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对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同一性的科学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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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既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又是资本主义的替代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作为过渡性质的矛盾统一体，将存在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世界历史时代。而该矛盾统一体所具有的斗争性和同一性两个方面，也必将贯串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世界历史时代；但是，在这个大的世界历史时代的不同的发展阶段，该矛盾统一体的斗争性和同一性两个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又是不同的。这种差异，不仅决定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类国家之间关系的具体形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决定着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形式。邓小平以他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杰出哲学智慧，敏锐地洞察到，随着历史日益转变为“世界历史”，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同一性的地位和作用也在不断上升；而科学地把握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同一性，不仅对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对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拟主要探讨邓小平对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同一性的科学把握。

一、邓小平对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同一性的历史基础和时代条件的科学把握

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同一性的地位和作用，之所以呈上升趋势趋势，既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又有日益充分发展的时代条件。

第一，邓小平科学地把握了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同一性的历史基础。首先表现为，邓小平对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生产力上的内在历史联系的科学把握。19世纪70年代后期以前，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无产阶级革命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问题上，表达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性论点是，社会主义在客观物质生产力基础层面上只能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顶点上，社会主义确立的全部经济、政治、文化的现实基础，只能是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邓小平以其高超的辩证思维智慧，坚持了上述马克思、恩格斯论断中所包言的真理因素。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最深层的历史联系是社会化大生产的联系，社会主义得以确立的现实基础只能是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文明成果上的直接承继关系。因此邓小平认为，象中国这样生产力相对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1]“我们要进一步建设对资本主义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资金，是不可能的。”[2]必须在当代世界上建立起中国社会主义与国际资本主义在社会化大生产上本应具有的内在历史联系（矛盾同一性），把当代资本主义所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的文明成果，转化为使我国社会主义得以最终确立的现实基础。也就是说，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时态上没有完成的任务，必须在世界历史的历时态与共时态的统一中来实现。

二是表现为，邓小平对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人和社会发展的“大形态”上的内在历史联系的科学把握。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着眼于人类自身的生存状态，揭示出了人和社会发展的三大形态：（1）“人的依赖关系”是第一大形态；（2）“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3）“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大形态。与人和社会发展的这三大形态相对应的社会经济活动的性质和方式依次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时间经济。而它们所表现出的主导的社会运动特征依次为：自然必然性；经济必然性；“人类自由自主发展”。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典型的商品经济形态，是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第二大形态。至于马克思所推断的未来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顶点上所产生的社会主义，是消灭了商品生产和货币的新型社会，无疑属于“自由个性”的第三大形态。可问题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某些生产力相对落后国家却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那这种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究竟处在人和社会发展的哪个“大形态：上呢？可以说，这是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前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史始终没有解决好的重大课题。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观点，在很长一个时期，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商品经济。后来虽然有所承认，但并不认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属性，坚持以计划经济排斥和取代市场经济。邓小平深刻总结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以彻底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在1979年11月26日不容置疑地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3]而市场经济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正是遵循邓小平的这个理论思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样邓小平和我们党，就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真正找准了现实社会主义在人和社会发展的“大形态”上的历史位置，即和当代资本主义一起同处第二大形态??商品经济形态上。这个重大的理论突破，既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找准了历史出发点，也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矛盾同一性的一个重要历史基础。

第二，邓小平科学地把握了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同一性的地位和作用，之所以呈上升趋势的世界历史时代条件。首先表现为，邓小平对历史日益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科学把握。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他反复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邓小平这种言简意赅的语言，准确地把握住了历史日益转变“世界历史”的本质表现，即整个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各个民族和国家互相往来、互相依赖、密不可分的开放的有机大系统。这是因为，现代生产力的“分工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4]各个民族和国家都越来越深地被卷入“世界历史”。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已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离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都不能继续生存和发展。早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刚刚诞生的时候，列宁就曾预言：“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迫使他们走上这条同我们往来的道路。”[5]而在当代这种由历史日益转变为“世界历史”所形成的“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的客观力量，已经和并将更加强大。这正是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同一性的地位和作用，呈上升趋势的最重要的世界历史时代条件。

二是表现为，邓小平对现时世界历史时代“和平发展”主题的科学把握。邓小平早在1980年1月就敏锐地洞察到时代主题的转换，到1985年他又将其科学地表述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6]而这正是随着历史日益转变为“世界历史”所形成的“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因为各国之间在经济发展等各方面的相互依存性和依赖性日益加深的客观现实，尤其是经济越发达、对外经济联系越多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对世界的依存性和依赖性越大的客观现实，必然使国家之间形成更多的共同点、互补点，产生更多的共同利益。既表现为共同发展的利益，也表现为共同创造世界经济秩序和发展条件的需要。大国之间的军事、政治对抗已不是维护其经济利益的可靠手段，诉诸战争来解决国家之间的矛盾，不仅不能确保其经济利益的实现，而且还会彻底破坏其发展的国际经济秩序条件。军备竞赛和战争威胁成为世界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而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才是在世界竞争中取胜的最重要条件。因此，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反对战争，都力图通过和平求发展。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将形成一种和平共处，相互竞争和竞赛，加强交往和交流，并在克服不断产生的矛盾中求得共同发展的新局面，即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同一性的地位和作用将呈上升趋势。

二、邓小平对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同一性的具体表现形式的科学把握

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同一性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在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同一性的历史基础与时代条件的动态结合作用过程中形成的。邓小平正是在科学把握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同一性的历史基础和时代条件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握住了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同一性的具体表现形式。

第一，邓小平首先肯定的是，在社会化大生产层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相通的。这是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同一性的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因为“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7]所以，“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8]特别“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邓小平的论断不仅指明了我国对外开放的着眼点和着重点，实质上不揭示了人类“获得性遗传”机制的秘密和各民族能够通过向前人学习以及相互学习而加速发展的深层原因，即社会的生产力及其发展有着相对于所有制形式、生产关系的一定独立性和自主性，它更具有全人类的意义，因而能够为社会制度不同的民族所直接吸收和利用。

第二，邓小平又进一步指明了，在现时世界历史时代的条件下，在与社会基本制度相对应的具体体制层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也可以相通。即在体制层面可以表现出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同一性。他说：“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9]他又说：“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10]他还有针对性地强调：“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1]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种“经济手段”（“具体做法”）他也称之为“经济体制”。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提出了一极富时代意义的重大思想，那就是社会基本制度如何实现有个“具体做法”问题，即有个“体制”问题；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两个层次。所谓体制是指一定社会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即为其服务并使其正常运作的运行机制、调控机制和管理体系。一种社会基本制度可以通过不同的体制来实现，而在一个大社会经济形态下的不同社会基本制度也可以通过同类型的体制来实现。当然，体制在运作过程中总要和一定的社会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不具有社会基本制度属性的体制，呈现出了与之相结合的那个社会基本制度的社会特征。因此，在现时世界历史时代，同处人类社会商品经济形态下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具体体制层面也可以相通。

第三，邓小平还指出了，在现时世界历史时代通过国际市场这个纽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经济利益上也可以形成互补和互相依存的关系。即建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市场联系，实现双方的市场利益，是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同一性的重要表现形式。他说：“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地利用。这是个战略问题。”[12]正是在1989年中美关系极其困难的时候，他强调：“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那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中国市场毕竟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13]这是邓小平最早提出以市场利益作为中美关系的基础。并且邓小平认为，我国不断拓展国际市场，尤其是加深与美、日、欧及东南亚的市场联系，是我国的国家利益的重要要组成部分。而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一定程度上又以决于我国对国际经济要素的汲纳能力。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有利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加深与世界、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市场联系。第四，邓小平认为，在现时世界历史时代条件下，在作为一种经济因素而存在，而不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形态而存在的生产关系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互相利用。如果说资本主义创造了世界历史，创造了世界经济体系和世界市场；那资本就再也不能离开世界经济体系和世界市场而存在和发展，资本增殖运动必须依赖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世界市场是资本不断给自己创造出来的而又反过来制约着它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邓小平判断我国可以长期吸收国际市场要素作为实行对外开放战略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西方国家“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14]也就是说，国际资本必然有进入中国市场的冲动。而我国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相对落后，决定着经济成分上不能搞单一的公有制。利用外资正是实现我国发展战略的条件之一。因为“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要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15]对此，邓小平风趣却富有辩证法地说：“我就要一点‘资’，为什么？因为‘资’可以转变为‘社’。”[16]

当然，我国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之所以能容纳作为一种经济因素而存在，而不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形态而存在的资本关系，还有更深层的世界历史辩证法根据，即在现时世界历史时代，资本的发展，一方面带来了更多和更强烈的破坏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自身再生产基础的因素和倾向，另一方面又带来了进一步增强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自身再生产能力的因素和倾向。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展的这种“新的辩证法”，使资本生产力在现时世界历史时代的范围还有较大的活力和发展空间，使资本关系对现时世界历史时代的各国的生产力的发展，或者还有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或者还有不同程度的利用意义。这种状况，很可能将延续到国际资本关系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为止。

三、邓小平对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同一性和斗争辩证关系的科学把握

在现时世界历史时代的条件下，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斗争性，并没有因为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同一性的地位和作用呈上升趋势，而不复存在。而且在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同一性的地位和作用呈上升趋势，也是与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斗争性出现新的特点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只有科学地把握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的辩证关系，才能真正把握住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同一性的实现过程。

第一，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斗争性的形式由对抗转化为竞争，而竞争正是通过利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同一性展开的。

邓小平对现时世界历史时代和平与发展的主题的洞察和把握，内含着对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斗争性的形式由对抗向竞争转化的揭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共存??竞争”格局正在取代“并存??对抗”格局。所谓“共存??竞争”格局，指两种制度国家相互开放、交叉存在和发展，而不是相互封闭、平行存在和发展，是主要通过经济竞争来显示和比较各自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而不是通过军事、政治对抗来铲除对方。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在竞争中“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通过开放，扩大，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流和合作来取得发展的外部条件；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通过“再发展”取得竞争的优势，从其自身利益，特别是发展经济的现实需要出发，也必须同社会主义国家加强交流和合作，共同解决世界的经济发展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经济竞争加剧，利益摩擦增多的同时，它们之间经济发展的相互依存性和共同利益及协调和合作机制也在发展。这是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辩证关系的重要表现。

第二，“坚持社会主义”与“坚持和平政策”的辩证统一

中国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邓小平主张“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和平政策。”[17]坚持社会主义，就是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就是彻底打破“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图谋。[18]否则将“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19]而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坚持和平政策”，才能在世界上“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20]，中国的强大才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才能用和平方式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解决一切国际争端。而只有“坚持和平政策”，才能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也才能“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

，[21]从而使中国社会主义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因此，邓小平说我们“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22]，就是坚持社会主义与坚持和平政策的统一，就是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法。

第三，“用不断加强友好，发展合作”来回答反社会主义势力。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着某些反社会主义势力，是带有必然性的。这是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斗争性的集中表现。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邓小平认为，对这些反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除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必要斗争外，“唯一办法就是用不断加强友好，发展合作来回答他们。”[23]即坚持两种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不断加强人民的友好往来，特别是以市场利益为基础，不断扩大中国市场的开放度，吸收西方国际资本更多地进入中国市场，日益加深中国社会主义与国际资本主义的相互依存度，形成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互补关系，进而以此来制约和限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反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正是由于邓小平的决策，1898年后，尽管西方世界对我国实行制裁，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总额仍以较高速度保持增长，并且由企业界出面排除政治因素对市场关系的干扰，致使中美关系的数度危机都得以解困。而目前日本对中国市场的依存关系，已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经济关系，对两国经济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致使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很难成大气候。邓小平这种用强化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同一性，来制约和限制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斗争性的决策和作法，正是源于对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辩证关系的科学把握。

第四，在对外开放的实践中，从整体上始终把握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肯定、否定的辩证法。

邓小平指出：“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当然，这会带来一些问题，但是带来的消极因素比起利用外资加速发展的积极效果，毕竟要小得多。”[24]“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25]“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26]邓小平这些关于对外开放的积极与消极两方面作用的论断，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扩张的两重性的理论一脉相承。但邓小平论断的核心精神，是强调对外开放的实践辩证法。即在对外开放的实践过程中，要不断地辩证肯定世界资本主义对我们积极作用的一面，不断地辩证否定世界资本主义对我们消极作用的一面；而且世界资本主义给我们带来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两个方面，也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渗透的。因此，对向世界资本主义开放的具体环节和内容，一定要作具体分析，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出发，权衡利弊，着眼于利用其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自觉克服其消极因素。这正是邓小平对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相互渗透、相互交织的客观现实的科学把握。

注：

以上引文出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第225页;[2]第117页;[6]第105页;[8]第373页;

[10]第149页;[11]第373页;[12]第32页;[13]第332页;

[14]第106页;[15]第372-373页;[17]第157页;[18]第311页;

[19]第158页;[20]第128页;[22]第328页;[23]第349页;

[24]第65页;[25]第379页。

以下引文出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3]第117页;[7]]第351页;[9]第250页[21]第77页；

[26]第168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2-133页。

[5]《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二版,第332页。

[16]见1992年6月22日上海《解放日报》，载《论在洋人肩膀上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