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政党制度“类型归属”与“理论概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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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我国的政党制度不属于“多党制”，而应归属于“一党制”，或曰“一党制•第二模式”。说我国政党制度有特色，并无必要否认它也归属于“一党制•第二模式”这一事实，同样，说我国政党制度归属于“一党制•第二模式”，也并非要否认它所具有的特色。我国政党制度的理论概括中不宜包括“政治协商制度”，而宜概括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与领导的多党参政合作、互相监督制度”，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互相监督制度”。我国政党制度的理论概括中直接凸现党际“互相监督”，具有多方面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政党制度类型归属理论概括

人类政治发展的历史与现实表明，现代民主政治离不开政党。民主及其伴生物----政党与法治，可以说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三大支柱，是现代政治发展的三股潮流。有政党，就需要有规范与保障政党地位、政党行为、政党与政权关系以及政党与政党间关系等的制度，即政党制度----包括法内的或法外的[1]。政党制度作为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构成部分，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在一个长时期内，我们除了重视论述党的领导，时而也论及党际关系外，很少从“政党制度”的角度论述与研究我国的政党现象，甚至连“政党制度”的概念也鲜有使用。这一状况直至改革开放初期才开始有了变化。其直接动因是：一，邓小平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上，突出地阐明了“制度”的价值，并且明确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纳入了“政治制度”的视野。[2]二，邓小平提出“政治学”等学科应当“赶快补课”[3]的要求，推动了政治学研究在我国的恢复与发展。而现代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便是包括政党制度在内的政治制度。

最近20余年，有关我国政党制度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它对于坚持与完善这一制度，促进我国政治与社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我们的政党制度----无论在基础理论层面还是在实际运行层面，均还存在着一些有待深入探索与研究的课题。本文仅就我国政党制度的“类型归属”与“理论概括”问题，阐发笔者近年来的若干学术思考，以讨教方家。

一、类型归属：“多党制”还是“一党制”？

当今世界的政党制度形形色色、林林总总。除了用阶级分析观点将其区分为“无产阶级国家的政党制度”、“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党制度”外，政治学上较为通行的分类法是，以一个国家“实际上可以执政的政党数量”为标准，将其区分为“一党制”、“两党制”与“多党制”。例如，美国、英国是两党制，法国、德国、意大利是多党制，前苏联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是一党制。----那末，我国的政党制度应当归属于何种类型呢?或曰：我国实行的是何种政党制度?可能有人以为这早已不成问题，但在笔者看来，仍然有继续研讨之必要。

显然，我国的政党制度不属于“两党制”，这是毋庸争辩的。但，它是否可以归属于“多党制”抑或“一党制”?

有一种观点曾认为，我国实行的是“多党制”，理由是共产党加派，计有九个政党存在，而且已形成为制度。这种观点当然很值得商榷。因为，判断一个国家实行“一党制”、“两党制”抑或“多党制”，关键不在于其存在的政党之数量，而在于其实际上（不是理论上）有多少个政党可以执政。“美国除民主、共和党外，还有共产党、社会党、社会劳工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在英国，除保守党和工党两大政党外，还存在自由等若干别的政党”[4]然而，美英两国被公认为是典型的“两党制”而不是“多党制”，其依据就是“实际上（不是理论上）有多少个政党可以执政”。法、德、意等国之所以被称之为“多党制”国家，也不在于它们存在着多个政党，而在于它们实际上有多个政党可以执政，----或者是多个政党轮流着单独执政，或者是一党为主多党联合执政。

我国当然不存在多党轮流执政。但有人以为，我国派的“参政”其实也包含着“参与执政”，也就是说，各派与中国共产党一起“联合执政”，不过，共产党还担负着“领导（联合）执政”的重任。由此推论，我们就比较接近于法、德、意等国的那种“多党联合执政”。因此，我国的政党制度似乎可以在这一意义被确认为“多党制”。笔者认为，这里有一个对“执政”与“联合执政”两个概念的理解问题。所谓“执政”，即执掌政权，一般指执掌与支配国家政权中最为关键最为重要的职位与权力。比如，在总统制国家（如美国），以竞选获取总统职位，从而执掌与支配国家行政权为“执政”的标志。在议会制国家（如意大利），以竞选取得议会多数席位，从而执掌与支配国家立法与行政两大权力为“执政”的标志。由于实行多党制的议会制国家，政党林立，选票分散，一个相对较大的政党在无法获得议会多数席位以单独执政的情况下，只有与一个或几个小党结成政党联盟，这样才能占居半数以上的席位而上台执政。这就是所谓“联合执政”。那么，我国是否存在“联合执政”呢?

从半个多世纪的事实看，在我国，始终是一个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牢牢“执掌与支配国家政权中最为关键最为重要的职位权力”。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中国共产党党员历来占有绝大多数；政府等其他政权机关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其党员也一直执掌与支配着最为关键最为重要的职位与权力。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一党足以执政，根本不存在也没有必要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我们国家权力机关中，有一定比例的派成员当代表，我们的政府与司法机关中也有派成员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这是“多党合作”在政权中的体现，也可以说是派“参与政权”，但不能说是派“参与执政”，因为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执掌与支配国家政权中最为关键最为重要的权力”。

何况可以追溯一下历史。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的理念与我国的国情就决定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需要保留派，实行多党合作，但担当领导与执政重任的只能是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没有其他政党“参与执政”，中国不实行多党“联合执政”。这是参与建国的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族和各方面的代表一致达成的共识。作为当时建国大纲、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讲到历史，可能有人会将在1945年发表的“论联合政府”误读为主张“联合执政”。其实，主张的是工农以外的革命阶级也应参加政权。显然，“参加政权”与“参与执政”，“联合政府”与“联合执政”之间是有着重大区别的。

还可以注意一下“参政”在我国的特定涵义。众所周知，正式开始将各派定位于“参政党”的，是1989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如果仅从语义上看，“参政党”之“参政”当然可以作多种理解，比如“参与政治（活动）”、“参与政权”、“参与执政”。但，上述的权威性文献在正式提出“参政党”概念之同时，对各派“参政”的基本涵义作了明确的规定，归纳起来就是“参加国家政权”与“参与政治活动”两方面[5]，而不包含“参与执政”。也就是说，各派“参政”不是“参与执政”；“参政党”不同于“执政党”，也不同于“参与执政的党”。有的学者对我国“参政党”的概念来了个“顾名思义”，说参政党“即参与执政的政党”，是“执政党”中的“一种特殊类型”[6]。显然是不恰当的。在中国，除了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外，没有其他“参与执政的党”，因此，也就不存在多党“联合执政”。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我国既不存在多党轮流执政，也不存在多党联合执政，我国的政党制度不能归属于“多党制”。

在笔者看来，我国的政党制度属于“一党制”。因为，按照前述“一党制”、“两党制”与“多党制”的分类标准看，我国既然只有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那末自然应当归属于“一党制”这种类型。

不能以为，讲我国是“一党制”就意味着只承认一个党存在，就会无视派。须知，世界上的“一党制”在具有共同特征----“一国内只有一个政党执政”的前提下，又包含着两种不同的具体模式。第一模式是，除了一个执政党外，不存在其他政党（如前苏联）。第二模式是，除了一个执政党外，还存在着多个政党，但这些政党不可能执政（如非洲有些国家）。我们的一党制，显然不同于“第一模式”，而属于“第二模式”，是“一党执政”与“多党共存”的结合。

不能以为，将我国的政党制度放到世界政党制度的分类中，就是抹煞我国政党制度的特色。须知，任何事物的“特色”（异）都是在与同类事物（同）相比较相鉴别的过程中显示出来的。我国与其他国家的政党制度属同一类事物，即都是“政党制度”。但，在“同是政党制度”这个“同”的前提下，我国的政党制度与美、英的“两党制”以及法、德、意的“多党制”又属不同的类型（异）；我国与一些国家的“一党制”属同一类型。而在“同是一党制”这个“同”的前提下，又有不同的具体模式（异）。比如，我国的“一党制”与前苏联“一党存在，一党执政”的模式就不同。我国与有些国家“多党共存，一党执政”模式属“一党制”中的同一种模式。当然，再细察下去，我国与这些国家的“多党共存，一党执政”也有不同。扩而言之，世界上的各种文明成果（当然包括政治文明成果在内），都是有同有异的。----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有关各种文明成果应当互相“求同存异”、“取长补短”的论述[7]就蕴含了这一哲理。所谓“异”，往往就是某种“特色”。比如，实行“多党共存，一党执政”的其他国家里，那些小党不仅无权执政，大多数还无权参与（加）政权，而我国的各派作为“参政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可以参与（加）政权。说我国政党制度有特色，并无必要否认它也归属于“一党制•第二模式”这一事实，同样，说我国政党制度归属于“一党制•第二模式”，也并非要否认它所具有的特色。

有的学者还将我国政党制度称为“多党并存，一党独大”的合作政党制度[8]。笔者以为未尝不可。而且，仅从“多党并存，一党独大”这点讲，我国与1993年前的日本、2000年前的墨西哥有相似之处。问题是，这类政党制度应当归属于“一党制”还是“多党制”?抑或并列于“一党制”、“两党制”与“多党制”?依笔者理解，所谓“多党并存，一党独大”，是对多党中“只有一党长期执政”的事实所作的概括，即一党“独大”在“唯一的执政党”这点上。既然事实上是“一党长期执政”或曰“唯一的执政党”，那无论有几个政党存在，都应归属于前文已分析的“一党制”，当然是“一党制••第二模式”。从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讲，“一党制•第二模式”都是“多党并存，一党独大”的[9]。笔者发现，有的论著也将日本（1993年前）、墨西哥（2000年前）的“多党并存，一党独大”归属于“多党制”（由此推理，我国的政党制度也当归属于“多党制”），或者将此与“一党制”、“多党制”等并列起来，恐怕欠妥，因为这会导致划分政党制度类型的标准前后不一。

总之，笔者不赞成将我国的政党制度归属于“多党制”，而主张将其归属于“一党制”，或曰“一党制•第二模式”。----这并不意味着否认其自身所具有的特色。

二、理论概括：“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我国的政党制度归属于“一党制”（“第二模式”），但它又具有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首先表现在：没有（参与）执政的各派不是在野党和反对党，而是同执政的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友党和参政党。这里基本上涉及了政党制度中最重要的两个要素：政党与政权关系----一党执政，多党参政（参加政权）；政党与政党关系----一党领导，多党合作。[10]中国政党制度的特色是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逐步形成与发展的，它有别于其他实行“一党制•第二模式”的国家，也有别于实行“一党制•第一模式”的国家，更有别于实行“两党制”与“多党制”的国家。

那末，怎样才能更好地将上述“特色”显示在有关我国政党制度的理论概括之中?或曰，对于我国政党制度作何种理论概括，才能更好地显示上述“特色”?

这里，先考察一下政治界对我国政党制度作出的理论概括。笔者注意到，1979年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11]这固然是第一次从“政治制度”的角度论述我国“多党合作”的政治现象，但这里并没有直接使用“政党制度”的概念，也还不是对我国政党制度进行正式的理论概括。1987年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概念[12]，但依然没有直接使用“政党制度”的提法，依然还不是对我国政党制度进行正式的理论概括。特别是，在邓小平提议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1989年）这一重要文献中，以及此后（1993年）修改的宪法中，也都没有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明确规定为我国的“政党制度”。可见，对我国政党制度进行正式的理论概括是一项十分慎重的工作，需要做进一步的思索与斟酌。2004年9月，总书记在庆祝政协5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曾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13]

现在看政治学界对我国政党制度所进行的理论概括。资料表明，众多的政治学教材、专著与论文很早就作出这样的概括：“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上世纪九十年后则大多概括为：“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不难发现，这与执政党及其领导人不同时期的相关论述是高度一致的。

这里拟从学术角度分析一下关于我国政党制度的两种理论概括。

一种理论概括即“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按一般理解，这里有两个关键点：一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即领导国家政权，还领导“多党”与“多党合作”。二为“多党合作”，即多党（包括共产党与各派）主要在国家政权及政协会议等方面进行合作。进一步看，这里涉及到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党政）关系：共产党领导政权（非发号施令而是大政方针等的带领与引导），各派与共产党一起在政权中合作；政党与政党间的（党际）关系：共产党与各派之间既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非上下级组织领导而是大政方针的带领与引导），又是共同合作关系。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基本上概括了我国政党制度的主要特色（特征、特点）。然而，笔者认为，这一概括没有直接使用“执政”与“参政”这样的概念，----尽管“领导”政权蕴含着“执政”的涵义，（因为对政权的领导往往是通过“执政”来实现的），而多党在政权中“合作”也离不开各派的“参政”，----但，毕竟没有像前述“一党执政，多党参政；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制度）”那样更直接更鲜明地显示出我国政党制度的主要特色（特征、特点）。因此，笔者首先建议对我国政党制度的理论概括作适当的充实，使其成为：“我国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与领导的多党参政与合作制度”。这样，就把党政关系：“执政”、“参政”，党际关系：“领导”、“合作”的特色都鲜明地显示了出来。应当指出，如果仅仅概括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多党参政制度”，那也不够。因为，没有显示出“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合作”关系。须知，其他有些国家除了执政党（一党或几党联合的）外，也可能有些在议会或政府中占少量席位的小党（似也可称为“参政党”），然而，那里的“执政（党）”与“参政（党）”关系大多是对立关系，----是执政党与反对党、在朝党与在野党的关系。为了显示我国的特色，“领导”与“合作”是不可省略的。

另一种理论概括即“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这里讨论两个具体的理论问题：一是，“政治协商制度”是否只是我国政党制度的组成部分?二是，概括我国的政党制度，是否要把“政治协商制度”包括进来?

政治协商制度包容了中国共产党与8个派，它与我国政党制度确实紧密相联。但不可忽视：政治协商制度还包容了除政党以外的许多人民团体、许多界别以及各民族和港澳同胞的代表等，它是极其广泛的人民统一战线的一种制度性安排。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利益分化与社会分层的加快，各团体、各界别等的利益表达功能与社会影响力将日趋凸现。为此，社团越来越被视为“政协的另一半”。可见，政治协商制度不仅仅是我国政党制度的组成部分。将其完全归入我国政党制度内，就有失偏颇了。笔者多年来一直坚持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与“政治协商制度”不是“一个”制度，而是“两个”制度，是“两个”紧密相联、部分重叠的制度。

所谓“紧密相联、部分重叠”，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不仅“合”在政权中，而且还“合”在政协中（政协中非中共人士约占60%）。因此，政治协商制度首先是极其广泛的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一种制度，同时也兼有“实现多党合作的一种制度”的这一面。但，在对我国政党制度的理论概括中，已经明确显示了我国党际关系的“合作”特色，似乎没有必要再细化点明实现“合作”的某种制度。这当然不是说政协制度无足轻重。笔者深知，政协制度包容性极广、极富中国特色，应当坚持，应当完善，应当加强。然而，将“政协制度”作为与我国“政党制度”紧密相联、部分重叠的另一个相对独立、富有特色的制度，也许更能凸现其重要性。（当然不否认可以将“政党制度”与“政协制度”作为“两个”制度合起来强调它们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笔者初步建议将我国政党制度概括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与领导的多党参政与合作制度”，而不将“政协制度”纳入关于我国政党制度的理论概括之中。

三，深入思考：应当将党际“互相监督”凸现出来

对于某一事物、某一现象进行理论概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点明该事物、该现象的一切要素，但肯定不能遗漏其至关重要的因素。为此，笔者进一步建议：对我国政党制度的理论概括，应当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与参政的各派之间的“互相监督”关系显示出来。前文已及，“政党制度”最重要的两个要素是“党政关系”与“党际关系”。而“互相监督”是我国“党际关系”中不可忽视的、至关重要的内容，笔者认为不能不在有关我国政党制度的理论概括中凸现出来，其必要性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论证。

其一，我们选择现行政党制度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我国政党制度至关重要的固有之义，就是党际“互相监督”。历史事实表明：建国之初，我们之所以保留派，选择现行的政党制度，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让派对业已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实行监督。1945年与黄炎培的著名谈话以及1949年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那篇讲话证明，当时，中共领导层清醒地意识到，从“夺权”到“掌权”，从“革命”到“执政”，地位的变化很可能会导致党内一些危险情绪的滋生。而历史的“周期率”又很容易使胜利者由盛转衰，由衰致亡。只有加强民主与监督，包括来自派的监督，才能使执政党永葆清醒，跳出“周期率”。在后来的一次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就是那些骂我们的，……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14]很显然，一语道明了保留各派的重要出发点----让他们监督执政党。

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共产党在继续坚持保留各派，坚持现行政党制度之同时，正式提出了经过多年酝酿而成的“八字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不难理解，“八字方针”的内在逻辑是：多党“长期共存”为的是“互相监督”。（改革开放后“八字方针”被发展成为“十六字方针”，其中最为实质性的内容还是“互相监督”。）

所谓“互相监督”，自然是双向的，但当时却明确强调，“首先是对共产党起监督作用。”[15]“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派，对我们更为有益。”[16]邓小平则认为，“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受监督”，包括党内监督、群众监督以及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这些党外的民主人士，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17]

“互相监督”是处理我国党际关系的根本方针，而党际关系是政党制度最重要的两大要素之一。不言而喻，它理应是我国政党制度中至关重要的固有之义。笔者主张将这一“根本”的、“至关重要”的固有之义凸现在有关我国政党制度的理论概括之中，一定能使这一概括更全面、更准确地反映我国政党制度的本来面貌。

其二，全面准确地解读我国的政党制度，不能忽视其中所蕴含的党际“互相监督”，且重点在监督执政党。“一切权力都要受到监督，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执政党的权力也要受到监督，失去监督的执政党权力也必然会走向腐败。”对此，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似乎都已经不会产生异议。这可以视为整个人类在对公权监控方面的一个共识。问题是，这一“共识”是否体现在了各国的政党制度中?以往我们更多的是批评轮流执政的两党或多党“互相倾轧、互相拆台、互相掣肘”，是基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狗咬狗”。现在看来，也应理性地承认，轮流执政中的反对党对执政党也确实起着一定的监督作用，有利于防止执政党滥用权力。诚如周淑真教授在分析英国两党制时所指出的，“在（反对党）严密的监督之下，执政党不得不有所顾忌。”[18]

那末，我国的政党制度是否也存在着对执政党的监督呢？有人总是全然否认。原因之一是，以“轮流执政”为基准，便以为不存在“反对党”就一定不可能监督执政党。原因之二是，实践中参政党对执政党的监督不尽如人意，便反过来否认制度所内含的“监督执政党”。

笔者认为，我国政党制度从形成起就蕴含着党际“互相监督”，其重点就是“对执政党进行监督”。这在前文已有论证。当然，我们的这种监督又不同于“轮流执政”中反对党对执政党的监督。他们是为了“你下我上”、“你死我生”而展开监督的，----笔者称之为“生死监督”。我们的各派不是反对党，而是在接受中共“领导”，与中共“合作”的同时所进行的“铮友”式的“监督”，是不同于“生死监督”的“友善监督”。

有人问：“被领导者能监督领导者吗?”不错，在我国，执政党同时又是领导党，包括领导各派（参政党）。我们需要分辨一下“领导”的涵义。中国共产党对各派的领导，不同于行政系统内部或一个政党内部上下级的领导。后两种领导关系具有组织强制性，是“命令-服从”型的“刚性领导”，前一种领导关系是指大政方针的“带领与引导”，是以先进性与正确性为前提的一种政治影响力，是被领导者的自觉认同，是不依凭强制性的“柔性领导”。这种“领导”并不排斥来自被领导者的监督。恰恰相反，正是在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同时，也强调党际“互相监督”，重点在监督执政党。还值得注意，传统上被认为是“单向性”的那些“刚性领导”，现在也开始承认“下级可以监督上级”，“被领导者可以监督领导者”，即趋向“双向性”。那种认为被领导者一定不能监督领导者的观点是缺乏根据的。

有人说，“强调''''多党合作''''，又怎么能监督执政党呢?”“合作”是基于参政党与执政党在根本目标、根本任务、大政方针方面的一致性、共同性，即“合作”基于“大同”。换言之，“大同”导向“合作”，亦即导向“和合”。但，“和而不同”。参政党在社会基础、利益诉求、成员素质、社会经历、知识背景、观察角度等方面较之执政党毕竟有“不同”性、相异性，此乃“小异”。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参政党身在执政“山”外，以其“旁观者清”之优势可补某些问题上的“当局者迷”；参政党“远近高低”，“横看侧望”，角度“不同”，“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19]正是“大同”之下的这种“小异”为参政党监督执政党提供了可能性。有“异”无“同”，则难以“合作”，有“同”无“异”，则无从“监督”。大同小异、和而不同，乃天地万物之正道。“大同”不斥“小异”、“和合”不斥“不同”，“合作”也不斥“监督”。“大同”-“小异”对立统一，“和合”-“不同”对立统一，“合作”-“监督”也是对立统一。“多党合作”以避免“互相倾轧、互相拆台、互相掣肘”，“互相监督”以避免“一党垄断、、”。----至少，从理论上分析我国的政党制度，可以得出如此结论。

从实践看，“领导与监督”、“合作与监督”也不是全然不可操作的。凡是执政党的组织与领导人能真心诚意地欢迎与鼓励参政党监督，且能闻过则喜、从善如流，而参政党的组织与成员又敢于从国家与人民利益出发，从爱护与维护执政党考虑，那末，对执政党的提醒、批评、意见、建议，即监督，就能较好地开展起来。“领导与监督”、“合作与监督”相统一的制度也就能较好地化作实际行为，收到实际成效。这样的实例当然是有的。有的时候有的地方，因种种因素而不去“鼓励”（甚至限制、压制），不是“敢于”（而是患得患失），那就无法开展对执政党的监督。制度上的“监督”肯定不会自己落到实处。但，以此否认我国政党制度存在党际“互相监督”，存在“对执政党的监督”，也是有失偏颇的。

为了全面准确地解读中国政党制度，就不能忽视其中所蕴含的党际“互相监督”，尤其是“对执政党的监督”。笔者主张将基于“异”的“互相监督”与基于“同”的“多党合作”一起直接凸现在有关我国政党制度的理论概括之中，肯定有利于人们避免对我国政党制度的误读。

其三，执政党为了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执政为民”，必须高度重视开发“互相监督”的制度资源。中国共产党在一个超大国家、一个转型社会中执政，要始终做到自己宣示的“三个代表”、“执政为民”，并非易事。依笔者所思，至关重要的，一是“导向”，二是“形象”。看历史，我们之所以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带领人民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取得成功，归根结蒂是“导向”正确、“形象”光辉，“得民心者得天下”；看世界，当今任何政党意欲在民主框架中获取多数民众的认同而上台执政，无不要展示其“导向”之为民、“形象”之亲民。建国后，我们的胜利与挫折、经验与教训也无不与“导向”、“形象”紧密相关。“”是“导向”的严重偏误，改革开放是“导向”的拨乱反正；“贪污腐败”让党的“形象”明显受损，“抗洪”、“抗非”使党的“形象”深得民心。笔者对当前与今后一个时期的分析、预测是，决定我们执政党能否真正做到“三个代表”、“执政为民”，关键还在于一是“导向”----能否通过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保证“导向”的正确性先进性，二是“形象”----能否通过有效的反腐倡廉保证形象的廉洁奉公为民。实际上也可以说，这是两种极为重要的执政能力。

无疑，上述两大方面都需要执政党自身作出努力。例如，加强自身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等等。但，正如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多次指出的那样，也应高度重视、主动欢迎来自各派的监督。“中共处于执政党地位，领导拥有十一亿人口的国家政权，非常需要听到各种意见和批评，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各派是反映人民群众意见、发挥监督作用的一条重要渠道。”[20]今天我们面对腐败挥之不去甚至愈演愈烈的现实，面对决策难度增强决策失误不减的现实，今天我们千呼万唤完善法制强化监督的时候，笔者深感开发“互相监督”（“重点监督执政党”）的制度资源之必要性与紧迫性。诚然，制度具有层次性。要将我国政党制度所蕴含的“互相监督”（“重点监督执政党”）这一制度资源充分开出来，必须使制度细化，亦即需要具体层面上的制度创新。唯有如此，才有可能使宏观、中观层次的制度化为实际的操作，收到实际的功效。同时，制度的创新、制度的操作、制度的遵守都离不开人。人与制度相辅相成。因此，必须通过宣传教育提高人们----首先是执政党各级组织与全体领导干部、党员群众----对制度的认知，包括坚持宏观制度、探索与创新具体制度、严格操作与遵守制度规范等。再好的制度资源如果不能得到切实开发，付之操作，那末，也只能是形同虚设，毫无价值。（有关如何开发“互相监督”的制度资源，笔者曾与人合作撰有专文[21]，在此不再赘述。）

笔者主张将“互相监督”在有关我国政党制度的理论概括中直接凸现出来，应该说会有利于更多的人们重视与开发这一制度资源，会有利于适应现实对这一制度资源的需求。

其四，参政党姓“政”名“党”，应当充分发挥“政党”功能，应当积极参与党际“互相监督”。对于派是不是政党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有人表示怀疑。笔者认为，各派建立时都有以政权为目标的纲领，如今也都有自己的以“参政”（参加政权、参与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宗旨的纲领（党章），都以自己所联系的一部分群众为基础，都有自己的领袖、组织与纪律，都有“参加政权”的权利与行为，至少在一定意义上，他们具有某些政党的特征，属于政党。1989年底执政党有关文献正式称各派为“参政党”，尤其是1993年宪法中写入“多党”概念后，各派作为“政党”更加名正言顺、理直气壮。不过，毋庸讳言，它们与传统理论所称的政党确实存在某些差异。这是事实，是中国现实国情下形成的事实。有人因此而依然存有“派是否政党”的疑问。笔者觉得，重要的不在于要求所有人承认“派是政党”，而在于各派的实际功能、实际作为。所谓“有为才有位”，乃至理名言。笔者曾经建议，派要防止出现主要贡献于“招商引资”、“社会办学”、“智力支边”（这些自然是好事）的倾向，要避免降低为“经济组织”、“文化团体”的可能性。必须明确，政党姓“政”名“党”，各派应注重发挥政党功能。什么是“政党功能”?那就是参加国家政权，同时关注参加政权的其他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因为执政党的行为往往直接决定或影响着政权的走向、政权的行为。鉴于此，笔者以为，各派最能体现政党功能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一，参加政权活动；二，监督执政党。这两项任务与我国的政党制度之内涵是完全一致的。前者就是直接在政权中与执政党“多党合作”，后者就是参与党际“互相监督”。客观地说，现在“监督执政党”的落实程度不如“参加政权活动”。这里有多种原因。比较突出的是，“反右”、“”对派造成的伤害至今仍然是尚未完全消褪的历史阴影，仍然是对“监督执政党”的一种障碍性因素。至于执政党在地方的有些组织及其领导人限于政治水平，或者出于某种动机，并非真心诚意地重视“互相监督”的制度资源，并未不折不扣地落实中央关于坚持“互相监督”，主动欢迎参政党监督的指示，则是现实的障碍性因素。但是，参政党及其成员本身也有需要克服的多种障碍性因素。一次调研活动中获知，某大城市的一些派领导人居然根本不知本党还承担着“监督执政党”的重任。这表明应当增强各参政党作为“政党”在这方面的意识与责任。

笔者主张在有关我国政党制度的理论概括之中直接将“互相监督”凸现出来，肯定会有利于参政党从维护人民利益与爱惜执政党的高度，增强“监督执政党”的意识与责任，发挥好自己的政党功能。

鉴于上述论证，我国的政党制度似应概括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与领导的多党参政合作、互相监督制度”，或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互相监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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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里所谓“法内的”，是指宪法或法律（如“政党法”）明文规定的政党制度；所谓“法外的”，是指宪法或法律未作明文规定，但在实践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有关政党的制度（规范）。

[2]1979年10月19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宴请各派和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代表时讲话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5页。

[3]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1页。

[4]周淑真：《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5页。

[5]1989年12月31日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规定，我国派参政的基本点：一是参加国家政权机关。二是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三是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四是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与执行。

[6]参见赵晓呼主编：《政党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8页。

[7]参见中共十六大报告第9部分。

[8]周淑真：《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前言”第5页

[9]沿着“多党存在，一党独大”的逻辑，笔者曾考虑，有多党存在的两党制国家（如美、英等）似可称为“多党并存，两党居大”？

[10]参见2000年12月4日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按笔者理解，这篇重要讲话中所论述的我国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其实也就是我国政党制度的基本特色。

[11]同注2。

[12]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与外宾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也有好多个派，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实行中国共产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2页。

[13]见人民日报2004年9月22日。

[14]：《论十大关系》，见《建国以来文稿》第6册，第94页。

[15]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8页。

[16]：《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建国以来文稿》第6册，第350页。

[17]《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70页。

[18]周淑真：《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9页。

[19]同注17。

[20]见《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

[21]浦兴祖、严鸠生：《试论充分开发我国政党制度中党际“互相监督”的政治资源》，《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