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混为一谈，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时，要么是把改革体制误认为是改变基本制度，反对对体制作任何改革；要么是把体制的改革变成对根本制度的变革，使改革变成“改向”。邓小平在改革初期就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3]。随后，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2]在他看来，市场经济作为具体的运行体制，并不具有社会基本制度性属性，而只具有体制性属性。这种认识上的突破，是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

三、制度变迁的性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中国经济体制的制度变迁，就其引起的体制变革、利益格局调整和社会结构变动的深刻性、广泛性和持久性而言，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但这场革命是在社会主义宪法原则下进行，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首先，改革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2]。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改革具有革命性的变革，它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而不仅仅是细枝末节的修补。它要从根本上变革束缚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实现制度创新，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适应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革制和其他方面体制。因此，从制度变迁的广度来讲，“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2]从制度变迁的深度来讲，改革是要彻底破除旧体制，建立新的经济体制，而不是对旧体制的修补。这种脱胎换骨式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将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将会引起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思维观念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指出：“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2]“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2]。因为，改革同革命一样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2]显然，改革和革命在这里具有相同的性质和功能。“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2]

需要指出的是，改革是一场革命，主要是从体制变革、制度创新和生产力的解放而言，而不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意义上的革命。“改革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3]

其次，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作为一场革命性的制度变迁，并不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而是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1）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进行的。邓小平反复强调指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4]（2）改革是通过变革具体体制而实现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准确地把握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关系，提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完善要通过变革社会主义具体体制来实现。他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2]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但是，“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3]因此，必须对体制进行创新和变革。通过对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的区分，邓小平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具体化为生产力与具体体制之间的矛盾，从而为解决这一基本矛盾找到了正确的方法和途径。改革的对象是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各种体制而不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因此，“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2]这意味改革的性质和目标已明晰化。“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2]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四、制度变迁的方式：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

制度变迁和改革如何进行呢？经济学者们把转型国家的改革分为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中国改革具有渐进式的特征。渐进改革一般是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组合进行边际调整。与激进式改革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完整的理想化的设计方案不同，渐进式改革在开始时并没有明确的设计方案，而是采取允许“试错”的方式，在改革实践中不断探索，即“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指出，对改革要“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2]

之所以选择渐进式制度变迁，主要是因为：（1）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没有现存的模式和经验可以借鉴；（2）制度变迁和体制改革实质是人们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会触及到各个方面的利益而面临各种阻力，必须充分考虑改革的力度、社会可承受的程度，从而使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渐进式调整；（3）人的理性有限性，人们不可能在改革之初就能完全掌握改革全过程出现的各种情形，因而不可能制定一个理想化的完整方案，而只能选择渐进的方式。邓小平指出：“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面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4]总之，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必然要求改革只能是渐进式的。

因此，中国特色的渐进式制度变迁就是按照“先易后难”的图式展开：（1）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取得经验以后，转入城市。“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有了农村改革的经验，现在我们转入到城市经济改革。城市经济改革比农村经济改革要复杂得多，难免出差错，冒风险。”[2]（2）从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改革到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在改革之初，首先对国有企业实行放权让利改革，然后是承包制，转换企业经营机制，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股权多元化，从而逐步调整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同时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并最终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3）从打破平均主义到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改革之初首先打破平均主义，确立按劳分配制度，并随着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出现而逐渐把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4）经济体制改革先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改革首先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并且到目前为止改革的中心任务和重点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从而保持了政治秩序、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和政治权力的相对集中，有利于防止因改革而引发的社会失控，为改革和发展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但并不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就可以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2]实际上，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也在有序地推开，比如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行政分权等。

五、制度变迁的目的：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

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在技术未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并能实现经济增长。无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都是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实现的。邓小平在设计中国改革开放时指出，改革就是革除传统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体制，建立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体制。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把发展生产力界定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2]

然而，由于建国后很长时间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缺乏准确的认识，加上“左”的路线和僵化的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结束后，邓小平就开始思考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并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1978年10月，邓小平指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这是一场根本改变中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2]这里，邓小平开始提出要通过变革经济体制来发展生产力。1985年邓小平明确指出：“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2]

当然，改革是为了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2]在南方讲话中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2]“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即是说，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006.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70-373.

[3]邓小平文选（1975—198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25-352.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52-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