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国家职能观
时间：2022-03-21 04: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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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题】政治思想
【正文】
国家职能是指国家为实现其基本目的和根本任务而具有的社会功能，它表示国家活动的基本方向，是国家权力的内在表现。国家的职能也就是国家的社会作用，国家的阶级实质通过国家的职能最集中地表现出来。国家职能一般可分为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职能是主要的，对外职能是对内职能的延续。无产阶级专政“是国内斗争，有些同时也是国际斗争，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的[1]”。在长期的实践中，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理论的基本方面，同时进行了丰富和发展。
一、社会主义国家对内职能观
国家的对内职能有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等职能，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内职能主要是通过专政职能的“正确有效的工作[2]”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1]”和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辩证统一，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创新和思想文化等多种职能有机结合起来，而不是将它们互相割裂，互相对立，是邓小平国家职能理论的一大特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三个组成部分，“一个中心”说的是国家的经济职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说的是国家的政治职能，改革开放说的是国家的制度创新职能，当然这三项职能的履行都离不开国家的思想文化职能。
1.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随着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国家的经济职能必然日益突出出来，成为国家的各种职能之首。国家的政治职能和制度创新职能必须为实现国家的经济职能服务，不能脱离实现国家的经济职能另搞一套。在这方面中国人民是有教训的。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四项基本原则一直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它对中国人民来说并不是新问题。但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四项基本原则变成了高傲的“阳春白雪”，片面地强调四项基本原则的崇高地位，甚至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压制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工作，使之同社会主义经济和思想文化工作对立起来、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上，也存在着许多“左”的东西，阉割了四项基本原则的生命和灵魂。1979年，邓小平在重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时候指出，四项基本原则虽然不是什么新问题，但是“这些原则问题在目前的新形势下都有新的意义，都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做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这是一项十分重大的任务，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又是重大的理论任务。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革命工作[1]。”这个创造性的革命工作，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清除在国家职能问题方面的“左”的影响，破除那种将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创新和思想文化等职能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的政治上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另一方面要切实解决好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把政治上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在实践中统一起来。特别是在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来以后，在经济职能成为国家的首要职能的情况下，更需要充分发挥国家的政治职能、制度创新职能和思想文化职能，把国家的政治职能、经济职能、制度创新和思想文化职能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互相融合起来，形成一个国家职能的综合效力系统，使国家的自主性沿着有利于社会的方向发展。
2.发挥国家的政治导向作用，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指引正确的政治方向，就需要将国家的政治职能和思想文化职能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职能，即政治社会化职能。政治社会化是指一个社会内政治取向和社会模式的学习、融合、传播和继承，“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3]”所谓国家的政治社会化职能，就是国家将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通过文化的方式向社会大众传播、形成或者改变人的政治社会心理和政治思想观念的过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不仅是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等方面的变革，同时也是社会思想文化方面的变革。随着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中国人民的传统社会意识和社会心理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大众社会心理层面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价值规律成为调节人们之间关系的主要手段，过去一直倡导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观念，就受到“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和专门为个人的物质利益奋斗的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等思想的冲击；实行对外开放，一些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就会乘虚而入，解放后已经绝迹的“黄赌毒”等现象又卷土重来；体制改革中进行政治权力的结构调整，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的管理和制度方面的漏洞，在担任公共职务的各个岗位就出现了不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职业道德，而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设租寻租作为追求的目标，贪污腐败、以权谋私、违法乱纪的现象逐年呈上升趋势等等。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指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2]。”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两个文明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2]”。“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之间的同志式关系等等[1]。”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进一步概括为培养“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四有”公民。这“四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具体表现，从政治的角度来讲，以培养“四有新人”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际上就是发挥国家的政治社会化职能，向广大人民群众传播和灌输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文化。发挥国家的政治社会化职能，就是在政治思想层面上排除“左”右干扰，为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扫清思想障碍，赢得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基本路线的广泛认同。发挥国家的政治社会化职能，就是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紧密结合起来，用改革创新的精神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充分发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作用，这是国家的政治职能和思想文化职能的有机结合。
3.发挥国家的政治职能，特别表现在它对社会政治稳定的保证作用。社会的政治稳定不仅是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从经济方面来说，政治稳定是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条件，邓小平认为，当前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要做好这些事情，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都干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从政治方面来说，政治稳定也是政治发展的内在需要。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社会各种利益关系的多样化和复杂化程度不断提高，社会成员水平普遍增高，大众参与意识急剧增长，而中国的政治发展相对比较落后，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都尚未达到现代政治文明所要求的水平，政治的民主化制度化法制化程度相对较低，而且人口众多、文化素质低也是制约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操作上是有一定的难度。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如果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示威游行[2]”。所以，“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是必须保持稳定[2]。”“稳定压倒一切”，这是邓小平通过对中国政治历史的深刻反思和现实分析得出的重要结论。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改革开放，都必须避免社会动员与大众参与的无序发展和过度发展，防止出现对改革开放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社会动荡。只有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行稳定的经济政策，积极稳妥地调整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实现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目标，同时实现政治民主化制度化法制化的政治发展目标。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讲，珍惜和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都是中国社会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是关系到人民根本利益的大局问题。因此，邓小平在经济高度增长，社会结构急剧变化的情况下，特别强调发展国家的政治职能，把能否实现政局稳定作为衡量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好不好的标准。
4.要实现国家的政治稳定，不能仅仅依靠国家发挥政治职能，更重要的是充分发挥经济职能和制度创新职能。邓小平经常讲的赋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就是强调将国家的政治职能与经济职能及制度创新职能紧密结合起来[4]。
(1)政治稳定必须以经济建设和生产力的发展为目的。过去我们也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是没有搞清楚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例如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最主要的是经济建设没有搞好，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水平，没有使全国人民尽快摆脱贫困，使国家更快强盛起来，不能用大量的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我们的社会主义还不够合格。邓小平认为，群众是最相信事实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合不合格，最根本是要用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1]。”“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2]。”所以，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凡是能够积极争取的发展速度都要积极争取，有利于发展事业的，抓着就可以干，如果到本世纪末再翻一个没有水分的一番，那时候人民就会看到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兴旺发达的。
(2)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关键在于国家是否合理地发挥经济职能，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综合平衡，避免剧烈的经济波动，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善于调节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把各种矛盾和冲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使社会保持相对稳定和秩序的状态中，是实现政治稳定的前提。对于改革开放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其中包括政治方面的问题，邓小平不主张就事论事地来处理，而主张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来对待。他认为，许多社会矛盾问题既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同时也是经济问题，而且经济工作没有做好是出现这些问题的关键。所以，“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要“用经济政策、经济办法来解决政治问题[1]”，把经济工作越作越细，是解决当前政治与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
(3)实现政治稳定，不能光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必须搞好改革开放。实际上，改革开放就是国家的制度供给和制度创新。邓小平总结了过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指出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在体制上存在着种种弊端，严重地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要求，如果现在再不改革，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有被葬送的危险，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各个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不仅需要进行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而且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而我们所有的改革能不能成功，最终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所以，邓小平把改革看成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1]”是“革命性的变革[2]”，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2]。”社会主义事业的最终胜利，主要是靠发展，而发展的必由之路，就是改革开放。“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2]。”所以充分发挥国家的制度创新职能对实现国家的政治稳定的一个很好的支持。可见，政治稳定并不是政治生活死水一潭、政治改革裹足不前，而是在政治发展和政治创新中实现的。只有把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创新和思想文化等各种职能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科学地协调好改革、发展、稳定和创新之间的关系。
二、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职能观
国家的对外职能是对内职能的延续。国家的对内职能，执行着统治阶级的路线和政策，是主要的；国家的对外职能，在与其它国家的相互关系上、在国际事务中，执行着哪个阶级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在国家的对内、对外职能中，因为一个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只有首先在国内加强统治，巩固自己的地位，才能有力量开展对外活动，顺利地实行国家的对外职能[5]”。邓小平的对外职能理论主要有：
(1)在防止外部敌人的颠覆和侵略的同时，突出了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2]”和平与发展问题，是关系世界发展全局的大问题，也是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的大问题。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是发展中的国家，“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2]”。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因此必须突出争取和平，促进发展这两大对外职能。
(2)在坚持和平共处的同时，突出了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霸权主义是当今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反对霸权主义同维护世界和平是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霸权主义者总是妄想成为世界或地区的主宰，推行对外扩张政策，搞什么“人权外交”、“经济制裁”等，到处干涉别国内政，“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2]”。中国不侵略别人，对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威胁，却受到外国的威胁。“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2]”，所以“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
(3)在坚持反霸斗争的同时，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对苏联对美国都要加强来往。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2]”。对美国，邓小平说：“中美不能打架，我说的打架不是打仗，而是笔头上和口头上打架，不要提倡这些。……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2]。”
(4)在坚持“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的同时，主张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2]”。同时邓小平还提出了许多发展“南南合作”，发展各国政党之间的友好关系的思想。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德］加布里埃及·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4]张丽曼.从全能型政府到效能型政府[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5]赵宝煦.政治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