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史研究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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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史研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功能体现在总结正反经验、阐述已创造的条件和提供历史借鉴与理论支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根据现实发展提出的重要战略构想，从国史研究的角度观照和谐社会不应忽视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方位，不必要也不应该生搬硬套现在的标准反观历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如何正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学说仍是国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另外，本质论和本质属性的关系，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关系等理论问题也是国史研究应该关注的。

［关键词］国史研究和谐社会矛盾学说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C911;K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952（2007）03-0028-09

［作者简介］刘国新，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100009。

哲学社会科学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为推进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给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重要研究课题，同样，也给国史研究提出新的要求。国史研究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这是需要加以研究并回答的问题。

国史研究怎样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功能

国史研究怎样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功能，这是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如果这个关系讲不清楚，那么其他问题就都是不搭界的。归纳起来，笔者认为主要应从三个方面去理解。

（一）认真总结党执政几十年来为促进社会和谐所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这条比较好理解，因为这些都是国史研究的主要的、基本的内容，只需将其中有关社会的方面选择集中起来就可以了。现在通行的做法是分别列出、邓小平、三代领导集体以及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的理论贡献和政策主张，这样的研究是必要的，但也只是初步的。在此基础上，至少可以按两种思路进一步拓展:一是找出他们之间的共同点，由此看出我们党关于社会建设理论的历史连续性。比如，关于要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解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几代领导人对此都有过论述;又比如，关于要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也是从20世纪50年代直到当代都一再坚持和强调的观点。二是关注不同时期的递进点，由此看出我们党关于社会建设理论的历史进步性。比如，从的“以苏联为鉴”、走中国自己的路，到邓小平科学地阐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其中包括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精辟论述;从邓小平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的论述，到要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进步的观点;从要坚持稳定压倒一切，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的主张，到要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做好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的方针等观点。从中不难看出，这方面的理论是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和谐社会理论正是在这样的丰富和完善的基础上得以应运而生。另一方面，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也发生过曲折，特别是发生了“”这样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使得很多正确的思想没有得到全面贯彻，这些反面的经验同样是一笔财富。所以，只要我们在国史研究中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把党执政几十年的这方面正反经验加以系统的总结，就一定会对和谐社会建设有极大的助益。

（二）深刻阐述党执政几十年来为促进社会和谐所创造的各种有利条件

所谓各种条件，就是说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既包括和谐社会所追求的目标，也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四位一体中和谐社会与其他三位的关系。从直接的条件看，建国伊始我们党就在政权建设中成立了最基层的政权组织―――城市中的居民委员会和农村中的村级组织，现在的社区就是由此演化来的，这是社会建设最基本的组织基础。当然，还不仅仅是这些。从间接的条件看，新中国成立并进而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了根本的政治前提;经过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大幅度提升，增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先进文化，使构建和谐社会获得了不断巩固的精神支撑。这些都有许多需要深刻阐述的丰富内容。另外，构建和谐社会的总目标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提出这样的目标不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而是具备了实现它的充分条件。那么，这些条件分别有哪些，它们又是怎样形成的，也需要借助国史研究成果给以科学的回答。

（三）为构建和谐社会有关理论问题的研究提供历史借鉴和理论支持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新的重大课题，很多问题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比如，关于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观点是新的观点和理论判断，深刻揭示了社会和谐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这个重大的理论判断同时也是重大的理论课题，其中涉及的社会主义矛盾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又比如，关于以党内和谐促社会和谐问题，这又是一个全新的提法。它涉及党的建设理论、党的执政理论和党的治国理论的一系列问题。其他还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与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关系问题;关于在党的领导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人民团体、社会团体、行业组织、中介组织等的积极作用，形成社会管理的整体合力的问题;关于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特点和规律，形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机制的问题;关于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的问题，等等。从表象上看，这些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问题都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理论性的问题，似乎和史学不搭界，但从学科属性上看，它们都在国史研究的范畴之内，它们不仅在将来都要记录在国史当中，而且这些问题产生的背景及其发展变化也都需要从历史当中找寻答案，需要一种历史思维贯穿其中。对这些问题有分析有见解的阐述，都是强化国史研究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所必需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根据现实发展提出的重要战略构想

从国史研究的角度观照和谐社会不应忽视它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方位

指出，党的十六大报告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我们党要为之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明确提出来，“这在我们党历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是第一次”。他在阐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目标时也强调这是“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提出来的［1］。

十六届六中全会文件起草组组长吴邦国说，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门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及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研究并作出全面部署，有利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2）社会和谐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切实做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有利于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切实维护和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3）社会和谐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有利于进一步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4）社会和谐是应对外部挑战的重要条件，保持国内安定和谐的社会政治局面，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抗风险能力，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2］这四个考虑都是基于现实需要出发的。

的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没有“和谐社会”这个概念，当前谈学习体会的文章引用最多的就是《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并由此引申出这样的社会就是和谐社会。其实，对此既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和谐社会，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平等的、自由的社会。

同样，在、邓小平著作中也找不到“和谐社会”这样的概念。谈到我们的奋斗目标时，常常用“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国家”、“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4］这样的表述。新中国刚刚建立的现实使人们迫切地感到要优先解决工业化、根本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的问题，很自然地使国家强大和实现工业化成为追求的首要目标。由于缺乏经验，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没有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作出科学的界定，因此，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一个短时期内，我们的提法都是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最早开始思考如何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研究现代化问题。1978年10月，他就提出“实事求是问题涉及四个现代化”［5］。1979年3月，在同外宾谈话时，他提出一个新的说法，叫“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5］（p.496）。10月，在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他再次谈到“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5］（p.563）到了12月，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方，在谈到现代化蓝图时，首次使用了“小康”的概念，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小康之家”，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5］（p.582）1984年3月，在同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谈话中，邓小平把人均标准进一步降低为800美元，并在这次谈话时正式提出“小康社会”的概念，说“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6］以后，他又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不难看出，邓小平为了纠正过去我们在现代化建设问题上急于求成的倾向而使用了“小康社会”的概念，“小康社会”主要还是着眼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

“和谐社会”是以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的一个理论创新成果。说前人没有说过的话，一方面表明了现任领导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不要用新概念去照搬照套过往历史，那样肯定难于找到相对应的图景。有的文章认为，我们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制度起点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时，而历史起点则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了。本来，制度起点应该同时是它的历史起点，之所以出现了这样的错位，是因为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遭受了曲折和挫折。这就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似乎我们的历史背离我们的制度。不生搬硬套，其实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所要求的，那就是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描绘历史，还原历史人物创造历史的条件。倘若都按照今人的认识水平去比照历史，那历史恐难有精彩之处。

不生搬硬套，不等于将历史割裂开来。历史研究的重要功能就是找出历史阶段之间的关联性。虽然，、邓小平没有提出“和谐社会”的理论，但他们在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为我们党最终提出这一理论创新积累了思想资料，奠定了思想基础。从长远的发展看，正像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进而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了根本的政治前提”［1］。从具体的论述看，1955年，提出，要建成社会主义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比如说，要有50年的时间，我们的任务要求我们必须很好地处理我国人民内部的关系―――特别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很好地处理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4］（p.390）1956年，发表《论十大关系》，提出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对正确处理我国社会的一些重大关系作出了深刻论述，提出“统筹兼顾，各得其所”。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创立了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要求学会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解决科学文化领域里的矛盾，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解决共产党与派的矛盾，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以解决全国城乡各阶层以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矛盾，等等。他还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7］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断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邓小平科学阐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也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要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要有物质文明，也要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要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现代化建设不能搞单打一，要注意各方面综合平衡和协调并进。党的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包含富强、民主、文明的目标在内。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们党肩负的新任务，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要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处理好各种关系，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要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等等。正是因为我们党经过50多年的实践，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素材，“和谐社会”理论才得以应运而生。

既不生搬硬套，又不讲过头话，是正确的科学的态度，因此不必要也不应该机械地照搬照用这个概念去研判全部国史。

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学说仍然是国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相互矛盾、相互联结的对立双方构成的矛盾统一体。矛盾具有同一性和斗争性两个基本属性。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社会是以人为主体的复杂的有机体，社会运动是由多种矛盾构成的矛盾系统。社会和谐是社会矛盾运动的一种状态。矛盾的解决是动态的积极的过程，不是静态的消极的结果。所以，讲社会和谐，一要承认矛盾和矛盾的运动。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产生了，没有矛盾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二要重视解决矛盾的方法，克服矛盾的过程就是达到和谐的过程。所以，承认矛盾，正视矛盾，采取有效的方法解决矛盾，是达到和谐的正确的方法和手段。和谐从来都是由不和谐产生的。在不断取得相对和谐的过程中，我们的社会就取得了进步，得到了发展。讲这些，主要是针对有些人思想上的一些误区，在他们看来，既然我们的目标是构建和谐社会，那么一切不和谐的方法、手段就都不是正确的。与此相关的还有的人为求和谐而和谐。这其实既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也不符合思想认识规律。

从社会发展规律看，就长时段的历史时段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从不和谐到和谐的过程。前已有所述及，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了根本的政治前提”。没有这个政治前提，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那么，这个政治前提是怎样实现的呢?首先我们经过，根本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的经济基础。是一场“暴风骤雨”的阶级斗争，是不和谐的方式。但是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社会变革，消灭了地主阶级，才使得广大农民不仅在政治上翻了身，而且在经济上得到解放。随后的三大改造，又进一步消除了导致社会对立、产生社会不公的制度根源，为实现社会和谐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才形成了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本一致的政治局面，也才为在人民内部求得和谐创造了重要的前提。同样，如果不是经历了20年的曲折反复，我们也不会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不可能提高得这样迅速，社会经济文化不可能取得这样长足的进步，我们也就没有条件在这里大谈和谐社会这个议题了。这又是一个由不和谐到和谐的过程。明确了这一点，对于正确掌握国史研究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是重要的。

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并不是就没有必要再讲矛盾的斗争性了。因为，一方面正像《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所指出的，我们还“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8］这些矛盾和问题里面有些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有些则属于敌我矛盾。在人民内部矛盾中，有些可以靠说服教育、提高认识的方式加以解决，有些则需要通过一定的强制手段达到将其克服或消除的目的，所以，矛盾斗争性是不可回避的。另一方面，对斗争性本身的确切含义也要加以澄清。从哲学意义上讲，用同一、统一、一致、依存、平衡、稳定、协调、团结、和谐等概念来表述矛盾的同一性，用差异、排斥、对立、斗争、批评等概念来表述矛盾的斗争性。在当代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同步进行，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带来了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社会的生活方式、就业选择、利益诉求、价值取向、思想观念等出现多样化趋势，不同区域之间、阶层之间、代际之间的认识差异日益明显。所以化解矛盾的手段也需多样化，差异、排斥、抵制、批评都是必要的，而这都体现了矛盾的斗争性。

社会矛盾学说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决定》明确指出:“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8］（p.4），这说明矛盾贯穿建设和谐社会的全过程，因此正确的态度是正视矛盾，不回避矛盾，用正确的方法解决矛盾。同样，作为方法论，我们也应该用矛盾的分析方法解读历史，这包括矛盾普遍存在的观点、矛盾的运动有其内在规律的观点、矛盾从不平衡到平衡再到新的不平衡构成社会前进动力的观点、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是解决矛盾的基本方法的观点，等等。不仅在静态的研究中要有这种理论素养，而且在动态的研究中也要有这种理论勇气。要敢于标新立异，提出不同于前人或他人的观点，不是陈陈相因，人云亦云。要理性地平等地对待学术研究中的分歧与不同意见，不要动辄就进行阵线划分。只要坚持这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国史研究一定会对和谐社会建设发挥积极的作用。

应该关注的若干理论问题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很多理论问题亟待深入研究并及时地对现实给予指导，这里主要从国史研究的角度提出若干问题。

（一）本质论和本质属性的关系

有学者提出，《决定》中的“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与邓小平所说的“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什么关系呢?能不能说，“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而社会和谐则是这一本质的外在表现或体现?在他们看来，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征程，就是不断实现社会主义内在本质并不断体现社会和谐外在特征的过程。［9］有的学者指出:“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而“本质属性”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事物的本质在一定关系中的表现，既反映事物的根本性质，又反映基本特征，从这两个方面区别于其他事物。社会主义的本质，我们已经很清楚了。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呢?就是社会和谐。社会和谐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及以前的社会形态的根本区别。所以，它是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精辟概括。这既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是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得出的重要结论。换言之，本质与本质属性，有联系也有所不同。从联系上看，本质属性是本质的表现。按照邓小平概括的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去做，其表现出来的社会状态，就是和谐的社会。同时，从本质和本质属性上进行概括，又是两个不同的角度。前者使我们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而后者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什么样的社会状态。现在，我们既把握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质的规定性，又认识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这就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使之愈加丰满、清晰和深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作出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重大判断，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也可以说是在这个基础上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次飞跃。如果联系我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曲折发展过程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诸多重大理论的新认识，就能理解作出这一理论判断的重大意义。［10］

第一种意见认为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外在特征”。第二种意见认为本质属性是本质的表现，是事物的本质在一定关系中的表现，既反映事物的根本性质，又反映基本特征。第二种意见同时又提出一个“社会状态”的概念。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决定》在对社会和谐定性时讲了两句话:一句是“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另一句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8］（p.1）前一句是讲其质的规定性，后一句又作为一个条件提出。此外，这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几个字也不应被忽略，它没有泛泛地讲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二）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

《决定》的表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8］（pp.1～2），在这里，科学发展观是大于和谐社会的概念的。200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也是把构建和谐社会明确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抓好的一项重要任务。不少学者为此作了解读: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观对社会发展目标的指向，也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新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核―――发展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之道。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以人为本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方针。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涵―――全面、协调、可持续同时也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根本指针，而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所实现的社会则必然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11］

也有人明确提出，到底是用科学发展观还是用和谐社会来贯穿十六大以来党的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呢?他认为用构建和谐社会来贯穿党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可能更合乎逻辑”。［12］

还有人把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看作是并列的两大战略思想，说这两大战略思想“具有长远的、根本的、全局性的指导意义，是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总方针和总原则”［13］。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不同认识，笔者认为与《决定》本身有关。《决定》是一个宏大叙事，内容几乎无所不包，在要遵循的原则当中细数了诸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民主法制，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等，完全是一个总揽全局的原则方针战略。

（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关系

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六中全会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也是一个全新的提法。单独地理解这两个新的概念似无大碍，难在现实把握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其中有些方面是不容置疑的，而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带有一定的选择性，如何有效整合二者，促进社会各种力量良性互动就显得非常重要。想起心理学当中的“和谐理论”（CongruityTheory），它是平衡理论（Bal-anceTheory）的扩展，是态度改变理论之一。该理论认为在人的认知系统中，存在着某些情感或评价趋向一致的压力，并由此提出P-O-X来解释人际关系。P代表认知者，O代表有关系的人，X为界于P与O之间的某物、某事、某现象或某观点等。如果个人对单元中的两个对象的态度属于同一方向的，认知评价或情感之间趋向一致，态度体系呈现平衡状态。相反，个体对单元内的两个对象的评价矛盾时，便不平衡。由于和谐理论认为，每一成分一致性原则支配所有人的思维。在基本态度改变的情境中包含三种与评价有关的成分:（1）其他的人;（2）这个人所表示的态度;（3）对自己所表示的意见的情感。三种成分的三种评价之间有二个负号，便是和谐状态。和谐理论由此有一个预计:每一成分改变量的大小，与这一成分的相对强度成反比，强度越大，则改变得越小。

（四）从“三位一体”扩展到“四为一体”，社会建设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关系

《决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出发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位一体”扩展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并且论述了社会建设与其他三者的关系，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又可以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重要条件，它们之间是有机统一的。但是在“三位一体”下和“四位一体”下各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是不一样的，而且称前三者是“文明”，第四个是“建设”，严格地说，二者不是同等的。这些也需要理论界继续关注并加以研究。

以上仅列出四点，当然可能还不只这些，但上述问题确是关乎国史研究的重要问题。

［参引文献］：［1］:《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6月27日。［2］吴邦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纲领性文件》，《人民日报》2006年10月20日。［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4］《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390页。［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02页。［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68页。［7］《建国以来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3页。［8］《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9］李慎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需要深入学习研究的十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12月5日;《红旗文摘》2006年第22期。［10］冷溶:《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人民日报》2006年10月30日。［11］罗文东、毛立言:《和谐社会研究:有待深化的几个理论问题》，《人民论坛》2006年第10期。［12］严书翰:《需要深入解读5大问题》，《人民论坛》2006年第10期。［13］马凯:《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体制保障》，《人民日报》2006年4月5日;石仲泉:《与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湘潭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