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平等与社会和谐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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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行

摘要: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权利与人民权力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现代国家的特征。人民权利与人民权力决定了社会平等的特性。人民权利平等是现代社会大厦的基石。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决定了人们的权利平等和权利保障的属性。权利平等和权利保障造就了人们关系的和谐；因此，权利平等与社会和谐具有因果关系。社会平等与社会和谐是内在的逻辑。

关键词:社会平等；人民权利；权利平等；权利保障；社会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根本权利及共同愿望，是当代中国迈进新世纪新阶段新时代的理性选择、奋斗目标和重大战略任务。如果说现代政治学、法学已经阐明了现代国家的本质核心是人民主权，其基点是人权和公民权，那么，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现代政治学、法学、人学则进一步注重于人民权利和公民权的实现问题。贯穿起来看，人民权力和人民主权、人民权利和人权与公民权，既是国家的基本问题，也是社会的基本问题；依此推理,它也应当是和谐社会的基本问题。而人民权利和人民主权及其权利平等和权利保障与和谐社会，具有内在的因果关系。从理论和现实实践上来看，社会平等与社会和谐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

一、人民权利与人民权力的统一是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的本质与核心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这就需要从理论上弄清社会和谐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关系，即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

为了弄清社会主义本质，则必须从现代国家社会的本质问题入手。运用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的的原理来考察现代国家社会的本质问题，依据和概括2500年来人类社会和国家发展史的经验教训，依据和概括400年来世界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的经验教训，依据和概括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以来的经验教训，笔者认为，现代国家社会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权利与人民权力的统一，或者从人权的视角看，即为人权与主权的统一。现代政治理论科学诠释了国家权力是来自于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的授予这一真理。[1]“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2]人民权利与人民权力的统一这一观点，标明人民在国家社会中的地位和性质及其功能和作用。它所指向的对象是国家权利和权力，所辨别和廓清的是在国家社会存在的关于主人和主体、权利和权力、最高权利和最高权力、治理和管辖、运行和进程、结果和影响这六大基本要素和主要环节中，谁为主人和主体、谁的权利和权力、国家的一切权利和权力属于谁、国家的最高权利和最高权力属于谁并由谁来掌握和管辖、谁来统领和主导国家权利和权力的运行和进程、国家权利和权力运行和进程的结果和影响等这些本质性的问题。它所明确的诠释是：人民是国家社会的主人和主体、国家的一切权利和权力属于人民、国家的最高权利和最高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管理国家、人民统领并主导国家的运行和进程、以服务人民并对人民有利和有益的结果和影响为宗旨和发展方向。

为了弄清人民权利在现代国家社会、在现代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就要对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人民主权）与国家权力（国家主权）的来龙去脉及其相互关系作进一步的梳理。首先，人民是权利和权力的来源，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是国家权力的来源。“人民是权力的唯一合法泉源”和“原始权威”[3]。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这是民主政治科学赖以确立的柱石，是人类国家社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革命和创造。人的权利和权力即人权是现代国家学说的逻辑起点和基点。而不承认人的权利和权力，则是神权论国家、君权论国家、极权论国家的共同的本质特性。在神权论国家、君权论国家、极权论国家里，人、人民没有一点权利和权力，国家社会的一切权力和权利都属于神（上帝）、君主（帝王、皇帝）、统治者。但政治科学理论和人民以人、人民为核心和基点，以社会基本事实和人类考古学为依据，彻底揭穿了神权论国家、君权论国家、极权论国家的谬论邪说，推翻了这三种政体的统治地位，科学地阐明了国家的起源。国家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即农业社会的产物，公共管理组织成为它的标志。人们的群居生活和定居生活（农业社会开始）形成社会，在个人和家庭可以独立生活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公共活动、公共利益、公共安全、公共需要。在这种长期的过程中便发育形成了公共组织、公共管理、公共权力、公共设施，于是形成了国家及其权力。为了使国家保持一定的社会秩序，需要赋予这个组织一定的权力。另外，公共管理组织及其权力的运行以消耗一定的物质财富为基础，“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捐税是以前的氏族社会完全没有的。”[4]物质财富（捐税）由人民的劳动所创造。因此，从本源上，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权利。在现代国家和法治社会发育过程中，源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公民权是国家权力的源泉；国家（国家机构）的权力是由人民赋予的，是人民委托出去的。国家权力的配置，行使权力的国家机构的设置及其运作方式和程序，国家核心公务人员的产生，都是公民行使权利和权力的结果。第二，国家权力实质上是国家社会这个共同体中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权力。国家社会的一切权力和权利属于人民。国家权力的集中便是国家主权；而国家权力及其国家主权均归属于人民，即人民权力。人民权力的核心主体是人民主权。人民主权决定了国家权力是人民的公共权力，决定了国家主权是人民公共的主权。“主权或作为最后手段的最高支配权力属于社会整个集体”；“每个公民不仅对该最终的主权的行使有发言权，而且，至少是有时，被要求实际上参加政府，亲自担任某种地方的或一般的公共职务。”[5]在现代政治生活中，虽然作为多数人的人民并不自己直接行使政治管理权力，但国家社会的公共事务不是由具体行使权力者自行决定而是最终由人民裁决，具体行使权力者的权力大小以及行使权力的途径和目的皆是由人民自己控制和决定。在法律程序上，“全体人民或一大部分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行使最后的控制权。”“他们必须完全握有这个最后的权力。”[6]中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表明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这一真理。第三，国家权力服务于人民权利。全体社会成员组建国家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戕害自己，而是为了使它为自己服务。权力为权利服务，是由人民主权这一本质属性所决定的，也是权力的理性所在。权力来源于权利，那么权力为权利提供服务，便是合乎逻辑的结论。人民设立国家权力的目的，国家权力自身的价值，国家权力存在的正当性，都在于为人民（公民）的权利服务，即服务于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尊重和保护人权，维护公平，保障人民的自由和平等，防止侵犯和剥夺人权，遏制和惩罚邪恶，宏扬正义。权力服务于权利，不仅是要防止对权利的侵害，而且更重要的是为权利的行使和实现创造条件，并随着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不断承认和保障更多的权利。权力服务于权利也意味着服从权利；不服从权利，也就不可能服务于权利。总之，国家权力的配置和运作，只有为了保障主体权利的实现，协调权利之间的冲突，制止权利之间的相互侵犯，维护和促进权利平衡，才是合法的、正当的、合理的。国家权力只有以公民权利为轴心，为公民权利的实现提供宪法保障，才能得以巩固和发展。如果国家权力偏离了这一核心，那就会形成权力为权力而运作，就会造成权力侵犯权利、戕害权利、剥夺权利、威胁权利，就会带来社会的动荡和政权的颠覆，乃至生灵涂炭，生产力停滞，文明破坏。封建社会存在的历史周期率的根源在于掌权者背弃了这一宗旨。没有人民主权的决定性作用，国家权力不可能服务于人民权利。第四，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限制并制约国家权力。人类国家社会的历史经验教训表明，不受制约的权力，就是绝对权力；“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已成为当代世界政治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广泛共识。人民主权决定了对权力制约的特性。没有人民主权，不可能形成对权力的制约。权力来源于权利，但又独立于权利。国家权力从产生开始，就成为一种脱离社会的独立力量。它支配社会财富，并给掌权者带来特殊的利益，形成了权利与权力的对立状态。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这种对立带有根本冲突的性质。因此，对制约权力、防止其异化成为近现代政治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并形成了权力制约观。因而，要使得人民权利得到切实保障，就必须运用权利尤其是人民主权制约权力。人民主权下的权力制约机制，就是宪政机制。第五，人民权利和人民主权统摄并主导国家权力。人民权利产生并形成公共权力尤其是国家权力；因而，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决定、统摄国家权力，而国家权力则服从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这就顺理成章地形成了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统摄并主导国家权力的结论。总而言之，权利是目的，权力是手段；权利决定并主导权力。实现权利与权力的统一，才能达到平衡与和谐的目的。梳理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来龙去脉及其关系，可以得出结论，国家社会的一切为人民所有，国家社会的一切由人民治理，国家社会的一切由人民共享。进一步地说，国家社会的一切财富和文明由人民创造，国家社会的一切权利和权力为人民所有，国家社会的一切事业和活动由人民治理，国家社会的一切成果和福利由人民共享，国家社会的一切安全和责任由人民承担。

马克思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了近现代政治学说，坚持并进一步阐明了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问题，进一步确认了“人民主权”、“人权”和“人民权利”、“公民权”等重要思想观点及其概念。他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指出，（1）“现代国家起源的历史或者法国革命。”（2）“人权的宣布和国家的宪法。个人自由和公共权力。自由、平等和统一。人民主权。”（3）国家和市民社会。（4）代议制国家和宪章。（5）权力的分开。立法权力和执行权力。（6）立法权力和立法机构。（7）执行权力。集权制和等级制。集权制和政治文明。联邦制和工业化主义。国家管理和公共管理。（8''''）司法权力和法。(8”)民族和人民。（9''''）政党。（9”）选举权，为消灭［Aufhebung］国家和市民社会而斗争。

马克思还明确提出了“人民创造国家制度”和“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的重要观点。马克思在分析批判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和国家观点时写道：“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也许有人会说，在一定意义上，这对于君主立宪制也是正确的。然而民主制独有的特点，就是国家制度无论如何只是人民存在的环节，政治制度本身在这里不能组成国家。”“黑格尔从国家出发，把人变成主体化的国家。民主制从人出发，把国家变成客体化的人。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民主制对其他一切国家形式的关系，正如同基督教对其他一切宗教的关系一样。基督教是……宗教，是宗教的实质，是作为特殊宗教的神化了的人。民主制也是一样，它是一切国家制度的实质，是作为国家制度特殊形式的社会化了的人。它对国家制度其他一切形式的关系，正好像类对自己的各个种的关系一样。然而在这里类本身也表现为一个存在物，所以对其他不适合于自己的实质的存在形式说来，它自己就是一个特殊的种。民主制对其他一切国家形式的关系就像对自己的旧约全书的关系一样。在民主制中，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在这里人的存在就是法律，而在国家制度的其他形式中，人却是法律规定的存在。民主制的基本特点就是这样。”“其他一切国家结构都是某种确定的特殊的国家形式。而在民主制中，形式的原则同时也是物质的原则。因此，只有民主制才是普遍和特殊的真正统一。”“在民主制中，同这种内容一起形成而又有别于这种内容的政治国家，对人民说来，本身只是人民的特殊内容和人民的特殊存在形式”。“在一切不同于民主制的国家形式中，国家、法律、国家制度是统治因素，但国家并没有真正在统治，就是说，并没有从物质上贯串在其他非政治的领域中。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法律、国家本身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和特定内容，因为国家就是一种政治制度。”“可是，一切国家形式在民主制中都有自己的真理，正因为这样，所以它们有几分不同于民主制，就有几分不是真理，这是一目了然的。”[7]人民绝对有权利为自己制定新的国家制度。[8]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治制度和人民权利的实现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是统一的。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就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人民权利是国家制度的基础，国家制度则是人民权利的保障。”[9]

从以上分析表明，人民权利与人民权力的统一，既是现代国家社会的本质和核心，也应当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和核心。没有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及其权利平等，便没有现代国家社会，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会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民权利及其权利平等的实现程度，将标志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程度。权利作为一种价值形态，当它为国家权力所尊重和保护时就成为一种法律权利。国家权力的工具价值功能是实现人民权利、维护人民权利、发展人民权利和维持社会秩序。而只有维护权利，才能维持秩序。现代国家社会的一种基本实事是，国家权力除了维持社会秩序使得社会安全、有序并稳定运行以外，它自身还含有追求和趋向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效益、文明、和谐等价值理性。很难设想，现代社会中的国家权力只追求秩序和安全而漠视人权、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还能够使权力存在下去。中外历史实事表明，只有在一个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人们才会意识到社会价值的存在。一个社会只有实现了人的权利，才能激发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产生主体的自觉性、自主性、自律性，才能形成一种新型的社会秩序，实现社会更高层次的安全、稳定、文明与理性。价值关系充分反映了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一方面，权利需要国家权力的承认和保护以得到实现；另一方面国家权力不是通过侵犯、剥夺和任意限制权利而是通过广泛地承认并充分保障权利，才能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安全、文明与理性；这是社会秩序稳定和发展的基本规律。

二、人民权利平等是人民权利与人民权力的本质特性

人民权利与人民权力的统一，既是现代国家社会的本质内涵，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内涵，还是制约和作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结构和关系的枢纽和关键。这就需要对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这两个概念作一番分析，使之精细准确、清晰具体。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是由以权利为本质和核心的一簇权利所组成的，可以将这一系列的权利统称为人民权利体系。将人民权利与人民权力这一本质和核心进一步深化、细化、具体化，从内涵上可以具体划分为以下十个层面的要点：（1）人民权利；（2）人民主权；（3）人民利益；（4）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平等；（5）所有人的权利的平等保护；（6）发展权平等；（7）尊重和保障人权；（8）人民安全；（9）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10）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第一，人民权利是现代国家社会的本质所在。“权利”一词是人类文明创造的科学概念。所谓人民权利，就是人民拥有和享有的一切权利包括最高权利和最高权力，就是人民追求和实现、维护和发展自己的权利。社会主义社会，应是“人民完全有权利”[10]的社会。自从国家社会形成以来，人民就一直追求和实现、维护和发展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不断地否认并反对神权、君权、特权，反对和推翻任何统治与奴役、压迫与剥削自己的制度，清除和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理论已经揭示了人民权利这一政治社会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则是从商品经济和新历史观视角进一步科学地阐明了人民权利思想，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是消灭了统治和剥削、实现人民权利的社会。权利是近现代政治社会的核心和基石。历史上，资产阶级权利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石。恩格斯指出：“权利的公平和平等，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资产者打算在封建制的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权的废墟上建立他们的社会大厦的基石。”[11]而“无产阶级的第一批政党组织，以及它们的理论代表都是完全站在法学的‘权利基础’之上的，只不过他们为自己奠立的‘权利基础’和资产阶级的‘权利基础’不同而已。”[12]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以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权利为宗旨的社会。马克思主义已经指明，宪法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在俄国革命时期，列宁明确指出：“一切‘民主制’就在于宣布和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能实现得很少和附带条件很多的‘权利’；不宣布这些权利，不立即为实现这些权利而斗争，不用这种斗争精神教育群众，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13]对于怎样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列宁强调：“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要任何权利准则而为社会劳动”。[14]列宁要求国家宪法和法律要表达、体现和保护人民权利的宗旨，说：“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与以往的一切剥削阶级统治型社会不同，社会主义是在消灭了统治、压迫和剥削阶级的前提下，人民第一次自觉地主动地追求和实现、维护和发展自己权利的社会。人民没有权利，便不是现代国家社会。

第二，人民主权是现代国家社会在国家权力层面的本质属性。人民主权是人民权力的深化。人民主权是现代国家的根本原则和价值理念。人民主权是人民拥有国家一切权力的权利。人民主权是指国家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为人民所拥有、为人民所控制；政府以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为宗旨；一切国家制度和法律以及决策、政策和治理由人民来统领和主导。人民主权是国家赖以存在并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根源。人民主权具有不可分割性、不可转让性、不可侵犯性、不可剥夺性的特性。任何侵犯和剥夺人民主权和人民权利的行为都是非正义的、不合理的、非法的，任何侵犯和剥夺人民主权和人民权利的行为都应当被清除，重新恢复其本来状态。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认为，“人民的公意在国家中表现为最高权力，主权是公意的具体表现，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来源，主权属于人民，它具有不可转让和不可分割性。如果政府侵犯人民的权利，人民可以废除原来的契约，重新制定新的契约，组织新政府”。马克思主义以新的视野诠释了人民主权的理论。列宁清楚地指出了民主共和制的本质，就是“全体人民享有全部权力，即统一的、完全的和整个的权力。”[15]人民权利和人民主权是人民利益、权利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发展权平等和人民和谐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人民权利和人民主权，便没有人民的利益、自由、平等与和谐。

第三，人民利益是现代国家社会在利益层面的归宿。人民利益是人民权利的目的和重要内容。人民权利和人民主权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是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利益的社会。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同利益有关。从哲学视角上看，利益是在人的需要基础上形成的，而需要则是人的生命活动的表现，是人作为需要主体对需求对象的直接欲求，反映了人作为需要主体对需求对象的直接依赖关系。这就产生了在社会范围，利益成为人与人之间对需求对象的分配关系。人们要获得生活需要的满足，必须首先占有生产资料或资源，然后经过一定的分配方式才能获得。于是，人对物质、精神、生活条件的直接需要，就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利益是关系范畴，一定的物质、经济关系是利益的社会本质。利益首先体现出来的是人们之间的物质、经济、生产关系。物质、经济利益是人的根本利益，决定精神、政治、文化、社会等其他方面的利益。人是利益的主体。所谓利益主体，就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从事生产活动或其他社会活动，以便直接或间接地追求自身需要满足的人，即利益的追求者、承担者、生产者、实现者、消费者和归属者。利益主体可以分为利益个体和利益群体这两大部类。利益个体是作为单个人存在的利益主体，利益群体是结合起来的利益个体的集合体。人民利益是对人民的一切利益的概括。人民权利和人民主权决定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取向，就是要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发展目标与广大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坚持社会政策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国各族人民实现自己利益、创造美好生活的共同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创造性事业。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因而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所在。

第四，人民权利平等是现代国家社会在人与人之间权利关系层面的基本价值和根本原则。人们的权利平等是近现代以来人类追求的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原则和方向；因而成为人类的普遍的价值追求和价值目标。现代文明社会的主导性观点是给予每个人平等的权利。马克思主义继承并发展了西方文明关于平等权的学说，进一步阐明了现代国家社会关于所有人的权利平等的原理。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工人阶级所要求和实现的是“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16]现代的平等观不同于古代的平等观，它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时代的新内涵。恩格斯强调：“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这样的观念自然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现代的平等要求与此完全不同；这种平等要求更应当是从人的这种共同特性中，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中引申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17]列宁认为：“社会主义者说平等，一向是指社会的平等，指社会地位的平等”。“在政治方面是指权利平等，在经济方面，……是指消灭阶级。”列宁所主张的权利平等，就是使全体居民群众真正平等地、真正普遍地参与一切国家事务，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而“消灭阶级──这就是使全体公民在同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处于同等的地位，这就是说，全体公民都同样可以利用公有的生产资料、公有的土地、公有的工厂等进行劳动。”[18]平等，首先是指人们在本质上的平等，即生命、道义和人格上的平等；在社会实践层面，是指人们的自然权利、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和法律面前的平等；还包括国家政府看待和对待公民的立场与态度及标准平等。可以看出，平等权所主张和保护的是权利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权利的平等始终是人类的一个重要理想和目标。因为世界上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平等，尤其不存在结果的绝对平等。当自由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时候，它只能是平等的自由和权利，即所有人能享受同等的自由和权利。平等的权利即公平的待遇，指的是人们在若干方面享有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而不管他们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差别。平等的结果则要求人们在分配结果上不应当有差别，而平等的权利并不排除结果的差别。但平等并不是经济上的平均主义。平均主义的道德观会破坏私有财产和社会道德。人既然在能力上是不平等的，在社会中就会表现为个体之间的差异，多样性与复杂性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平等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同时也是宪法的原则，就其适用范围而言，平等权适用于人们生活的一切领域，即表现为政治生活的平等、经济生活的平等、社会生活的平等与文化生活的平等。每一领域的平等原则通过具体的平等权适用而得到体现。如男女平等是我国的一项宪法原则，它具体表现为男女平等权，适用于男女平等的所有领域，任何违犯男女平等原则的行为都要受法律或行政责任的追究。

第五，所有人的权利的平等保护是现代国家社会在个人权利层面的基本态度。人民权利和人民主权决定了对所有人的权利的平等保护。人人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是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和重要目标，也是现代法治文明的基本原则和重要标志。理所当然，它也应当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在和谐社会里，所有人在道德和法律面前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现代社会文明的主流共识体现在联合国会议文件和国际公约之中，即所有国家庄严承诺依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人权文书和国际法，履行其促进普遍尊重、遵守和保护所有人的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义务。这些权利和自由的普遍性质不容置疑。一切人权均为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国际社会必须站在同样地位上，用同样重视的眼光，以公平、平等的态度全面看待人权。固然，民族特性和地域特征的意义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都要考虑，但是各个国家，不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如何，都有义务促进和保护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因此，保护和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是国家政府的首要责任。这样，当今时代的精神和现实，要求世界人民和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再接再厉，献身于促进和保护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全球任务，以确保这些权利能被充分和普遍地享受。这表明，所有人的权利的平等保护是当今世界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和共同标准，它理所当然地也应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原则和基本目标。

第六，发展权平等是现代国家社会在人的发展层面的重要价值和原则。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发展权平等的社会，而不应当是发展权不平等的社会。发展权是个人和人民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并公平地享有发展所带来的利益的权利。发展权平等是现代社会文明的一项重要原则。发展权是一项普遍的、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发展权这个概念，概括了现代社会中个人和人民以及国家和民族应当享有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总和。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指出，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发展机会均等是国家和组成国家的个人的一项特有权利。在现代社会中，发展应是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全面进程，其目的是在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发展及其带来的利益的公平分配的基础上，不断改善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的福利。人是发展进程的主体，因此，发展政策应使人成为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由于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人民和每个人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能获得充分实现。人是发展的主体，因此，人应成为发展权利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是不可分割和相互依存的；对实施、增进和保护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应予以同等重视和紧急考虑。所以，国家应采取步骤以扫除由于不遵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而产生的阻碍发展的障碍，以达到人民和个人的发展权平等的实现。

第七，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国家社会在人权层面的基本价值和原则。人民权利和人民主权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社会。人权是人类的普遍价值，是人的存在形式。它是每一个人不可或缺的权利，是每一个人的生命线、保障线、幸福线。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人类文明的共同结晶，也是现代社会文明的核心价值、根本属性和时代标志。现代社会文明的主流共识，承认并肯定一切人权都源于人与生俱来的尊严和价值，人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中心主体，因而应是这些权利和自由的主要受益者，应积极参与这些权利和自由的实现。充分实现和享受人权是全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与根本目标。马克思主义已经论证了人权的历史必然性和普遍性。恩格斯指出：“社会的经济进步一旦把摆脱封建桎梏和通过消除封建不平等来确立权利平等的要求提上日程，这种要求就必定迅速地扩大其范围。只要为工业和商业的利益提出这一要求，就必须为广大农民要求同样的平等权利。……由于人们不再生活在像罗马帝国那样的世界帝国中，而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地交往并且处在差不多相同的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体系中，所以这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19]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基本价值与根本目标。与此同理，尊重和保障人权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基本价值和根本目的。明确指出，“充分实现和享受人权是全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促进和保护人权是各国政府的神圣职责。任何国家都有义务遵照国际人权文书，并结合本国国情和有关法律，促进和保护本国人民的人权与基本自由。”[20]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全国人民的富强、民主、自由和人权。可见，社会主义应是人类历史上比资本主义更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制度。社会主义的本质，在经济方面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共同富裕，尊重和保障人权。

第八，人民安全是现代国家社会在安全层面的重要原则。所谓人民安全，是指人民权利的稳固及其维护体系。安全，就是社会为了保护自己每个成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而给予他的保障。人民安全就其本质来看，是人民维护和保卫自己的权利、主权、利益、自由和平等的权力及其能力。人民安全就其社会性来看，是指人民权利、人民主权、人民利益、人民自由和平等具有稳定性、持续性、长久性、基础性的一种社会状态。人民安全，意味着人民权利、人民主权、人民利益、人民自由和平等不受侵犯、不受威胁、不受戕害、不被剥夺，是颠扑不破的。人民安全是由人民所决定的，由人民权利和人民主权所决定的。人民安全是人民和个人的共同需要，是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没有安全，那么人民权利、人民主权、人民利益、人民自由和平等、人权便是没有保障的。对于人民安全的重要意义，17世纪英国思想家霍布斯认为，人民的安全是最高的法律。历史和现实都已表明，人民和个人极易受到侵犯、威胁、戕害和剥夺。当人民和个人受到一部分人、组织、官员、国家、政府或外国的侵犯、威胁、戕害和剥夺时，那么人民和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此，安全是人民的普遍要求，人民安全是维护人民权利的重要保障。

第九，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和方向。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认为，未来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21]，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种联合体中，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不论是生产本身中人的活动的交换，还是人的产品的交换，其意义都相当于类活动和类精神——它们的真实的、有意识的、真正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22]在这种联合体中，“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第十，人民和谐从本质上是由人民权利平等与权利保障造就的结果和状态。人民权利、人民权力、人民利益、权利平等的确立和实现，就决定了人民之间的关系呈现和谐状态，就最终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现和谐状态。因为，在这种制度下，那种统治与被统治、奴役和被奴役、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平等关系被消灭了，那种阶级与阶级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根本矛盾和冲突被消除了，从而实现了人人平等，人人权利和义务平等，即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就会造就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融洽关系。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平等关系，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这种和谐状态，因为是人民之间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状态，所以可称作人民和谐。人民权利的一致性、人民权力的一致性、人民利益的一致性、人民目的的一致性、人民权利平等的一致性、人民价值观的一致性，就决定了人民和谐的这种特质，进而就决定并主导着人民和谐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就规定着人民和谐的行动指南和规范，就指引着人民和谐的发展道路和途径。人民和谐，就其内涵层面来看，包括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等、协调与和谐，阶层与阶层之间关系的平等、协调与和谐，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协调与和谐，人与组织之间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以人为本，全面、协调与和谐地发展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是从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本质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意识开始的。社会主义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扬弃为中介的积极的自我意识，正像现实生活是人的不再以私有财产的扬弃即共产主义为中介的积极的现实一样。”“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未来的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23]

三、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在现代国家社会中的特性

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在现代国家社会中具有鲜明的特性，即具有自主性、自觉性、自为性、自律性。所谓自主性，就是人民作为国家社会的主人、作为法权的主体，具有独立的地位和人格。这就意味着他不是按照别人的旨意或指定方式或在某种外在的压力下活动，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主地进行活动。这也就是说他是自己的主人，而不是别人的奴隶。所谓自觉性，简单地说，就是人民作为权利主体的自我意识和能力。进一步地说，就是主体能够认知自己活动的对象与性质、自己活动的规律与进程、掌控和把握自己活动与对象的素质和能力。自觉性是主体的认知素质和掌控能力的集中表现。所谓自为性，就是主体具有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目的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以实现自我的行为与能力。所谓自律性，就是主体以对社会规范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为基础而实行自我约束，以使自己的利益与他人的平等的合法利益相协调的意志和品格。

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在现代国家社会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最高地位具体表现为四个层次，即核心地位、统领地位、主导地位、规范作用。所谓核心，一般是指构建并决定事物的特质的基因要素和内在组织部分。所谓核心地位，一般是指居于整个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要素和社会运动的中心地位。人民权利和人民主权的核心地位，意味着它居于整个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要素和社会运动的中心地位，居于全部国家社会权利体系的中心地位，是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要素和社会运动的源泉和根本动力，还是一切社会政策和国家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和最终归宿。舍此则本末倒置，陷入混乱。所谓统领地位，就是指人民权利和人民主权统辖和率领全部国家社会权利和权力及其活动。所谓主导地位，就是人民主体缔造、支配、变更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要素。它的主导地位，意味着主体不是消极被动地适应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受制于他人的影响和制约，而是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以其意志和行为作用于他人和社会，引导他人和社会。所谓规范作用，是指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的核心地位性质，规定并限制了政治权力、政治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性质和范围，将其纳入规范化轨道，使之具有规范性。

以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为现代国家社会的本质和核心来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那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以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为核心、为根本、为基础、为指南的社会。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决定、规定并主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征，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以人民权利和权利义务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为内涵的社会。它决定、规定并主导现代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法律制度的建设，决定、规定并主导现代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社会的建设方略，决定、规定并主导现代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社会的发展途径，决定、规定并主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政策措施。这样，以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为本质和核心，就意味着它同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型国家社会的根本区别：它同神权型国家社会的本质划分开来；同君权型国家社会的本质划分开来；同资产阶级统治型国家社会的本质划分开来；总之，同一切剥削阶级特权型国家社会的本质划分开来。

四、坚持科学发展观和人民平等权利原则，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完善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使全社会向着社会和谐的目标走上一个法制化规范化理性化的轨道。

第一，促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协调统一和全面发展进步，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主线和方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文明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科学发展观体现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最根本的就是促进和保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社会和谐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谐社会建设不是独立于现实社会形态的孤立的实践活动，它始终是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共同发展进步相伴随的，是以后者为前提条件的。物质文明始终是和谐社会建设必需的物质基础。和谐社会不是物质贫乏、普遍贫穷的社会，而是一个物质文明发达、全社会共同富裕的社会。物质文明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政治关系、政治意识、政治行为和整个社会的政治制度等，也制约着社会的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水平以及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物质文明上不去，和谐社会的实现就成了一句空话。政治文明是和谐社会建设必需的政治保障。政治文明的体制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它不仅体现为不断完善的制度规范，也表现为不断提升的政治伦理；不仅体现为井然的政治秩序，也表现为人们普遍享有的民主权利和平等关系；不仅体现为管理者较高的政治素质，也表现为社会成员对人类现代文明基本原则的尊重和崇尚。政治文明建设搞好了，和谐社会建设才能顺利地向前推进。精神文明是实现社会和谐不可缺少的思想基础。精神文明建设搞好了，人们拥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崇高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才能为和谐社会建设所必需的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能否扎实推进，取决于能否按照科学发展观与权利保护的要求，把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社会和谐建设一起抓好，使它们之间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融洽贯通，浑然一体。其中政治文明起着中枢和关键作用。

第二，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和协调健康的发展，为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重点。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着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形成东中西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

第三，建构共建共享社会，努力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地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根本目的和强大动力。坚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与归宿；显然，它也应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与归宿。2004年3月10日，同志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面向新时期新阶段的发展问题，同志特别强调：“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也是党和人民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坚持人民群众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主体地位，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和归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营造全体人民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形成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24]2007年3月7日，同志在看望工会、共青团、青联、妇联的全国政协委员并参加联组讨论时指出：“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和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和谐社会贯穿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全过程，真正做到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这就指明了中国发展的根本目的。中国的发展不是为发展而发展，不是单纯为了GDP而发展，而是为了富裕人民、造福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发展。发展必须把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而落脚点是人的利益和发展。因此，人民是否得到实惠，人民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是否得到提高，人民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保障，人民是否高兴和满意，是我们考虑一切发展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是检验我们的发展是不是科学发展的最高标准。离开了以人为本，离开了人民利益，发展便失去了人民这一根本意义，就会误入歧途。关于利益问题，在现实条件下，由于利益主体呈多元化趋势，人民和公民既有共同利益，又有不同利益。因此，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从社会价值取向上讲，就要协调好全社会各方面、各阶层的利益关系，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要明确，发展是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全面进程，其目的是在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发展及其带来的利益的公平分配的基础上，不断改善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的福利。人是发展进程的主体，因此，发展政策应使人成为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的实现。建设共建共享的和谐社会，必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涵，包括全体公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平等和机会均等、结果大体相等，同时尊重社会成员的自由选择权利。应当本着范围适中、标准适度的原则，在就业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障等基本民生性服务，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公共文化、公共信息等公共事业性服务，公益基础性设施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公益基础性服务，生产安全、消费安全、社会安全、国防安全等公共安全性服务方面，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当前，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关系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切身利益，关系到广大干部和公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应当高度重视并切实抓好。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正义，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的力度，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成果。要积极地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进一步理顺分配关系，完善分配制度，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有效地调节过高的收入，取缔非法的收入，大力缓解地区之间、阶层之间、群体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促进共同富裕。通过扩大就业、建立农民增收减负长效机制、健全最低工资制度、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标准等举措，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制度。健全国家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公务员工资制度，规范地区津贴补贴标准，完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加快事业单位改革，实行符合事业单位特点的收入分配制度。加强企业工资分配调控和指导，发挥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价位、行业人工成本信息对工资水平的引导作用。规范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收入，确定管理者与职工收入的合理比例。加快垄断行业改革，调整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完善并严格实行工资总额控制制度。建立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保障所有者权益。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强征管和调节。

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适应人口老龄化、城镇化、就业方式多样化，逐步建立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相衔接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加强基金监管，保证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强化保险基金统筹部分征缴，逐步做实个人账户，积极推进省级统筹，条件具备时实行基本养老金基础部分全国统筹。加快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多种形式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发展社会医疗救助。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推进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建设。加快建立适应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对困难群众的救助，完善城市低保、农村五保供养、特困户救助、灾民救助、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等制度。完善优抚安置政策。发展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重点的社会福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发展残疾人事业，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发展老龄事业，开展多种形式的老龄服务。发展慈善事业，完善社会捐赠免税减税政策，增强全社会的慈善意识。发挥商业保险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拓宽资金筹集的渠道，加快廉租住房的建设，规范和加强经济适用房的建设，逐步解决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的困难。通过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城乡居民的发展权平等，共享发展的成果。

第四，加快政府转型，转变政府职能，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体制保障。在人民权利和人民主权的主导下，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所谓政府转型，是指从过去传统的管制型、权力型、人治型、封闭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民主型、法治型、公开型、责任型、廉洁型政府。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公共财政体制，调整财政收支结构，把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加大财政在教育、卫生、文化、就业再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投入。要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完善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分成办法，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促进转移支付的规范化、法制化。保障各级政权建设的需要。完善财政奖励补助政策和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着力解决县乡财政困难，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逐步增加国家财政投资的规模，不断增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以转变政府职能和深化企业、财税、金融等改革为重点，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一是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建立决策科学、权责对等、分工合理、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二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按照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以及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的原则，合理界定政府的职责范围，加强各级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进一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优化组织结构，减少行政层级，理顺职责分工，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实现政府职责、机构和编制的科学化、规范化、法定化。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及地方各级政府间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权责。加快推进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三是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完善重大事项集体决策、专家咨询、社会公示和听证以及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推行政务公开并逐步实现制度化，完善政府新闻的制度，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保障公民对政府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实行综合执法，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建立执法责任追究制。推行政府问责制，完善行政赔偿制度。四是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逐步缩小政府对投资项目的核准范围，健全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制和备案制。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范围和中央与地方的投资事权，改进和完善决策规则和程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建立政府投资项目决策责任追究制。同时，建立和完善投资调控体系。

第五，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政治文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政治保障。民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各个层次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障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深化政务公开，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扩大基层民主，完善厂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办事公开制度，完善基层民主管理制度，发挥社会自治功能，保证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制度之源。只有扩大和发展民主，保证人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保障人民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管理经济、管理文化的各项权利，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最广泛最雄厚最强健最持久的力量支持，使社会主义事业充满生机和活力。民主法治通过对权利与权力、义务与责任这些规范要素的合理安排，形成调整社会关系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确保社会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些价值目标得到确认、尊重和实现。民主法治是整个社会关系调节器的重心，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起着关键作用。在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不同社会关系主体的各种利益要求不断提出又不断协调，以形成全社会各种正当利益和谐共存的局面，而民主法治就是这一局面形成的重要机制。就此而言，社会能否实现和谐，主要取决于是否具有完备的民主法治。无民主法治则无和谐社会；民主法治的程度，决定社会和谐的程度。同时另一方面，民主法治为维护社会的安定有序提供政治保障。一个和谐的社会，必然有稳定安宁的社会政治环境与有条不紊的社会生活秩序。如果社会动荡、秩序混乱、矛盾激化、冲突频发，那么显然社会就不是和谐的了，人们就不可能和睦相处、安居乐业。古今中外的历史和实践表明，民主法治是一个国家和社会解决问题、克服矛盾、消除冲突、弥合分裂的理性选择与根本途径。民主法治是被人类文明发展史和当代世界文明实践证明的具有普遍性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原则。民主法治的魅力，就在于它是运用制度正义和程序公正的力量来首先征服人们的心智，实现协调各方、达成主流共识、求同存异、各得其所、多元共存的和平理性的社会局面，从而达到解决问题、克服矛盾、消除冲突、弥合分裂的目的。具体地说，法治以法律的规范性、明确性和强制性为特点，通过立法与法律实施来调整社会关系，平衡社会利益，整合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秩序。只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尊重法制，人们才能以理性与平和的方式消除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真正做到政治安定、社会安定、人心安定，达到社会的全面和谐。

第六，健全法制，建设法治国家和宪政社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法律保障。坚持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进一步完善市场主体、市场交易、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保障、人权保障、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推进司法体制与司法工作机制的改革，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司法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与司法权威。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的法律素质，形成全国普遍遵法守法、依法办事的社会风气。完善法律制度，夯实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树立社会主义法制权威，建立宪政社会。建设宪政社会，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公民权利和自由。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发展民主政治、保障公民权利、推进社会事业、健全社会保障、规范社会组织、加强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健全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度，完善行政复议、行政赔偿制度。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加强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监督。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加强和改进法律援助工作。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形成全体公民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氛围。完善司法体制机制，加强社会和谐的司法保障。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的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发挥司法维护公平正义的职能作用。完善诉讼、检察监督、刑罚执行、教育矫治、司法鉴定、刑事赔偿、司法考试等制度。加强司法民主建设，健全公开审判、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等制度，发挥律师、公证、和解、调解、仲裁的积极作用。加强司法救助，对贫困群众减免诉讼费。健全巡回审判，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落实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制度，方便群众诉讼。规范诉讼、律师、仲裁收费。加强人权司法保护，严格依照法定原则和程序进行诉讼活动。完善执行工作机制，加强和改进执行工作。维护司法廉洁，严肃追究徇私枉法、失职渎职等行为的法律责任。建议加快制订并通过中国民法典。

第七，保障人权，发展权利，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和宪法原则落到实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已成为我国宪法的根本性法律原则。扩大民主，就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和重要标志，是当代国际政治和联合国系统工作的核心价值与主题。《联合国千年宣言》和《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都将人权列为联合国系统的基本价值与原则。这就使人权成为同民主、法治一样的当今时代文明的水准。理所当然，它也应当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价值和原则。从现代国家社会的本质逻辑关系上看，人民权利和人民主权决定了对自己的成员实行保护的原则。当前，伴随着民主政治和法治的发展，要进一步促进和发展人权事业，切实保障人民的经济权益、政治权益、文化权益、教育权益、社会权益，使人权保障与政治文明、法治国家、公民社会协调一致。保护人民和公民的权利，根据权利运行的一般原理，需要通过权利的立法保障、执法保障、司法保障这样三个环节。保障人权，发展权利，实现权利的平等与和谐，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关键一环。因此，要加强实施我国批准的国际人权公约，建议制定中国人权保障法。

第八，健全和完善社会管理体制，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广泛的社会基础。当前，随着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原先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单位管理体制已不适应新形势下社会管理的要求。因此，要把加快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作为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其目标，就是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管理格局。为此，要在强化政府社会服务管理功能的同时，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建立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形成对全社会进行有效覆盖和全面管理的体系。

注释：[1]李龙主编：《法理学》，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6-267页。[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页。[3]「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57页。[4][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409页。[5][6]「英」密尔：《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3、68页。[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81-282页。[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第2页。[9]李铁映主编：《论民主》，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49页。[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05页。[11][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10、546-547页。[13]《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7-168页。[14]《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196页。[15]《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3页。[17][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4、447页。[18]《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1-393页。[20]：《关于人权与主权关系的发言》，《人民日报》2000年9月8日第1版。[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22][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131、123、120页。[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1页。

参考文献[1]《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光明日报》，2006年3月17日。[3]《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1页。[4]张文显主编：《马克思主义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130页。[5]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6]莫纪宏：《国际人权公约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7]程燎原等：《权利及其救济》，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8]王立行：《人权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