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伟大旗帜-学习邓小平文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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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邓小平文艺理论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辩证地论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提出了文化艺术交流的理论,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价值取向和发展规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引导中国文学艺术走向更大繁荣的伟大旗帜。

邓小平理论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旗帜。它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我们要实现党的十五大制订的宏伟纲领,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指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实践证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要真正挣脱禁锢在自己头上的枷锁,走向百花争艳、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攀登世界艺术巅峰,也必须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邓小平文艺理论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邓小平文艺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实践性和阶级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邓小平文艺理论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原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走出了神学的误区,以独立思考代替了虔诚的偶像崇拜,从而打破了、制造的现代迷信,推倒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假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自觉地认识到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历史使命和光荣职责。

邓小平文艺理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文艺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在文艺发展方向问题上,邓小平说:“我们要继续坚持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不同学派的自由讨论。”（1）但邓小平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坚持文艺思想上面,而重点则放在发展上。“发展是硬道理”,“重点在建设”。依据20世纪文艺实践,特别是社会主义文艺运动实践的经验教训,邓小平重新调整了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明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依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2）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邓小平在理论上作出了重大突破与发展。本世纪初,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提出“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认为文学事业应当成为党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后来日丹诺夫等人并未完整准确地理解列宁的文艺思想,而只是片面的强调文艺的党性和阶级性,把文艺看作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工具和武器,并且以行政方式粗暴地干涉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产生的恶果是世人尽知的。在中国,文艺从属于政治也是有历史传统的。梁启超在失败后,极力提倡“小说界革命”,认为小说是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欲救中国,不可不自小说始。”“五四”以后,文艺为民族解放服务、为救亡图存服务,几乎成了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共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并将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为人民服务并提,作为革命文艺的根本方向。文艺为政治服务,在战争年代的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产生了一批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以后,这个口号的片面性就日益显露出来。伴随着“左”的文艺思潮的形成和发展,在我国开展的一次又一次文艺斗争,都是从文艺背离“无产阶级政治”中找到它的理论根据。这样以来,文艺发展的路子越走越窄,最后走进了“”的绝境和死谷。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大贡献,首先就表现在他以理论家的勇气和胆识,科学地总结了近一个世纪的文艺实践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回答了时代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辩证地阐明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为社会主义文艺拨正了航向。

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在理论上的解决,“二为”方向的确立,为文艺工作者解除了最大的精神绳索,大大解放了文艺的生产力。在此基础上,邓小平从改革开放的时代高度,重新解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内涵,提出了文化学术交流的理论。1956年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理论,揭示了文化学术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但在理论说明与具体实践中,却与提出的初衷相悖。由于将“双百”安放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础上,因此他把“百家”变成了“两家”,即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因而自然也就把自由讨论和争鸣双方的关系,变成批判与被批判的关系,贯彻“双百”方针的过程,实际变成了一个“谁战胜谁”的过程。这样在实践上必然造成混淆政治与艺术、政治与学术的界限,出现批判“封、资、修”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态势。发展到“”,对外闭关锁国,夜郎自大,杜绝了一切中外文化交流和对话的渠道;对内则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杜绝一切探讨真理、发展艺术的道路,从而使“百花齐放”变成百花凋零,“百家争鸣”变成万马齐喑一言堂。鉴于历史的教训,邓小平在为我党制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过程中,强调在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的同时,提出“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3）。并且重申:“我们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4）针对“百家”即“两家”的看法和闭关锁国的教训,他说:“我们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不同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要提倡学术交流。任何一项科研成果,都不可能是一个人努力的结果,都是吸收前人和古人的研究成果。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搞封锁是害人又害己。我们要把对待封锁的态度,作为检验一个人世界观改造得如何的重要内容之一。凡是搞封锁的,就说明他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5）邓小平充分尊重争鸣双方的独立性和创造性,提倡学术交流,强调各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平等地进行对话与交流。这里不存在什么批判与被批判,谁战胜谁的问题,大家的共同目标是追求真理,既可异中求同,也可同中求异,或争鸣各方各自保留自己的不同见解。在科学研究中,邓小平认为应全方位地吸收前人和今人、外国人和中国人的研究成果。对于外国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6）。属于文化领域中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盲目推崇和照搬是错误的。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拒绝接受一切外来文化则是愚蠢的。

邓小平文艺理论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价值取向和发展规律。它继承前人,突破陈规,开拓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境界。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的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生活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7）社会主义文艺具有生动感人的形象性、艺术的真实性、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风格的多样性,它不是以抽象的说教去说服读者,而是以巨大的艺术感染性,激发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文艺的任务和目的。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新人的范畴概念,并以此体现人民的审美理想,进而达到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目的。邓小平说:“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8）社会主义新人是体现时代精神和人民审美理想的新颖生动的个性。他们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式的“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而是普通的有着七情六欲、悲欢离合的丰富多样的社会主义个性。他们是“四化”的建设者、创造者和为实现祖国统一、民主、文明、富强而奋斗的炎黄子孙。在他们身上表现出的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体现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这种社会主义新人的艺术形象和典型性格的塑造,必将给人民群众以美的享受,提高他们的审美情操和审美能力,有力地影响着四有新人的培养。

第三,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取向与评价标准。“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是邓小平一生的座右铭,它集中概括了邓小平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既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方向,也是社会主义文艺最根本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文艺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鼓舞教育人民,培养四有新人——这是邓小平反复阐明的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观。在对作品的评价上,邓小平特别提出了“社会效果”检验问题。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人民最高利益的所在,以“社会效果”检验,自然“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9）1992年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即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人民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也是鉴赏、评价文艺作品的审美主体。因此,“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应当由人民来评定。”（10）邓小平还从历史发展的高度,向文化教育提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这“三个面向”也是人民鉴赏、评价文艺作品成就高低的重要依据。

第四,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道路。邓小平从文艺与人民关系的视角,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根本道路。他说:“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的在人民的生活中吸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11）沿着这条康壮大道前进,文艺工作者应在三个方面上下功夫:(一)应深入人民生活、贴近生活,在丰富的生活沃土中获取创作源泉,哺育和激发自己的艺术生命力;(二)应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想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三)应当认真钻研、吸收熔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要不畏艰难,勤学苦练,勇于探索,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不断攀登艺术的新高峰。

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是党所领导的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党如何领导文艺,能否不断地解放艺术生产力,培养一批又一批的文艺生力军,并为文艺工作者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开辟一个更为广阔自由的天地和文化氛围,这是社会主义文艺能否真正走向发展繁荣之路的根本保证。邓小平总结了本世纪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从两个方面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

第一,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来领导文艺。邓小平从历史的经验中深刻地认识到,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艺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由于文艺是一种复杂的个体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12）“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13）成功的正确的领导,应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14）

第二,关于反“左”防右,主要是防“左”的问题。“左”、“右”本来是党内领导政治运动使用的两个概念。早在1929年斯大林就指出:“‘右倾’和‘左倾’的概念目前在我国是党的概念,更确切的说,是党内的概念。‘右倾分子’或‘左倾分子’就是离开真正党的路线而倾向于这一或那一方面的人。因此把这些概念应用于像文艺、戏剧等等非党的和无比广阔的领域,那就奇怪了。”（15）中国由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长期居于支配地位,因此政治上“左”、“右”的倾向不时地影响到文艺事业的发展。邓小平从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视角,对文艺上的反“左”防右问题作了理论分析,提出了中肯的、可行的意见。他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的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6）邓小平说的右,主要是指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搞动乱;“左”主要是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左”的极端是无产阶级,以阶级斗争为纲,动不动就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对于为什么主要要反“左”,邓小平根据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实际,作了具体分析,他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左”有很深的历史根源。在党的历史上曾出现过王明、李立三、瞿秋白三次“左”倾路线,给革命造成极大危害。“建国后,从1957到1978年,我们吃亏都在‘左’。”（17）二是传统的习惯势力。邓小平说:“‘左’的干扰更多是来自习惯势力。旧的一套搞惯了,要改不容易。”（18）邓小平关于在文艺领域反“左”防右,主要是反“左”的观点,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在十五大报告中郑重地告诫我们:“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保持清醒头脑,克服各种干扰,坚持邓小平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年间,中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审美需要还有相当的差距,称得上有世界重大影响的作家艺术家和文艺作品还未出现。“一个伟大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会有文艺的发展和繁荣相伴随。”（19）在邓小平理论的光辉旗帜指引下,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随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胜利,中国的文学艺术必将以璀璨的成就卓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注〕

（1）（2）（3）（4）（5）（6）（7）（8）（9）（10）（11）（12）（13）（14）《邓小平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7、108、84、109、100～101、84、6、6、5、8、10、9～10、9页。

（15）《斯大林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55页。

（16）（17）（1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249、248页。

（19）《在第六次全国文代会、第五次全国作代会上的讲话》,199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