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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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观察，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开始的改革，虽然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经过近30年实践的检验和历史的沉淀，参与改革的国家的命运大不一样。兴旺发达、日益强大者有之，失败破灭者亦有之。国内外各种人物都在追问其根本原因。对这一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将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引往不同的方向。因此，在思想政治上总结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历史经验，十分必要。

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的实际相结合，利用世界历史带来的机遇，冲破帝国主义的世界链条，以历史新纪元的面貌出现于世界。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独自与帝国主义对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地图。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上怎样发展和巩固，怎么样在内政外交方面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策，却需要漫长的探索过程。这段时间，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进程上必然充满前进和曲折，凯歌与挫折，其实这就是不断走向成熟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最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就是改革。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是在自身不具备丰富经验的情况下进行的，有许多事情史无前例、前无古人。工人阶级及其领袖人物从不标榜自己是神仙和皇帝。谁也不敢说一个国家的任何改革举措必然正确。因此，改革总是存在不断反思的必要，不断接收实践的检验。人们对几十年已经发生的改革实践中，能够运用科学的方法判定最基本的是非曲直，是无可非议的。本文就以中国和苏东国家进行改革的基本经验和教训为主要参照，做出初步的分析。

一、改革是否具有长期独立探索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基础，具有关键的意义

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成功的改革，需要具有比较深厚的思想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只有那些进行改革的思想理论比较端正和明确，同时具有长期改革实践积累的国家，才具有改革成功的更大可能。那些骤起骤落、突发型的改革，没有一个是不遭受挫折的。缺乏改革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准备，声势搞得越是热闹，做法越是离奇，领导人物越是自以为高明和得意，就失败得越惨。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之所以走出一条成功之路，关键就是中国是具有长期改革的思想理论积累和实践基础的积累。中国自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初期，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以改革的精神独立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为标志，不仅提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命题，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难能可贵地提出“以苏为鉴”，防止照抄、照搬苏联模式，开始了对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这些探索形成的理论成果，至今仍然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在这些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具有长久意义的探索，铺垫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基础，指明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正确方向。这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1

起自1956年《论十大关系》的一系列探索，都体现了的独具特点的思想创造。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一九五六年四月，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2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创造的具有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新成果，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

在20世纪60年代，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深入探索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系列问题。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形式问题上，按劳分配的问题上，发展商品经济的问题上，社会主义社会的所处阶段问题上，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问题上，执政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问题上，国际战略问题上，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问题上，都得出了比较正确的结论，产生了十分宝贵的思想理论成果。即使像“”失误的教训，也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深刻的实践经验，使后人总结借鉴，为准确地解决这类问题积累了理论和实践的财富。

在思想理论上，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成果。正是这些理论成果，奠定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指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出现和形成，直接衔接了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同时指引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可以说，有了这个成果，才有后来的继承和发展，才出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在实践上，中国的改革严格按照中国国情进行，一以贯之。从“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脉相承。这正如美国的思想研究者斯图尔特?施拉姆在谈到与邓小平的继承发展关系时所说的：“当今邓小平的中国和20年前的中国有了不同，但是有一件事一点也没有改变：即为寻求一条现代化的道路而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同时又保留中国的特色，他们都以此为目标。毛谈到过制定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邓则宁愿说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正是在这里，施拉姆找到了与邓小平的思想一脉相承的依据。

为社会主义改革铺垫的基础有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在改革中正确对待国际经验。既不盲目地照搬苏联的经验，也不盲目地否定苏联的经验；既不企图把自己的经验强加于人，也不接受大国主义的指挥和压力。第二，在改革中立足于本国的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苏联的经济发展的重、轻、农顺序，来到中国就毫不犹豫地变成了农、轻、重的顺序。第三，改革的出发点是实现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政治利益和生活发展的需要，从根本上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苏联和东欧国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东欧国家被苏联大国主义束缚，不能允许做出这样的基础性铺垫，波兰和南斯拉夫的改革都遭到苏联的干涉和压制，以失败告终，不得不回到原有苏联指定的轨道或者走向例外的极端。苏联在斯大林逝世之后，在对待兄弟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以民族自私为出发点，控制其他国家不越出自身的规范，而不是支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道路。因此在思想上没有积累有价值的新成果，在实践上也没有成功的积累，后来的改革也不具备应有的基础。最后在20世纪80年代那种迫不及待、旋起旋落的突发式的改革，使其不可能会有成功的可能。

二、改革中是否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划清两种改革观的界限，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命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改革，从本质上说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根本目的是为了把社会主义事业搞得更好。因此，凡是在改革之中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国家，改革就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执政党就处于主动地位，社会就处于安定团结的状态，不断取得成就；否则，改革就会丢掉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方向，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受到威胁或者丧失，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在动乱或者剧变中被推翻。

中国的改革伊始，针对改革初期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一些极端现象，邓小平就及时而果断地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他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指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思想。”4邓小平接着说：“大家知道，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粉碎‘’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5这里邓小平讲了两个意思，一是这是党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二是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政策就是坚持了这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邓小平提出：“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上面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6其实，四项基本原则的本质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邓小平在改革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和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之中，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健康发展，最大的政治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坚持了以四项基本原则为主要内容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根据这些原则，对干扰改革的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保证了国内大局的安定和改革的正确导向。根据这些原则，虽然提出并实施了纠正晚年发动“”的错误，但同时保住了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保住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的基础。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坚持下，四项基本原则在80年代就写入了党的基本路线，载入了宪法，成为立国之本，成为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这就是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7这就进一步指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以及在改革中不断开创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质就是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8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过程中，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转化为“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改革实践中的一个伟大的创造。这是在政治上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具体化、中国化的真正体现。对于四项基本原则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清醒地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和斗争，将是新时期一定范围内阶级斗争的主要反映。这就使得中国度过了难关险滩，使得改革乘风破浪，安定团结，巩固发展。

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之中没有提出和坚持类似中国的四项基本原则这样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盲目地进行改革，甚至把马列主义的指导丢到九霄云外，把放弃党的领导视为“开明”，把社会主义制度当成传统的模式，根本丢掉了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条件下提出的所谓改革的新思维，把改革搞成了离经叛道，实际上就已经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现在，这也成为不争的事实。无论有多少人，无论对苏东国家的失败做出多少种分析，丢弃和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原则，这就是苏东国家改革走向邪路，最终导致失败的最大的政治原因。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功，不应该忽视和忘记这个教训。

苏联在改革过程中，不懂得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赫鲁晓夫开始就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提出所谓“全民党”、“全民国家”等错误的口号，使得抽象的人道主义、社会党人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在国内长期泛滥，逐渐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勃列日涅夫虽然纠正了赫鲁晓夫的一部分实践方面的错误，但却把赫鲁晓夫主持的苏共二十大的精神当成圭臬，这就注定失败的命运。直到戈尔巴乔夫，在宪法上自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并批评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大搞私有化，模仿西方的多党制，这就表明他彻底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在苏联官方制造了“斯大林模式”的概念，同时把苏联基本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实践都称作“斯大林模式”，随着“斯大林模式”的被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也随之被抛弃了。前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曾对戈尔巴乔夫作过这样的评述，“从1988年到1989年，他已经一步一步地抽去了影响苏联历史70年的‘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到1991年中，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隐藏的资本主义者，甚至他自己对此毫无觉察。”9这是西方一个清醒的旁观者对苏联背叛科学社会主义的客观评价。

在苏联国内，极端主义的思潮很快由反对斯大林转向反对列宁，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苏联国家历史档案研究所所长、苏共“民主纲领派”的领导人阿法纳西耶夫，发表的观点就是这样。他说，“斯大林主义的实质在于列宁主义。”“在1918—1919年著作里，列宁多次强调‘暴力’、‘无情地处决’、‘大规模的恐怖’这些字眼。……从这一点意义上说，斯大林与列宁相比实际上没有任何新的发明。……我感到最重要的是要揭露斯大林主义所包含的列宁主义实质”。10在苏共1990年2月全会上，《苏维埃文化报》主编发言指出：“现在，正是列宁遭到了集中攻击，……我们在某些杂志上看到了谈十月革命和列宁本人在以后国家遭遇到的灾难中所起的罪恶作用的重头文章。而斯大林仅被认为在恐怖方面继承了列宁的事业。”11当苏联剧变成为历史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向日本的池田大作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共产党宣言》大部分地包含了继承了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共产主义者的革命的极左主义的东西。”“……不幸的是，列宁，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的列宁比马克思的战友恩格斯显得更为教条。”12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的自白。在改革之中抛弃科学社会主义，就是离开了立国之本，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变质。这就是苏联发生悲剧的政治原因。

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历史和历史人物评价的态度不同，以的态度对待和评价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实践导致灭亡，以科学态度正确评价自己的实践历史就能够团结稳定

怎么样评价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和历史人物，特别是像列宁、斯大林、这样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影响巨大的人物，涉及到是否尊重历史，是否赢得民心，是否保持党内团结的大事。对这样的大事的处理态度，对政治局面的稳定和改革的命运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人类历史上，取代旧的社会制度的任何新型社会制度，在这种新型社会制度最初的一、二百年里，都有一个曲折发展和完善调整的过程。英、法、美的资本主义制度在战胜封建主义或殖民主义制度的过程中就是这样。建立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例外。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也有一个探索、实践和逐步展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曲折、错误几乎是在所难免的。在改革中，如果丢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抓住某些错误或曲折的具体材料，以偏概全，作出嘲笑或否定新兴社会制度的结论，就会走向否定社会主义国家实践历史和社会主义制度开创者的道路。这样的改革，实际上就变成否定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不但违反了对待历史的科学的态度，而且在实际上取消了社会主义国家合法存在的基础。中国晚清思想家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他揭示了在否定历史的现象背后，人们的真实动机。这是一条宝贵的历史教训。历史和现实终于告诉世人一个简捷的真理：否定列宁、斯大林，抓住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的错误不放，实质上是敌对势力消灭社会主义制度的前奏。

苏联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从大反斯大林开始，到全盘否定所谓“苏联模式”，最终对列宁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和丑化。这样也就不可避免地否定了和列宁、斯大林相联系的社会主义的国家的整个历史。否定历史，必然失去人心，搞乱舆论，失去了统治基础，为亡党亡国留下了祸根。

在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情况也是这样。全盘否定斯大林，就等于否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历史，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中，东欧各国的党几乎都把自己的历史看成是“斯大林主义的”历史，把矛头指向前任领导者及其涉及的几十年的历史。这种改革的前景只能是灭亡。

1989年5月波兰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决议《关于铲除斯大林主义的残余和消除它在波兰的后果的立场》。党的领导人费什巴赫把党和国家的历史看成是“斯大林主义在波兰实践的历史”，表示要与之“一刀两断”。

1989年11月的保共全会，一心向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学习的姆拉德诺夫主张全面否定国家几十年的历史，对前任总书记及其支持者进行审判，取消了宪法中关于共产党执政的条款，为1956—1978年间的历次政治事件“平反”。保共于1990年1月召开第十四次（特别）代表大会，姆拉德诺夫在报告中说，“实行完全彻底的非斯大林主义化”，“彻底瓦解行政命令的官僚主义体制”。4月，保共改名为社会党。反共势力全面彻底否定党和国家的历史，对党的前任领导人日夫科夫提出指控。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认为，否定在保加利亚执政30多年的日夫科夫，实际上就等于否定了社会主义保加利亚的历史成就。反对派组织甚至辱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享誉甚高的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季米特洛夫，说他是保加利亚“40年罪恶的主要责任者”，是“极权主义大亨”，“独裁者”，“杀人犯”，要求重新评价季米特洛夫的一生。一些极端主义分子还乘机污损列宁的塑像，袭击索非亚革命公墓，推倒墓碑，毁坏墓地上千处。当地人们说，“现在真是连死人也不得安宁。”保共1990年1月召开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指出：“我们面临的总的任务就是保共的非斯大林主义化和建立新型的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谴责日夫科夫及其亲信的极权制度所犯下的变形和扭曲现象”。一个被称作东欧的和平绿洲的社会主义保加利亚，此次进入剧变的混乱时期，社会主义制度毁于一旦。

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在历史上的工业落后的农业区建成了一个工农业现代化的国家，成为世界十大强国之一。社会稳定，生活文明，与一墙之隔的西德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使在这样一个社会状态下，否定民德历史的思潮在西方敌对势力的鼓舞下，照样滋长蔓延开来。在执政党的错误处置下，最后形成了剧变之势。民德统一社会党（共产党）1989年底召开的特别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指出，“斯大林主义在昂纳克时代有其特殊结构、方法和表现形式。”“我们的社会主义发展具有浓厚的斯大林主义色彩”。该党主席居西在会议上说，“要与斯大林主义所创造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思维和组织结构决裂”。历史最终赋予这种否定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的行为的报偿，就是其亡党亡国。

匈牙利社会主义政权的倾覆，就是从为1956年事件翻案开始的。1989年5月，匈党中央公报重新评价纳吉，认为他是社会主义改革政策的象征。政府也发表声明，哀悼纳吉和他的同案人，决心同过去“违法的”政治决定划清界限。否定党的历史，造成大批党员退党。10月的匈党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宣布了党的性质的根本改变和组织的全面分裂，共产党正式解散。1989年10月，由匈牙利共产党蜕变而成的社会党声明，“党首先同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所有变种划清界限”；认为匈牙利几十年来搞的是一种“官僚主义的专制的国家社会主义”。匈牙利从此进入灾难的深渊。可以看到涉及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一旦“重新评价”，根本改变其性质，就会带来灭顶之灾，弄得党将不党，国将不国。

1989年12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争取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行动纲领》中指出，“我们明确而断然地同党和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决裂，因为，这一模式同社会主义的本来形象不但完全格格不入，而且是敌视社会主义的。”13把党和国家的历史涂抹得一团漆黑，导致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亡党亡国。

其实，在整个东欧地区的各个国家，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前，都是处于封建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统治，沦为西方列强的附庸，经济文化十分落后。40年代中期以后，在苏联的帮助下，摆脱了西方垄断资本的控制，获得了独立，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经过40年的建设，摆脱了贫困，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就在一片否定斯大林主义的喧嚣中，辉煌被诬蔑为罪恶，光明被诬蔑为黑暗，导致执政的党纷纷变质，社会主义政权被推翻，国家发生了剧变。

中国的改革始终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地评价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历史和历史人物。早在20世纪50年代，当年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反对把斯大林贬到地下九千丈，对斯大林主张三七开，留下了很好的传统。邓小平在改革之初，面对国内外各种势力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历史和否定的思潮，声明我们决不用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的那种态度对待。1981年的中共中央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了正确对待社会主义实践历史的决议。这样就保住了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保住了国家的安定团结，为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政治基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命运与东欧迥然不同，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我国，1976年逝世，亿万人民悲痛欲绝。但是，随着在改革之中纠正晚年错误的过程展开，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开始制造种种谣言，以搞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心。全盘否定的口号，巧妙散布的“小道消息”，以图败坏的声誉，涂黑时代的历史。这正如曾经讲过的，“这是同志逝世以后我们党遇到的一个全局性的、紧迫的、至关重要的问题”。14令人欣慰的是，邓小平作为改革的总设计师，在改革的一开始就注重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历史，注重维护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奠基者的历史地位。邓小平指出：“给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我们不但要把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15现在看来，中国人民在20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历了一场如何对待自己的开国元勋的历史性的严峻考验。在这场考验中，整个说来中国共产党人做得较好，为改革的胜利进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始终能够正确对待开国元勋。这样，就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向前看，稳定了国家的政治局面，就能够延续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这也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不同于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根本区别之一。

四、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是否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对于改革的方向和成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和苏东国家改革的过程都出现过带有风险性的许多类似的现象。在这些现象面前，也有许多人居安思危，提醒执政党对出现的风险进行救治和反思。但是，改革的命运还是在苏东国家和中国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改革的不同结局和命运表明，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掌握在什么样的人手里，带有决定性的意义。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社会主义改革就前进，就成功，就能够达到人民大众参与改革的初衷。如果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掌握在非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是阶级异己分子手里，改革的失败就是必然的了。

在苏联，自从斯大林逝世之后，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基本上没有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落在了一些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崇拜资本主义，追名逐利，时刻要离经叛道的人的手里。这样的最高权力层的素质结构，不可能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向人民群众兑现在捞取政治资本时的许诺，必然走偏方向，失去民心，导致国家垮台和社会主义事业在一个国家范围内的失败。

中国在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都能够坚持并努力在实践之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是马列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最高权力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就能够走正确的道路，使得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巩固和完善，带领人民创造新的幸福。

因此，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众化，这是涉及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治久安，普遍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培养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保住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千秋万代永不变质的大事。社会主义祖国的命运，一方面寄托在在素质较高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人身上，另一方面也要靠广大人民群众和广大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的培养，保证有一个选择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健康氛围。

只有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掌握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情况下，才能对群众进行普遍的、深入的马列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教育，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逝世之后，邓小平、、等领导人都强调在群众中进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展示了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风采。邓小平就特别强调对党员干部和青年进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他曾这样指出：“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的优势。”16也十分重视这一工作。他在党内提出了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提出“要讲政治”，提出对党员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教育。担任总书记以来，一贯强调在全党和人民群众中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教育。他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座谈会上的讲话，他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的一系列讲话，他在十七大的报告，都说明了这一点。特别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之中提出，要实现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这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宣传普及活动。我们可以相信，只要我们切实把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伟大战略目标在现实中实现，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就能够永远保持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一定能够成功。

只有在一个广大民众普遍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社会环境之中，才能保证选拔出来的接班人、特别是掌握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领导人，确实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一个信仰危机、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缺失的社会环境里，很难保证我国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在这一点上，苏联自从斯大林逝世之后发生的背弃马列主义领导人上台的事情，确实值得全世界进步人民警惕。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我国距离基本实现现代化还有几十年的时间，一切忠于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共产党人，都应该努力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思想，学习和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造一个健康的社会舆论环境和思想理论背景，使得中国人民大众在科学思想的指导下，做出科学的选择，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选拔到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岗位，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永不变色。

注释：

1.《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第306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第307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施拉姆：《的思想》，第25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4.《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4~165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5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页。

7.《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1页，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8.《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6页，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9.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下），第65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10.《今日苏联东欧》杂志，1991年第1期。

11.《苏联问题资料》，第140页，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12.米?谢?戈尔巴乔夫，池田大作：《二十世纪的精神教训》，第361页，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版。

13.以上5条均见《东欧剧变与执政党建设》，第90~91页，红旗出版社，1991年版。

14.《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05~627页，人民出版社。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8页、第301~302页、第308页、第34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作者：刘书林，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北京市，10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